【摘要】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对“质”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把握，不能将其简单化为科技创新与农业农村的物理复合、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或者利用高科技改造农业农村。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理论，先进生产力质态固然具有高科技和创新特征，但具有高科技和创新特征的生产力并不能自动、天然地成为新质生产力。探讨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厘清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在“质”上的区别，加强对新质生产力引发的生产关系变革、制度特征和政治经济原创性理论贡献的学理认识，并结合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新发展格局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战略定位，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对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在内的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撑作用。如此，才能更好地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中心任务，更好地推动符合“质”的要求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制度创新 生态化 政府市场关系 耐心资本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0.003
温铁军，新疆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海口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与国家发展战略。主要著作有《“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解构现代化》《全球化与国家竞争》等。逯浩，新疆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池英才”领军人才。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理论与公共政策。主要著作有《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战略思考》（论文）、《新时代“三农”与“三治”问题的内涵转换及其问题域》（论文）等。
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政界、学术界及至全社会的共同焦点，各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呈现前所未有的活跃态势。学术界对该概念的反响尤为强烈，自2023年9月至2024年4月，6个月内有千余篇研究和阐释新质生产力的论文发表。在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所展开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如火如荼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1]这一重要论述提醒我们要在“新质生产力”这个“热”议题上进行“冷”思考。
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再审视
理解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对“质”（本质）的认识。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于金融投机资本追求虚拟化扩张的高科技和向外转嫁成本的创新并不是我们所指的“新质生产力”。先进生产力质态固然具有高科技和创新特征，但不能就此认为高科技和创新就是新质生产力。若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理论作为分析依据，则需要增强对新质生产力所内涵的质态特征、制度属性和改革动能的认识。第一，党的二十大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之一，笔者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产力“新质”与否的重要衡量标准和质态特征，与之相悖的生产力要素则需要从“旧质”向“新质”转化。为此，要以“两山”理念推动“生态产业化”，对传统资本导向的农业产业化进行“产业生态化”改造；同时，要结合“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配性地以生态化的新质生产力推进“生态资本深化”。惟其如此，才可能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与实施中形成符合“质量效益型”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第二，新质生产力在制度属性上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重要特征。这是新质生产力与其他高科技创新的本质差异，也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发展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驱动的科技创新之间的实质区别。因此，具有高科技和创新特征的生产力并不都是新质生产力，或者说并不能自动、天然地成为新质生产力，先进生产力必须有机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和“物质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生产力才是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发表重要讲话，充分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因和制度背景，为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实质提供了重要理论遵循。
第三，不同于其他高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关系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有力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全方位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在农业农村领域，新质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充分体现为发展先进生产力要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征以及城乡深度融合的改革发展方向。为此，新质生产力推进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应该有利于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有利于破除条块分割、尾大不掉所演化成的“利益结构固化的藩篱”；其推动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注重先进生产力质态与传统农业生产的有机融合，有利于“人-地”关系相对稳定，而不是简单的物理复合或者单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为目标而急于利用高科技，特别是采用某些不安全的科技方式改造农业农村；其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实现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的“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同步实现。
当前，有关新质生产力的讨论有三方面趋向需要关注。一是，将新质生产力作为新科技、新产业和新业态的替换词，似乎只要是发展科技和推动创新，就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二是，对新质生产力对应的生产关系变革，及其涉及的制度特征和政治经济理论内涵关注不足，缺少有关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创性理论贡献的阐发。三是，在新质生产力推动宏观政策创新方面尚缺乏讨论，尤其是对新质生产力推动政府职能创新、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吸纳货币和社会资本以及推动生态空间资源价值化开发等方面的政策关注度还不够。因此，亟需深化对新质生产力本质属性、理论原创性贡献及其引发的宏观政策创新的认识，以更深层次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学术创新。
新质生产力关涉政治经济学三大时代命题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未详细阐述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但却科学地预察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三个核心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支撑新质生产力宏大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并且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所必须解答的时代命题，对于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意涵、理论旨趣和问题情境至关重要。
时代命题一：科技进步不断推动技术增密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同时内生性地强化着“资本排斥劳动”——智能化的社会大生产带来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而使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快速下降，进而加剧对“活劳动”的排斥和结构性失业，产生需要靠“共同富裕”与新质生产力相结合带动“跨周期”推进生态化的制度优越性来消纳的劳动力、商品和资本相对冗余。
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2]。工业化的社会大生产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的生产力形态，技术刚性进步导致同时排斥劳动力和资本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必须面对的长期的客观现象。中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要更好地发挥“跨周期”调节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就需要通过“生态产业化”这个生态化转型战略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相结合及其在“产业生态化”跃升中的优化组合，不断克服旧阶段基于传统生产力的经济“粗放型增长”所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等弊端，通过实施新质生产力带动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现社会生产力与劳动力价值、商品消费和财富积累之间协同互促。以多业态生态化为内涵的“大农业”与“大食物”体系，生态化转型的跨周期调节，及相应的数字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制度创新，正是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时代命题二：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确保上层建筑能够正确地反映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所有制并获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第一步，其后社会的变革仍然表现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之下的经常性的矛盾和摩擦，只是不以对抗的形式体现。
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科技含量和生产率的高低上，更在于其不同于传统生产力带动生产关系变革的特殊政治动能。首先，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其次，在生产力重大布局、结构层次及其所有制构成上准确地反映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最后，以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借此应对充满“惊涛骇浪”的全球化危机及其派生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时代命题三：掌握生产资料的最终目的是掌握社会生产力，使之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以人的需求满足和全面发展来缓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越加快粗放型增长就越加剧“不平衡与不充分”这个主要矛盾。为此，新质生产力是“生产杠杆”，是使生产资料变成解放生产者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也是促进城乡融合的质量效益型增长的动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的之一，即克服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科学力量作为敌对的力量与生产者相对立”、解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3]的资本主义内生性顽疾，打破单向度技术发展和由此带来的对人的发展的束缚，将生产和社会保障这两个杠杆结合起来，[4]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5]。故而，新质生产力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质层面，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新质生产关系、建设新质生产体系、创造新质产能、产出新质产品、引领新质消费，经由生产和消费过程，实现人的普遍社会联系和全面发展。
具体到农业农村现代化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充分体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协调”，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体现社会多样性的“参与式”的“社会企业”以承载新型生产关系，创造生态化的新质产能和绿色产品，引领新质绿色消费风尚，实现城乡互动、多元主体参与的普遍社会联系，推动城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理论认识
理论认识一：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进步性在于，党领导下的国家战略转型在使人格化资本回归为生产力诸要素之一的同时，使人民从掌握生产资料跃升到真正掌握生产力，将科学技术变成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产力，使生产力对应的生产关系具有“人民性”。无产阶级要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成为自为的阶级，就必须学会如何掌控社会生产力并将有意识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通往共产主义的手段，实现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政治上的先进性是新质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宏大叙事中生产力质态之“先进性”的根本所在，也是其与传统生产力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高科技创新生产力的根本差异所在。
政治生产力和政治创新力是新质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来源。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残差生产率”，是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后的余值，本质上是政治生产力和创新力的劳动价值实现，即经济政策、政府效能、劳动者素质以及合理的经济结构与产业分工体系等政治生产力和创新力成果的正外部效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视域看，其显著标志就是党中央相继提出工业、农业和金融三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方略，从而自觉地把握发展趋势、运用客观经济规律、推进结构调整，通过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7]
进而言之，当前党中央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8]的战略部署具有重大政治经济学意涵，标志着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历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曲折探索逐步从占有生产资料发展到运用生产资料、从依靠生产资料所有制祛除社会大生产的剥削属性跃升到释放生产资料的财富增长潜能进而奠定社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因此，新质生产力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其重大历史意义和原创贡献在于：其一，在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如何确保先进生产力不是掌握在资本人格化的利益集团手中，而是始终掌握在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手中。这是扬弃资本主义制度和单向度发展的科学的基本保障。其二，从主动构建自身历史的角度，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党领导人民尊重科学技术并遵循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自觉地主动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从“自觉”到“自为”，并逐步迈向“自我实现”。这是最终实现“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9]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前提条件。其三，阐明中国共产党如何“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路径问题，指明了以先进生产力引领先进文化发展、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共同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实践道路。
理论认识二：新质生产力相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性，主要在于国情约束——我国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始终受制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矛盾，需要与受复杂地理气候约束而演变为“大国小农”的农情特征相匹配，与新型县域经济要率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而把产业留在县域的发展趋势相吻合，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相同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化。
在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带动“产业留在县域”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做好县乡村三级规划统筹，完成各部门“多规合一”，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不搞一种模式。这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客观要求，也是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一，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必须与基本国情农情相协调相匹配，也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多元化，要尊重并适应中国“人多地少”和“大国小农”的国情与“三生合一”（生产—生活—生态合一）的农情特征，注重与不同区域千差万别的农业农村之间的有机嵌入，不搞不切实际的生产力跃进，尤其不可简单照搬城市和工业现代化模式去改造农业和农村。同时，还要注重对农业农村领域承接新质生产力的“新型集体经济”和体现合作性的“社会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培育，加强对传统农耕文明和生态化生存方式的保护，兼顾农业生产效率及农业吸纳冗余劳动力的经济安全功能。“我国小农生产有几千年的历史，‘大国小农’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情，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业的本源性制度。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的小农生产方式，是我国农业发展需要长期面对的现实。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搞集中连片规模经营。”[10]还要看到，小农生产在传承农耕文明、稳定农业生产、解决农民就业增收、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处理好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生产的关系，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要坚持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不搞“一刀切”。可见，实事求是而非照搬西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发展“两山”理念引领的“大农业”、调整与“大食物”体系相关的农业供给侧结构，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的体现，也是我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路径。
第二，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和产业融合的趋势相吻合，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更加有利于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和平衡性、有利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而使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催生更多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在推动城乡融合和产业融合方面，新质生产力大有可为。多种业态产业融合的绿色发展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1]的目标，需要在新质生产力带动业态创新的条件下实现。
第三，新质生产力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同步，要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要的是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12]为此，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注重与三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协同性，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一致性，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同步性，要科学把握生产力迭代的节奏，借助县域经济中率先实现城乡融合战略的发展机遇，找准和构建科技创新和稳定就业的平衡点，依靠新质生产力驱动的产业迭代和业态创新实现更加充分的高质量就业。
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原创贡献
原创贡献一：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推动“有效创新”拓展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能，政府市场关系迈向政府直接推动新市场、新需求创生，进而形成“共生”关系的3.0版本。
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愈发体现为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形态，要求国家作为主体参与竞争并且同时具备创新的能力和职能。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国家政府职能的归纳，主要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方面。新质生产力概念和理论的提出，拓展了国家政府职能的有关认知和实践领域，客观上认可国家和政府也是发展与创新的重要主体，使客观存在的政府公司化竞争转向“有效创新”，并成为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能。
“有效创新”是可以被转化和实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创新，是化解“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重要条件。然而，在资本和市场逻辑下，通常是“有效创新不足”的。市场理性要求商品保持足够的利润率，如果某种创新能够减轻人类的劳动负担，但无法提高资本的利润率，即不能增强资本对他人劳动的控制和占有，那么这种创新便不会被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不管它的生产效率有多高，或者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多少，只要它会降低利润率，就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采用。”[13]因此，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人格化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大量创新都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从而导致有效创新不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14]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依靠政府的有效创新职能的实现，如此才能够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才能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具体产业和产业链，才能有效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形成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与此同时，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推动形成新的政府和市场关系。政府发挥有效创新职能，客观上将使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政府对市场干预得越少越好的“守夜人”关系（1.0版本）以及基于政府和市场双失灵的“监管＋服务”关系（2.0版本），进展到政府直接推动新市场和新需求的创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3.0版本）。在这种关系模式下，政府和市场同时承担创新职能并共享创新红利。为此，政府应积极进入投入门槛高、转化路径长、攻关难度大的创新领域，培育潜在市场、创生未来产业，将原创性和颠覆性创新的应用转化和次生性、延展性创新向市场主体开放，加快实现科学技术向新质生产力和优质产品供给的有效创新转化。
能实现新型政府市场关系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以满足人民需要为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以需要牵动社会生产力的供给，尽管有时需要尚未形成具有购买力的需求。二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科学技术和创新的正外部性，而不是单纯的利润率。政府有效创新职能是通过“投智”而不是“投资”实现的，投智将在社会总体上实现边际报酬递增，而投资则通常是边际报酬递减。三是，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城乡融合助推生态空间资源的立体开发、数字要素与生态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的深度结合，都将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市场与政府共生关系生成。
原创贡献二：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创新社会主义宏观调控方式，形成缓解周期性危机的跨周期投资、耐心资本引导预期、生产力结构性迭代解决相对冗余等宏观调控新手段。
新质生产力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创新了社会主义调控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本质是对社会生产力、供给侧和需求侧结构的宏观调控。
第一，跨周期投资将作为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经济周期调节手段，创生新的市场。跨周期投资，本质上是用“看得见的手”在“看不见的市场”进行投资，并推动“看不见的市场”不断向“看得见的市场”转化。跨周期投资所创生的“未来产业”，是同已有的一二三产业市场整体上形成互补、未来会转化并发展为新的一二三产业市场的“互补产业”。依托于跨周期合理布局，未来产业将不断转化为“两山”理念引领下的“新兴产业”，并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升，最终形成对立统一、更平衡、更充分且遵循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不断演进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二，运用耐心资本引导市场预期，实现不同所有制的共同发展。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2024年4月召开会议，首次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顾名思义，“耐心资本”是指对风险有较高承受力且对预期资本回报有着较长期展望的资金。在与自然直接结合的长周期农业经济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引入更多金融资源，需要政府、市场、投资机构等多方协同发力，引导长线资金不断加大供给。同时，规模庞大的乡村生态空间资源价值化开发也需要新质生产力与耐心资本的政策配合，尤其是生态空间资源资本深化，更需要将耐心资本（而非野蛮生长的逐利金融资本）与生态要素、数据要素深度结合，如此才能在推动农业农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同时确保国家资源主权、防止人格化的金融资本下乡掠夺性开发资源性资产。客观上，推动“耐心资本”成为牵动金融供给侧改革并释放市场长期信号、引导预期的逆周期宏观政策工具，有利于引导社会资本克服资本追求短期盈利的弊端，转而跟随国家政策引导投向具有长期发展前景和远期回报的战略领域，实现不同所有制的共同发展。
第三，通过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代表的生产力结构性迭代解决相对冗余，创造多层次有效需求和更高质量充分就业。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推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将不断转化为商品过剩、劳动力失业和有效需求不足，需要使用“倾茶倒奶”甚至战争等消灭生产力的手段才能消纳过剩，因而社会需要的满足和消费需求始终被限制在资本利润率允许的水平之下，生产力的运动始终体现为“发展-抑制-发展-抑制”的曲折过程。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技赋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通常只表现为商品、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的阶段性冗余，不但不必消灭生产力，反而可以通过发展更高层次的生产力予以解决，特别是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产业生态化意味着升级和转型，将使商品价格有序梯次下降，创造并满足人民多层次有效需求，并且在“科技进步-社会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力与科技互促的循环运动中实现科技平权、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就业。
原创贡献三：推动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格局”，在生产力领域实现社会主义“所有制统筹”，通过构建“第四资产池”推动不同所有制经济协同增效、共同调节社会物质财富。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在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我国已经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同时包括农村集体与合作社组织等在内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稳步发展，宏观层面混合所有制结构日趋稳定、微观层面混合所有制结构正在加速融合。以此为基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在理论层面将社会主义所有制格局的形态，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要素所有权格局，拓展为公有制引领先进生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共同推动生产力进步及生产力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格局，在社会生产力领域实现了“所有制统筹”。
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推动创生的“未来产业”，将成为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产业领域。生态产业化作为“未来产业”不断向“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梯次转化动态过程及其形成的复合产业结构，将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自主演进形态，其内涵的历史演进主动性将在“质”上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业演化过程。巨大的产业空间将成为不同所有制更深层地共同发展和协同增效的新领域，并在形成不动产投资、资本市场和生态空间资源等三大“资产池”之后，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生成的“第四资产池”，通过“生态资本深化”所需要的制度改进，为进一步吸纳内外部资本、畅通人民群众投资渠道、确保全民资产保值增值和实现更为公平的财富分配提供工具性和制度性载体。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15]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我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波澜壮阔，所取得的成就也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这背后蕴含着理论创新的巨大动力、活力和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2035年力争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伟大实践创新。当前，我们需要不断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深化理论认知并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理论及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推动新的发展实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生态产品多元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协同机制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话语体系与实践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1AZD125、22JD710009）
注释
[1]《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人民日报》，2024年3月6日，第1版。
[2][3]《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3～54、743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6]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第2版。
[7]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8]《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9][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294页。
[1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线装书局、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5页。
[1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45～246页。
[13]《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4页。
[14]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10日，第2版。
[15]《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第1版。
Deepen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Promot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en Tiejun Lu Hao
Abstract: The key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driven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ies in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grasp of "quality", which cannot be simplified as physically combi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or using high-tech to transform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ccording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o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lthough the quality of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e productive forces with hig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haracteristics cannot automatically and naturally becom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hen we explore the topic of driv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re is the need to return to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o clarify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radi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ory, and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al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caused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so a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pporting role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national major strategy and deepening reform policies. In this way, we can better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focus on the central task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better promot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practice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quality".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ecologicalization,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patient capi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