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针对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若干关键问题，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提出的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概念和前沿发展方向。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在于用创新驱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产业发展与科研体制之间的相互强化和支撑。解决产业发展与科研体制“两张皮”问题，打破产业与专有科研体制之间的壁垒，不断强化二者之间的耦合机制，是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突破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产业发展 科研体制 产研分离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我国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方向，其概念明晰、前景巨大，但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面临着若干障碍，其中之一就是长期以来科研体制与产业实践相分离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重点在于打破产业与专有科研体制之间的壁垒，建立产业与科研体制之间的有效互动机制，强化国家资助的专业科研人才队伍对实际产业的支撑，促进科研创新成果真正转化并应用到具体产业实践中，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创新转化效率。
科研与产业的相互支撑和有效互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新质生产力是指“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①这一概念表述，指明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本质。简而言之，新质生产力就是以创新实现质优的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既针对我国既往高资源消耗和大规模发展为主的经济和产业模式，也针对当前国际市场和产业链的不确定性，为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新的战略方向，具有强大的战略引领力。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新”和“质”，根本在于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走上高质量发展的新路。由此可见，科技和产业的关联和相互激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然而，从实践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现实障碍和制度壁垒，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产业实践和科研体制相分离，这一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优质科技创新能力向产业成果转化的通路。
❖从我国产业发展史来看，改革开放后的一定时期内，我国的产业技术进步较多地依赖外源性技术引进和产业自身消化吸收。回顾历史，我国产业与科研体系的关系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资助的专业科研队伍和实际产业的关系十分紧密，不仅许多行业有自身的专业研究所，且研究人员肩负的研究任务和身处的研究环境都与实际生产密切联系。囿于当时国际上对华的技术封锁，这一阶段我国产业发展主要依赖于初期与苏联的技术合作和后期的自力更生、自主研发，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中，我国相继取得了包括计算机、核能、航空航天、激光、生物合成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较长一段时期。国家高度重视产业发展和科研体系建设，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引进来”迅速发展，“走出去”开始起步，我国经济与产业分工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深入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就有必要统一标准，按照国际标准和生产技术来进行生产，大量的先进技术通过外商投资和中外合作不断被引入。②大多数的民用经济产业领域，都是从最早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到企业自主研发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一时期，政府对于科研体系的投入很大，但除了少数重大国家项目工程外，专业科研队伍大多走上了专注于纯粹科学的研究道路。由于多种现实原因，我国产业与专业科研体系相分离的趋势开始出现，且这种趋势随时间推移而越加明显。
第三阶段：近年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我国对科研事业的投入和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如以总量来看，2023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3.3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科研人员全时当量超过600万人，稳居世界首位；从成果来看，自2022年以来，我国在国际高质量期刊发文数量也居世界第一。③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科研大国、科研强国，建成了一支庞大的高质量科研队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家资助的科研体系对于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产业的支撑仍然有待加强。当前，大学和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少部分从事国家重大研发项目和装备制造的集中攻关，包括航空航天航海工程、大型加速器、核聚变、天眼等；二是从事在实验室范围的原理性研发并以论文为最终成果形式，而对实际产业的支撑不够。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例如，2022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6.7%，其中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8.1%，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9%，科研单位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13.3%。
❖产业与科研长期分离的深层次影响
一是容易造成财政浪费。从财政投入上来看，2022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为11128.4亿元，比上年增加361.7亿元，增长3.4%。2022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为16397亿元，比上年增长6.2%。从这两个数据可见，我国在科研教育上的财政投入巨大，且保持较快增长。然而，如果大量的科研财政投入形成的研究成果最终不能有效支撑产业发展，或难以保障科研经费的产出效率，就会造成财政浪费。一些科研项目立项后不了了之，或者仅仅停留在论文上，导致成果无法转化成生产力。高校或科研院所应该成为前沿生产力的推动力量，而不应仅仅是财政支出的重点对象。
二是容易带来不良科研导向。产研分离不仅会造成公帑的浪费，从更长远发展来看，更易带来学术研究队伍的科研导向错误，形成不良科研风气。科研人员本应该服务于国家产业发展，推动社会技术进步，而一旦科研只以承担课题、发表论文作为目标，并以此作为职称评定标准，科研本身的生产力属性就容易丧失，失去了对社会技术进步的支撑引导作用。
三是容易导致技术无力支撑产业发展的局面。虽然从数字上来看，无论是科研人数的占比，还是科研经费的支出，企业科研队伍依然占多数，然而从研究人员的质量来看，很多博士就业于高校和科研单位，而去企业开展研发工作的占比较少，在很大程度上，高校和科研机构依然掌握着我国质量最高的研发队伍。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高质量的研发队伍不能投入实际的研发工作、支撑产业发展，则不仅容易造成人才浪费，更容易使产业发展缺乏稳定的技术支撑。
❖历史的镜鉴——苏联产研分离的影响与后果
苏联的解体是人类历史上值得认真探究的大事件，已有的研究往往侧重于经济体制僵化、战略误判、官僚主义、腐败问题等，而从产研分离的角度，也值得总结历史经验。苏联成立后，高度重视科技发展，科研投入增长速度持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拥有世界一流和规模最大的科研团队，在众多领域中位居世界前沿。然而由于过于侧重重工业导向，轻重工业比例长期在1：3左右，并且科研体制完全依附于计划安排，一方面，科研主要服务于军事竞赛和重工业发展；另一方面，科研则主要从事大量财政支持的纯科学工程研究，而不能有效服务于民用经济，这使得苏联的民用经济部门既缺乏科研体制的有力支撑，也不能有效参与国际竞争而获取资金技术回报，最终拖垮了苏联经济和财政，导致八十年代严重的财政困难。如1989年苏联财政支出4500亿卢布，科研经费达430多亿，约占10%，财政赤字1000多亿，1991年计划赤字3000亿。④国家预算无法安排，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经济因素。基于这一历史教训，我们有必要高度重视产研分离的问题，科研体系绝不能成为纯靠财政补贴的完全支出单位，而必须成为产业发展尤其是民用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形成产业与科技互促双强的良性循环。
我国产业与科研体制分离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长期以来我国产业与科研体制相对分离的状态？其中既有历史客观因素，也有各种科研考核和激励制度的导向原因。
首先，从历史客观因素看，改革开放后大量的技术引进，使得一些专业科研团队面临“使不上劲”的客观现实。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后由于国际产业转移以及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客观上技术引进比自我研发更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因此，除了少数根本无法引进技术的重大领域外，在大量的民用产业领域，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成为主要的技术进步方式，而专业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较少参与到企业研发中，一些人甚至认为现有的机制设计也“没有必要”参与到企业研发之中，造成了他们“使不上劲”的客观情况。
其次，从考核方式来看，一些大学、科研院所长期以来形成了“唯论文”的科研考核导向。例如，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国家于1995年和1998年分别实施了“211工程”和“985工程”等建设项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评价指标是国际论文的发表情况。⑤因此，考核指标层层分解，大到一个大学、科研机构，小到学院、系，再到教科人员个体，都以发表国际论文作为主要目标，长此以往，就形成了纯粹的“唯论文”导向，而对于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生产实践的重视度不足。
第三，专业科研团队缺乏参与到企业实践中的场景和机会。由于以上两者的共同作用，部分专业的科研人员从开始科研生涯起，就与产业实践相脱离，既没有长时间接触产业一线的机会，也缺乏内在动力。其所承担的大量的研究任务则主要来自于科研共同体内部发布的各种纵向基金课题，由此，以课题促进论文发表，以论文促进课题申请，逐渐形成了脱离产业实践的封闭循环圈。少数科研人员热心于参与产业实践，甚至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
现阶段改善产研分离问题的成效与不足
产研分离，作为一个长期存在且具有负面影响的难题，已经得到了多方关注，并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既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补足的短板。
一是鼓励科研人员创业办企业，投入生产领域。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为了促进人才流动同时也为了解决财政供养人员过多的问题，国家就出台了事业单位停薪留职、鼓励创业的政策。由此也产生了一批以科学家为主体创业的科技型企业，包括以很多名校以及科研院所为依托成立的若干企业。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一政策又有所加强。然而，也应当看到，这一政策的适用范围不广，具有创业意愿的科研人员依然不占多数，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研分离的问题。大部分科研人员依然更多地专注于科研，管理企业的意愿不足。
二是依靠风险投资基金。我国风投基金最早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于本世纪初开始逐渐发展。风投基金的基本逻辑在于投入那些有潜力的早期科技公司，最终通过多轮发展以上市作为最终资本回报，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科研人员进行生产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然而，问题在于被风投关注并最终能够上市的企业依然是少数，对于大量的产品级的创新，风投的关注度仍显不足。更勿论现实中有不少风投运作变成了金融包装，影响了其本身目标的达成。
三是“破四唯”。近年来，国家已经敏锐关注到在科技评价和人才选拔中“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并且提出了高校和科研机构“破四唯”改革办法。然而，由于长期以来论文项目导向已经形成坚固的制度依赖和科研氛围，一些高校科研机构依然面临着“不会破”“破了不会立”的问题。要改变现状并非易事，其根源还是在于没有建立起以产业实践为导向的科研观念和制度体系。
打破产研分离阻碍，不断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一，加大紧缺人才培养，进一步增加理工科的人员培养比例。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要增加全社会的科技人员总供给，就需要从源头增加理工科人才的培养。从近几十年来看，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理工农医类学生培养比例在持续下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理工农医类招生比例在65%左右，目前已经降到50%左右，如2022年高校本科招生468万，理工农医共招收243万，占比52%。从长远来看，促进科技和产业的持续发展进步，亟待提升理工科类人才培养比例。
第二，在各类科研基金中增设企业或者产业项目。科研项目是研究人员最重要的资源获取方式，也是研究实践问题的主要来源渠道。要让专业科研人员支撑产业发展，就必须在科研项目中大量增加一线产业实践的具体问题设置，⑥而非绝大部分以纯理论实验研究为主。纯理论实验研究并非不重要，同样要求精求深，但要把握好其中的比例，大部分资金项目要投入到产业一线的研究上去。因此，要在各级科研基金中增设企业和产业课题，由企业提出具体的问题，由科研团队来完成。反过来，也鼓励企业大量申请科研基金，项目结项也应以实践成果为验收标准。现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项目已经做了很好的尝试，但因为还在摸索中，力度依然不足，如2022年联合项目经费33亿，占比仅10%。此外，亦可综合考虑专设产业研究基金。
第三，建立以产业支撑为核心评价指标的科研考核激励机制，更好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职称晋升和各种人才荣誉称号是科研人员最重要的激励机制，而从现有的理工类人才的职称晋升和荣誉评定来看，还未摆脱“唯论文”评价机制的旧模式。因此，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要从根本上建立服务产业发展的新评价激励机制，这既包括如上的在各类课题基金中增设产业研究项目，也要尊重承认鼓励专业科研人员在产业一线中的贡献，特别是重点大学和重要研究机构要做好制度改革示范先行作用，根本上改变职称晋升、人才评价的“唯论文”导向。
第四，加大科研人员与产业实践融合。要让科研人员助力产业，就要在工作场景中让科研人员接触到一线产业和实践问题。对于部分科研人员而言，除了国家重大项目外，少有接触一线产业实践的机会。因此，要提供各种大量机会渠道让科研人员进入到企业实践中，如可以在各类企业中设置专有岗位，类似于大规模派驻帮扶，将专有科研人员定期派驻进企业，接触实践后，就有灵感，就能提出问题，就容易产生解决思路。
第五，建立打通产业和科研体制联系的平台型组织和机制。要完成科研与产业之间的贯通，除了完善考核激励政策外，还需建立专门的对接平台机构，可考虑以国家资本为主体，建立专门的平台型机构。这种机构既包括线上平台也包括线下组织。线上平台主要完成科研人才的大数据资料统计，有程序有计划地向社会公布非保密的人才资源，以供企业及相关产业研究准确对接。线下组织则可以开设各种如贸博会的成果展示平台，建立各种企业和科研人员的互动机制，把好的实验室成果和人才推出去，同时也让企业充分了解到所需要的科研人才和资源，形成共通共享共研的机制，从而协力解决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教授、博导）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新华网，2024年2月1日。
②宋泓：《出口创汇、技术引进与经济追赶——中国“能力建设”导向型的贸易和发展战略考察》，《当代中国与世界》，2022年第3期。
③刘苏雅：《我国科技论文多项指标居世界第一》，《北京日报》，2023年9月21日。
④崔维：《苏联的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世界经济》，1991年第1期。
⑤程哲、卢兴富、李福林：《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成效评价分析——基于科研论文的视角》，《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0期。
⑥何哲：《构建统筹高效有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国家治理》，2021年Z4期。
责编/谷漩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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