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黄金水道浇灌了经济命脉和民生命脉,唤醒了“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济宁。竹竿巷、总督府、玉堂酱菜……这些济宁的城市标签,无一不和运河有关。
济宁因“居运道之中”,成为“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带。同时,这里又是大运河全线的制高点“水脊”所在地,17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工程技术的最高成就南旺枢纽应“运”而生,引汶济运,分水南北。一系列结构缜密的配套工程,确保了运河漕运连续500余年畅通无阻。
运河瑰宝
分水龙王庙建筑群古遗址
南旺枢纽镇水兽
运河砖砌河堤
正因为济宁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元明清三代都派设最高司运机构常驻济宁,使济宁成为无可争辩的运河之都。
大运河穿济宁城而过,成就了100多条商业街,保留下来的胡同肌理,印证了“江北小苏州”的美称。
绝无仅有的38门铁炮
元明清铁炮
来到济宁博物馆,先寻镇馆之宝,却发现不在馆厅内,而在馆区的铁炮展示长廊。“我们馆藏有元明清铁炮38门,数量在全国居先,而且有两门粗短大口的元代铁炮,因此十分珍贵,堪称镇馆之宝。”济宁市博物馆党委委员、运河专家李广芳颇为自豪地介绍,铁炮大批馆藏济宁,与此地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分不开。济宁为何能有如此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大运河功不可没。
大运河流经济宁约230公里,由于地势起伏,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水位不平衡,加之黄河冲淤等情况,使济宁成为扼守运河咽喉的中枢地段,元明清三朝均在此设有最高司运机构河道总督衙门,政治地位就此奠定。济宁的军事地位,也因大运河的开通而凸显出来。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朝廷设济宁兵马司,明清两代,凡是边防要地、重要城镇,都要设卫进行镇守。一般情况下,一地设一卫,而济宁却同时设有两卫。济宁博物馆的铁炮馆藏量大,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大运河的最高司运机构,据记载,济宁河道总督署占地5公顷,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设有大堂、二堂、三堂,书院、射圃、演武厅等,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气势威严。据清制,只有部院级衙门才有这样的规格。衙门的主要官员为总督,据《明史》《清史稿》记载,官秩为正二品,个别总督兼挂御史衔的,官秩为从一品。它是朝廷六大部之外唯一在京城以外的一个部院级衙门。
至清代,运河沿线曾设有三个河道衙门。其中,济宁河道总督署存在时间最长。600多年间有188位河道总督在此任职,其中有禁烟名臣林则徐,有一生4次来济赴任、担任河道总督共27年的治河名臣潘季驯,也有顺治年间病死在任上、被济宁百姓尊为河神的治河名臣朱之锡。
如今总督府遗迹虽已不复存在,但相关资料和院署平面图完好保存在如《济宁县志》等诸多古籍文献中,在与济宁博物馆老馆一路之隔的地址上,河道总督府遗址公园正在建设,将再续济宁运河之都的繁荣。
天下第一剑的由来
镇水铁剑
在济宁博物馆,一些镇水器具揭开了一方水土养育下运河人家的信仰。
“这是一尊仿制的铁剑,原件在兖州博物馆馆藏。此剑长7.5米,重1539.8公斤,由生铁铸成,年代可追溯到康熙丁酉二月(公元1717年)。”循着济宁市博物馆讲解员李金灿声情并茂的讲述,博物馆的观众开始关注眼前这尊铁剑,我国现今出土的剑文物中,无剑能与之相较,因此其被誉为“天下第一剑”。
铁剑无疑是那个特定年代用来镇妖斩怪的“神器”,出土于兖州的母亲河泗河,而泗河则是大运河最重要的供水线之一。但泗河经常发大水,冲毁庄稼和城市,百姓流离失所,因此官府在岸上铸建了此剑——用信仰的力量治河。
那么这尊“巨剑”究竟如何使用,又是谁使用的呢?原来,铁剑并非沉在水里,而是供奉在岸边。“在科技并不发达的过去,水患对于百姓来说,是极大的灾难。”李金灿介绍,无论是镇水兽、镇水铁牛还是镇水铁剑,都体现了当时人们治水患的决心,为官者保一方百姓安宁的初心。
这些也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符号,甚至有些河道总督、治河官员也被后人敬畏为神,如修建南旺枢纽的功臣、治运专家宋礼、白英,分别被称为宋大王、白大王。此外,当地还有一位朱大王较为有名,他就是河道总督朱之锡,担任河道总督治水十载,41岁累死在任上。相传,人们感念他的治河壮举,在他的官衙哭了几个月。
它为何被称为“北方都江堰”?
提到济宁段的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是绕不开的话题,因为这里真的“高”,它是大运河制高点“水脊”所在地,正应了那句“漕路三千里,南旺居其高”。
走在会通河(南旺枢纽段)的古河道中,河道在分水龙王庙建筑群前南北二分。“大运河南旺枢纽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是为解决大运河跨越水脊难题而建设的大型综合性水利枢纽。从戴村坝流出的水经小汶河自此汇入运河,为航运提供了足够的水源。”济宁市汶上文保中心副主任黄登欣指向戴村坝的方向,好像仍能看到那滔滔而来的水流。
如今,南旺的河道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重见天日”的河床却向人们展示出更多“秘密”。在两河交会的丁字路口,有一段近500米长的砖砌河堤,青砖上楷书“弘治十年造河道官砖”的印记还清晰可见。同时,在河道中央,还能看到一些鱼脊似的凸起。“砖砌河堤的作用是保持河道不被水流改变,我们看到的凸起,下面埋着许多木桩和挡板,关于它们的用途目前还在研究当中,猜测可能和滤沙有关。”黄登欣介绍,南旺枢纽使用时期,小汶河河水裹挟着大量泥沙,疏通河道挑出的淤泥在枢纽河岸上堆出了四座土山,“所以才有对联说南旺枢纽‘四山朝拱三湖月,一水绿分两岸春’。”
四山已经随着河水改道而消失于历史,三湖同样也成了历史名词,它们就是南旺湖、蜀山湖和马踏湖。南旺地处运河中段,地势又最高,运河向北时常会出现缺水问题,虽然戴村坝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水源,但治水就像中医治病,一味药总是难以根治,需要多味药材相互扶助,才能调养好身体。“这三座湖,和济宁以北的马场湖、安山湖,都是为了调节运河水位而围堤修建,它们有个统一的名字,叫‘水柜’。‘水柜’通过河道上的斗门相连。河水多了,就导入‘水柜’积蓄起来。河水少了,就打开‘水柜’补充水源。”黄登欣站在邢通斗门的岸边说。在南旺的南北各相距5里处,分别设置了柳林闸和十里闸,用来调整南北的水流多寡。这样一来,对运河水位的管理就更加得心应手。
2014年,和南旺枢纽相关的分水龙王庙建筑群古遗址、运河砖砌河堤、柳林闸、十里闸和邢通斗门遗址、徐建口斗门遗址等8处遗产点与2处河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座由数代运河人累世修筑的水利枢纽,时至今日仍在诉说着大运河中凝练的文化和智慧。
一块300年的金字招牌
中华老字号玉堂酱园
东西三里,南北三里三,九里见方的济宁老城,在清代经济达到鼎盛,买卖兴旺。如今,走在古城南门老运河边,仍可以感受那时的繁华。济宁近代以来最早的工商企业之一——玉堂酱园就屹立于此,300年来,那块“京省驰名 味压江南”的金字招牌依然熠熠生辉。
1714年,在京杭大运河上,由苏州漂来一条小船,一对年轻夫妇在济宁州南门口下来,在运河岸开办了一家酱菜店铺;一百年后的1816年,冷孙两家合资买下了这家彼时难以为继的店铺,官商合力建成了京省驰名的酱园;又一个百年,1915年,玉堂产品名震巴拿马,在万国博览会冠压群芳,一举获得6块金牌,名扬四海。
站在这家国内唯一一个300年不停业的老字号门口,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顾客,人手一兜酱菜,南北口味融合是这家酱菜的一大特点,也是大运河带来的饮食文化融合的一个缩影。
运河人读运河写运河
无论是运河之都,还是孔孟之乡,在济宁文博系统里,能把济宁这两张名片讲得生动深入的人,非济宁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杨义堂莫属了。2014年至2022年间,他写了中国大运河文学三部曲,被中国作家协会誉为黄河大运河的文学巨浪。半日采访,让记者深深感受到了运河边上运河人的运河情怀。
2012年,全国正在推进大运河申遗的时候,杨义堂调任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彼时,他发现平日里这条每日买早点都要经过的河,正被全世界关注着。他开始怀着一腔热血去读这条河、写这条河。
当他望着河面上缓缓南下的货船,感受到民生百态;当夕阳的余晖泛起粼粼金光,又让他感到诗意和浪漫;当他站在南旺水利枢纽,不禁为古人的智慧赞叹不已。于是,杨义堂开始写“运河三部曲”之一《大运河》。
采访当天,当记者与之聊到运河畔人民的风情与治水故事时,杨义堂兴奋得“拍案而起”,对于运河文化的自信和身为济宁人的自豪感,让这位文化人充满力量。
“《大运河》虽然写的是两岸风情故事,但它也是传承千年文化的载体,更是人们不屈不挠精神的体现。”杨义堂说。
越研究越痴迷,杨义堂感叹:波澜不惊的运河见证了多少人间佳话。于是,他又写下第三个运河故事《北游记:苏禄王》。这是一部从外国人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小说。
在杨义堂看来,《北游记:苏禄王传》不仅仅是一本“看热闹”的小说,它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特征中的和平性、包容性和开放性。比如书中就记载了明清时期外国使团均需经宁波这一处口岸入关,经浙东运河、京杭大运河北上进京,两岸州府热情接待,供给粮食、米酒、羊肉甚至大明宝钞以及白银的场景,是当时朝廷“协和万邦”“厚往薄来”外交政策的生动写照。
“你得研究社会生活,才能鲜活。小说情节不是杜撰的,均有据可查。”杨义堂说,大运河的故事讲不完,也写不完,他在运河文化推广的路上,也会一路前行。
总策划:金可 陈冬菊
本期采访:陈冬菊 曲经纬 池阳
本期摄影:吕权仪 陈冬菊
【文章据“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转发时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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