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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

【摘要】本源上,历史选择的党建国家模式所内含的永葆执政党先进性要求,是造成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缘由。因此,不断充实党长期执政所要求的先进性条件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进而跳出历史周期率构成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合目的性要求。合目的性进入实践并向合规律性转换,其内在要求之一是坚持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结合起来形成合力;要求之二是坚持走深、走实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之路。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要求,就是坚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

【关键词】大党独有难题 合目的性 合规律性 历史周期率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5.009

【作者简介】上官酒瑞,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新时代新思想新实践。主要著作有《互联网+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等。程竹汝,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制度。主要著作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基于人大履职实践的研究》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大命题。“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1]这一重要论述有两个关键指涉,其一,解决大党独有难题,“难”在何处,其目的为何。在语言逻辑上,“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是过程性、实践性要求,而“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才是目的性要求。就比较政党政治的经验而论,虽然政党规模的大小与政党治理难易相关,但大党并不必然出现“独”有难题。“大党独有难题”,是对长期执政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的。换言之,大党独有难题,虽然难在“大”,即组织规模大、党员人数多,难在“独”,即独特的使命任务、执政环境,但是最难的莫过于保有长期执政的条件和能力即党的先进性,难在始终赢得人民的拥护。其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其实践与目的的关系为何。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亦即人类社会活动都有目的性。同时,“历史的进化像自然的进化一样,有其内在规律”[2]。合目的性总与合规律性相伴而生。因此,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目标鲜明,是合目的性的,也要遵循科学理性,体现合规律性。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本源认识及合目的性

科学认识问题是有效解决问题的前提。追本溯源,大党独有难题存在密切相关、逻辑递进的两方面本源问题,及相应的合目的性要求。

其一,保持党的先进性与巩固长期执政地位。根据集体行动理论,“集团越大,它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会越低于最优数量”[3]。因为,组织规模越大,成员“搭便车”行为就会越多,有效集体行动也就愈加困难。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问题的一个显性方面。更具本质关联的基点是:“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4]。这也就是说,大党独有难题的缘由及涵义包括两方面:一是“独自具有”,即作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组织规模最大的大党,我们党面临着复杂多样的管党治党的难题;二是“必须具有”,即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承担艰巨繁重治国理政任务的能力。由于治党与治国关联互动,伴随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深刻变化,各类问题不断发生、交织与积累,甚至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涌现而形成问题集、问题束,这构成大党独有难题的具体内涵。

所以,大党独有难题是指“大党独有”,更是指“独有难题”;它源于治党,是治理超大政党产生的;更源于治国,是由党长期执政、治理超大国家带来的。大党独有难题中的因果关系是清晰的:党之所以面临独有难题,是因为党是长期居于执政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即党能够洞察社会发展规律、整合并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发挥“三个代表”和“两个先锋队”的作用,则构成党长期执政的基础条件。因此,对大党独有难题的本源认识是:“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5]在现实性上,党执政这么久、规模这么大,又面临新的使命任务、新的执政环境,“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6]。与其说“三个如何”的难题难在长期执政,不如说难在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可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保持党的先进性,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目的之一。

其二,党建国家模式与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建国家模式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当代中国政治最显著之特征。与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展现出来的“社会-国家-政党”历史逻辑和状态截然不同,中国近代以来从传统帝国转型至现代国家的进程,所展现出来的是“政党-国家-社会”,即以党建政、以党治国的历史逻辑。该逻辑的根本特征是:“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7]这种典型的党建国家模式,历史性地塑造了中国独特的政党政治结构,使党与国家、人民形成了命运与共的紧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哪里克隆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效仿别人的。”[8]这里的“最大国情”与“中国特色”,其实质即为党建国家模式的另一种表达,也蕴含着对大党独有难题生成原因和破解之道的本源认识。

党建国家模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要领导国家与社会;也是执政党,要组织、掌握和运作国家政权,要有效施行社会治理;还是有着鲜明革命品格的革命党,勇于自我革命。在世界范围内,一党长期执政,是政党体制的类型之一。实践中,该政党体制之难题在于必须克服由于缺乏制度性竞争而必然滋生的“执政惰性”。学界对这种“执政惰性”有所概括,“是指一个政党在长期执掌国家政权的过程当中,逐步丧失自我调适、自我革新、自我建设的动力,逐渐失去对外部危机的感知能力、公共政策的调适能力、党内腐败的自愈能力以及根植社会的组织能力,进而导致精英分裂、组织解体、认同流失,并最终丧失执政权力”[9]。其实,黄炎培先生对历史周期率的概括,也是基于这种执政惰性的逻辑。历史上诸如中国国民党、苏联共产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根本上都因为执政惰性丧失了执政资格,而被历史淘汰。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虽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论自觉必然对执政的行为自觉发挥作用,但执政惰性的规律性作用仍然不可避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四大危险”,就是对执政惰性规律性作用的现实警示。“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10]可见,党建国家模式的历史逻辑,蕴含着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更为深刻的合目的性,即以政党建设现代国家,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11]

合规律性的实践转换:坚持“两个答案”形成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12]永葆党的先进性、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及跳出历史周期率作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合目的性,是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结合,是“破”与“立”的统一。所谓问题导向是指“大也有大的难处”,即要“破”大党长期执政的诸多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所谓目标导向是指“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即要“立”大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和条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无论“破”或“立”,都要有科学方法、有效策略,体现合规律性。

历史周期率,是著名的“窑洞对”中提出的描述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无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宿命现象的说法。造成历史周期率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为两方面:一是民心向背问题,即背离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律令;二是权力运用问题,即统治集团“革别人命易,革自己命难”,无法解决自身问题的执政惰性。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遇到的独有难题更具有复杂多样性与长期艰巨性,解决这些难题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强调“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亦即要破除上述历史周期率的两大问题。“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13]如果将这“两个答案”比喻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味解药”,那么它们必须共同发挥作用,方可发挥功效。

在作用机理上,“两个答案”有所不同。第二个答案发生作用是“内在指向”的,依靠自律,主要在党建领域展开,依托全面从严治党来破解难题,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独创”,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第一个答案被称为“民主新路”或“人民监督”,主要诉诸他律,在政党、国家、社会、人民的多维空间中进行,寻求更多力量和方式解决难题,对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跳出历史周期率有着更基础的作用,也更具普遍意义。如果说自律与他律相结合是个人成长、组织建设、国家治理的普遍规律性,那么将“两个答案”结合起来,使其在实践中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合力,就是该规律的必然要求。

“两个答案”在理论内涵上是同构的。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与独特品格。中国共产党“能”,不是党不犯错误,而是在犯错误后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因此,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要诉诸党的建设、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有效之道,“是破解党内难题的重要经验”[14]。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实践中找到了“第二个答案”,并不意味着对“第一个答案”的需要减弱了,更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第一个答案”对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反之,之所以将党的自我革命定性为“第二个答案”,其本身就意味着还有“第一个答案”,意味着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两味解药”必须同时使用,共同发力。

虽然“两个答案”的完整提出在时间上有先后,但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不存在孰轻孰重、甚或替代性关系。毛泽东同志提出“民主新路”,也常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15];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自我革命,也反复强调民主监督,要求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体系。显然,“两个答案”在理论上是同步探索的,在内涵上是具有同构特点的。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党的奋斗史、执政史,就是持续探寻将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结合起来,为国家谋长治久安、为民族谋繁荣昌盛的历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16]

就主观要求而言,强调“接受”人民监督和“勇于”自我革命,意味着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绝不应是迫于外部压力的消极应对,而更多应是出于历史自觉的积极作为,“接受”于外而“勇于”于内,内外结合体现了顺应事物发展规律的历史主动精神。其一,彻底的自我革命本就内含人民监督之意。问题乃时代声音,难题的本质在于始终代表人民利益,识别、回应人民诉求,这一切都必须以人民监督为基础。在推进自我革命的实践中,如果我们没有勇气与魄力接受人民监督,对人民的诉求置之不理、视而不见,那这样的自我革命就是不彻底的,甚至是虚假的;如果不能“自觉”接受人民监督,那就很难谈得上“勇于”自我革命。其二,党的自我革命唯有在民主时代和民主制度条件下才会发生,方有实效。民主时代和民主制度使党的自我革命成为必须,同时,也只有以人民监督及其内在要求为基础,党的自我革命才能够获得实际效果。如果没有人民的监督,没有这种监督的机制向党内的延伸,党员的主体意识、自主精神缺失,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缺乏保障和救济,那自我革命就失去了动力和基础,甚至会落空。

“两个答案”在实践中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两个答案”虽各有侧重,但又是不可或缺的两条路径、两种手段、两大武器,必须有机结合、有效联动。比如,“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17]为大党独有难题之一。破解该难题要求党保持自我革命精神,不回避问题、掩盖错误、隐瞒缺点,要及时发现、报告、纠偏、解决问题,有勇气和底气刀刃向内、刮骨疗毒,革除病症;如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18]。同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用好、充分激活人民监督制度,“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19]才能更加及时发现、快速识别问题,集众智、聚众力、凝众心,及早尽早解决问题,避免“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涌”沦为“大塌方”,赢得人民支持拥护、巩固执政基础。“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20]也只有与人民监督结合起来,党自我革命的“态度”才能更好实现“速度”、转化为“效度”。

如何制约和监督权力是大党独有难题的最大难点。世界各国走出治乱兴衰周期的根本是解决好权力工具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21]党历来重视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教育,这确实有助于防范腐败等滥权风险,但并没有否定、更非超越“铁律”;相反,党始终警惕权力越轨对长期执政基础的侵蚀,也高度重视权力监督问题。“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22]党建国家模式决定了我国解决权力监督问题不可能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那套做法。“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23]然而,“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24]。自我监督难题是破解一党长期执政难题的症结点,也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点,而着力点则在于将“两个答案”结合起来,协同共进、形成合力,这是合规律性的内在要求。显然,反腐败作为党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若离开广泛的人民监督和参与,则难以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得到全面巩固。因此,党既强调和实践自我监督,也强调和实践人民监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领导干部使用权力,使用得对不对,使用得好不好,当然要接受党和人民监督。”[25]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发展了“民主新路”,要求推动全过程、全链条、全覆盖的民主监督;强调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要求“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26],以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合规律性的实践转换:坚持“三者有机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27]。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合规律性更根本的是,要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实践中走深、走实。理论上,“两个答案”形成合力的必然性也蕴含在这一规律之中。党的自我革命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坚持党的领导的必然要求;而人民监督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底层逻辑,也是民主的基本标准之一。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28]。与“两个答案”相比,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是在更具普遍性和更深刻的意义上,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规律性认识和概括。

“三者有机统一”是对中国大国治理历史规律的总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实践的高度总结,也是基于中国大国国情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规律形成的本体论命题。有观点认为:“不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所取得的进步是以这一核心机制为基础的,而且未来政治发展也取决于这一核心机制的充分实现。”[29]如果说时代赋予政治发展的民主、法治的价值蕴含着现实政治的可持续进程的话,那么不断推进“三者有机统一”就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必由之路。自党的十五大基于依法治国必然要求对“三者有机统一”进行了初步理论概括以来,党对这一当代中国政治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30]这是关于党的领导和执政合价值性与合规律性认识的一次重要升华。党的十六大正式形成了“三者有机统一”的理论概括。更加深入的认识体现在党的十九大的相关论述:“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31]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内在要求,党中央把制度与法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并深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依法治国升级为全面依法治国,将从严治党升级为全面从严治党,进而将党的领导升级为党的全面领导,并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这标志着党中央以“全面”的战略思维将“三者有机统一”的规律性认识提升至新境界,形成了进一步走深、走实“三者有机统一”之路的更加系统的战略。

实现人类政治生活长治久安的一个基本经验和重要规律是,实现政党政治、民主政治、法治政治的深刻互动。有研究提出:“现代政治制度的三大重要组件:国家、法治、负责任制政府。”[32]此处,“国家”主要指国家能力,与政党体制密切相关,负责任制政府亦即民主政府。“三大组件”与“三者有机统一”所揭示的现代国家治理的规律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即权威、活力和秩序的统一。其中,权威是前提,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活力是基础,必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秩序是保障,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因此,坚持走深、走实“三者有机统一”之路,也就是实现权威、活力与秩序统一,其取向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跳出历史周期率。

“三者有机统一”构成我国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底层逻辑,是规律性的集中体现。就政治制度而言,所谓成熟和定型,亦即制度对“三者有机统一”的体现渐入较佳状态。实践中,制度成熟定型的过程不仅表现为制度进步量的扩张,更重要的表现为制度进步内涵的不断充实。而无论是量的扩张还是内涵的充实,其实质都在于对背后政治逻辑的表达。每一套制度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对我国而言,这一政治逻辑即“三者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两个半程”。“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33]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成熟和定型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在目的性上是统一的,即以制度能力应对风险挑战,以制度确定性保障国家长治久安、跳出历史周期率。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夯实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的体制优势,关键在于将“三者有机统一”的合规律性认识转化为一套成熟定型的制度,即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三者有机统一”必然要求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党的十六大在提出坚持“三者有机统一”的同时,也强调“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34]。这说明两方面的深刻关系,并触及一党长期领导与执政体制问题的根本。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系统回答“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如何执政”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提出完善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35]。如果说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是规律性认识,那么坚持“三执政”就是实践性方案,是将规律认识落到实处的必然逻辑与内在要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我们总结党执政成功经验的必然结论,也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更好地执政的根本要求。”[36]进入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加强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其内容和要求就是提高执政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37]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围绕“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38],作了相应制度建设安排。

将坚持走深、走实“三者有机统一”之路落实于执政实践,清晰体现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合规律性的内在要求。一是坚持民主执政。在坚持“三者有机统一”中,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39]。所以,巩固党长期领导和执政基础必须提高民主执政水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40]。二是坚持依法执政。在坚持“三者有机统一”中,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此要将党的长期领导和执政立于法治基础之上,不断提高依宪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将法治精神贯穿至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与各领域。最关键的是要抓住“关键少数”,“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以及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41]。三是坚持科学执政。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本就是对政党执政规律、国家治理现代化规律的体现。党的长期领导和执政要更加自觉地建立在运用客观规律基础上,不断探索以科学的思想、制度、方法更好执政用权;特别是,要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更好“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42],这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一大难点,也是坚持科学执政的核心要义。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事物发展表现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合目的是方向、指引,合规律是要求、遵循。“把这么大的一个党管好很不容易,把这么大的一个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不容易。”[43]因此,我们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清醒”就是要清楚“为什么”解决难题,是合目的性要求;“坚定”就是要明确“怎么样”解决难题,是合规律性要求。

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一是,统一于党的领导。党是领导力量。无论是实现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合目的性要求,还是坚持将“两个答案”结合起来,坚持走深、走实“三者有机统一”之路的合规律性要求,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形成的,也都是为了巩固党长期领导和执政地位,更好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二是,统一于党的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党的初心使命,内在地要求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体现了合价值性。“勇于自我革命和接受人民监督是内在一致的,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44]党的自我革命是为了破解长期执政难题,更是为了引领社会革命,而接受人民监督、发展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本就是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必然要求和内容。三是,统一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效果是跳出历史周期率,必然要求完善党的领导和执政制度体系、进而破解一党长期执政难题;在这一进程中,党探索形成了坚持“两个答案”、坚持“三者有机统一”的规律认识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实践操作方案。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犹如毛泽东同志当年所说的“赶考”,“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45]。“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46]即使是已经探索形成的规律认识与实践方案,也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面临新的执政环境的考验与检验。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就是要紧紧围绕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合目的性要求,不断探索坚持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相结合,坚持“三者有机统一”的合规律性遵循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实践方略相贯通,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起来。

结语

党建国家是理解中国现当代史的一条基本线索,也是内在地规定着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基本逻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认为历史选择的党建国家模式所内含的永葆执政党先进性要求,是大党独有难题赖以形成的根本缘由。就此而言,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目标指向即不断充实党长期执政所要求的先进性条件、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进而跳出历史周期率。这即所谓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合目的性要求。这样的合目的性当然规定着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实践中的合规律性。这包括坚持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坚持走深、走实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之路等。

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在实践中是同构的,所谓合目的性向合规律性的转换也仅是理论上的。就认识上而言,将“为什么”的合目的性与“怎么样”的合规律性统一起来,方向要正确,方法要得当。当然,问题即时代的声音。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党在长期领导与执政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规律认识、实践答案都是开放性、发展性的。因此,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增强难题意识,要充分认识到,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过程就是一以贯之探究其合目的性、一如既往探索其合规律性,并将二者统一起来的过程。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ZD005)

注释

[1][5][7][8][10][21][3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2、123~124、194、190、52、136、19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3页。

[3]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4][17][46]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352、353、354页。

[6][20][26][38][40][41]《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18、122、295、272、275、278页。

[9]陈家喜、滕俊飞:《比较视域中的马来西亚政党体制转型:执政惰性的理论视角》,《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11][27][3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84、4、7页。

[12][13][16][24][28][31][43][4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05、559、588、126、530、30、105~106、588页。

[14]赵付科、侯伟:《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6期。

[1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9页。

[18][45]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34、138页。

[1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1页。

[22][23][25]《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6~37、399、389页。

[29]程竹汝:《政治发展的中国逻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2页。

[3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96~397页。

[32]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5页。

[3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35][3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74、304页。

[3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04页。

[4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31页。

The Purposiveness and Regularity of Tackling the Special Challenges of a Large Party

Shangguan Jiurui Cheng Zhuru

Abstract: The requirement of maintaining the advanced nature of the ruling party contained in the historically-selected model of building the country by the party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special challenges of a large party. Therefore, constantly enriching the advanced conditions required by the party's long-term ruling, consolidating the party's ruling status, and then breaking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constitute a purposeful requirement to tackling the special challenges of the large party. One of the intrinsic requirements of purposiveness entering into practice and transforming into regularity is to persist in combining the "two answers" that jump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to form a resultant force; the second requirement is to adhere to the organically-unified road of deep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the running of the country by the people and law-based governance. To always maintain the sober and firm requirement of tackling the special challenges of the large party is to adhere to the unity of purposiveness and regularity.

Keywords: special challenges of a large party, purposiveness, regularity, historical cycle

责 编∕桂 琰 美 编∕梁丽琛

[责任编辑:桂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