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古代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形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发展关系密切。作为思想渊薮、精神源泉和文化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史根由和重要基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文明，包括了华夏大地上的各民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离不开各民族的历史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深度挖掘、正确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紧密关联，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作出积极的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D633；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1.006
【作者简介】张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古典文献学、经学研究、易学文化。主要著作有《秦汉易学思想研究》《经学与汉代社会》《易学·经学·史学》《易学研究新视野：从综合百家到融通三教》《易学思想诠释与历史文化探微》等。
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阳殷墟遗址时指出：“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1]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连续生长，是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意义重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其中就包括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考诸史籍，正是这种由古代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共同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共同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如今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丰厚的精神底蕴，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只有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历史发展之间内在的深刻渊源和紧密关联，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历史根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母体的自然生发。古今历史已经雄辩地表明，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坚实根基。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指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智慧结晶，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是其中的重要元素。事实上，“大一统”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理念之一，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并非仅指客观物质层面的疆域统一，其核心是期望实现制度文化层面的政令、思想、历法以及度量衡等方面的统一，集中承载了古人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极力推崇和理想追求。同时，《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四年》还提出了“王者无外”的理念，与“大一统”思想相互辅翼，异曲同工。“大一统”传统、“王者无外”理念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和文化根基。
从先秦时期开始，人们便有意识地建构以炎黄为共祖的民族谱系，“华夷共祖”“天下一家”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不断孕育熏陶着中华文明的独特气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动，周王朝的政治格局日益崩溃，但天下归一的“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和集体追求。例如，在回答梁惠王“天下恶乎定”的问题时，孟子答曰“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便是这种观念的典型反映。秦始皇扫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得益于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政令，生活于同一版图，沐浴于同一文化，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更加牢不可破，风采各异的各民族传统文化也进一步充实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汉朝继承并发展了秦朝的制度和建设成果，尤其是经过西汉前期的休养生息，汉武帝积极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政策和治国理念，从制度层面有效地强化了“大一统”思想和“王者无外”理念，也促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形态。司马迁撰著《史记》提出四方各族均为黄帝后裔，并构建了以黄帝为核心的“华夷共祖”民族谱系。不难想见，史家纂述折射出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即各民族存在同根共源的血脉关联，这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巩固和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了更为坚实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夷共祖”的文化谱系不断得到延续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持续强化。当时，民族之间的联姻颇为频繁，北朝后期当权的关陇集团中许多人兼有鲜卑族与汉族血统，成为不同民族心灵相通、血脉交融的历史缩影。更为重要的是，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例如，少数民族音乐逐渐在中华民族音乐史上扮演起更为重要的角色。龟兹乐、高昌乐、西凉乐等传入内地，深受欢迎，更得到君王、贵族的酷爱和追捧，北齐文宣帝高洋甚至亲自击鼓伴奏。其中的乐器构成，钟、磬是由凉州保存、传承下来的中原传统乐器，曲颈琵琶、竖头箜篌等则来自西域，此时乐舞艺术的创新发展已经与中华民族大交融密不可分。又如，在绘画、雕塑等领域，这一时期更是涌现出大同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等享誉全球的艺术瑰宝，无不蕴含着各民族尤其是西域民族的高超智慧和绝佳水准。总的来说，历经数百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为代表的四方民族不断与汉族融合，使中华民族得到不断繁衍和持续壮大，为中华文明的进一步传承、发展贡献了力量。
隋唐时期，中华大地展现出更为豪迈的包容气象，尤其是随着开明宽仁的民族政策的稳步推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进一步发展。被四夷君长尊奉为“天可汗”的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唐纪十四》）后来唐玄宗则强调：“无隔于夷夏，柔服四裔，底绥万邦，慕义向风。”（《册府元龟》卷九九二）这些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美谈佳话。可以说，唐朝皇帝已经受到了东亚、中亚等广袤区域共同的拥戴，延续和发展了十六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兼容胡汉的政治文化，大大促进了中原地区政治传统与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紧密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性、统一性和创新性都得到很大提升。作为朝廷政策的执行者，边疆地区官员将士的墓志铭为我们考察各民族互动交融提供了可靠依据。例如，《大唐故何府君（溢）墓志铭》载，“柔氐羌之殊种，煽仁义之大风。化莅三年，华夷一致”[5]。从中可以想见此时当地各民族共沐华风、和谐发展的美好图景。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类食物和衣饰大大丰富了中华大地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胡风饮食和服饰盛行一时。“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旧唐书·李大亮传》）各民族文化融会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当中，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更高层次、更大范围不断发展和壮大。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互动，也在一定意义上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牢固根基。
唐亡之后，中华大地再次陷入分裂、割据状态，但各民族传统文化始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续发展提供着现实路径。以辽朝为例，辽太宗确立“因俗而治”的行政原则，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百官志一》），并由此形成了南北两套行政体系，既延续了契丹传统，又接纳了中华文化，在客观上为民族融合和历史认同提供了重要契机。有元一代，统治者始终本着坚持正统、附会汉法、施行仁政的基本理念，致力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这在他们纂修前朝正史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知道，后朝为前朝纂修史书是我国古代传承不绝的文化传统，尤其隋唐以来官修史书逐渐成为定制，纂修史书也就更多地体现了官方意志。元朝统一之前，宋辽金等政权长期对峙并存，客观上为后人认识该时期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带来了挑战和困惑。不过元人在修史时并未简单局限于狭隘的正统观、历史观，而是坦率地将《宋史》《辽史》《金史》并列为正史，各为一史，各系年号，独自成书，以广博的学术胸襟和豪迈的文化气魄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关于前朝政权合法性的历史难题，也为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奠定了包容的基调，再次增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清朝进一步完善了民族治理模式，并结合实际不断调整民族政策，客观上有效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空前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整体跃升。作为来自东北地区的满族所建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清朝统治者坚持以中华为本位，并持续不断地将其他民族成分注入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于是对多民族文化精华的兼容并包就成为清朝政治体制的典型特征。以清朝皇帝的身份为例，清朝皇帝开创性地集皇帝、汗和转轮圣王于一身，呈现出多方面的复合性、兼容性。此时满汉等多语种合璧的碑铭石刻、经学典籍等，则可视为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实物佐证。我们看到，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多姿多彩、特色鲜明、价值独到的文化逐渐融会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这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悠久、气象万千、璀璨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积蓄了深厚底蕴和磅礴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千百年来，我国的“大一统”传统是与中华文化认同之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孔子、孟子和先秦儒家为代表的杰出思想家们早就强调，夷夏之防、夷夏之辨并非种族之别，而主要是文化差异。也就是说，进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标准，并非种族、血缘、地缘，而是文化。只要接受了中华文化中的礼俗文化和典章制度等，就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在谈到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时，陈寅恪指出：“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关要。”[6]“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也就是“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7]。可见当时文化对于区分胡汉至为重要。到了清朝，更有雍正帝强调，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并不在于地域之分和种族之别，而在于道德层次和文化水平：“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大义觉迷录》卷一）天下之君，有德者居之，根本不存在华夷中外之别。民族融合始终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大势所趋，中华文化的认同之道也一直与时偕行、绵延不断、发扬光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古代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自古以来，“大一统”“王者无外”就是中华民族始终谨守和秉持的重要共识，在我国具有极为深沉、厚重的情感基础、文化积淀和历史意蕴，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紧密团结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丰富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及其所凝练出的丰富精神内核和强大思想能量，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渊源、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并从中彰显出自身的巨大影响、无穷魅力和永恒价值。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历史贡献
众所周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同时也早已广泛、深入地融入各族人民群众的血液和灵魂当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强化和不断巩固的精神源泉，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积蓄了充沛的文化能量。回顾历史，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各民族对于保存、延续并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宝贵而丰厚的思想资源和文化滋养。我们尤其要关注古今少数民族独特的个性化贡献。在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项目中，少数民族的占到了三分之一，值得高度重视。
班固《汉书·艺文志》提到“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如果先进的礼乐文化在某地区不幸遗失了，可以去边裔之地探寻是否得到了保存和延续，这是我国古人对于不同地区存在文化差异的朴素认识。《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有一则孔子在这方面的具体事例：郯子熟悉古代以鸟名官之制，“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通过请教郯子，孔子不禁感慨边裔之地果然保存着不少已被人淡忘的华夏文化传统。后世学者普遍认同该理念，并将其运用于著书立说，也就是通过征引边裔民族习俗考证古代名物制度，像郑玄注“三礼”、杜预注《左传》等便颇具代表性。由此可见，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更好地保存、延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和宝贵资源。
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就在不断进行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互相影响、彼此融摄、共同发展。以《易经》文化为例，有学者发现壮族先民的鸡卦与《易经》存在颇多相似、相通之处。“鸡卦”，又叫“鸡卜”，壮语称“师多再”，是延续了千百年的壮族古代占卜术，如今我国部分地区仍保留着这一习俗。像大年初二打牙祭、出门做生意以及婚丧嫁娶等事宜都会看卦占卜，成为壮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鸡是古人生活中的寻常家禽，同时也被赋予了一定的神秘色彩和特殊意义：“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风俗通义·祀典》引《青史子》）壮族鸡卦与这一理念应该存在某种一致性、相通性。还有学者认识到壮族鸡卦在探究《连山易》《归藏易》方面的重要价值，[8]这也很好地体现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于保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同壮族鸡卦类似，彝族十月太阳历与汉族阴阳五行八卦之间也多有一致之处，二者可能存在某种紧密关联。彝族十月太阳历将一年分为10个月，每月36天，合计360天，余下的5～6天为过年日，这是彝族先民通过对太阳、月亮、北斗等天体的长期观察，逐渐积累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历法体系，见载于毕摩经及《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等彝族文化经典。有学者论证《夏小正》与彝族古历同属一类，表明彝族历法与汉族历法存在共同的文化渊源。[9]关于彝族八卦，以往人们认为“先天八卦”是宋代道士编造出来的，此前只有“后天八卦”，但如今有学者以四川凉山出土彝族八卦作为实物依据，论证彝族八卦即“先天八卦”，而且最迟在唐代就已经出现。至于宋代道士编造“先天八卦”的传统观点，更妥当的解读应当是五代宋初时彝族八卦由道士介绍、推广到汉族地区。[10]现在看来，该论虽不中亦不远矣，合理性和说服力俱在。
古往今来，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有着重要的传承和推广之功。南诏是西南少数民族所建政权，有着明显的重视道德仁义的思想倾向和政策导向。唐朝初年，南诏君臣曾共立“德化碑”，现矗立于南诏都城太和城内，碑中有云：“小能胜大，祸之胎；亲仁善邻，国之宝。”“夫德以立功，功以建业。”不难发现，其中不乏《左传》《孟子》等传统经典中仁政学说、德治思想的影响和沾溉。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彝文《劝善经》17册，该书取自汉文《太上感应篇》，结合彝族风俗习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进行宣传说教，其中也彰显出以《周易》积善余庆、遏恶扬善为代表的积善、扬善、求善、行善、劝善等理念在我国各民族思想文化中具有突出地位和普遍意义。[11]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少数民族也作出过重要贡献。明安图是清代著名蒙古族科学家，在钦天监工作期间，曾参加著名天文算法巨著《律历渊源》的编纂以及《历象考成后编》《仪象考成》等天文历书的编修工作，为天文学发展殚精竭虑。他在数学研究上的成果则被称为“明氏新法”“弧矢不祧之祖”，对中国近代数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内蒙古呼和浩特五塔寺有一幅石刻蒙古文天文图，署“钦天监绘制”，据研究可能是明安图在钦天监工作期间绘制的草稿，由喇嘛从北京带回上石。它是目前所见唯一一幅石刻蒙古文天文图，弥足珍贵，也成为少数民族科学家为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所作贡献的生动写照。
应该说，各个民族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成功经验、思想智慧和文化遗产，少数民族文化对于传承延续、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贡献还体现在文学、史学等诸多领域。在文学方面，《敕勒歌》和《木兰辞》等反映民族融合的作品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学遗产。其中，《敕勒歌》是胡歌汉译的典型，是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生活的写照，《木兰辞》中的花木兰则生动地展现了民族融合趋势下的中原女子的形象，都折射出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入和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在史学领域，蒙古族《蒙古秘史》《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藏族《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满族《满文老档》及彝族《西南彝志》等各民族的代表性史籍，详细载述了各民族的发展历程，从而成为我国古代史学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少数民族史籍与汉族史籍从各自视角记载、书写了中华大地上的历史文化，与中原史籍之间有着明显的互相补益的特点。因此，有学者敏锐地指出，自古以来华夏大地上发生的动人心魄的历史事件、意义重大的历史进程等，假如没有民族文字古籍、汉文古籍和少数民族口传古籍三方面的材料，就得不到全面、完整的记录。[12]也就是说，民族古籍保存了各民族创造的思想精华和文化成果，也在以不同方式不断丰富、充盈着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宝库。
总之，在长时期的互动交融过程中，各少数民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提供创新能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时代演进而不断凝聚和强化，中华文明也得以展现出日新月异、生生不息、海纳百川的气度和魅力。古代各民族文化传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内在的深刻关联，为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创新性和包容性增添了诸多生动形象的注脚，同时也促使人们对古代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吸收、继承和现代性抽绎、表达，并充分吸纳各个民族的传统经验、思想要义和文化精髓，从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更多的有益借鉴和重要启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13]这既是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高度凝练和经典概括，又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又一次丰富和完善，为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提供了全新的文明视角，[14]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实践逻辑。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可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新的发展阶段。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形态。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文化的力量是民族生存和国家强盛的根本力量。在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土壤上，在追求“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民族精神世代传扬，形成了特征显著、标识明确、思维独特、价值稳定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规定性与文明标识性，保障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强化，保障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形成的，是蕴含着马克思主义魂脉、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和践行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铸就了牢固根基。换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涅槃重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深化、不断升华的必然结果。
正是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程中，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发展的历史征途上，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回溯历史，大体说来，我国先后出现过三次民族大融合，第一次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乌丸、蛮、越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实现了部分融合，第二次出现在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时期，与汉族相融合的是契丹、女真、党项、沙陀、部分蒙古族及部分西域民族等，第三次是在清代，满族以及北部、西部的少数民族部分地与汉族实现融合。[15]在上述三次民族大融合中，每一次融合都比上一次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力度更强，吸纳的民族成员也更多，有力推动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强盛、壮大，进而发展成为当前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血脉相连、命运与共，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大家庭，各族人民群众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取鉴，像石榴籽那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如今，中华民族积极回应时代主题，解决现实难题，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样离不开56个民族同心同德、团结一心，推动民族互助，促进民族和谐，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古往今来，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始终滋养着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文明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传承、发展起来的，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强化，又推动着中华文明更好地生生不息、守正创新，二者保持着高度的协同性、一致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同步，中华民族共同体基因的融通和扩大与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同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和巩固与中华文明的整体跃升同步。当今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然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密切关联。各族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动力源泉，以此应对建设进程中的各类挑战、各种困难，会无往而不胜。同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也会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增强各族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中华文明历久弥新、永续发展。可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广泛融会了各民族文化的核心精华，又充分聚合了各民族文化的具体形态，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综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魅力无穷，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历史根基，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源泉和思想渊薮。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读史使人明志，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要敬畏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坚定历史自信。进入新时代，我们应该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挖掘、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和精髓，总结、提炼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宝贵的情感价值理念，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项目“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2-GMA-004）
注释
[1]《2023年度十大学术热词》，《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2日。
[2][3][1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4]习近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求是》，2024年第8期。
[5]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84页。
[6][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6、200～201页。
[8]黄懿陆：《中国先越文化研究——从壮族鸡卦看〈易经〉起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前言第7页。
[9]陈久金：《陈久金天文学史自选集》（上），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288～307页。
[10]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前言第6页。
[11]张涛：《易学研究新视野：从综合百家到融通三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44～247页。
[12]王海滨：《浅析民族古籍的特征及价值》，朱崇先主编：《古典文献学理论探索与古籍整理方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61页。
[14]本书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年，第15页。
[15]张涛：《易学思想诠释与历史文化探微》，北京：东方出版社，2022年，第322页。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Zhang Tao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It is the modern form of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united community. As a source of thought, spirit, and cultural,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a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cluding all nationalities in China. It cannot develop without the contributions of all nationalities. Under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we should make a profound study and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We should also make positiv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consolidate our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develop a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a better way.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责 编∕韩 拓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