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性举措，新发展格局从构建安全可控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提升全球农业治理话语权三个维度为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大驱动力。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既面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发展动能持续增强等发展机遇，也面临国际环境不确定、农业培育复杂、农业短板突出等诸多挑战。未来要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立足农业的特殊属性并遵循演进的基本逻辑，强调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协同发展，注重在因地制宜发展基础上的系统集成四个方面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农业 新发展格局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0.006
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导，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国际发展理论与实践、中非合作与对外援助。主要著作有《发展知识：全球秩序形成与重塑中的隐形线索》（论文）、《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论文）、《重塑国际发展话语：中国与非洲农业合作的方式与反思》（论文）等。
农业作为产业发展之基，是工业和服务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当前，在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的战略意义愈发凸显。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应有之义。然而，在目前关于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讨论中，尤其缺乏宏观的国际层面的分析与审视，不利于深化对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及其培育路径的认识。在此背景下，本文立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分析新发展格局为加快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提供的强大驱动力，以及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而提出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路径。
新发展格局为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驱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党中央着眼于国内外形势变化、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所作出的理论创新。农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孕育出相对强劲的发展动能。总体来看，新发展格局从以下三个维度为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大驱动力。
夯实农业产业基础地位，构建安全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长期以来基本执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格局。在此过程中形成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居于重要地位，然而也存在现代化水平不高、结构性供需失衡、质量效益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在全球价值链仍处于中低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安全面临挑战等突出问题（黄群慧、杨耀武，2023）。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变，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不断升级，国际发展空间日益压缩，中国产业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比较优势产生结构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新特征新要求。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的需求也愈发迫切。为此，中国及时改变对传统单一国际大循环格局的依赖，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也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密不可分，也与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任务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2]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强科技创新，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遵循产业结构演进的客观规律（刘伟，2024），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最终推动产业层面的现代化转型和发展演进。
优先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应有之义。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多年来，中国农业创造了世界发展奇迹，用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解决了全中国14亿人口的温饱问题，[3]但同时，中国农业也存在一些短板。例如，大豆、食用植物油、肉类、奶类等农产品进口量持续提升；农产品品质和美誉度有待继续提升（韩一军，2023）；农业劳动生产率与世界农业强国仍存在一定差距；种子来源等还面临“卡脖子”压力（孔祥智、何欣玮，2022）；农产品的安全保障能力和产品国际竞争力仍然有待增强，等等。只有大力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才能破解目前农业发展面临的短板制约，夯实农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推动工业和服务业等其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推进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4]目前，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相比，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相对滞后，农业大而不强的态势亟待扭转。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5]2022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出详细战略部署。然而，推进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也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一方面，中国农业承载着多重功能和公共性目标，涵盖保障粮食安全、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促进农民增收和生态保护等不同层次和维度，决定了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黄祖辉、傅琳琳，2023）。另一方面，从全球农业发展历史看，中国农业有着特殊的基本国情农情，“人多地少”和“大国小农”的特征尤为突出，这意味着中国农业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现代化农业强国的模式（张红宇，2023）。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现代化需要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同步发展，这更是没有成熟的先例可循。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国特殊的基本国情和农情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破解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困境的紧迫性愈发凸显。从农业自身发展看，2023年，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1%，但农业劳动力占国内劳动力总量比重在2022年仍然高达24.1%，[6]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严重低于非农产业，也远低于世界农业强国（刘同山、陈斯懿，2023）。虽然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但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黄季焜，2022）。从农民增收看，目前我国仍有大约5亿的农村常住人口，在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支持下，农民收入总体上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然而同时，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相对较慢，农业生产经营整体效益不高，各地区农村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收入绝对值的差距仍然较大（汪为、万广华，2024），导致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受到影响。此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还未完备，老龄化、空心化现象愈发加剧，资源要素持续外流，进一步弱化了农村自身发展能力，从长远看将影响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辛贤，2023）。
造成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困境的核心因素在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因此迫切需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农业生产力发展注入新动能。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由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旨在摆脱主要靠耕地、淡水、化肥、农药等资源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外延式发展路径，是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可持续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农业生产力质态。[7]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要加速对传统种养业进行现代化改造，依靠现代化的新型农民、科学技术、物质装备、产业体系和经营形式推动传统种养业提质增效，进而持续盘活存量。同时，借助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围绕突破耕地等自然条件限制、拓展农业生产空间，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布局建设农业领域未来产业，[8]进一步做大增量。由此推动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顺利实现建设农业强国的发展目标。
深度参与全球农业科技变革，提升全球农业治理话语权。随着第四次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到来，全球农业领域也正在经历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纷纷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抢先布局生物育种等核心环节和战略性新兴业态，国际农业科技竞争、农业治理话语权争夺愈发激烈。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动，利用先发技术优势抢先制定行业规则和标准，抢占全球农业治理话语权，通过对农业核心技术进行垄断不断遏制中国农业科技创新与发展，威胁中国农业安全底线，导致中国农业科技革新面临严重的“卡脖子”问题。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智慧农业、数字化农业等领域飞速发展，通过深化南南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等举措，不断强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农业的创新空间和国际影响力。以基因化、数字化、工程化、绿色化、营养化为农业产业发展方向的农业科技创新日新月异（林万龙、朱菲菲，2024），全面推动传统农业生产环节和发展方式发生系统性变革。以智能育种领域为例，全球种业正进入育种4.0时代，基因编辑与合成生物学、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跨学科技术融合发展，通过智能、高效、定向的方式培育新品种，推动了我国生物种业科技创新（迟培娟等，2023）。与此同时，农业科技创新还催生出人造食品、“细胞工厂”、食品定制等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和新机制，极大地拓展了农业的发展边界，颠覆了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以及大众对农业的传统认知，加快了原创性技术的研发、积累和系统集成，推动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大幅提升。
面对方兴未艾的农业技术革命，加快培育和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正当其时。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将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置于核心位置，致力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将促进中国农业科技发展超越简单的学习模仿阶段，聚焦前沿核心领域，推动我国真正成为农业新科技新产业的重要策源地，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深度参与新一轮全球农业变革，提升我国在全球农业科技竞争和农业治理中的话语权。
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化，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尤为迫切。当前，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机遇方面，首先，顶层的政策红利加速释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核心要素、发展路径等方面进行系统性论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于年度十大任务的首位，推动新质生产力迅速进入具体的政策执行环节，并成为政府重要的发展议程之一。在此背景下，一系列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论证和政策方案逐步展开。例如，国务院国资委按照新赛道、新技术、新平台、新机制的标准，遴选确定了首批启航企业，重点布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推动培育新质生产力。[9]具体到农业领域，农业农村部成立科技创新领导小组，通过构建有力有效的科技创新体制，为加快形成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保障。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关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政策红利将继续集中加速释放，其中孕育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其次，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不断夯实。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需要在夯实相对成熟的传统生产力基础上，不断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农业生产效率效益持续提升，农业科技整体水平不断增强。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全国农业科研机构从业人员达7.23万人，全国有农技推广机构5万个，约50万人，[10]总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4月共同发布《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23～2024）》指出，2023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3%，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高，完成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新收集种质资源53.9万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11]全国现有国家级农业科研平台867个，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建设成效显著。[12]《2023中国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全球竞争力分析》报告指出，中国农业专利竞争力继续保持全球第二。近5年，中国农业发明专利申请量保持在年均11.5万件，2018年至2022年，中国农业发明专利申请总量以57.67万件，位列全球首位。同时，在科技论文方面，中国农业科技论文发文量和代表论文质量的高被引论文量均排名全球第一，并涌现出一大批农业科技标志性成果。[13]总体来看，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已迈入世界第一方阵，[14]为加快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最后，农业实践的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坚持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农业实践领域探索不断深入，农业高质量发展呈现强劲动能。具体到育种领域，我国通过集中攻关，在种质资源保护、重大品种和关键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许多关键性突破和标志性成果。除此之外，我国高标准农田加速建设，到2022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有力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随着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智慧农业快速发展，农业生产智能化、农产品流通网络化、农业资源信息集成化水平大幅提升，催生出一大批新业态新模式，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农业效益。在这一过程中，农业劳动对象边界不断拓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取得重大进展，海洋牧场日益成熟，微生物技术成为农业的新蓝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多地少的国情农情，农业实践的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挑战方面，首先，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增加了不确定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政治经济版图正深度重构，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在此背景下，科技创新已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更多依赖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合成生物技术等高新科技，势必会遭遇更激烈的国际竞争。例如在育种4.0时代，种业强国纷纷布局种业创新战略，持续强化对新一轮农业技术革命的战略部署。美国先后出台《美国创新战略》《无尽前沿法案》，斥巨资推动生物育种、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研究；欧盟启动“地平线欧洲”第九个研究框架计划，将农业生物育种研发列为重要方向；德国积极推进《“未来作物”计划》，促进合成生物学技术应用于植物育种的创新研究；日本则早在2015年就发布了《农林水产研究开发基本计划（2015/4—2020/3）》，推动生物育种的技术研发与成果推广应用；印度和巴西也纷纷把生物育种技术创新列入国家科技优先发展战略。[15]拜耳和科迪华等国际农业科技巨头也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凭借其全产业链优势持续提升市场占有率。虽然中国育种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前沿技术上与主要农业强国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当前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发展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农业原创性研究成果、关键核心技术面临着美国的全方位遏制和封锁，这不仅不利于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还会严重影响农业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布局，对已经规模化的传统生产力发展造成冲击。
其次，我国农业自身的特殊性提升了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复杂性。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量资源的集中投入和多行业部门的协同联动，尤其是原创性基础研究突破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战略定力和政策连续性。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其他产业发展转型的基础。相较于其他产业，农业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方面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肩负着“压舱石”的使命，同时也承载着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多重公共性职能，这也决定了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过程更为复杂、培育周期更长、难度更大。从短期看，农业深受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制约，传统产业占比较高，因此，改造传统产业就成为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但从长期看，农业新兴产业的成长速度快，农业的边界和空间面临革命性突破和拓展，前瞻性战略布局更是不可缺少。因此，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遵循新质生产力的一般规律，还要符合农业自身的属性要求和发展逻辑。
最后，中国基本国情农情增加了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迫切性。中国农业客观存在的短板和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迫切性。一是“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将长期存在。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小农户的规模小、资金少，导致科技创新对农业产业的渗透扩散速度较慢，推进产业化现代化的难度较大，从而制约了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二是国际领先的农业技术较少，尤其缺乏重大原创性成果，农业科研投入不足、高水平农业科技人才严重短缺（高旺盛等，2023）。三是我国高等农林教育人才培养基本围绕传统生产力布局，面向新质生产力需求的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导致人才整体素质无法适应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形势。
加快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探索
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加速到来，各国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这启示我们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中提升效率、建构比较优势，利用全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而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一是加强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强化与国际重要农业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加大农业前沿科技联合研发和专项攻关力度，促进农业科技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比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拥有丰富的全球农业种质资源和前沿科技，尤其在解决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和贫困问题上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知识储备，我国可继续加强与其合作，进一步明确战略重点和合作路径，提升合作的有效性。二是围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技术，面向全球发起专项科学计划，布局一批国际化共享的农业科技研发平台。当前，我国可继续深化“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各种类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等双多边国际合作项目等，推动国际前沿农业科技的联合研究。同时还要关注自然科学的联合研究，围绕全球农业科技创新的组织管理、政策制定、区域国别等的社会科学研究也亟待跟进。三是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鼓励涉农研发机构引进紧缺的高水平农业科学家。国家应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项目、教育部项目，以及诸如中非合作论坛等区域平台，持续引进紧缺的高水平涉农科技人才，并加强后续人才支持计划。同时推动我国新农科建设，布局新型前沿交叉研究，通过强基等人才培育计划不断加强前沿农业科技人才储备。四是深度参与全球农业治理，提升我国对农业科技议题设置、规则标准及发展走向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例如，中国农业大学发起的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WAFI）正是通过构建“产学研”联系机制，在推动国际农业科技创新与参与全球粮农治理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
立足农业的特殊属性并遵循演进的基本逻辑。加快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不能简单套用一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演进的模式机制，而是需要从农业的特殊属性出发，以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需求为导向，有序推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为此需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方面关系。一是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和其他产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关系。考虑到农业的基础性地位，要深化对优先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在发展中系统谋划产业发展布局。二是农业领域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传统产业是新兴产业的发展支撑，现阶段可以更多地聚焦传统产业改造，进一步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确保粮食安全及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底线，同时也要重视对前瞻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布局，形成良性的产业演进梯队。三是效率与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等目标的关系。效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然而农业的多功能性决定了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不能唯效率论，不能只关注农业本身，而是需要同时考虑实现共同富裕、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长远目标。
强调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协同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具体到农业领域，现阶段即便是传统生产力也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传统一家一户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有待变革，各类结构性制度性障碍有待破解。国家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更多生产要素向农业农村顺畅流动，打通束缚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链接的堵点卡点，引入新型农业生产经营者和管理者，拓宽农业农村发展的新业态，妥善利用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互促逻辑，推动构建农业新型生产关系，加快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
注重在因地制宜发展基础上的系统集成。农业产业本身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各地的发展基础、比较优势和产业重点不同，因此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需要选择契合本地的发展方向及路径，不能脱离地方实际一哄而上、盲目求新，否则将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因地制宜的关键是要坚持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通过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重作用，把选择权交给市场经营主体，在市场竞争中优化资源配置。同时，政府要做好统筹谋划和精准分类，立足各地资源禀赋特色优势，指导各地扬长避短、错位发展，构建层次化的产业发展格局。
结语
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正不断向纵深发展，农业产业发展强调产业融合和技术集成，这就要求国家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强农业发展统筹谋划，加大地方要素整合力度，集中力量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原创性突破，加快抢占未来农业产业制高点，积极探索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推动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中国和中亚农业合作的方式路径和策略”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71961147001）
注释
[1][2]《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3]农业农村部：《用9%的耕地养活近20%人口 这是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2019年9月27日，https://jingji.cctv.com/2019/09/27/ARTIPdzeFHBbS4y95kQHjoxI190927.shtml。
[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线装书局、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5页。
[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6]数据来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统计年鉴2023》。
[7][8]叶兴庆：《把准农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中国农业综合开发》，2024年第4期。
[9]王希：《国务院国资委确定首批启航企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3月29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3/content_6942349.htm。
[10]沈若冲：《人民网评：让农业科技人才茁壮成长、大显身手》，2022年9月1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2/0901/c223228-32517269.html。
[11]高志民：《〈农村绿皮书〉指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2024年5月7日，https://www.rmzxb.com.cn/c/2024-05-07/3539705.shtml。
[12]孙眉：《科研创新成果显著 科技支撑力度强劲》，《农民日报》，2023年12月23日，第1版。
[13]杨舒：《最新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农业科技基础研究“量质双升”》，《光明日报》，2023年12月7日，第8版。
[14]蒋志强：《农业农村部：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水平迈入世界第一方阵》，2023年1月18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5349920248946179&wfr=spider&for=pc。
[15]李春顶、罗晨月：《全球种业竞争新态势》，《环球》，2024年第5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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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Pathways for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Xu Xiuli
Abstract: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is a strategic initiative to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It generates robust momentum by building a secure and modern agriculture-related industrial system, transforming China from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to an agricultural power, and enhancing China's role in global agricultural governance. Key opportunities include accelerated policy dividends, a solidifying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strengthening growth drivers. However, significant challenges such as volatil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complex agricultural cultivation, and prominent domestic agricultural shortcomings persist. To effectively cultiv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four key areas: promoting positive interplay between domestic circ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leveraging the unique attributes of agriculture and follow the basic logic of evolution; coordinating the synergies betwee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prioritizing systematic integration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gricultur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