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质生产力是培育和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逻辑起点与落脚点。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理念转变和产业发展上高度耦合，应以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赋能农业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形成包含价值链、政策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的“五链融合”作用机制。其实现路径包括：统筹施策补齐短板，推动政策协同；深化农业科技研究，增强创新能力；优化生态农业结构，提升产品品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队伍。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农业生态产品 机制 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0.007
李宏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生态文明建设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生态文明制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主要著作有《绿色发展：走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及其中国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道理学理哲理》（论文）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乡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关键抓手。如何更好理解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机理和作用机制，需要学理上的系统剖析。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机理
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推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还能够促进农村就业创业，缩小城乡差距，增加社会财富，实现共同富裕。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够在保护农业生态基底的基础上，以可持续方式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促进农村产业绿色转型，延长产业链，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乡共富。因此，两者在内涵概念、产业发展等方面有耦合之处，在价值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意涵。目前，学界将新质生产力具体到农业领域的研究尚少且偏重理论分析。有学者认为，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会产生数字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2]还有学者认为，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增产、节约、延展和生态化路径推动农业现代化。[3]结合学者对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理解和分析，笔者认为，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是指以颠覆性农业技术为代表，在农业技术、经营模式、市场机制等方面取得关键性突破的全新生产力。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以绿色生产经营理念主导土地、劳动力、资本、能源等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形成与农业绿色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促进实现共同富裕。通过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从产前绿色投入品开发使用，到产中绿色技术模式的创新，再到产后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全链条、全流程上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内涵。广义的农业生态系统包括农田、林地、草地及有渔业生产活动的水体生态系统。[4]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指对生态产品进行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过程，强调通过经济手段解决生态产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双向转化和环境保护问题。[5]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不仅是把以生态系统功能为基础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过程，也是为人类社会增加福祉，体现民生幸福的过程。[6]因此，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是指由农田生态系统、林地生态系统、草原放牧生态系统、渔业生态系统等组成的农业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的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调节服务类农业生态产品、文化服务类农业生态产品等三类产品通过市场交易、生态补偿等方式转换后所产生的价值。第一种是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主要是指通过清洁生产、减少消耗、低排放和“回归野生”等方式生产出的有机和绿色认证的生态种植产品、生态畜牧产品、生态林业产品、生态渔业产品等多种产品，这类生态产品价值往往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实现。第二种是调节服务类农业生态产品，主要是通过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后的生态产品，包括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持、局部气候调节等，这类生态产品价值往往通过政府的政策手段实现。第三种是文化服务类农业生态产品，主要指基于农业生态环境基础上的休闲旅游、观光游憩、文化感受、农事体验等满足人们回归自然、尽览田园风光的视觉享受和愉悦心情的需求，这类生态产品价值往往通过市场和政府联合的方式实现。三种农业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是交互融合的，并不是孤立静态的（见表1）。
耦合机理分析。新发展阶段，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耦合统一。其一，价值理念的耦合。工业革命以来，人口的快速增长和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商品经济的引入、现代生产工具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当前社会公众的生计转型，促使人们往往更关注国土空间生态的使用功能而忽视其存在功能，进而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赖以存在的本底基础，造成“公地悲剧”和资源环境的破坏，[7]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系统崩溃，矿山破坏、水资源污染、水土流失、沙漠化、荒漠化等生态问题日益严峻。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和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二者在价值理念上高度耦合。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要求摆脱传统高污染、低效能的生产模式，依托具备更高创新素养的农业劳动者，通过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降低资源成本，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各类物质生产资料，对农业生产要素全面革新。[8]这种生产力是以农业环境保护为基础，旨在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维持农业基本生态系统稳定，保证农业生态产品健康生产。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则是在保护和修复农业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农业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等低污染的绿色发展模式，推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的持续性实现，这种价值实现方式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和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都要求摆脱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掠夺、低质量、弱公平”的生产理念，转向“健康、美丽、公平、共享、共富”的现代化理念。其二，产业发展的耦合。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不仅仅体现在摆脱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更体现为科技创新能力、产业技术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的跃升。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是生产要素组合从传统种养业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跃升的农业生产力质态。[9]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改变了传统的“高投入、低产出、低价值”的生产模式，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因此，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和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产业发展上具有高度耦合性。一是传统种养业转型升级。根据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10]农村传统种养业要加快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地走向集约化，延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大农业产业链。构建农林牧渔、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打造乡土特色品牌，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推进乡村民宿规范发展、提升品质。这些转型产业既是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也是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内容。二是培育农业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力，需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质量变革。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本身就是绿色发展，是生态保护和修复基础上的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有机融合。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是创新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是能够促进产业根本变革、带动多种要素融合的农业产业，以数字农业、深远海养殖业、食用饲用生物制造业、沙漠设施农业等新兴农业产业为代表的多元生态产业模式，能够同时满足资源高度集约、技术根源性突破、生产健康可持续等多项综合要求的生产力。培育这些新兴产业是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和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共同要求。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作用机制
据上述分析可知，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价值导向、产业发展要求、评价标准上存在一定共通性，蕴含着丰富的耦合机理，并通过一定的作用机制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推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有效实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农业发展实现了高速增长，从数量上解决了供应不足问题，但在质量方面、结构方面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加快推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要实现这个重要目标，以农业生态系统为依托，产出优质的农业生态产品是重要基础。以新质生产力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来赋能农业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形成“五链融合”作用机制，通过前端价值链的价值导向到中端政策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等赋能要素提升和终端评价标准的内在嵌入，动态协同、多元互动，推进农业生态产品价值的可持续实现（见图1）。
价值链：以满足高品质生活需求为导向。价值理念是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指导原则，生态美丽、安全稳定、健康公平等目标是高品质生活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所必须坚持的理念价值。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目标是乡村生态共富。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是农村工作永恒的话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12年的2.88下降到2022年的2.45，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但是城乡差距形势依然严峻，教育、医疗、消费等相关领域的差距逐步扩大。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正是要以生态共富为目标，增加农业产品附加值，扩大农产品高水平收益，保障农民的各项权益，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代内、代际的有效公平。在满足共富和公平的前提下可以有效推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促进农业、农村、农民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实现农村现代化。
政策链：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政策完善是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形成与生产力相互协同、共生共促的新型生产关系。但是，审视现有的农业体制机制、政策体系，仍然面临制度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和农业生态产品价值高水平实现的需要。一是顶层制度设计存在不足。制度设计中政府主导作用显著，各类市场主体高度依赖政策工具，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够，市场主体内生动力不足。二是制度联动相对迟钝。当前，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间出台涉及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存在不一致或“政出多门”的现象，缺乏相对统一连续的农业绿色政策，导致出现推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的“合成谬误”。因此，促进制度优化是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必然要求。
创新链：发挥好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科技创新是助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支撑，必须发挥科技创新的颠覆性力量，破除“卡脖子”技术的捆缚，强化农业领域生态修复、生态核算、资源监测等核心技术支撑。我国是农业大国，但还不是农业强国。据2021年相关数据显示，虽然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4.5％提高至2022年的62.4%，但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一般在80%左右；根据国家第六次技术预测，我国农业科技中国际领跑型技术仅占10%，并跑型技术占39%，跟跑型技术占51%。对标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农业强国的特征，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对生产效率的贡献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11]因此，必须大力发展以高科技为核心要素的新质生产力，掌握基础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推广智慧化、数字技术、无土技术和NbS技术等在农业生态产业中的应用，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高效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产业链：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持续升级。产业升级是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支撑，产业生态化升级和生态产业化转型是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支撑。当前，传统农业产品的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特点明显，其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与农业生态产品的高品质要求还有差距。一是高耗能。在化肥方面，全国农用化肥施用量仍处于高位，化肥施用强度为300kg／hm2左右，大大超过国际安全施用建议水平的225kg／hm2，亟待明晰肥料氮素迁移减排规律，开发环保高效专用肥料。在农药方面，部分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现象仍然存在，农药有效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10%～20%，亟待明晰农药迁移转化规律，创新流失阻控技术，开发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二是高污染。规模以下畜禽养殖场还缺乏有效的粪污处理技术和设施，仍有约22%的粪污未得到有效利用，亟待开发农牧循环系统粪肥高效利用及减污降碳技术、畜禽粪污厌氧发酵及资源循环技术、高寒地区畜禽粪污轻简低排快速好氧发酵技术以及畜禽粪肥还田污染控制技术等。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生态农业、高品质农业和高附加值农业是赋能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支撑。
人才链：完善农业领域的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人才是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力量，必须以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不断加大农业科研人才、职业型人才、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力度。当前，我国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人才需求旺盛，但人才结构和人才培养体系仍不完善。在农业科技人才方面，虽然总数居世界第一，但年龄结构断层、老化现象较严重。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农业领域两院院士仅有140人，生物育种、智能装备等技术领域杰出人才缺乏，人才结构出现断层情况。在经费投入方面，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GDP的比重不到1%，远低于发达国家2%～3%的投入强度，也远低于全国所有行业平均2.14%的投入强度。稳定支持经费只占投入总量的20%～30%，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现阶段，培养农业领域的多元化人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根据本地农业发展具体情况和变化，有效发挥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性作用，全面革新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劳动者要素、劳动对象要素、生产工具要素和基础设施要素，多领域融合、多方面发力。面对目前突出的政策、科技、产业、人才等领域的问题，我国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亟需在政策协同、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优化等方面进行系统统筹，形成合力，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价值“高质量、高颜值”实现。
统筹施策补齐短板，推动政策协同。政府作为其中的架构者和主导者，亟需强化制度创新，推进多重国家战略创新联动，保障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12]新质生产力发展要不断增强制度的系统性和协同性，统筹突破产业、人才、科技、融资等制度短板，打破“木桶效应”，形成制度合力，实现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赋能作用。一是完善现有制度体系。当前，在农业领域的生态环境空间管控制度、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制度、生态产品认证体系等多种制度建设取得一定成效。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产业制度需要抛弃以往“就农业谈农业”的单一制度建设，要注重加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行政审批、工商管理、金融支持等多个领域的制度协同互动，实现“九龙治水，政出一门”，为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构建更加有效的政策体系框架。在刺激农业生态产品消费需求方面，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消费与公众参与政策，加强农业生态产品有机认证激励，支持政府、企业等多主体进行绿色采购。在推动农业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上，要建立健全农业领域的生态资源产权制度以及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盘活农业生态资源资产，促进农业碳汇、农业权属的可流转、可交易。
深化农业科技研究，增强创新能力。《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等文件，对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强化农业科技支撑等作出了明确部署。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应该系统性思考如何构建“产业-区域-数智”的大创新生态系统及路径优化。一是强化创新保障。在科技创新端的“最先一公里”，要持续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强化农业科技财政投入保障，向地方农业科研单位倾斜，鼓励社会融资、社会捐赠和绿色金融等多种资金筹措机制。强化产学研用合作，推动同级农业科研机构、涉农高校与农业企业合作，开展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13]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二是搭建创新研究平台。在生态农业产业应用端的“中间一公里”，要构建以农村集体企业为主体、农业专家支持、农业技术研究等多领域合作的创新研究平台。创新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农业产业研究院等科企合作平台建设，创新涉农高校、科研单位与镇村共建的“科技图书馆”“科技指导员”等农村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同时，优化科技特派员派驻模式，加强科技推广服务团队建设。三是促进创新产品交易。在生态农业产品交易端的“最后一公里”，要构建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智慧交通物流网络。加大数字技术研发和优化，与科研机构、数字运营公司、互联网公司合作，利用多种数字化平台推动农业生态产品市场交易，加大数字网络疏通和整合，搭建智慧化物流网络，升级智能发货管理系统，优化订单审核、订单分配、路线调整等功能，缩短配送时间，建立农业生态产品即达智慧物流体系。
优化生态农业结构，提升产品品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旨在提升优质生态农业产品的溢出价值，这种价值以产品品质提升为基础，因此，优化生态农业产业结构，生产优质农业产品是价值高效转化的必要条件。一是优化种业产业。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系农业生态产品品质安全，关乎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以及农产品全球竞争力。要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完善联合研发和应用协作机制，加大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选育推广生产急需、增产提质、适应性强的自主优良品种。同时，加强农业生物育种、智能设计育种等前沿技术布局，抢占种业科技的前沿高地。二是加快优质农业生态产品认证和品牌打造。集成创新并推广绿色种养和绿色防控技术，推广有机种养，减少农药残留，提升产品品质。强化优质农业生态产品的有机认证、绿色认证和健康认证，[14]建立可溯源、可查证的产品认证商标，进一步提升优质生态农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品牌溢价增加农民收入。三是突破传统边界限制，创新种养模式。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推动农业的各个环节、各种场景“智慧化”，突破传统的水土资源和光热条件限制，拓展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例如，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新疆利用光照条件，建设温室大棚，在沙漠温室中栽种水稻，大大缩短水稻生产周期。这种创新模式突破传统自然物理条件的边界限制，创新了循环产业模式，优化了生态农业结构，提升了资源循环利用效率。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队伍。人才是创新驱动的第一要素，[15]提升农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水平，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首要位置，既要打通从前沿科技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到农村基层的应用推广队伍的人才链培养通道，也要推动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加快耦合。一是加强农业科研人才培养。在前沿科技创新端，要大力培养具有原创精神、具备交叉学科素养、掌握前沿科技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针对地方科研院所紧缺的各类学科带头人、优秀青年人才，要进一步优化人才政策，确保高层次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同时，要深化“院-校”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建立定向培养、联合培养、独立招生等多种人才培养模式，打造优秀农业科研人才“蓄水池”。进一步强化攻基础、攻前沿的农业科技队伍建设，加强与其他农业强国的交流和研讨。选拔优秀青年科技人员到国际顶尖科研机构学习研修，重视人才梯队建设。二是壮大基层农业服务队伍。在基层技术应用端，要加强农业绿色人才培养，不断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职业农民，持续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整合农业农村部门、农业科研院所、涉农高校科技服务力量，健全农村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增强田间地头的绿色技术应用能力。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要加强协作，加大应用型农业科技人才协同培养力度，以更精准地为地方培育专业化、稀缺的人才，推动当地农业绿色发展。三是发挥社会组织带动作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农业生态产品供需两侧的桥梁纽带作用，给予相应政策支持，加强社会组织新媒体宣传、人才集聚、平台搭建等职能建设，[16]发挥社会组织的人才集聚作用。建立健全生态农业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汇集专家学者、专业农业人才，组成专家智库。强化行业协会对农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大职业技术人才培训、农业管理人才培养力度，增加扎根农业的“乡土人才”数量，优化本土人才培养结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ZDA106；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博士研究生张二进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2024年2月1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2/content_6929446.htm。
[2]王琴梅、杨军鸽：《数字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3]刘长全：《颠覆性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学习与探索》，2023年第8期。
[4]杨正勇、杨怀宇、郭宗香：《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进展》，《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9年第5期。
[5]谢花林、陈倩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涵、目标与模式》，《经济地理》，2022年第9期。
[6]王金南、欧阳志云、於方等：《规范生态系统价值核算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解读〈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技术指南〉》，《中国环境报》，2020年10月12日，第3版。
[7]包智明、曾文强：《生计转型与生态环境变迁——基于云南省Y村的个案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8]朱迪、叶林祥：《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与动态演变》，《统计与决策》，2024年第9期。
[9]叶兴庆：《把准农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中国农业综合开发》，2024年第4期。
[10]《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2024年2月4日，http://www.moa.gov.cn/ztzl/2024yhwj/2024nzyyhwj/。
[11]《习近平在中科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6月9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4-06/09/content_2697437.htm。
[12]曾宪聚、袁曾凯：《新质生产力：复合概念、发展基础与系统创新路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13]R. Adner, "Ecosystem as Structure: An Actionable Construct for Strategy,"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7, 43(1).
[14]杨晓梅、尹昌斌：《农业生态产品的概念内涵和价值实现路径》，《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年第12期。
[15]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6期。
[16]王金南等：《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理论与实践》第一版，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22年，第475页。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Empower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Li Hongwei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landing point for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are highly linked in concept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hould be greatly improved to enabl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ive-chain integration" mechanism including value chain, policy chain, innovation chain, industrial chain, and talent chain. The ways to achieve it include: making overall plans to make up for weaknesses and promoting policy coordination; deepening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enhancing innovation ability;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improving product quality; and innovating talent training model and optimizing talent team.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 mechanism,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