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在“973计划”的一次专家组会议上，周光召先生突发脑出血，昏倒在我身旁，虽然及时送往医院治疗，但至今也没能康复过来，再也不能回到他热爱并为之奋斗一生的科学事业上来。每每想起这一幕，我内心总是百感交集，久久无法平静。
1999年获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目前健在的仅有王希季、孙家栋和周光召3位科学家，而核武器研发领域只有周光召先生。
我和先生相识30余年，事业上他是我的引路人，工作中他是我的前辈领导。多年来，在工作上、学术上，先生给予我非常多帮助。先生已经卧病近13年了，这些年每次去看望先生，脑海中总是浮现起他真诚和蔼的笑容，给我鼓舞和力量。先生求真的学术精神、刚正的学者风骨、严谨的治学风格、平和的人生态度，始终激励着我。
国之赤子
周光召先生1929年出生于湖南长沙。那时的中国，正在遭受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立志让中国成为一个不再受人欺辱的强国，是无数仁人志士和有抱负的知识分子追寻的梦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光召先生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苦难的岁月造就了他坚定不移的爱国精神，心系天下的宽广胸怀，以及自强不息的个性品格。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旧中国留下的科学研究机构仅有30多个，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可以说，新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事业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开始的。光召先生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1954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57年春天，响应党的号召，他带着“向科学进军”的使命，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粒子物理研究。光召先生十分珍惜国家给予的宝贵机会，埋头苦学，4年间两次获得联合核子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了33篇论文，取得了令当时世界各国学者赞叹的成就。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拒绝援助我国研制原子弹，随后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图纸和资料。光召先生获悉后，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回国从事原子弹研究。他在致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决心书中写道：“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科学家，我愿意放弃自己做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1961年，光召先生回到了祖国，作为我国核武器科技事业开创者之一，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一干就是19年，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祖国核武器事业，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随后，他又在推动“863计划”、筹建中国工程院、推进中国科学院学部制度化、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推进“973计划”、设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推动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等一系列重大科技工作中作出卓越贡献。
数十年来，无论是在哪个岗位、从事哪项工作，光召先生首先想到的是祖国和人民，他用拳拳赤子之心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回报祖国的培养和人民的哺育。他的贡献与品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科学精神的倡导者与践行者
周光召先生对科学事业的不懈求索和思考，使他对科学精神内涵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20世纪90年代，他曾提出科学精神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将其归纳为7个要点（以下简称“科学精神七要点”）：1.客观唯实、追求真理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2.世界的发展、变化无穷尽，因此认识任务无穷尽，不断求知是科学精神的要求。3.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不把偶然性当作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不轻易相信没有在严密方法下经过反复实验证明和严格科学推理的所谓“新发现”。科学的怀疑精神是科学精神的组成部分。4.具体的真理都是相对真理，是可以突破的，创新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5.新发现的真理必须包含原有真理的内容。创新应当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继承一切为科学方法所证明的客观规律和正确理论，是科学创新精神的必要组成部分。6.科学是社会有组织的群体活动。因此，团队精神、民主作风、百家争鸣等都是科学精神的组成部分。7.科学不仅要认识世界客观规律，而且要参与社会的变革，促进社会的进步。要从理性的认识发展到变革的实践，这也是科学精神的要求。
“科学精神七要点”是光召先生一生科学探索的智慧结晶，也是他一生科学实践的基本遵循。他一生把“求真”“唯实”，即“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作为科学精神中两个最根本的方面。
20世纪70年代，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的氢弹原理探索中，周光召、邓稼先和于敏等诸位先生一道开会，鼓励年轻人说真话说实话，专门进行“三老四严”的学风教育，大力强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提倡集体攻关，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建言献策。就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氢弹原理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我国只用了2年8个月。2005年，回忆起这段岁月，光召先生特别说道，“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推动力”。不同观点的争论，既反映科学观点和学术思想，又体现科学精神，构成科学研究极其重要的部分，对科学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说真话、讲实话，是先生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期间，光召先生以战略科学家的系统思维，强调要站在国家大局来定位和谋划中国科学院。他认为，脱离国家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来思考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是有悖社会发展且没有希望的，光召先生将其总结为中国科学院存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科学技术发展“二动力论”：一是以科学家自由探索为动力，主要目标是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及其运动的基本规律，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二是以国家意志和社会需求为主要导向，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并通过市场的需求和反馈促进科技进步。
光召先生始终坚持以适应时代要求和中国实情来改革中国科学院。在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开放、流动、竞争、联合”的办所方针和“一院两制”的办院方针，明确提出“要根据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采取不同的运行机制、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在1996年第八次院士大会上，他又强调，“科学院的改革和发展，就是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封闭状态，重建面向全社会、扎根全社会的全国科学家、全国人民的科学院”“要用中国科学院的发展业绩证明中国科学院的存在价值”。光召先生求真务实的战略思想为中国科学院后来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基础研究的领路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日益凸显。光召先生在香山科学会议第75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中国现有的资源和条件，能否支撑中国的发展目标？中国人口约占世界的22%；耕地占世界的7%；能源占世界的10%，而且以煤为主体。按此模式发展，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000美元时，中国能源就承受不了。”
资源匮乏，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性创新不足，以及建立在单纯引进技术和跟踪模仿技术基础上的产业发展模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国家整体竞争力提升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些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没有模式可以借鉴，也没有外部力量可以依靠。光召先生基于对科学发展规律和世界科学前沿的深刻观察，始终以一位战略科学家的视野，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对基础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战略思想和行之有效的战略举措。
他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采用新的发展思路，要发挥技术创新和知识经济的重要作用”。他强调要充分调动科学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原始性创新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另外，光召先生又提出“双驱动”的战略思想，即基础研究既要依赖科学家在探索自然现象和规律方面的好奇心，又要依靠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一独到见解为实现国家战略与科学探索的统一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作为我国基础研究工作的一面旗帜，倾注了光召先生大量心血。在担任顾问组组长的13年间，他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的构想，对“973计划”的战略定位、科学评价、创新链上下游的结合、人才培养、资源配置、学风建设等方面都有深刻、系统的思考，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研究发展思想体系。可以说，“973计划”是光召先生晚年最着力的重点工作之一。没有他，就没有“973计划”取得的辉煌成就，他最后的心力也用在了“973计划”上。在2011年11月的那次专家组会议中，他回忆过往，系统总结了“973计划”的成功经验，对“973计划”的未来作出了展望。当讲到中国科学院当年遇到的挫折和艰辛时，我坐在他身旁感觉到了他眼睛里的闪烁和声音里的激动，我体会到了他的不易。我有时会深深自责，如果那天不请他来作报告，或许他不会累倒。我从他手上接任顾问组组长后，感到接过的不仅是一份重要工作，更是一份寄托着先生殷切期望的沉甸甸的责任，不敢有半分懈怠。
光召先生把发展基础研究作为中国科技界的历史责任，认为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只有充分认识基础研究的地位和科技工作者在发展基础研究中的历史使命，掌握和参与发现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中国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科学道德的典范
在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期间，光召先生就提出院士应该成为科学道德建设的积极推动者和全国科技工作者的表率。在1994年学部联合办公室工作会议上，他强调院士要成为科技界坚持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作风的榜样。在1996年院士大会上，光召先生又严肃提出：“社会上的欺诈、虚伪之风，已经波及科技界。近年来，在课题立项、成果评价、职称评定等工作中，不严谨、不严肃，甚至无视科学规范，不讲科学道德，浮夸吹牛，弄虚作假现象，也时有发生……”时至今日，光召先生当年的严肃批评仍然振聋发聩，令人深思。中国科学院院士是科技界的最高学术称号，是崇高的荣誉。我们要继承前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一丝不苟，严以律己，无私奉献，以真正渊博的学识和崇高的品德垂范于社会，推动社会健康发展。
针对我国科技界一度出现盲目追求被收录论文数量的现象，他尖锐批评：“要避免评价体系急功近利，要提倡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引导科学家从事更具有长远影响和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工作。”他提议把原始性创新能力作为评价的重要指标，使最有创造性的想法得到有力支持；要促进交叉学科研究，交叉学科最有可能产生突破性的发现和创新。
“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不仅要重视理论，而且一定要重视实验；理论和实验结果一致当然值得高兴；但有作为的科学家特别要抓住理论与实验不一致的地方，因为从这种地方会发现理论或实验的不足，有可能产生新的突破。”这是光召先生说过的一句名言。
在取得重大发现的征途上，会有挫折和失败，科学家必须充满自信，不怕失败、不怕嘲笑，以坚定不移的努力去实现认定的目标。科学探索道路上没有失败者，只有前行者，每一个向前探索的人都是英雄。长期以来，一些学者有“拿来主义”思想，在科研工作中热衷于跟踪和模仿。对此，光召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缺乏自信又急于求成的心态是制约创造性的重大障碍之一。善于学习和高度自信才是人才的重要品质。”高精尖技术学不来、买不来，我们这类的惨痛教训太多了。我们要用包容的心态对待科学研究，允许犯错，鼓励试错，同时也要虚心听取不同的学术观点，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唯有如此，我们的科学事业才能迎来更加蓬勃的发展。
科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光召先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创新要以人为本，年轻人是国家和事业的希望，他强调：“要大力培养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造就一大批既掌握现代科技和人文知识、又富有创造性的各类人才，形成有战略引领、有远景激励、有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创新团队。”
为了年轻人的成长，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亲自给年轻人授课。在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之初，我国科研人员对爆轰理论、冲击波理论等基础理论都还很陌生，光召先生以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的敏锐，系统地给年轻人讲授核武器物理专业的知识，而他本人在留苏期间是从事粒子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的。光召先生是用渊博的知识和刻苦的精神，自己先钻研透了再传授给年轻人，他的钻研精神和实际行动，给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人类向前发展得益于对自然的不断认知并从中获取赖以生存的资源。如何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我们能为未来贡献什么？这是一个深刻的话题，需要我们共同回答。研究和学习光召先生的精神和品德，能给我们十分有益的启迪。
（作者：徐冠华，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科技部原部长）
（本文写作得到梅永红、黄写勤的帮助）
我们的光召，我们的团队
1960年前后，周光召在杜布纳工作。杜布纳是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地方，当时多国的联合核子研究所建在那里，中国专家组的组长是王淦昌先生。
我那时是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的学生，我们学校的阅览室里有苏联物理学界最重要的《实验与理论物理》杂志。我学习的专业是理论核物理，经常在阅览室里看这个杂志。就是从这个杂志上，我注意到了周光召的名字。他那时不过30岁左右，这个杂志经常刊发他的英文或俄文的论文，显示出一位中国青年学者的才华。
在杜布纳工作的王淦昌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轰动了整个国际物理学界，苏联各大报都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这一成就。在发现这一基本粒子的同时，胶片上还记录了另一个粒子的径迹，一起工作的苏联学者就想要宣布“还发现了另一个基本粒子”，因杜布纳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D，就把它命名为D粒子。王淦昌说，在弄清楚这是个什么粒子之前，不能宣称还发现了另一个基本粒子。在杜布纳工作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和实验物理学家丁大钊共同论证的结果是，这是K0介子的电荷交换反应。知道了他们的结论，王淦昌说：“谢天谢地，我没吹牛。”
1961年光召回国，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后称“九所”）第一副主任，主任是邓稼先。当时，第一颗原子弹的总体计算正在紧张进行。为了一个关键数据，科研人员耗时半年多，反复计算了九次（后称“九次计算”），总是和苏联专家之前透露的数据对不上。周光召来所后，立即参加了大讨论，他以深厚的理论物理功底，利用最大功原理论证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不可能，终结了前后九个月的争论，推动总体计算继续进行下去。这是周先生为原子弹研制立下的首功，也启发大家，核武器研究要自主创新，不能把突破原子弹只当成工程技术问题，而是要当成科学问题研究。他和彭桓武先生都强调，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在工程应用的牵引下，加强相关基础研究，领悟核武器物理的规律。他是利用最大功原理做的论证，说明深厚的基础学科功底对应用研究十分重要。
光召离开九所后，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工作了一段时间，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物理学会当时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得以解决。比如，经过他的努力，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和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光召作为团长率领中国物理学会代表团（团员包括杨国祯、赵凯华、杜祥琬），于1984年10月赴意大利参加了IUPAP大会，与世界各国的物理学家展开交流。
光召离开九所后，仍然挂牵着九所的同事们。有一次他重返九所，我陪他到各研究室走了一圈，在一个室里有位同事问他：“老周，我们在工作中用到的物理学在学校并没有学过，这正常吗？”老周回答说，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参加工作后，需要再学习。
光召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协有一个定位：科协是科技工作者之家，光召在一次讲话中，精辟地阐述了中国科协的DNA。他说，每个家都有自己的遗传因子，科技工作者之家的DNA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求真唯实。这个阐述对中国科协的工作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光召患有哮喘病，但是，在九所工作时，在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高原，他不顾个人安危，努力工作，指导理论和实验相结合；在新疆戈壁沙漠，他和所里的同事一起住在帆布帐篷里，睡在木板通铺上。1969年，我们全所乘绿皮火车，睡地板，由北京搬到四川梓潼县曹家沟。他和我们一起，不知走了几天几夜，到了曹家沟，每天的伙食，就是三分钱或四分钱一份的煮萝卜或煮白菜，周末和我们一起去梓潼的小饭馆买一份炒猪肝改善生活。
这里要说一下光召的夫人郑爱琴。她是学生物的，光召到九所工作后，她不能研究生物了，因为外语很好，就调到九所的情报室，以此支持光召的工作。
在那时，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是靠着这份家国情怀，和团队一道战胜了各种困难和干扰，独立自主地突破了核武器物理学难题，使中国人的腰杆硬起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光召，这就是我们的团队。
（作者：杜祥琬，系中国工程院院士）
学人小传
周光召，1929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51年从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毕业，1954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在物理学系任教。1961年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参加研究工作。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曾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