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故宫博物院中外合作考古的历程，从最初的建立联络和接洽关系，通过不断增进互信，逐渐建立起良好的、可持续的合作与沟通机制；到后来开展有限的考古调查，以观摩为主、工作参与较少的态势，再到近年来进行区域系统调查，运用中国田野考古的理念与方法自主承担工作的局面，每前进一步都殊为不易。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考古界新时代以来国际交流的空前活跃；另一方面得益于故宫博物院搭建的开放、交流、合作、共享的学术平台，中外合作考古已成为故宫博物院学术创新、对外交往、文化传播等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中外合作考古 文明交流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紫禁城作为明清两代之宫城，其空间形态、功能配置、礼仪陈设等，是国家礼仪制度形成与发展的物化载体；而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典藏，则是中华文化“器以藏礼”“器以载道”的集中体现，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与基因，进一步阐释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成果对世界不同文明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有助于加深不同文化人群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之文化领域中的重要力量，中国考古学以世界视野，不断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通过走出国门、跨越国界来审视自身并思考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自2014年以来，故宫博物院顺应中外合作考古大势，立足其人才和资源优势，发挥陶瓷考古、陶瓷科技考古、陶瓷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传统积淀和良好科研条件，努力拓展国际学术视野。故宫考古学者以环印度洋贸易的视角，以中国外销瓷为切入点，先后在印度、阿联酋、肯尼亚等国开展合作考古，以比较的视野，融合的路径，促进各自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与发展。
印度考古：以中国瓷器对外贸易的研究视角开展合作考古
2014年—2015年，故宫博物院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开展帕特南和奎隆港口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等工作，并对喀拉拉邦境内重要遗存进行考古调查。
帕特南遗址位于印度喀拉拉邦柯钦市帕拉沃尔镇西北，是印度西南沿海地区开展考古工作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古代遗址。该遗址历年来出土文物总数近四百万件，以陶器残片为主，还包括釉陶、瓷器、玻璃器、金属器及动物骨骼等。参照来自西方和东方的文物特征，初步推断文化层的年代最早约公元前3世纪，最晚约至19世纪后期，大致可划分为早、中、晚三期。
分期主要参照来自中国的瓷器和两河流域的孔雀蓝釉陶器的特征，由于出土数量最多的印度本地产陶器尚未建立起年代序列，故对遗址的分期无法细化，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该遗址出土的印度本土陶器主要有粗红陶和黑红陶两类。按照地层和单位分别选取标本，利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能谱仪、X射线衍射仪及光学显微镜对其胎体显微结构、物相组成、元素含量进行观察和测试，并对探方内主要地层土样进行数据采集。通过数据分析和比对可知，粗红陶的原料成分与本地土壤十分接近，将胎体进一步细分出掺杂大量矿物颗粒和无明显颗粒的细腻胎体基质两类，从而初步推断出陶器的烧成温度。特别是对于新出土的一组管状罐，通过显微观察和测试，此类罐的制作陶土与粗红陶的陶土明显不同，胎体元素含量比重也有较大差异，说明管状罐并非当地生产或来自域外，而该遗址也出土来自地中海、红海及印度洋沿岸的陶器，体现了多元文化属性。利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建立和完善帕特南遗址各类遗物标本数据库，解决不同类遗物的产地和流布等问题是未来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目标。
以海外出土的中国瓷器为研究对象是走出去考古的一个基本内容。帕特南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时代集中于16至20世纪，也即中国明万历时期至清末期；以青花、白瓷及釉上彩瓷品种为主，产地为江西、福建、广东三地，以福建德化窑、漳州窑产品为最多，反映出这一时期是以中国瓷器产品为主的一个贸易高峰期。而明万历时期的青花、早于克拉克瓷风格的瓷器单独出土，此应是葡萄牙人居中贸易的结果。其后，福建窑场产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与17世纪荷兰瓷同出，表明荷兰人成为当地贸易的主人。荷兰人在中国获取瓷器的地点以福建漳州窑系为主，在《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中有明确的记载，1626、1632年荷兰人分别在漳州窑收购12814件和4400件上等中国瓷器。该遗址出土的较多漳州窑产品也印证了这一史实。从中国瓷器的出土状况及帕特南遗址的规模来看，该遗址并非主要港口，其周边可能有更大型的市场、城镇或港口类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对于深入认识柯钦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航线和节点提供了重要材料。
奎隆港口是印度二十大港口之一，位于奎隆市区西部海岸，在对码头的扩建中，在水下5—8米处发现一万余件陶、瓷及金属类文物，数量最多的仍是印度当地产的粗红陶器，还有来自伊斯兰地区的孔雀蓝釉陶器、铜钱，以及或来自地中海地区的玻璃器，出水的中国文物有瓷器和铜钱两大类。因此，对中国文物的整理便成为奎隆港口遗址考古工作的首要任务。经初步整理，瓷器残片有五百余件，可分为青瓷、青釉釉下褐彩、褐釉、白釉、黑釉及青白瓷等品种，瓷器年代约在10至14世纪间，表明这一时期中国与印度西南地区的较为繁荣的贸易。从瓷器窑口看，以浙江龙泉青瓷、福建磁灶窑产品为最多，体现了宋元时期浙江、福建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
对帕特南和奎隆港口遗址进行考古工作的同时，根据我们对中国宋明时期文献的梳理，不断挖掘和完善开展印度考古的学术思路和学术方向，对喀拉拉邦沿海主要城市或地点的考古遗存进行全面复查。通过实地考古调查，结合语言学、人类学等的分析，重新检视文献、修正错讹、还原史实，提升考古与历史文献的有效结合能力。
肯尼亚考古：环印度洋贸易视野下斯瓦希里文化的整体性考察
故宫博物院与肯尼亚基西大学合作对肯尼亚东部沿海斯瓦西里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对拉穆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瓷器标本进行了初步整理。
斯瓦希里文化是非洲东部沿海地区极富特征的地域文化，该文化遗存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格局，清真寺又是其最具特色的结构。米哈拉布是清真寺建筑中的一个重要功能结构，位于礼拜厅或主室内，也称作礼拜龛、“凹壁”“窑殿”，也就是做出拱门形，内部为半穹窿式空间。最早的清真寺内并无“米哈拉布”，这一结构是四大哈里发时期形成的，主要用于标记礼拜方向，也即朝向麦加方向。在东非，礼拜方向大致是向北，所以米哈拉布通常位于礼拜厅北墙正中。因此，以米哈拉布形制的特点与变化为切入点，对肯尼亚沿海从北至南的17处斯瓦希里文化遗址进行了调查。
东非沿海清真寺的米哈拉布特点鲜明，通过对米哈拉布形制的分类，结合时代和地理信息，一方面，对于考察和讨论在环印度洋贸易背景下，东非海岸城市发展和国际贸易影响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斯瓦希里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强烈影响，对清真寺的观察是认识伊斯兰文化对东非海岸城市影响方式的重要切入点。因此，主要以清真寺内的米哈拉布形制为主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将有助于了解和考察斯瓦希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基于调查及对拉穆博物馆馆藏的瓷器标本的初步整理，东非沿海地区出土的斯瓦希里文化陶瓷器主要为中国瓷器和伊斯兰釉陶两类，而以伊斯兰釉陶为主。由清真寺建筑及进口陶瓷器的特点可大致勾勒出斯瓦希里文化贸易的阶段性发展历程。而斯瓦希里文化的形成、发展与衰落的过程，进口贸易变化的动因，建筑背后的政治、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在环印度洋贸易视野下斯瓦希里文化的整体性结构及内涵特质的历时性演进等，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也是今后中外合作开展肯尼亚考古的重要方向。
阿联酋考古：发现明朝官方与该国交往的珍贵实物证据
2019年、2024年，故宫博物院与阿联酋拉斯海马酋长国古物与博物馆部、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等联合对朱尔法区的阿尔努杜德和阿尔马塔夫遗址分别进行了三季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利用探沟法对阿尔努杜德遗址沙丘顶部进行了解剖式发掘。发掘表明地层堆积以自然沉积的灰褐色和黄褐色沙层为主，除在表土层下发现有铁质烧烤炉，上部地层有几处人为活动形成的扰坑外，其余均未发现人工遗迹。地层以包含大量贝壳、螺壳等水生物遗骸的自然堆积为主，人工遗物皆为自然力作用搬运沉积所致。主要依据中国外销瓷的年代，将该遗址分为四个时期，即13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前半叶。通过此次小规模试掘，对阿尔努杜德遗址地层堆积性状、成因有了初步了解，基于中国外销瓷的时代特征对遗址进行了分期，基本掌握了该遗址遗物的类别、分布和特点，特别是中国外销瓷的出土，为认识该遗址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
阿尔马塔夫遗址运用探方发掘法对遗址南、北两区进行发掘。目前发现有石砌墙、灶、灰坑及柱洞等遗迹，出土遗物以当地生产的朱尔法陶为大宗；次为西亚釉陶，包括孔雀绿釉陶和熔块胎陶；另有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生产的陶瓷器，其中中国瓷器年代集中于明中晚期至清代，以及玻璃器、铜制品及欧洲生产的现代陶瓷器等。
发掘的同时，还对朱尔法遗址区进行了地面踏查，采集大量瓷器标本，经科技检测和数据分析，对该遗址区的中国陶瓷特点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一是可将中国陶瓷器输入该地区的时间确定为元代至明早期和明中晚期至清早期两个大的阶段；二是无论是遗址出土还是地面采集的中国陶瓷器，器型器类与时代特征相符，特别是地面采集到明早期浙江龙泉官样青瓷和明永乐、明宣德时期江西景德镇御窑青花瓷，是明朝官方与该地区交往的珍贵的实物证据，对于了解明王朝与地跨波斯湾南北两岸的忽鲁谟斯王国的关系，对于了解朱尔法遗址在印度洋贸易航线上和波斯湾出海口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等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吉尔吉斯斯坦考古 ：通过岩画和铭刻探寻不同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各文明宗教信仰的变化
故宫考古学者与国内多家考古机构组成联合考古调查队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以费尔干纳盆地、塔拉斯、比什凯克、伊塞克湖南岸为中心的遗产地点进行了实地踏查和详细记录，取得重要的收获和认识。
调查区域横跨吉尔吉斯斯坦南北，时代延续数个世纪，取得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文化遗存的初步认识，也为开展下一步联合考古工作奠定坚实基础。通过调查可知，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各地区，在不同时间段发生地区中心和人口的迁移现象。
本次调查遗存中最具特色的是岩画和铭刻遗迹，时代较为集中，画面以大宛的天马和其他动物形象为主，同时也有人物、狩猎场景等画面，较晚的则以粟特文或鲁尼文的铭刻为主。一般都分布于古代城市或交通线周边的山顶岩石上，这些山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被人们所崇拜，所以在岩画的附近会有各个时期的祭祀或宗教性遗迹。这些岩画和铭刻不但标识出丝路上的交通节点和城市，也反映不同时期丝路沿线各文明宗教信仰的变化。个别岩画还表现出明显的打破、叠绘现象，图案风格与绘制工艺也有明显差别，表现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岩画传统，展现出中亚地区文明的多样性。
此外，故宫考古学者还与德国考古研究院合作参与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的考古测绘工作，较深入了解了西方考古理念与测绘方法，加深了对希腊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与西北大学合作参与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墓地的发掘，共同展现了中国考古工作者的田野考古水平和研究实力，为相关历史问题的澄清和阐释提供了重要实证材料。同时，还发挥故宫博物院展览展示的优势，及时向公众分享中乌考古成果，举办了“绝域苍茫万里行—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
展望故宫博物院中外合作考古：清晰的学术思路与学术目标，多学科介入的方法，完善的技术手段是根本依循和努力方向
在走出去考古的同时，我们也请进来考古。先后邀请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等师生参与紫禁城考古、龙泉青瓷窑址考古调查等工作，促进外方专业人员对中国田野考古方法与科技考古手段的理解和运用，为进一步合作考古奠定技术与方法基础。在故宫博物院开放、交流、合作的学术大背景下，邀访国（境）外相关学者参与我方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深度交流中外考古理念与方法，拓展故宫考古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多元化路径，以国际学术活动、互办展览等形式，及时分享与传播中外合作考古成果。
基于对故宫所承载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价值的挖掘和研究，树立学术方向与目标。宫廷是直接推动中西交通开辟，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体现国家意志的力量，是国家政治、军事、外交政令所出的中枢。皇权对御用瓷器的控制与管理制度，主导和影响着外销瓷的生产、运输、流通、使用、传播等全产业链。因此，深入研究御用瓷器，可以更好地理解和阐明以瓷器为主要交流实证的作用和意义。以包括外销瓷在内的中国古代手工业产品为切入点，在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化贸易进程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贸易路线、输入国消费市场、消费人群的考察，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瓷器等产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参与全球化贸易的影响及文化传播的意义。
中外合作考古，是进一步完善中国考古学方法的客观需要。在继续发挥中国传统考古学文化研究，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等方法的优势，以及自然科学方法的自觉运用，对于不同于国内形成机理之遗存，进一步加大以环境、空间、人口、计量等国外习用的考古学方法的运用，进一步提升考古信息的精细化集采、多样化考古材料的阐释水平，日臻完善和拓展中国田野考古的方法。
中外合作考古，是充分展现中国科技考古日新月异发展的良机。利用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科技的设施设备和人才资源优势，我们在印度和阿联酋考古中充分运用科技考古手段，进行采样、检测、化验、分析等，建立了一定遗存标本的数据库，有力地促进了当地考古资料信息的采集、提取、解析和研究水平的提升，成为走出去考古初显成效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与外方深入交流的一个重要契合点。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科技考古的力度，依托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积极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与手段，对包括中国文化遗存、当地文化遗存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同文化遗存展开分析、研究与保护工作，以比较的视野，融合的路径，共同促进各自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与发展。
中外合作考古，是推动中国考古学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举措。未来，我们将继续夯实紫禁城考古的基础，深入挖掘和提炼紫禁城地下遗存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进一步呈现紫禁城的人文底蕴；以明确的学术目标和方向，做好中外合作考古的科学规划和课题设置；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特别是跨学科多语种专门人才的吸纳和培养力度，不断提升中外合作考古的层次与水平；在国家涉外考古总体布局和发展背景下，努力承担和参与重大考古项目，为中外合作考古作出故宫博物院的探索和贡献。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主任、研究馆员）
【参考文献】
①王太一：《肯尼亚斯瓦希里文化初探——以进口陶瓷贸易与建筑为视角》，《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2期。
②故宫博物院、阿联酋拉斯海马古物与博物馆部、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拉斯海马阿尔马塔夫遗址2019年考古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5期。
③故宫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吉尔吉斯斯坦丝路遗产考古调查报告》，《故宫考古报告集》（一），北京：故宫出版社，2022年。
责编/孙垚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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