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2015年首次在政策层面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到2024年“人工智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我国逐渐从移动互联网阶段向智能革命阶段迈进。当前，我国不仅持续深化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更将数智技术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对于我国产业链攀升而言，下一步的重点建设领域是集成电路和计算软件，核心是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为此，要紧密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应用场景丰富的独特优势，通过数据驱动、算法优化、模型创新等手段，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技术创新，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应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数智技术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作出重要部署，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强化环保、安全等制度约束。”数智技术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有机融合，可以被理解为“数字化+智能化”，其代表着在数字化基础上融入并应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的进程。数智化是新型工业化的显著标志，也是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路径。借助“人工智能+工业制造”“人工智能+生成设计”等手段，能够加速智能工厂、未来工厂以及“灯塔工厂”等的构建，进而推动制造业的数智化转型，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那么，“人工智能+”行动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在“人工智能+”行动的强劲推动之下，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又将会发生哪些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意味着什么？本文将从多个维度出发，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
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
2015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提出的基本背景是移动互联网革命。移动互联网革命是信息革命第三阶段的特征，前两个阶段分别是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革命。从20世纪中叶开始到冷战结束，主要表现为计算机革命；冷战结束后，美国将之前用于军事领域的互联网技术解禁，从而引发了互联网革命。当互联网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随着智能移动设备和4G通讯网络的普及，人类社会步入了移动互联网革命阶段。不可否认，在互联网革命阶段，我国还处于远距离跟随的状态。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济呈现出进一步快速发展的态势，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我国通讯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在2G阶段，我国还明显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在3G阶段，我国已经步入世界前列。在4G落地的过程中，我国则在应用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出现了如微信和支付宝等部分代表性应用。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政府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实质上是对2016年以来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一系列举措的再确认。我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重要性。2017年，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同年科技部宣布成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进办公室。各地区各部门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落实上述规划的内容。这些政策对于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22年11月ChatGPT的发布带来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新一次浪潮。如果说谷歌开发的AIphaGo是专用人工智能的高峰，那么ChatGPT则表现出较强的通用性，表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突破可能会对整个生产力带来普遍性的影响。2024年2月Sora的发布则意味着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从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转向大视觉模型（Large Vision Models）。①由此，我国认识到，任何关键技术都要落地在具体场景当中，并对实际的产业发展有所贡献。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新质生产力成为热点概念。将“人工智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新质生产力成为热门并不是一个偶然重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生产力首先要围绕一些关键科学技术展开。我们当下所讨论的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技术就是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的本质是对人类智力的一种模拟，换言之，一旦人工智能技术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之后，相关技术会应用在其他所有领域之中。人工智能技术是一种通用性技术，它的突破会在其他相关领域形成扩散效应。例如，近期核聚变技术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就与人工智能和计算模拟的发展有密切关系。②
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我国产业链攀升
从本质上讲，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与传统生产力形成鲜明对比。传统生产力指的是那些已经相对成熟、广泛运用于生产实践中的技术与方法，而新质生产力则是指那些尚未全面普及，但已展现出显著创新性特征，并有望在未来产业结构中引发颠覆性变革的、以新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以工业革命为例，纺织工业从手工生产向蒸汽动力生产的转变，以及随后电力对蒸汽动力的替代，均是新旧生产力更迭的生动体现。
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技术之一，其崛起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建立在算力、算法和数据的基础之上。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快速发展与产业化的初期阶段，尽管通用人工智能的全面应用尚需时日，但其潜力已不容忽视。对于我国而言，把握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契机，是推动产业链向更高层次攀升的关键所在。回顾历史，我国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的角色经历了从旁观者到积极参与者的转变。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边缘位置，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实业家的初步尝试，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系统性的生产力发展，直至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产业突破的路径逐渐清晰：从承接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逐步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领域迈进。
不可否认，我国的产业突破最初是从一些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同时也是发达国家正需要转移的产业入手的。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最为重要的纺织工业，是我国在这一时期实现产业突破的关键部门。早期的产业突破往往呈现出三个特征：第一，产业特征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发达国家需要大范围地转移落后产能；第三，产业类型主要为日用消费品、简单电子加工品等。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革命的深入发展，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明显加快。以百度、阿里、腾讯、华为、京东等企业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企业，凭借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在新兴领域如5G技术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并跑乃至领跑。可以说，在一些传统的、相对高端的工业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赶超的难度相对较大。但对于新领域新赛道，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小，甚至很多是同步的，因而更容易产生竞争优势。比如，我国5G产业已进入了快速推进阶段，形成了“三大运营商基本完成布局、主设备具备较大领先优势、终端厂商技术基本持平”的发展态势。
近十年来，我国产业链攀升成效显著。第一，利用移动互联网发展的经验，向传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主要产业进行反哺，传统工业部门实现了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这也是我国强调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背景，即要把互联网思维运用到传统的工业部门，利用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的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提升。比如，三一重工推出了树根互联平台，海尔推出了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第二，在碳中和与能源安全战略的驱动下，我国在新能源领域开辟了新赛道，形成了新的产业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在推动信息革命的过程中，美国在软硬件领域的优势较为明显。硬件主要是高端的集成电路，软件则是各类操作系统。实际上，美国的基本逻辑就是利用对关键的硬件和软件的控制，再加上对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与其他国家拉开技术差距。在美国某些商业精英和政客的想象中，只要控制了人工智能的关键算法、算力和必要的能源，那么其在许多方面就不需要依赖世界范围的分工。同时，为了保障其在信息产业中的主导地位，美国还试图通过盟友体系来加强其控制能力。以集成电路为例，美国力图控制芯片设计产业发展，如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特斯拉等都是芯片设计龙头企业。而芯片制造和相应材料提供则可以由盟友来实现，如韩国三星提供晶圆代工，韩国海力士提供存储硬件，日本则是更多保障相关集成电路材料。当然，对于美国而言，最为安全的策略是将全部的集成电路产能放到美国本土③。整体来看，无论是光刻机等关键设备，还是关键材料，抑或是晶圆代工和芯片设计，美国都力图通过一系列政策安排将其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对此，我国必须保持清醒认识与高度警惕。尤其是在集成电路与计算软件等关键领域，我国应加大自主研发力度，突破技术瓶颈，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同时，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应成为未来重点建设领域之一，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壮大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以“人工智能+”行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阵地，其通过全面作用于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对整体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鉴于此，一些国家实施“小院高墙”政策，意图对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行系统性打压。2022年8月，美国政府明确禁止英伟达向我国出口高性能GPU A100和H100芯片，英伟达随后专门面向中国市场推出了符合美国出口管制要求的A800和H800芯片（限制了A100和H100部分性能）。此外，为了阻止中国企业对AI芯片“囤货”，美国着力增加相关企业和个人进口高端AI芯片的成本。通过收紧AI芯片的对华出口，美国企图进一步削弱我国的AI实力。从短期效果来看，这种算力管控无疑会影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由此，应该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清醒认识到人工智能竞争是一个长期过程。人工智能技术是在信息革命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尽管目前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仍存在一定差距，但中美同处于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我国仍具有一些独特优势，例如快速应用、整体大市场、有效组织动员以及人才规模庞大等。换言之，这些优势为我们在长期竞争中实现重大突破提供了可能。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快速传播性，即任何一项新技术在取得进展之后，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会对其进行攻关。例如，在OpenAI发布Sora之后，诸多研究团队对Sora的技术细节进行解剖式分析和复现，并很快公布了相应的开源框架。
第二，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坚实的基础设施支撑，而我国在这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人工智能是在规模法则（Scaling Laws）之上涌现的，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对算力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的要求会更高。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我国算力产业规模快速增长，算力总规模达到230EFLOPS，居全球第二位，5G、6G等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高性能计算持续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在产业基础方面，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不断增长。制造业是“人工智能+”行动主战场，我国制造业规模巨大、信息基础设施完善，为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其既创造新价值，也带来新挑战。人工智能作为兼具信息和通信技术特点的数智技术，具有通用智能和基础平台的双重属性，对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以及社会生产的各环节都表现出重要改进提升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体现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讨论的“创造性破坏”的特点。换言之，其在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同时，也会打破旧世界，这其中就会出现规模较大的破坏效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可能会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内爆效应。因此，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会对社会保障制度甚至体制机制提出较高要求。
比如，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进步也给其内部带来了巨大张力。美国的就业结构中占比较大的是服务业，而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短期影响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型服务业。2023年美国陷入了近几十年来最大的罢工潮。从医疗业、汽车制造业到好莱坞，数十万名美国工人在全美多地进行长时间罢工或停工抗议，要求改善福利和工作条件。2023年7月，数千名演员与编剧一起参与了16万人的大罢工，这是好莱坞六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影视行业向数字流媒体时代的转型以及更广泛的技术变革便是此次罢工的主要原因，编剧和演员们明显感觉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对其工作的挑战。根据OpenAI发布的报告，短期内受大模型影响最大的是编程人员、量化金融分析师、会计师、翻译等之前被认为是收入较高的白领。例如，根据谷歌官方披露的财报数据，其2023年累计裁员超过12000人。从这个角度来讲，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快，在短期内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就越多。如何通过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应对这些挑战，是必须要思考的课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生产力一定要与相应的生产关系相匹配。因而，当新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就需要匹配相应的更为先进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社会主义制度会体现出较大的优越性。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社会较为均等化的分配。例如，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分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当然，我国仍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提供了未来物质生活更加丰富的可能性，我们需要通过更加完善的制度对人工智能的巨大社会产出进行分配。如此才能使得先进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相适应，才能够更加有效地消除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
从2015年首次在政策层面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到2024年“人工智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我国逐渐从移动互联网阶段向智能革命阶段迈进。当前，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为此，未来我国应紧密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应用场景丰富的独特优势，通过数据驱动、算法优化、模型创新等手段，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技术创新，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应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研究院院长）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加快数字化发展与建设数字中国的政治保障研究”（项目编号：21AZD021）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Yixin Liu,Kai Zhang,Yuan Li,etc.,"Sora:A Review on Background,Technology,Limitations,and Opportunities of Large Vision Models,"February 28,2024.
②Claudia Melatini,"The Future Is Now:How AI Is Fast-Tracking Nuclear Fusion Breakthroughs,"Energies Magazine,March 22,2024.
③Willy Shih,"American Semiconductor Is Taking A Step Towards U.S.Domestic Chip Packaging,"Forbes,January 9,2022.
责编/孙渴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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