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生活和社会交往通常以群体方式进行互动，但当前部分青年倾向“单数生活”，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能出现的现象。公共产品的日益丰富为个体化生存发展提供更大可能，青年的社会支持体系日趋完善和个体发展能力日益提升，不断增大且形成累积效应的青年压力需要缓解释放……这些因素共同促使“单数生活”在当前成为部分青年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的新样态。我们应深刻认识和把握“单数生活”对社会结构变革的影响，以发展的眼光对待青年主要需求的变化。
【关键词】青年 “单数生活” 社交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交往和社会交换，一般是以二人或以上的互动方式来进行，群体生活构成人的生活的主体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和社会交往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以“复数”的方式存在，“单身”或“独处”往往被视作一种边缘的生活方式。当前，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的个体化生存发展日益成为可能，强化个人主体选择自由的“单数生活”率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蔓延，21世纪20年代以来在我国青年群体中逐渐流行。近年来，部分青年主动选择单身、抗拒无效社交、乐于找“搭子”、加速“断亲”等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究其根源，主要在于部分青年正在形成“单数”的新生活方式和新社交样态。
部分青年倾向“单数生活”的主要表现
人的社会交往时空主要分布在家庭、学校、职业空间、闲暇场所等地方，以血缘、婚恋等主要方式形成两人及以上的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并由此构成生活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方式。从婚恋状态来看，未婚状态尤其是30—35周岁青年的未婚状态是典型的“单数生活”；从家庭结构来看，“一人户”是典型的“单数生活”。
青年未婚比例总体上有较大幅度增长，婚恋方面的“单数”现象增多。经由恋爱形成婚姻关系，是青年社会化的主要方面，是青春后期的一项主要任务，是青年形成群体生活的基本路径和主要桥梁。是否形成婚姻关系也就成为判别青年是处于“复数”还是“单数”生活的一个标准。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年度数据来看，2000年以来，我国15周岁以上人口未婚比例总体保持相对稳定，维持在18%—22%的区间，绝大多数年份在20%上下浮动；男性人口、女性人口的未婚比例分别维持在21%—24%和14%—19%的区间。这意味着我国人口在整体上一直处于“复数”生活状态，其中女性处在“复数”生活状态的比例比男性高出6—7个百分点。
与我国人口整体仍处于“复数”生活状态不同的是，近年来我国青年的婚姻状态发生了明显变化，青年未婚比例总体上有较大幅度增长。2000年以来，15—35岁青年的未婚比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年—2010年的较快增长期，从40%增至超过50%，但2010年52.04%的状况没有持续；第二阶段是2011年—2019年的徘徊期，2011年青年未婚比例跌至50%以下，在此期间绝大多数年份的青年未婚比例维持在49%左右；第三阶段是2020年以来的持续增长期，青年未婚比例在2020年再次突破50%，此后每年以2个百分点的较大幅度持续增长，2022年已经超过56%。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关于青年婚姻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青年未婚比例从2006年的36.4%增至2021年的52.0%。由此可见，无论是国家统计数据还是全国调查数据，都表明青年未婚比例日趋升高，青年在婚恋方面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
本文认为，30—35周岁青年的婚姻状况更具关键性作用和标志性意义。30—35周岁青年在婚姻市场中的年龄竞争力逐渐减弱，因而更有可能形成“单数”生活方式。从30—35周岁青年的婚姻状况来看，未婚比例逐渐增长，由2000年的4.15%增至2022年的16.84%，提高近12.7个百分点。以2018年为界，30—35周岁青年未婚比例的增长幅度发生明显变化，前面增长幅度平缓，每年增长约0.3—0.5个百分点；2018年以后呈现加速发展态势，每年的增长幅度为1—1.5个百分点。从性别差异来看，30—35周岁男青年未婚比例的增长幅度高于30—35周岁女青年。由此可见，婚恋方面的“单数”现象日趋普遍，且这种态势尚未出现逆转的可能。
“一人户”数量逐渐增长，家庭方面的“单数”现象凸显。家庭生活是最日常、最平常、最经常的群体生活，家庭规模大小影响群体生活的复杂程度、精力投入、交往频率、互动效率、情感效果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家庭户规模在不断缩小，家庭结构不断向核心家庭转变。我国家庭户规模小型化趋势日益明显，与“一人户”的快速增长具有密切关联。从“一人户”的数量来看，2000年为2827.3万户，2010年增至5839.6万户，2020年增至12549.0万户。从“一人户”占全部家庭户的比例来看，2000年为8.30%，2010年增至14.53%，2020年增至25.39%。2020年是2000年的3.06倍，增长17.09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无论是“一人户”的绝对数量还是增长的相对比例，近10年比前10年的增长幅度都更大、更明显。
从城乡的具体情况来看，2000年，城市与镇的“一人户”占比相差不大，均高于乡村3个百分点以上。2010年，城市、镇、乡村的“一人户”占比梯度递减，城市“一人户”占比增长速度较快，比2000年提高7.27个百分点；镇和乡村“一人户”占比分别提高3.94个和5.51个百分点，城市与镇和乡村之间的差距较大，同时乡村和镇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2020年，城市、镇、乡村中“一人户”占比分别比2000年增加16.85个、13.65个、17.03个百分点，乡村“一人户”的占比略高于镇。由此可见，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一人户”的增长已成为普遍现象。由于青年处在成家立业阶段，或者因其他原因脱离原生家庭而成立或组建新的家庭，青年“一人户”就更具家庭样态变化的典型意义。从青年“一人户”的增长情况来看，其在全部“一人户”中的占比有小幅增长，数量增幅则较为明显，由2010年的1584.3万增至2020年的3487.9万。
形“复”实“单”(“复数生活”的形式、“单数生活”的实质）的生活方式不断涌现且纷繁复杂。在社会个体化趋势明显的背景下，家庭、婚恋等传统的群体生活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形“复”实“单”的生活方式不断涌现。首先，夫妻（含同居）作为群体生活的典型，住在一起和生活在一起是其应有之义，也是群体生活的基本要求，但是当前“分居婚”现象日益普遍。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结果显示，在2017年和2018年，已婚或同居青年尚有超过84%的住在一起；但在2021年，有近三成已婚或同居青年并没有住在一起，名义上是“复数生活”、实际上却主要是“单数生活”。
其次，“分居未离婚”是形“复”实“单”的生活方式的主要表现。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结果显示，2006年青年中分居未离婚的占比为0.4%，此后有所降低，2012年和2013年降至0.1%后开始反弹并呈上升趋势，2021年再次升至0.4%。这表明近年来这种现象在当代青年群体中开始出现增多趋势，这可能主要是实施离婚冷静期等法律法规而带来的一种社会结果。
最后，同居或“离婚不离居”成为形“复”实“单”的生活方式的特殊形式。因为同居的稳固性较差，所以较容易恢复单身生活。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结果显示，2006年以来多数年份中青年的同居比例均在2%或以上。另外，日常生活和新闻媒体报道中“离婚不离居”现象也越来越常见。比如，当代青年离婚率较高，有的夫妻因为大城市房价高、租金贵而很难再买房或租房，有的夫妻为了给孩子保持原生家庭氛围等原因，导致“离婚不离居”现象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并呈现一定程度的扩大趋势。
“被动单身”与“主动单身”相互交织，部分青年借助“单数生活”更好地展现自己的意志、凸显自己的喜好、强调选择的自由、规划自己的人生。当前，“单数生活”的覆盖范围和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趋势。从前文的分析可知，青年未婚占比日渐提高，“一人户”占比不断增大，形“复”实“单”的生活方式比例不断提升，这表明处在“单数生活”状态的青年占比和人口规模均逐渐增加。从城乡空间来看，乡村青年中的未婚比例和“一人户”比例也在不断提升。虽然“单数生活”状态在城市中的占比更高，但在镇、乡村的青年群体中也有分布。从趋势来看，“单数生活”日趋流行，“单数生活”与传统的“复数生活”并存。
“被动单身”与“主动单身”相互交织，主要是主动选择的结果。青年未婚者中“被动单身”的浪潮尚未减弱，“主动单身”的浪潮又开始兴起，形成了“被动单身”与“主动单身”的叠加。由于我国性别比偏高，“婚姻挤压”在较长时期内将一直存在，青年“被动单身”的情形也将长期存在。从长期趋势来看，大概会呈现主动选择与被动裹挟长期并存的局面，其中，青年主动选择单身的占比不断提升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从两者的关系来看，“单数生活”包含单身生活，但又以主动选择的方式超越单身生活而具有全新的性质。单身生活主要是缺乏相应的能力和资源而无法形成“复数生活”，是社会偏离行为的表现或社会化失败的结果。“单数生活”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身生活，而是一种保持个体时空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是拥有形成“复数生活”的能力与资源，但主动选择“单数生活”的结果。部分青年主动选择“单数生活”，是对婚恋观的一种创新性表达，是一种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对更好形成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动规划，由此更好地展现自己的意志、凸显自己的喜好、强调选择的自由、规划自己的人生。
需要指出的是，“单数生活”并不是对“复数生活”的彻底否定，“单数生活”的基本指向还是群体生活，不过是采用非传统的、非固定的、根据实际需要形成暂时的“复数生活”。在“单数生活”中，“单数”是外在的常态，“复数”是内在的需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使“单数”适时变为“复数”，同时减少长期保持“复数”生活方式的义务、压力、负担。其中，主动选择的“单数生活”是将“复数生活”由原来的常态变成非常态，由原来的主导生活方式变成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由原来的固定生活方式变成临时的、可以变化的、适应不同需要的生活方式。它既包括对传统“复数生活”的反思、放弃、主动解除；还包括对传统“复数生活”的谨慎选择、有目的的导入。“单数生活”并不意味着传统资源和社会群体不再发挥作用，而是运用其中可资利用的资源为个体发展服务。事实上，部分青年之所以选择“单数生活”，实质上就是想从原有社会结构中进行有限的“脱嵌”，改变在原有“复数”生活方式中的角色，以更好地凸显自己的主体地位。
部分青年倾向“单数生活”的主要成因
部分青年倾向“单数生活”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能出现的现象。公共产品的日益丰富为个体化生存发展提供更大可能，青年的社会支持体系日趋完善和个体发展能力日益提升，不断增大且形成累积效应的青年压力需要缓解释放……这些因素共同促使“单数生活”在当前成为部分青年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的新样态。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公共产品日益丰富，为部分青年选择“单数生活”提供了时代条件和可能性。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社会成员的生存发展一般是在家族、家庭的帮扶下才能实现，个体深深嵌入家庭网络和亲属关系之中，“复数生活”由此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处在较低水平阶段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托底和助力社会成员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政策体系越来越完善，公共产品日益丰富，家族和集体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不断降低，社会成员作为个体不断从家庭（家族）或亲属中“脱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为社会成员不断提供日益增多的、临时且有效的合作机会。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再愿意也不需要花费较大的精力和成本去构建维护长期的社会关系，而是根据临时需要从越来越多的社会选择中构建互助合作的临时“搭子”。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度越高，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就越有可能发生在没有特殊纽带的社会成员之间，陌生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这也就越来越需要不断提升的社会信任。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数据显示，用1—10分对社会信任水平进行评价，2015年以来全体和青年的评分均在不断上升，青年的社会信任水平增长幅度更大，且在2021年第一次超过全体成员的社会信任水平。正是近年来不断提升的社会信任水平，为当代青年与没有特殊纽带的社会成员进行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夯实了根基。
日益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为部分青年选择“单数生活”提供了坚实保障。青年发展社会支持体系的重大变化是当代青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当代青年生活方式和社交方式发生明显变化的内在动力。教育文化、就业创业、婚恋生育、社会融入、医疗保健、社会安全、住房保障等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措施日益完善，确保了青年的个体化生存具备现实的社会基础。当代青年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强关系与弱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整体来看，当代青年对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的依赖度不断下降。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相关结果显示，青年认为婚姻的首要目的是“个人幸福”（66.7%），即大多数青年把“个人幸福”作为首要标准；选择“经济上互相扶持”（12.5%）、“老了有人照顾”（7.9%）、“其他”（7.2%）、“生养子女”（5.6%）的比例都相对较低。血缘关系是传统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强关系，但其作用日渐式微。“断亲”现象的出现就是传统社会支持网络作用降低的结果。同时，基于学缘、业缘、趣缘、育缘、益缘、信缘等的新型社会支持网络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3年初对全国7.76万名青年的调查结果显示，11.1%的青年经常来往的朋友中超过三成是通过网络认识的，24.4%的青年经常来往的朋友中有一至三成是通过网络认识的。当代青年进行社会交往和扩展朋友圈的方式/场所主要为：学校（59.5%），工作（55.2%），朋友介绍（45.3%），线下兴趣社团/活动（24.8%），网络游戏（18.3%），微博/微信/百度贴吧等粉丝群（10.3%），豆瓣/知乎/贴吧等线上兴趣小组（3.9%），交友软件（7.7%）。可见，当前青年的社会支持网络日益由陌生人共同构建和维护，这也为部分青年选择“单数生活”提供了支持。
独立发展能力和情绪价值追求不断增强，是部分青年选择“单数生活”的内因。社会的个体化发展趋势不断推动青年个体化。青年个体越来越具备认同和主动选择生活方式和社交方式的相关能力，尤其是女青年的个体化能力提升更加明显。当前青年世代中独生子女比例较高，许多女青年的经济职业地位来源于父辈或自我获得，尤其是大城市的高知女性表现尤其突出。户主率是表明社会地位和社会能力的重要指标。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公布的全国户主率的变化情况来看（见表1），2009年以来全国总体户主率增长4.6个百分点，青年户主率则增长近8.9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男性户主率和男性青年户主率分别增长0.9个和6.7个百分点，全国女性户主率和女性青年户主率分别增长8.4个和10.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青年户主率增速明显高于整体，女性户主率增速高于男性，尤其是女性青年户主率的增长幅度较大。此外，随着青年发展需求不断变化，青年愈发重视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幸福感等主观感受，家庭生活中情感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事实上，当代青年的身份认同越来越由生活方式和自我理解来确定，而不是由外在的社会团体来定位。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我们单位”“我们学校”“我们家”等复数习惯用法开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我一代”——即以“70后”为代表的青年世代越来越多地使用第一人称“我（单数）”而非“我们（复数）”。这标志着当时的青年开始向“单数生活”进行心理过渡和社交过渡。此后，在青年能力提升、重视主体地位、凸显情绪价值等内在因素的加持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尝试“单数生活”。
排解和应对生活的压力，是部分青年选择“单数生活”的直接动因。当代青年的学习压力、职业压力、婚姻压力、成家压力、养育压力、赡养压力等都较大。当代青年的学习生涯不断延长，导致学习压力不断后延，硕士生涯的压力延至25岁左右，博士生涯的压力延至30岁左右。青年初婚年龄不断提高，《中国青年发展统计年鉴2022》的数据显示，2020年适龄青年的初婚年龄为28.67岁，男、女青年的初婚年龄分别为29.38岁和27.95岁。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青年所要承担的社会抚养成本尤其是老年抚养比不断升高。从老年抚养比来看，2015年为14.3%，2022年增至21.8%。从总抚养比来看，2015年为37.0%，2022年增至46.6%。“单数生活”与“复数生活”在面临的压力方面有着明显区别。“复数生活”是权利与义务对等、投入与收获交织、放松与压力交织的复合体。而“单数生活”在权利与义务、投入与产出、压力与松弛等方面的处理相对简单，因而成为一些青年缓解压力的举措。
部分青年选择“单数生活”的主要影响及其应对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部分青年选择“单数生活”是当代社会的一种现象，它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和应对，引导青年正确看待和处理“单数生活”，助力其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为国家繁荣和强盛作出贡献。
深刻认识和把握“单数生活”对社会结构变革的影响。“单数生活”逐渐兴起，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全方位的。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或后工业化阶段出现的“单数生活”相比，我国部分青年的“单数生活”出现在互联网时代和数字时代，必然形成更复杂的社会效应。从社会结构层面看，不断兴起的“单数生活”是部分青年主动构建一个符合时代和自己需求的新的社会关系和运行规则。“单数生活”方式与社会个体化加速相互作用，使得我国社会结构的个体化趋势明显。“单数生活”实际上是社会阶层多样化在现代生活方式上的表现。不同青年群体“单数生活”的内部差异日益扩大，在相当程度上是社会阶层多样化在同一种生活方式上的直接表征。“单数生活”使青年的群体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尤其是青年的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的构建及其作用产生明显变化。社会成员个体日益从外在的社会约束中脱离出来，开始进入到试图以“我”为主的社会关系之中。此外，“单数生活”对于性别角色、两性关系甚至不同世代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进行重新定义，使家庭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发生逆转。比如，在一些人看来，家庭是个人利益的手段和工具，一旦组建家庭可能伤害、减少个人利益，所以选择“单数生活”。
以发展眼光对待新现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历史的进步取决于世代的有序替代和进步性替代，历史的曲折则与代际更替的复杂性、曲折性相连。只有长期维持世代和谐更替，才能更高效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青年世代对成年世代的和谐更替，需要成年世代与青年世代的同向发力，既需要青年世代充分展现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创新创造能力以及对成年世代的尊重学习，又需要成年世代支持和帮助青年世代更好地成长发展。“单数生活”与“复数生活”、现实生活与网络生活、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传统社交与数字社交并存，使得当前青年发展新特征新规律的变化更加迅速、更加复杂，成年世代与青年世代的代际差异更加明显，形成世代和谐关系的难度较大。世代更替以何种方式进行，主动权更多地在成年世代手中。因此，面对作为社会新现象的“单数生活”，成年世代更需以宽容心态和未来视角看待，不要苛责“单数生活”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规则带来的冲击，要从大历史观和长周期视野把握部分青年选择“单数生活”的现象，在理解“单数生活”积极意义的基础上，引导当代青年有效规避“单数生活”的负面效应，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新与“单数生活”相适应的社会运行规则。
青年政策要调整适应青年主要需求的重大变化。“单数生活”意味着部分青年在婚姻家庭、社会交往、生活方式、休闲、住房等方面的主要需求发生变化，传统“复数生活”下的青年需求满足体系已经难以有效覆盖和解决这部分青年的主要需求。“单数生活”方式对党和政府的青年政策体系和青年需求满足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青年发展政策体系需要调整适应新变化。已有的青年发展政策及其体系设计，多是基于“复数生活”为逻辑起点和政策归宿的。因此，面对近几年蓬勃兴起的“单数生活”，需要将其作为青年政策的另一个逻辑起点和理论假设。比如，在编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26—2035年）》时，要充分考虑青年群体中“单数生活”与“复数生活”并存的现实情况，将部分青年选择“单数生活”的现状予以考虑、关照。另一方面，要科学分析部分青年主要需求的重大变化，把“单数生活”的主要需求作为合理诉求纳入到青年需求满足体系之中，改革创新青年需求满足体系，以此实现部分青年“单数生活”的合理诉求得到政策支持体系、社会支持体系、青年满足体系等方面的平等惠及，使选择“单数生活”的部分青年公正、公平地享有政策红利。
（作者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2023年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3KDA00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
③阎云翔著、陆洋等译：《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④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⑤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⑥《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切实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党赋予的使命任务 充分激发广大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人民日报》，2023年6月27日。
责编/孙渴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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