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中，明确提出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未来五年我国经济要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实现新的全局性突破。当前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更多经营主体迈向世界一流企业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激励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加快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促进更多经营主体迈向世界一流企业，使各类经营主体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手”和“领头羊”。
一方面，积极推进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改革。积极探索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加快培育乡村振兴的多元经济主体。相关部门要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重点，按照行业分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明晰、市场化机制运营原则，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使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关键领域、重要行业的国有企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另一方面，加快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落地生效。积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少参与、不干预市场经营活动，让企业自主决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党委政府职能作用，主动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解难题、办实事，切实依法保护非公经济产权和企业家利益，形成真正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舆论氛围、发展环境和信心预期。
着力营造公平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形成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性经济社会氛围
营商环境，是指企业等经营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高低是影响营商环境的关键要素：营商环境越好，制度交易成本越低；反之，制度交易成本越高。营商环境是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吸引投资、扩大对外开放最重要的外部环境。经济增长速度、质量与营商环境是正相关关系，对经营主体而言，好的营商环境就像是阳光、空气和水一样珍贵。
全力维护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看，不恰当的政府干预是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重要因素。我国形成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关键是解决政府的缺位和越位问题，尤其要重点解决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过多干预的越位问题，这是多年来妨碍市场发育和公平竞争的顽疾，也是历次改革的难点。近年来，我国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重点发挥负面清单制度作用，提高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成为破解政府过多干预问题的有效途径。新一轮改革要加快完善此项制度，从制度上减少和避免政府对市场的无效、低效干预行为，最大限度地为营商环境市场化建设提供经营主体自由交易和竞争的空间。
健全平等的法治环境。市场机制是对企业的最大激励，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对企业家的最大保护，是防止政府腐败的有效隔离墙。法治化而非行政化的监管环境，能够让企业家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近些年以民商法实施为标志，对市场经济中各类主体的制度保障和规范正在逐步完善，取得巨大进步，但是现实中不同区域政府和职能部门的依法、尊法、守法意愿千差万别，用法、执法能力仍然有待提高，破坏市场经济法治环境的政府不当行为仍然较多。当前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的重点是加强对已出台法律法规的宣传和落实，不断强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法治保障和制度保障。
加快形成有利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体制，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要持续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首先，加快构建科学技术进步形成机制，促进技术革命性突破。一方面，打造科学技术现代研发平台机制。科技进步高度发达的今天已经不同于传统农耕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一流的科研成果有赖于一流的实验室，围绕重大战略需求、现实重大问题，建设国家、区域性科研院所和企业重点实验室，将其打造成为融合各类现代要素公共研究平台。另一方面，构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生态系统。科技成果还不是现实生产力，需要完善市场转化机制，加快构建实体和虚拟的科技成果交易市场；对于孵化期的新技术完善和鼓励风险投资，促进其形成未来产业；利用互联网的力量，着力构建集“产学研用金”于一体的问题发布机制、赛马破解机制、金融支持机制。
其次，构建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机制，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从企业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机制看，要加快生产要素从人工计划转变为智能计划。曾经依靠人工计划的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不可能十分精确，而在智能化时代，智慧工厂、智慧车间将依靠人工智能，实现时间上的继起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各个环节实现无缝对接，有效加快了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循环周转速度和效率。从区域生产要素配置来看，要加快生产要素从地区分化转变为功能互补。在自由竞争机制作用下，更多的生产要素配置在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容易出现地区分化现象。而在智能化时代，通过政府引导+市场机制，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合作更多带有互利互惠性质，不仅有利于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也有利于发达地区拓展市场空间并实现区域功能的互补。
最后，培育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机制，加快生产力向更高级产业形态演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依靠大规模科技创新推动，意味着与传统生产力升级机制和路径会有显著差异。一方面，要激励发挥创新型企业家的引领作用。由于系统性创新出现，产业体系不是更多依靠便宜生产要素的供应，也不是依靠创新生产要素的供应，而是要有创新型企业家这个主体来组织创新生产要素，由创新型企业家来引领推动产业迭代发展和新产业的形成。另一方面，要考虑政府与市场功能的重新定位。不同产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形成有着明显的路径差异，“从1到10”和“从0到1”都包含新质生产力，但所需要的政府政策支持体系是不同的。产业政策转型作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路径，尽管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市场应该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有效市场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不仅要以科技创新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更重要的是如何准确发现、界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效识别、培育未来产业。
扩大制度型开放，增强以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稳定预期
开放型经济体制本质上就是促进和保障商品、要素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有序流动，逐渐形成稳定的生产和消费国际化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
首先，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带动提升国内市场体系的开放、竞争、全球化程度，提高依法依规高效解决涉外问题的能力水平，借助国际规则增强国内规则的协同效应能力，以国际市场带动国内市场体系的完善。
其次，深度清理与外商投资法不相符的政策文件，全面检视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情况，在产业政策、资质许可、上市融资、合规补贴、服务价格等方面，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
最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重构，注重提升国际规则国内化和国内规则国际化的一体化程度，为全球治理提供高质量的中国方案和公共产品、突破逆全球化的发展瓶颈、引导全球多方力量，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国际经贸投资新秩序和新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