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下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
我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未来10年左右处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是符合时代要求的重大决策，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和重要保障，为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作出新的重要贡献。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和战略意图
◈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举措与主动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跨越。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在于从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逐步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已发生历史性变化。2023年，我国GDP超过126万亿元人民币，是1978年的342.7倍，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人均GDP达到89358元人民币（12681美元），是1978年的232.1倍，并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服务业增加值占比54.6%，比1978年提升30个百分点。
进入发展新阶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面临着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发展与安全等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例如，市场活力不足既有外部因素的冲击，也有市场决定作用未能全面发挥等制约因素；经济主体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诉求主要是打造公平竞争、严格法治的市场环境。回应发展新阶段的“时代之问”，要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以更大魄力、更务实的行动推动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的创新突破。
◈ 我国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充分发挥劳动力等低成本要素优势，抓住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与4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环境有重大不同，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平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发展与冲突成为相当长时期全球面临的突出矛盾。从经济上看，地缘经济割裂加剧，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据世界银行预测，2022年至2030年的全球潜在GDP增长率均值将比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水平下降约三分之一，降至每年2.2%。从政治上看，全球地缘政治正在出现新的结构性冲突与对抗，风险与挑战日益增多，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关键当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未来10年，我国若能保持5%左右的经济增长，将为我国解决大部分发展问题提供有利基础，为应对大部分风险挑战提供有利保障，为保持战略定力提供有利条件。在这个背景下，就要坚持以发展为导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赢得国内发展主动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 我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的内在要求。理论和实践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2023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161615元/人，是1978年的176.4倍；全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达到1.84亿户；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超过1.7亿；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从需求看，我国已经形成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随着经济结构转型，还将释放巨大内需市场潜力。
同时，我国经济体系运行中仍存在供求脱节现象，包括城乡、体制内外、国企民企间要素流动仍面临一系列体制机制掣肘，制约了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
◈ 释放我国经济转型巨大内需潜力的重大任务。我国是一个经济转型大国。我国的结构转型将贯穿于实现现代化的全过程，并将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估计到2035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有望由目前的30%左右提升到50%—60%；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有望由43.16%提升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望由47.7%提升到65%左右。
结构转型既是发展问题，也是改革问题。未来10年左右，我国产业结构、科技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能源结构、贸易结构转型升级潜力将会充分释放，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有条件、有可能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增长既是应对短期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与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加公平的增长。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着眼中长期，要以结构性改革化解供给与需求、工业与服务业、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等结构性矛盾，啃下“结构改革”与“结构转型”的“硬骨头”。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任务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认识市场、承认市场、培育市场、发展市场。经历了数十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经历了一次次的思想解放，创新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突破。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例如，在土地、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领域的“市场决定”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情况仍然一定程度存在；同时，政府在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有效作用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局部利益考虑，在某些新兴领域制定实施地方保护主义政策，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等。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仍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 有效发挥政府作用至关重要。从40多年的发展实践看，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取得进展，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行为。当前，经济主体活力与动力不足，一定程度上与某些地方政府的市场监管行为不规范、基层监管不透明等问题有关。
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核心是规范政府行为，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实践证明，只有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才能打破监管的“黑匣子”，才能破解以强化监管为名设置的各种制度障碍和市场壁垒，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 以扩大公共消费为重点有效发挥政府作用。
一是补齐公共消费的突出短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我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一般公共服务等四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8.5%，低于美国、日本等15个百分点左右。建议将公共消费占GDP的比重作为“十五五”的约束性指标，争取到2030年，使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一般公共服务等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提升到20%—25%。
二是以加大公共消费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2024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7%，其中6月份增长2.1%。消费预期不足既有优质服务供给短缺的因素，更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公共消费既是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条件，也是居民安心消费的重要保障。扩大政府公共消费，为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供重要条件，为拉动居民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提供重要动力。
三是不断加大政府在基础研发中的投入规模及比重。“十四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目标为8%，法国、意大利和新加坡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均超过20%，英国和美国高于15%，日本和韩国高于10%。适应全球科技竞争与科技变革日趋激烈的新形势，政府需要在创新环境、基础创新平台、基础创新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和创新体制机制的建设者和维护者。
四是在统筹发展与安全方面更好发挥作用。例如，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向我国传导压力增大的背景下，统筹金融发展与安全，要在高水平开放中强化国家金融安全战略职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适应统筹能源安全与能源结构转型的需求，要强化能源安全统筹协调职能；适应数字经济竞争新趋势，要从国家层面统筹数据安全与数字经济发展，强化数字经济统筹协调的战略职能。
◈ 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重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第一，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2023年，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之比达到10：1，远高于2.39:1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平均水平。究其原因，还是与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尚未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面临多方面制度性障碍等相关联。如果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得农民的集体用地、宅基地的用益物权能够真正得到落实，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将明显增加。
第二，深化科技要素市场化改革。按照《决定》提出的“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应深化科研领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制约创新创造的障碍与壁垒，推动科技管理与国际对接；推动科技资源的市场化改革，推动包括知识产权、科技创新人才在内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第三，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提升，数据已成为关键性的生产要素。要抓紧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数据产权界定，对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进行规范；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加快形成数据要素市场定价机制、市场交易方式和市场监管上的规范性制度和规则。
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重点激发经济主体活力
◈ 做优国有资本是一篇“大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做大国有资本方面实现了重要突破。截至2023年底，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比2012年底增长3.4倍；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比2012年增长1.1倍、1.2倍；2012年—2023年累计实现增加值146.9万亿元，年均增长8.1%。但从实践看，国有资本“大而不优”的矛盾依然突出。2023年，央企净资产收益率为6.6%，低于“民营企业500强”10.8%的平均水平；中央企业在基础研发领域的投入占比仅为6%；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占比为27%，与2025年35%的目标要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面对更加不确定、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主动适应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快速兴起，更好发挥竞争领域部分央企国资的基础性作用，应当成为做优国有资本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课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例如，若能聚焦基础创新调整优化国有资本结构，不仅将增强央企国资在我国应对大国科技竞争中的战略支撑作用，也将显著提升国有资本的使用效益，并将在实现以民企为重点的应用创新协同发展中赢得整体优势。
◈ 有效发挥部分央企国资的基础性作用。
一是发挥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重大基础设施的主要建设者作用。2022年，我国在全球算力规模的份额（33%）仅比美国（34%）低1个百分点，但在超级计算综合性能指标方面比美国（47%）低22个百分点。建议发挥央企在能源资源、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加大对数据、算力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打造开放式基础设施平台体系，加大对西部地区在通用数据中心、超算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领域的前瞻性投资布局。
二是发挥在基础创新领域的重要推动者作用。近10年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来源中，企业占比不足1.5%—3%，这与美国的28.8%有较大差距。在我国风险投资等社会投入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很难成为基础研究投入的主体。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央企国资创新平台、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在补齐我国基础创新短板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三是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带动者作用。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形成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吸引和聚集功能不断增强。建议推动建立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间的供需匹配、协同创新、成果共享、生态共建等合作机制；借助央企在资金、技术、品牌、融资、信用等方面的优势，支持与其主业相关的优质民营企业组建战略联盟、共设基金、联合投资、联合研发等，建立产业协同生态。
四是发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促进者作用。从浙江的经验看，居民收入差距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的主要因素，是近些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从全国的情况看，区域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城乡差距。建议总结脱贫攻坚的成功做法，促进部分央企国资加大对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领域的项目投入力度。
◈ 为民营经济营造公平发展的良好环境。
一是坚定贯彻“两个毫不动摇”。2023年末，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为50.4%，比2021年末下降6.1个百分点；2024年上半年，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0.1%。提振市场信心、激发经济主体活力尤其是民营企业活力，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将中央一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破题落地。
二是破除民营经济进入市场的各类壁垒。只有实质性破除民营经济进入市场的各类壁垒，才能从根本上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例如，要推动电力、石油、电信、民航等基础领域向社会资本公平开放，取消某些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等服务业领域，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引入竞争机制。
三是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强化对民营资本的引导规范。适应民营经济向民营资本转变的趋势，在强化平等产权保护的同时，明确民营资本发展的红线与底线，进一步实现“法无禁止即可为”，并在法治轨道上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在尊重市场规律前提下，引导民营资本在促进就业、增加收入、推动科技创新等领域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四是尽快制定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民营经济促进法》需要反映企业发展的时代需求，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相适应。为此，要从法律上将民营经济定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赋予长期稳定、合法的法律地位；从法律上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保护民营资本作为立法的重大任务；从法律层面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从法律层面规范政府的行为。
◈ 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一是强化对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公平竞争审查。以融资为例。2022年我国的社会融资存量中，国有企业获得了40.4%的贷款，而民营企业仅获得20.3%的融资。从融资成本看，国有企业获取的贷款年化利率平均为3.8%，而民营企业则高达5.6%，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比国有企业高47.4%。要从法律规范方面解决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一视同仁”的问题，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形成国企、民企平等竞争的法律规定。
二是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当前，“有保有压”的选择性特征，无形中加大了民企的压力，容易引致不平等竞争。为此，需要突出产业政策的战略引导功能，制定适用产业扶持政策的负面清单，将产业政策严格限定在具有重大外溢效应或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并尽量通过政府购买、鼓励直接融资等市场方式支持其发展。同时，明确地方政府审批管制事项“只减不增”。由此，推动政府成为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者。
三是对某些央企国资开展“竞争中性”试点。选择部分竞争领域央企开展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的“竞争中性”规则试点，在充分激发试点央企发展活力的同时，增强内外企业对我国打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信心。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用好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重要法宝。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成功把握经济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依托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低的突出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较快发展，而且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根本原因在于伴随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并由此走出一条以扩大开放倒逼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的路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是最大的改革。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上。”适应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趋势，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仅能够有效释放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而且有利于全球共享中国市场；不仅有利于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不仅有利于我国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而且有利于全球分享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红利。
◈ 推动实现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突破。
以制度型开放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服务贸易开放直接依赖于制度型开放的突破。2023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为13.6%；同期，全球平均水平为22%以上。缩小我国服务贸易占比与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需要以制度型开放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要进一步缩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限制措施数量，明确境外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标准；在对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中推动数据要素安全有序流动。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要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形成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动力，在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中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在高水平开放中进一步完善包括准入、财税、货币、科技、产业等与新型开放大国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在主动推动自由贸易进程中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以制度型开放倒逼深层次制度性变革。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制度型开放与制度性变革直接融合、边境内开放与市场化改革直接融合，是新阶段我国高水平开放的突出特点。我国积极主动申请加入CPTPP，将高标准的国际规则体系延展到国内，在规则对标对接中形成深化改革的倒逼压力与动力。
◈ 推动向东盟的单边开放。
向东盟单边开放是一项“大国策”。单边开放是主动开放，是中国向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的重大“公共产品”，是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举措。适应大势，抓住机遇，向东盟单边开放从最不发达国家开始，逐步扩大范围。单边开放是我国高水平开放的战略选择、务实选择，由此将赢得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的战略主动。
向东盟单边开放将提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进程。美国在东亚的经济优势在于其拥有东亚区域消费品市场高达24%的份额。2021年，中国自东亚地区进口的消费品额不足美国从东亚地区进口额的三分之一。通过向东盟单边开放，争取到2030年，使我国成为东盟最大的消费品市场。
以向东盟单边开放构建更加安全稳定的供应链产业链网络。例如，主动扩大原产于东盟的大宗商品、原材料和农产品的进口，发挥东盟比较优势，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更加重视以最终消费品为重点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进口，吸纳和消化东盟国家日益增长的工业生产能力，鼓励其制造业发展，并以此为抓手促进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平衡。
◈ 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
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发挥海南区位、政策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在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中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制度体系，在告知、资格要求、技术标准、透明度、监管一致性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影响服务贸易自由便利的国内规制；在改革发展环境变化中形成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的动力，在改革发展环境变化中完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以增强各方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良好预期。
以服务贸易一体化为重点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建立三地互认衔接的服务业管理标准与人才资格要求，以实现粤港澳服务业产业深度合作、市场体系直接融合、服务体系全面对接。未来几年，若广东在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方面实现重要突破，将在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再次发挥“领头羊”的重要作用。
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一方面，分类推进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使不同的自贸试验区根据不同的定位，在不同的领域加快探索，尽快取得一批差异化开放创新成果；另一方面，要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开放自主权，在明确底线的前提下，支持自贸试验区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提高改革创新的整体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