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博导 郭凯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如何在人口发展新形势下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学界应当回答的重大问题。人口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人口红利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当前中国人口正快速转变，在规模上表现为人口规模和劳动力总量已经由升转降，在年龄结构上表现为少子化和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在质量结构上表现为高学历和高技能劳动力所占比重快速提升，给经济转型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人口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创新发展的多重机制
人口在规模、年龄结构和质量结构等维度上的转变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创新发展的重要经济力量，对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模式有着全面而深远的影响，而经济转型发展又会对人口转变趋势形成反作用和正反馈。科学研判人口转变的发展趋势，准确把握人口转变的经济影响，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规模转变通过劳动力供给和规模经济等机制对经济转型发展产生影响。
人口规模转变的劳动力供给机制体现为人口规模在供给侧直接影响了劳动力供给增长，促使劳动与资本等其他要素之间相互替代，进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创新发展。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时，劳动力供给也会快速增长，从而降低劳动相对其他要素的价格，即劳动相对工资下降，这就会促使企业使用劳动替代其他要素，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产出价格。这一影响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中更为明显，其产出相对价格就会随之下降，从而替代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等其他生产方式。由于不同生产方式之间产出替代弹性通常较高，经济就会呈现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所占比重上升而其他类型生产方式所占比重下降的结构转型趋势。反之，在人口规模增速放缓或转为收缩时，劳动力供给增速也会随之放缓甚至转为下降，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所占比重就会上升，同时也会激励企业在资本扩展型技术上加大研发创新投入，以便更大幅度使用资本等要素替代劳动，或更大幅度使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替代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技术创新方向就会表现为资本扩展型技术或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更快提高，并进一步加快了结构转型进程。
人口规模转变的规模经济机制体现为人口规模在需求侧影响了企业产出的市场规模，改变了规模经济效应大小，进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创新发展。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时，企业面临的产品市场需求扩大，企业就会随之扩大生产。对于规模报酬较高的企业而言，其单位生产成本和产出价格就会下降，增强规模经济效应。因此，规模报酬较高的产业就会由于其产出价格相对下降而替代规模报酬较低的产业，在其产出之间替代弹性较高时，该产业所占比重就会上升，而规模报酬较低的产业所占比重就会下降，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反之亦然。市场需求扩大同时也会提高新产品和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市场利润，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强激励，使门槛较高的科技创新实现“从无到有”的大推动，这是规模经济效应的又一表现。因为新产业和新模式的技术应用前景和生产方式变革的不确定性更高，这一领域的研发创新风险较高，前期投入较大。没有一定规模的市场需求，就不会有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新产业和新模式的发展就会受限于新技术的创新。因此，人口规模增长也会通过激励企业创新加快产业变革和结构升级，反之亦然。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通过人力资源结构和需求结构等机制对经济转型发展产生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人力资源结构机制体现为人口年龄结构直接影响了劳动力和企业家等人力资源年龄结构，进而影响了劳动力跨部门流动和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一方面，劳动力在不同行业、模式、区域或城乡之间流动面临着较高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学习新工作所需的技能、适应新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放弃旧工作积累的部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劳动力越年轻，学习和适应能力越强，已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越少，其跨部门流动成本也就越低。比如，在新产业和新模式中，年轻劳动力所占比重通常较高；在城镇化进程中，也是年轻劳动力更可能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镇地区。因此，当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使年轻劳动力所占比重上升时，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再配置就会加快，进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反之亦然。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形成也与企业家群体的年龄结构相关。企业家是具有创新精神、风险偏好程度高、对市场有敏锐感知力的群体，这些特征与其年龄密切相关。当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使年轻企业家所占比重上升时，企业家精神会更易于形成和发扬，总体经济的创新创业实践也就更活跃，经济结构转型和科技创新进程就会加快，反之亦然。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需求结构机制体现为人口年龄结构改变了总体经济的消费率和消费需求结构，进而拉动了经济结构转型和创新发展。一方面，家庭成员年龄结构是影响家庭储蓄行为的重要因素，而家庭储蓄倾向变化会进一步改变总体经济的消费率和投资率。当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使家庭更趋于年轻化时，总体经济的储蓄率就会提高，而储蓄又为资本深化和科技创新等投资活动提供了资金，于是经济结构转型和技术进步速度就会加快。另一方面，由于成长背景、收入、资产和预期等因素，不同年龄人群的消费偏好和消费模式具有显著差异，家庭成员年龄结构也是影响家庭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比如，年老人群在健康医疗上的支出比重较高，年轻人群在教育文化娱乐上的支出比重较高，更乐于尝试新消费产品和消费业态；人口流入城市的年轻家庭的住房需求更高，在子女教育和养育上的支出也相对更多。因此,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会促使家庭消费结构发生一致性变化，进而改变总体经济的消费需求结构，从需求侧拉动产业结构转型。
人口质量结构转变通过人才红利等机制对经济转型发展产生影响。
人口质量结构转变的人才红利机制体现为人口质量结构直接影响了人才供给结构，促进了劳动力之间替代、人才与技术和资本互补，进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创新发展。一方面，人口质量结构转变改变了劳动力内部结构，高技能或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人才相对供给上升提高了劳动力质量。于是技能溢价就会相应缩小，即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下降。从要素相互替代的视角看，这会促使企业使用高技能劳动力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在不同技能劳动替代弹性较高的生产部门，高技能劳动就业比重就会提高，而在两类技能劳动替代弹性较低的生产部门，低技能劳动就业比重就会提高。从产品相互替代的视角看，技能溢价缩小进一步降低了技能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其产品就会大幅用于替代其他产业产品，在替代弹性较高时该产业比重就会随之上升，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就形成了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人才红利。
另一方面，人才与资本和技术的互补性更高，或者说资本和技术与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大于与高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弹性。人才相对供给扩大，就会激励企业投资，更快引入与人才高度互补的机器设备和无形资产，并促使企业使用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去替代低技能劳动力。更易于进行这种替代的产业比重就会提高，也就是说，更易于用高技能劳动力替代低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就会同时更需要与高技能劳动力更互补的资本，从而拉动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流入。此外，人才相对供给扩大不仅为技术研发创新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而且也会扩大对技能密集型产品和技能偏向型技术的相对需求，激励研发创新更偏向技能密集型产业或高技能劳动的技术。因为一旦研发成功，这些技术应用的市场规模更大，可能获得的利润也更高。因此，人才相对供给扩大促进了技能密集型产业发展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这就形成了推动经济创新发展的人才红利。
经济结构转型与创新发展对人口转变趋势产生反作用和正反馈。
人口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创新发展，经济转型发展又会反作用于家庭生育选择和劳动供给决策，加快人口转变，从而形成正反馈。促使人口规模和结构发生转变的经济因素通常被归为数量和质量的相互替代与女性对男性的相对收入两个核心机制。
从数量和质量的相互替代机制看，经济结构转型和创新发展所催生的新产业和新技术扩大了对高技能劳动力和高技术人才的相对需求，进而提高了人力资本回报率。这就会促使家庭更加重视积累子女人力资本，提高单个子女的养育和教育成本，相应也就会降低家庭生育率，表现为子女质量对子女数量的替代。家庭生育选择的这一变化会促使总体经济发生人口增长放缓而人口质量提高的人口转变。此外，教育、文化、娱乐、居住等与子女人力资本形成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的技术进步缓慢，其相对价格就会持续上升，这也会提高家庭在子女人力资本上的支出，促使质量替代数量，从而降低家庭生育率。
从女性对男性的相对收入机制看，经济结构转型和创新发展推动了脑力劳动和认知类工作替代体力劳动和常规性工作，提高了脑力劳动相对体力劳动的相对收入，这使脑力劳动更有比较优势的女性收入更快上升，缩小了性别工资差距。虽然女性收入上升直接提高了家庭收入，可能促使家庭生育更多子女，但女性在生育和养育子女上投入时间多于男性，女性收入上升还会更大幅度提高生育时间成本。在后一机制的主导作用下，性别工资差距缩小会提高劳动供给特别是女性劳动供给，并降低家庭生育率。
人口转变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结构转型动能和科技创新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人才红利和改革红利有望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第一，中国人口红利在市场规模和市场结构等维度上仍有增长潜力。虽然中国劳动力和人口总量已由升转降，人口红利在持续收缩，但人口规模仍然巨大，人均收入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持续快速增长，已超过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还在不断壮大。因此，中国经济具有超大市场空间，纵深都在快速延展，消费升级动能强劲，为企业和人才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当前，中国城镇化率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还有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未实现全面市民化，人口仍会向城市群和都市圈进一步集聚，这些都将在供需两侧推动形成人口二次红利，持续释放规模经济效应，继续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2亿人，预计到2035年人口老龄化率达到25%左右，为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银发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将推动医疗健康、养老服务、文化旅游、金融保险等行业创新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模式，形成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动能。
第二，中国人力资源总量丰富，人才红利处于快速释放阶段。经过二十余年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普及，中国已经形成了超过2亿的大学生群体，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研发人员总量均居全球首位，而且仍在快速增长中，预计到2035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超过12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深入发展，人才将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基础性支撑，增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人才红利的积聚与释放将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新技术研发应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尽管部分制造行业用工成本快速攀升，但中国制造业所拥有的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工程师、高技能人才仍会增强其在全球市场的比较优势，为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提供了强劲推动力，有望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第三，改革红利有望提升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中国劳动力在城乡、区域和产业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进出壁垒，部分领域错配程度较高，以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将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科技创新提供优质高效的人力资源，释放改革红利。当前，中国劳动力供给还不能很好匹配经济结构转型和创新发展需求，供需结构不匹配、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仍然存在，坚持市场化就业方向保障高质量就业，将有效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并引领其他要素加快向新产业和新模式集聚。此外，改革红利释放将稳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显著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而深刻改变家庭内部时间和资源配置结构，稳定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增强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
加快提升人才红利和改革红利的政策建议
一是深化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使劳动力引领各类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规模配置，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劳动力和人才跨地区顺畅流动；营造公平就业环境，消除身份、性别和所有制等就业歧视，畅通劳动力和人才进入新产业和新模式渠道，完善各类所有制经济劳动力流动机制。
二是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实现人才、教育、科技的协调互促与良性循环。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人才培养和评价的激励体系，推动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优化人才在产业间区域间布局；有效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机制，提高人力资源市场规范化水平，推动高质量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发展；完善现代教育体系，扩大基础教育投入，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努力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
三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形成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明确中长期发展目标和实施方案，把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立项批复向中高端数字基础设施倾斜；大力支持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云计算等技术创新，加快人工智能平台、新一代超算、大数据中心等设施建设；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大财政投入，探索发行专项用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特别国债，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运营。
四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实质性降低教育、居住和医疗成本，保障女性职业发展，大幅减免甚至免除多子女家庭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费；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提高幼儿园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薪酬待遇，加快教育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稳步促进共同富裕，缩小区域城乡家庭之间和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公共服务差距。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结构重大转变对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3&ZD044）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