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唯物史观为人们理解和增强文化认同提供了根本方法论，能够让我们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化认同是“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主体需求的重要表征，是凝聚群体的精神纽带。增强文化认同，需要在不断满足人民需求的进程中夯实文化认同的根基，在努力推动文化创新的过程中始终恪守文化认同的指向，在不同的时空场域积极拓展文化认同的载体平台。
【关键词】文化认同 唯物史观 主体需要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①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和把握文化认同问题的根本方法。从唯物史观视角理解和把握文化认同，既能够让人们在唯物史观的叙事空间中体悟文化认同并不是“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的抽象之物，又能够让我们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认同是“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
从主体范围来讲，文化认同的主体是“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主体的物质生产性。立足于“现实的人”，从物质文化生产实践出发阐释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构成了唯物史观视域下文化认同论析的首要观点与基本原则，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现实的人”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是由费尔巴哈在阐述“类的意识”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强调的是人的自然本性、生理特征和心理特质。费尔巴哈批判“抽象的人”并提出“现实的人”的过程也正是他剖析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进而按照哲学逻辑来完成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终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费尔巴哈成功地把黑格尔哲学的基底即绝对精神归结为“现实的人”。但是这种“现实的人”依然具有抽象性，没有把人放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去考察人的本质。马克思在批判吸收费尔巴哈关于“现实的人”的思想精要的同时，还揭示了“现实的人”的能动发展性，将辩证法融入到了对“现实的人”的分析中。在他看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这种个人并不是唯心主义所言说的“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等神秘东西，而是“进行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人”，“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②。一定的界限和条件为文化认同的建构提供了时空场域，活生生的人的创造为文化认同的推进提供了主体保障。也就是说，任何形态的人类历史之所以能够形成，其最为基本的前提是活生生的个人的存在。
作为一种人的文化存在方式，文化认同反映着个体的归属倾向。在“现实的人”的自然存在维度上，它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进行物质生产以满足生存和生活需要是“现实的人”特有的存在方式。“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是什么样、生产什么与怎样生产的一致性带来了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个体归属感。在“现实的人”的社会存在维度上，它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人，在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活动中，他们同时创造与形成了“重要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这也表明了马克思所讲的“现实的人”不能脱离客观世界，而是通过改造客观世界来实现自身的发展。“现实的人”进行物质生产的过程，也是他们不断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中获得个体归属感的过程。
正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现实的人”的多种需求得到满足，并同时创造了反映这一时代特点的历史，而新的需求和诉求的产生也促使“现实的人”以能动发展性不断推进物质文化生产，进而在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找到自我的存在方式。人的多种需求是在多重社会关系之中得以满足的，这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区别的主体意识、身份意识和文化认同活动等。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化认同之所以能够产生，主要源于处在多重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的本质需求，文化认同归根结底是作为主体的“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
文化认同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
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社会实践是要以一定的客观性基础为前提的。因此，作为人的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有形式，文化认同也必然要具有展开活动的现实基础，即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同时，不仅物质生产，而且“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这些通过社会实践创造的生产资料以及形成的生产方式，都深刻地烙印着文化的特征，彰显着历史主体的价值追求。群体文化认同是群体在社会实践中参与社会活动和体验社会生活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没有实践活动，也就没有文化和文化认同的产生。在马克思看来，自我意识来自于客观存在的“物质的我”，自我意识是人在思维中对“物质的我”的平等反映。而这种平等反映的关系之所以能够形成，关键在于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是个体或群体存在的基础，自我是通过“别人”来确认的。从类存在的角度来看，人把别人看成是与自己平等的，当然，这种平等指的是一种类的平等，而不是具体的对等。要言之，人的自我意识和对某些观念的认同意识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文化认同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
按其本质来说，文化认同只能在实践中完成。第一，社会实践不仅为文化认同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特定的情境性支持，而且社会生产力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保障了文化认同的实现。作为文化生产的基础，社会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人们的文化观念、价值理念、精神信念等，且随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文化认同也必然会呈现出新的时代性特征。第二，实践既是判断文化认同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是判断文化认同建构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如果群体文化认同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正确指导社会实践，促进社会发展进步，那么这种文化认同是合理的，反之则是不合理的。如果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原有的文化认同无法发挥积极作用，人们就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突破原有的认同，重构新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主体需求的重要表征。在群体或个体身上体现的文化认同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中，根本上是主体需求和利益选择的结果。首先，唯物史观认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文化本质的体现，主体自我价值的确证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看来，“需要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此赋予了历史活动主体以普遍性、能动性意涵。也就是说，主体的存在、主体的价值需求、精神需求和心理需求等以文化认同的形式出现了。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除了“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之外，个体的发展、精神的归属、心理的确证、自我的实现等愈加成为主体需求的重要内容，成为确证文化认同的内在动力。其次，主体需要通过身份确认和群体归属来满足各方面的需求。一方面，共同的利益需求、统一的利益立场等是形塑文化认同的重要动力，“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它决定人们的感情体验和价值选择，个体或群体的态度行为是不同主体间客观利益的外在体现。为了更好地满足个体或群体的各种需求，人们需要建构一定的文化认同。人是社会的产物，个体只有通过一定的文化认同或身份认同才能实现相应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满足。另一方面，群体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它之所以能够获得个体的认同，原因在于它不仅能够满足个体的归属感需求，而且能够提供一种形式以确保其在内外交往中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最后，文化认同的发展变化受到利益关系变化的影响。对于群体而言，无论是大群体，还是小群体，都需要在满足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确认文化身份，共同利益的瓦解可能意味着文化认同的危机。“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竭力用瓦解各民族的办法使敌对情绪普遍化”，一旦群体间的敌对情绪普遍化，就可能影响群体内部的团结甚至侵害群体的共同利益，进而造成文化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又会进一步加剧群体间情绪的对立，引发矛盾冲突。而某个群体如果想要重构自己的文化认同，需要对相应的利益结构进行调整，甚至为了利益进行斗争。例如，工人只有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为所属群体争取利益，并重构自我建立认同，“工人必须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必须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地位”。
文化认同是个体在群体文化归属的自识、依附中逐渐获得“我们感”的渐进过程。与此同时，个体的言行举止也越来越受目标群体规范的制约而更加符合或趋同群体。文化认同的形成总是受到自然条件、心理机制、社会文化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人类社会早期，血缘关系、部落或氏族的信仰推动了认同的形成，文化认同处于一种天然自在的状态。“因为在文化的初期，以独立资格互相接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氏族等。”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人们必然受到自然的支配，依靠血缘、伦理、习俗等形成的家庭、氏族是凝聚群体的精神纽带，同时它们在自然形成中被赋予了“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可以说，不同的家庭、氏族找到了不同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不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认可又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认同。而随着人类社会从原始文明发展到近现代的工业文明，“文化认同”作为一个问题出现了。一方面，文化认同是凝聚群体的精神纽带，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黏合剂”，是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深层基础。文化认同以文化遗产、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字等为载体，使人们统一思想、统一行为，进而遵循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文化遗产是集体记忆的基础，是社会凝聚力产生的重要源泉。作为一种外在的媒介存在，文化遗产在以“遗产”为外在表征的符号叙事中不断向人们传达有关“记忆”与“认同”的信息和意义，而正是通过这种“延伸的场景”的“身体在场”与“精神在场”，促使人们建构起了自身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连接，并在重塑文化记忆的过程中进一步推动集体认同、共同体认同等价值观念的生产与再生产。价值观念是文化认同的核心源泉。价值观念作为最深层次的、发挥主导作用的精神力量，它在承载群体精神追求、体现是非评判标准的内在规定性中为群体成员提供了一种文化认同的行为规范，并最终以一种稳定的形式内化为群体成员的社会心理取向。通用的语言、统一的文字表示着不同群体的群体意识与文化认同感，它构成了社会交往中维系和稳固共同体的重要媒介。另一方面，文化认同意味着对强势文化的抗争和对弱势文化的维护。在资本的作用下，资本主义文化的对外传播使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多种文化基因整合重组，从而形成某些同一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文化的输出冲击了一些民族文化的固有结构和独特内容，影响了文化发展的自主性，而这种紧张关系也激发了他们传承保护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认同成为整合群体成员力量的精神纽带，不仅可以助长强势文化的对外扩张，也可以维护弱势文化的生存和发展。
以整体思维推动文化认同建构
唯物史观认为，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变化，事物的发展变化必然要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周期，否定之否定是在“更高阶段”的复归，也把事物推到了新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认同是主体在不同文化比较中不断认识自我、否定自我和创造自我的过程。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周期中，文化认同实现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推动着更高形态的文化认同不断发展。
在不断满足人民需求的进程中夯实文化认同的根基。“现实的人”作为文化认同的主体，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统一体，满足其生存的自然需要是“现实的人”构建文化认同的根本前提。美好生活的建设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的人”的需要是否得到充分满足，即人们的各种需求越能得到满足，其对本国文化认同的程度相应地也就越高。因此，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目标，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增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提供差异化的民生供给，以增强不同群体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同。同时，应把坚持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建立起主体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实践的互动机制，增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努力推动文化创新的过程中始终恪守文化认同的指向。文化认同的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耦合、相互影响，使得文化认同能够通过批判的否定创造一个动态的全新自我，进而实现文化身份的更新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语境中的文化认同是建立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上的，是具有新形式与新内容的文化认同。因此，一方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是相统一的，要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进而以文化的认同功能的持续彰显，不断巩固、增强人们对自我身份、精神归属的定位与确证。另一方面，另一方面，要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过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不同的时空场域中积极拓展文化认同的载体平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文化认同的张力场域，促使文化认同在不同时空中能够运用不同的载体。因此，要继续发挥包括文化遗产遗址以及博物馆等载体平台在塑造集体记忆、凝聚共同情感、构建价值认同中的积极作用，善于利用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赋能文化认同，“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同时要在拓展延伸上下功夫，积极打造文化认同的新载体与新平台。比如，不断加强文旅文创的开发创作工作，“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进而在“文化时空跨越”中增进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在深耕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过程中，可以运用网剧、短剧等新形式，结合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智慧，融入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内蕴的新元素，助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作者分别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山东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哲学社会科学托举计划之“中国道路的西方叙事与国际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2CX04005B）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民日报》，2021年3月6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责编/孙渴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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