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要深入研究和总结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基本规律，立足国情，从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文经济学，以经济的发展夯实我国文化基础，以人文的滋养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质的含量，在高水平上推动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关键词】现代化 文化与经济 人文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一个正在强起来的中华民族要实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深入研究和总结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基本规律，立足国情，从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文经济学，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以经济的发展厚实我国文化基础，以人文的滋养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质的含量，在高水平上推动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充分认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文化不仅能够激发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增强民族自信心、提升国民整体素质，而且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伴随着社会科技进步，我国文化事业日益融入经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发展，为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提供了重要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新路子。一方面，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另一方面，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繁荣发展，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进入新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因其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科技含量高、低碳绿色等特点，对推动国民经济转型升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文化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明显：据国家统计局资料，从2012年至2022年十年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3.48%提高到4.46%，对GDP增量的贡献率呈逐年提高态势。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近13万亿元，同比增长8.2%，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0.9%。其中，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的贡献率为93.3%；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增速明显快于全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整体水平。特别是近年来，文化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对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增长贡献率高达70.9%，像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数字出版、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互联网搜索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6个行业营收和利润增速明显，既增强了文化产业内在韧性，为经济增长蓄积了新基础、提供了新动能，又以创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创造了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新需求。
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呈现高度相关性，耦合度日渐增强。从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看，经济发达省份和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省市，其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均排在前列，北京、广东、浙江、上海、山东、江苏、四川、河南、福建、安徽的文化产业发展综合指数位居前十，这可以充分佐证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高度相关性。经济发展推进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推动文化产业与科技金融快速融合，由此释放文化新消费、新业态、新服务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回稳向好态势下，全国文化消费市场强劲复苏，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高速增长。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达到2904元，增长17.6%，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0.8%；国内出游人次达到48.91亿，同比增长93.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4.91万亿元，同比增长140.3%。文化消费增加、文旅产业发展创新又进一步激发了城市经济活力、助推国家乡村全面振兴重大战略的实施。像淄博烧烤、哈尔滨冰雪经济等文旅新消费热点爆款频出、热度居高不下；一些农村地区大力开展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村超、村BA、村晚等文旅热点不断涌现，既增强了地方文化品牌价值，促进了文旅深度融合，又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2023年贵州黔东南榕江县“村超”赛事期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8.34亿元，农特产品销售额4.01亿元，同比增长57.92%。
从国际发展趋势看，当今经济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文化发展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中的作用，文化被提升为与资本、资源、管理等战略要素相同的地位，成为发展中的关键要素之一，制定文化产业政策和文化发展战略成为提高国家和城市竞争力的主要路径。像美、英、日、韩等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都超过了15%，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文化产业是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产业之一，是美国国家财富和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据有关资料，美国非营利性文化艺术产业每年直接或间接拉动的经济效益为369亿美元，提供了130万个就业机会。美国文化产业的成长壮大，不仅极大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一定意义上也成就了其在国际上的“文化霸权”，以此不断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其价值观念。
英国在二战后也一直重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其规模与金融业相当，成为其国家六大战略经济产业之一和国家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比如，其音乐产业在世界上的地位仅次于美国，每年能为英国带来很大出口利润。以浪漫文化著称的法国多年来以维护民族文化发展其文化产业，法国政府以政府投入和市场运营，大力发展法国戏剧、博物馆与历史名胜等文化行业，政府每年都拨出几十亿欧元用于兴建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等文化设施。以工业制造闻名的德国则融合制造业文化发展会展经济，卓越的会展业成为德国文化产业中的亮点，该行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80亿欧元，通过举办展会保障了23万个就业岗位。欧盟成立以来作为一个统一体，一直强调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不断加大文化产业投入，促进文艺影视传播和跨文化对话，在推动欧盟经济复苏中实现多民族文化的生态平衡。
与我们文化背景相近的日韩两国也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日本的文化内容产业一直是该国高成长产业，动漫、游戏软件等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内容产业具有世界影响力，日本动画片产业占世界份额的65%，其每年向美国出口的动画片金额是其对美出口钢铁总额的3倍。韩国以“文化立国”为基本方针，把文化产业作为实现21世纪文化大国、知识经济强国目标的战略性产业，其文化产业份额在韩国经济中也是举足轻重。
深刻理解文化与经济相互耦合的理论逻辑
通过一系列数据和经济指标，我们只是从现象上认识文化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要认识和把握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相互耦合的本质所在，还需要从其内生机理和理论逻辑上加以理解。
从文化的定义上说，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表现方式。文化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人类长期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创造表现出来的语言文字、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以及科学技术、社会秩序、法律制度，乃至于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精神图腾等等。文化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与历史的积淀，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体现为被人们普遍认可又能为国家和民族传承、传播的意识形态，是人类在不断认识自我、改造自我、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客观世界感性上的知识与经验的升华。显然，文化的范畴要远大于经济、政治概念。因而，论及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或作用，既要基于物质文明，又要超越物质文明。概而言之，文化是人类文明演进中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方式的总和。
在人类历史中，文化与经济是时而相互促进，时而相互阻碍的。虽然文化的形成与人类的经济行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在成形之后会固化为相当长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并潜移默化地融入当时当地的社会制度、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和价值观念。比如，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尊崇儒家思想，宣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封建文化为人们从商活动贴上了“义”与“利”不相容的道德标签，文化上对逐利的鄙视大大抑制了中国商业社会的发展。其实，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兴起之前也是如此，传统西方社会对于商业活动和商人印象也大多是负面的，特别是在漫长的中世纪里，神学高于一切，公开标榜追求物质利益是魔鬼附身。只有到了15、16世纪，西方社会掀起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形成了新教伦理精神，文化变革才涤荡了长期以来重农抑商的社会价值观，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催生出新的商业文明，原本为上流社会不耻的经济社会活跃了起来，资本主义文化从此引领了欧洲工业文明进程、市场经济社会的发育，乃至于基于资本扩张本性的殖民主义文化的输出。
资本主义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一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奠定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揭示了基于利己主义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和本质。同时，他的另一部伟大作品《道德情操论》又以道德伦理视角，论述了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应该怎样控制其感情和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具有确定行为准则的社会来约束资本社会的贪婪和欲望膨胀。一定意义上说，在人类社会开始真正进入商业文明时代，斯密就深刻阐释了人文精神与商业社会经济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孕育了人文经济学的思想萌芽。
自此以后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学派等过于注重经济理性，崇尚工具主义，将复杂的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抽象为简单的供求关系和竞争法则，各种现实世界中的“非理性”因素，如历史、习俗、伦理、文化意识、制度冲突等，都被尽可能地排除在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之外，尽管现实中政治、法律、伦理等文化价值观等对经济体系的影响和作用不可忽视，但新古典经济学假定这些文化因素均是外生给定的，因而对经济绩效不产生影响。这就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成为一门抽象的语言而丧失了实际内容。
经过几次伤筋动骨的经济大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撰写的“制度经济学”基础上，以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思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将制度作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把经济活动置于整个社会关系和制度体系中进行审视，尝试从习俗、观念、法律、历史等诸方面探究其对个人和群体偏好及行为产生的影响，实际上，这就是基于文化的大范畴来研究各种制度因素对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各制度因素的演变。后来的经济学家阿夫纳·格雷夫进一步通过国别比较研究揭示了文化在决定制度性结构、促进路径依赖的形成以及阻碍社会制度被成功采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分析了文化信念对社会组织以及秩序安排的构建与变迁的影响，指出了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背景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则更清晰地指出，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的实践是基于文化变革意义上的。文化不仅起到了推动某一种特定经济制度出现的作用，同时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价值依据。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文化与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势不可挡。在经济领域中，文化作为商品的比重大为增加，各种文化形态以各种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形式日益融入经济发展进程，并嵌入各种社会制度，既以产业化的方式推动着经济发展，又以文化价值观的渗透推进社会制度的变迁。过去那种只专注以经济论经济、以文化论文化，已经不可能理解飞速变化的经济社会，深入研究人文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便成为各国经济学家、文化学家、政治学家共同面对的极为复杂的哲学社会科学门类。
事实上，有“千年第一思想家”之誉的马克思早就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然影响经济基础。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正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充满着人文主义的关怀，马克思主义人文经济思想源于那个时代但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成为当今中国研究好、开创好新的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精神内核。
驱动文化与经济两个轮子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今天的中国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是并驾齐驱的两个轮子。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现代化强国目标就难以实现；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也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需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进一步深刻理解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不断推进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贡献。
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新时代的商业文明提供了丰厚的人文滋养。我们既要看到在传统社会，中华文化中确有不少禁锢思想束缚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独立创造精神，但经过历史进程的大浪淘沙，中华传统文化长期蕴积而成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经验，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创新精神等优秀品质，不仅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锤炼出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进取精神和无畏品格，也为新时代的商业文明提供了丰厚的人文滋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
保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就必须保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一方面，我们要以创新引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要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让全体人民始终拥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开拓进取的主动精神、健康向上的价值追求，不断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发展创造新机遇。资本主义世界以资本为中心，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称霸世界，造成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严重分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等不均衡。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承包容、互惠、共赢原则，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汲取人类一切文明进步成果，以守正创新精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正在以自己的和平发展为世界发展创造新机遇，努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社长）
责编/常妍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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