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各区域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形成和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即特色优势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支撑。实践证明，发展特色产业集群是中西部地区重要的纾困之举，不仅可以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的背景下吸引产业转移，抵御地域政治经济冲突的风险，而且可以集中利用新技术尤其是智能化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特色产业集群在发展中面临过度依赖资源禀赋、企业质量不高、创新动力不强、过分依靠外循环等困难与挑战。未来应在市场竞争、技术创新、组织治理、人才流动等层面制定系统的经济政策，促进中西部特色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在新发展阶段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怎么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支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2024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建设一批行业共性技术平台，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健全提升优势产业领先地位体制机制。”
我国各区域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形成和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即特色优势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支撑。实践证明，发展特色产业集群是中西部地区重要的发展举措，不仅可以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的背景下吸引产业转移，抵御地域政治经济冲突的风险，促进大国国内市场分工、强壮产业基础、造福一方百姓，而且可以集中利用新技术尤其是智能化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文将在对事实与趋势进行总结、概括、描述的基础上，提出下一步推进我国中西部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升级的对策建议。
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及其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
从本质上讲，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技术、资源、市场、区位等因素综合演变的产物，是企业在全球化下寻求竞争优势的重要载体，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独特动力源泉。[1]一般情况下，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往往具有地域集聚性、品牌独特性、产业协同性、规模经济性等典型特点，它们都是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地域集聚性
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有利于促进人才、商品资源要素和政策在特定地域上的“集”，进而形成由多种类型企业、服务机构和管理部门同向集聚、协同运转、有机融合的产业综合生态圈。这种产业综合生态圈具有知识溢出、学习交流、资源共享、要素匹配等诸多的正外部性，从而为促进企业创新和实现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跨越营造了“1+1>2”的良好环境。
在实践中，大型数字科技公司针对集群企业更容易低成本进行数字化服务，通过网络外部性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围绕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平台，我国许多区域甚至边远地区的区域形成了众多有效运作的产业集群，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强大制造业的物质基础。
品牌独特性
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的“特色”，既包括独特的产品和服务，也包括独特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从而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征且不可替代的产业组织。特色产业集群往往根植于地方的文化遗产、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等，根据独特性形成特定的优势，并且基于这些优势不断提升其品牌的知名度和竞争力。比如，景德镇的陶瓷集群、曹县的马面裙集群等，就是区域特定文化遗产、人文经济的作用的产物：一提到陶瓷，人们自然会想到景德镇；将茉莉花茶与广西横县相联系；说到羊绒会联想到河北清河县；等等。这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强”“人强我专”的独特优势，对于因地制宜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产业协同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不是简单的企业“扎堆”，而是具有技术经济的内在关联性。它们往往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的纵向合作与横向竞争，形成适度竞争和稳定合作的市场联系，有利于激活本地经济的创新活力。
一方面，集群内企业之间高频的互动和合作，有助于克服单个企业在生产研发等各方面的“不经济劣势”；另一方面，企业间、产业间出现的“负外部性”问题，在经验丰富的集群内部，也可以得到较快速的协调和解决。如在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内，在配套的上下游产业链中，就近链接的模式相比于远距离、跨区域的链接模式，其运输成本更具有经济性，尤其在发生诸如疫情、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事件时，其产业链韧性更会凸显出独到的优越性。
规模经济性
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有利于形成企业抱团优势，能够帮助企业及时获取行业最新消息，共同抵御市场风险，并且在与外部企业进行“讨价还价”时增强谈判力量。此外，特色产业集群间的生产加工等环节的联动配套、特色产业的专业技能人才在产业集群中的灵活匹配等，也都能够大幅降低集群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从而使规模经济性更为显著。
此外，特色产业集群还通过互联网、5G等数字技术赋能，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实现更大范围的网络规模经济性。比如，山东曹县“淘宝村”模式，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成为汉服生产销售基地之一，不仅成功打造了区域经济新增长极，而且促进了人文经济繁荣。据统计，2024年以马面裙为主的龙年拜年服销售额已超3亿元。
综上，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大背景下，还必须高度重视面广量大、地位特殊的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的发展，尤其是要注重利用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性智能化技术去改造这些特色产业集群，而不能放任其衰退或凋敝。这不仅是巩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稳定社会运行基础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不断壮大的要求。
我国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的类型及发展带动效应
按照形成路径，目前我国现有的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可以划分为如下五类，其发展带动效应也各具特色：
禀赋依赖型
许多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受地理和资源禀赋影响较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主要依托本地原有的种植优势、天然矿物质资源而形成。这种类型的产业集群在现有技术不发生范式上的根本转换之前，其经济地位无法被替代。如云南省勐海县普洱茶加工产业集群，就是依赖于其适宜茶树生长的自然条件、悠久的种茶采茶历史，逐渐将产品延伸至天然药物、健康食品、功能饮料、特色文旅等相关领域，形成特色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带动勐海县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百亿，2020年、2021年、2022年，当地茶农收入分别达27.139亿元、30.36亿元、33.24亿元，保持年平均增长10%以上。
无中生有型
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也可能起源于一家企业的偶然进入，或一个能人企业家的主动作为。这种类型的产业集群往往具有先进入的优势，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显著。如安徽省太湖县功能膜新材料产业集群，2009年，当时生产绝缘胶带的金张科技入驻太湖，开始生产功能膜新材料，十年内成长为太湖县功能膜新材料产业的龙头企业、国内防蓝光光学功能膜材料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随后太湖县逐渐吸引了致力于研发生产聚酰亚胺薄膜的华强科技、下游产业链上的方舟新材料、盛亚科技等企业，从而形成了功能膜新材料产业集群，并于2023年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近五年来，该县平均每年新增功能膜链上企业13家，产值年均增长25%以上。
产业转移型
依靠低地价、低劳动力成本等优势，区域有选择地承接中心城市转移而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生根成长为产业集群。这种类型的产业集群往往具有国际成本竞争力。如打火机产业是一个典型的利润微薄、寻求成本洼地的“流浪产业”，上世纪90年代由国外进入我国广东、浙江等地，随后受制于劳动力成本、环保等因素，逐渐从广东、浙江转移至湖南邵东，逐渐在当地形成打火机产业集群。截至2023年，邵东已形成114家企业、年产超百亿只、年产值150亿元、远销120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一次性打火机市场份额70%的大产业。又如贵州省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最初是2013年本地外出务工人员由广东返回后成功创业，随后产业链条从广东转移而来，目前，全世界1/7的吉他出自正安，世界10大吉他品牌中有6个在正安代工生产。
龙头带动型
借助龙头企业长期经营过程中积攒的供销渠道，在传统商品流通产业的基础上，逐步拓展至生产制造领域，形成“先有商、再有产”的发展路径。这种类型的产业集群往往具有纵向一体化的竞争优势。如浙江省桐乡市玻璃纤维产业集群，1993年，巨石玻璃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入驻桐乡经济开发区，随后不断扩大产能，以链主企业巨石为引领，桐乡“从生产玻纤到使用玻纤”，逐步构建起具有竞争力的新材料标志性产业链。截至2022年末，桐乡市玻纤产业集群总产值超300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玻纤生产基地。又如安徽省天长市智能仪器仪表产业集群，由诞生于本地、目前年产值超百亿的“巨无霸”龙头企业天康集团带动，而逐渐形成“产业生态圈”，截至2023年，全市共有仪器仪表及关联企业多达500余家。
云端集群型
数字化时代实体化集聚重要性降低。依靠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各种平台企业资源，使得具有产业链和价值链内在联系的、活动范围不局限于地理区域的企业和各类机构在虚拟空间（云端）上高度集聚。这种类型的产业集群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趋势，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活力。如海尔的卡奥斯COSMOPlat平台，用户可以全流程参与产品设计、采购、制造、物流、体验和迭代升级等环节，形成了拥有3.4亿用户、4.3万家服务企业的虚拟产业集群，推动了整个家电产业的转型升级。[2]
我国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我国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现阶段我国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的发展，主要呈现为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集群区域分布不平衡、西部地区数量减少。根据工信部公布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2022年与2023年全国各有100个集群。2022年，东部地区46个、中部23个、西部29个、东北2个；所属地为区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共39个，其中，中部地区12个、西部地区8个。2023年，东部地区56个、中部23个、西部20个、东北1个；所属区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共41个，其中，中部地区18个、西部地区仅有5个。[3]
二是集群类型差异明显、西部地区较多依赖资源禀赋。在80个所属区域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中，西部地区集群多为依托本地自然资源禀赋形成的初级加工制造业，如陕西省富平县羊乳制品产业集群、云南省勐海县的普洱茶加工产业集群、贵州省福泉市的磷化工产业集群等。中部地区较多重型制造业集群，如安徽省太湖县功能膜新材料产业集群、河南省方城县超硬及硬质合金新材料产业集群、江西省崇仁县中低压输变电设备产业集群等。东部地区则以轻型化、智能化制造业集群为主，如山东省博兴县商用智能厨房设备产业集群、广东省四会市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等。
我国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我国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的发展，在国际方面首先遇到了全球化逆变、产业链重组外迁的巨大挑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过去很多区域产业集群的产能，是由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刺激出来的，很多集群实际的生产能力也主要是为世界市场设计的，现在遇到全球化蜕变的大环境，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一般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产业集群之间不断地竞争有限的市场容量，导致国内市场竞争残酷、高度“内卷化”。另外，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在国内也遇到了诸如城市化速度放慢、人口老龄化、发展红利降低等带来的调整与挑战。从宏观上看，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我国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对传统产业比较优势变化的挑战，它直接威胁到传统产业集群的生存。综合来看，现阶段我国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具体挑战主要有三点：
一是集群发展质量不高。大部分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企业小、散、弱，集群内的小企业普遍存在村企合一、家企合一的现象，而村集体缺乏专业化的管理模式，很多村民既是企业主、又是企业员工，难以形成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集群合作分工体系，造成决策效率低、产品与技术守旧、产业规模化程度低、应对风险能力弱等问题。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加快推进，生产要素与资源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加速，那些远离中心城市、没有特色产业集群或是集群发展质量不高、带动能力不强的县城，因难以获得有竞争力的要素与资源，进而发生大面积的凋敝。
二是集群创新动力不强。我国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多为生产加工型集群，以代工为主要业务，集群升级缺乏足够的创新激励，创新能力普遍较为薄弱。这些集群主要依据于生产能力巨大、成本价格低廉的优势进行运作，市场定位的客户也多是国内中低收入群体，这也进一步导致集群本身的盈利空间受限，缺乏打造高知名度的自有品牌或区域公共品牌的资源与能力。当国内集群之间、国内外类似产业集群之间发生长时间的价格战时，这些缺少独特优势和差异化竞争能力的集群，就很容易发生退化。
三是集群增长动能不足。我国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的产能普遍是为世界市场所设计的，国内需求导向的特征不明显，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多以外贸订单为中心形成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如江浙闽粤的很多区域产业集群，都有这样的特征。这在过去的“客场全球化”环境下是最优的制度设计，但是在当前，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显著增多、全球产业链重构等境况，我国出口贸易增长面临较大的挑战，导致一些产业集群面临增长动能严重不足的巨大压力。因此，全面转向“主场全球化”战略，[4]尽快形成内循环主导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要求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进行需求侧改革与创新。
进入以智能化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面临上述处境的一些产业集群如果技术更新慢、需求反应差、用户适应性低，都会遇到难以生存的巨大危机。但是这也意味着如果转型及时的话，很多集群将能抓住巨大的发展机遇。
促进中西部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升级的对策建议
重构国内价值链循环关系
在市场竞争层面，产业政策要侧重于为中西部地区创造优良的投资营商环境，引导国内外产业有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重构国内价值链循环关系。
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中，美国正在主导重组全球产业链。其基本目标是利用供给面的科技优势和需求面的国内市场优势，裹挟我国沿海地区产业链转移，以虚化、空洞化中国国内经济。[5]因此我国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可以成为应对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对冲产业外移的主要力量。这种对冲机制的建立，从经济学原理看就是要优化中西部地区投资营商环境，降低其交易成本。否则为避免“出局”的企业就会自发选择“出海”。
为此建议对中西部地区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如在条件合适时，可以在中西部地区设立新的证券交易所，拉动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可以考虑有意识地挑选现代市场意识更强的东部地区优秀干部，保留其东部地区现有待遇，鼓励其大批量地、成组化地投身中西部地区建设。
发挥传统产业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在技术创新层面，应加快促进数字技术发展和应用，为中西部地区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企业的智改数转网联进行赋能，充分发挥规模庞大的传统产业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在迅猛发展的数字经济潮流下，过去主要以物理形态集聚的产业集群的决定性作用大大降低，很多区域产业集群可以虚拟化运作，如在数字“云”上可以实现空间的虚拟集聚，由此产业集群的内涵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技术进步态势下，一些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如果不及时地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智改数转网联，就会被新工业革命趋势所淘汰。
为此建议推广“苏州经验”，充分发挥政府主动作为、企业服务中心和行业协会提供支持、产业化资金市场化运作、智能化软硬件供应商集聚的高效协同作用。对于制造业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不能急于启动数字化转型，更不能一哄而上，应该根据“先有自动化，才有数字化”的顺序按部就班推进，比如通过设立专项资金，鼓励企业首先做好制造工厂现有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工作、精益生产管理、质量提升改进等基础工作，具备条件后再逐步推进数字化。这是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提下，发挥区域产业集群的成效和作用的关键选择。
推动“链主”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形成有效治理结构
在组织治理层面，应鼓励在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中大力培育链主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之间的有效协同关系。在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中推进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在集群内部的产业链上造就一批处于关键节点上的“链主”型企业，它与上游的专精特新企业之间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链主”作为微观治理机制的主导力量，可以为上游企业提供技术创新需求和商业化应用场景，通过卡点投资、利益联盟、协调机制、平台支持等途径来解决产业链的短板问题。
为此我国产业组织政策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体现产业链“链主”的管理和作为。建议在促进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升级过程中，产业政策要转向产业链政策，大力鼓励具有市场和技术优势的各类企业充当区域产业集群的“链主”，同时健全“链主”治理机制。比如，鼓励各类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民营大企业集团充当产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鼓励其与上游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之间建立合作与联系机制，通过共同的技术开放创新，支撑产业集群中的产业链价值链整体提升。
培养、引进支撑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的各类人才
在人才流动层面，要鼓励人才自由流动，突破行业、岗位、区域、户籍等限制，同时要多元化培养、引进各级各类科技人才，积累支撑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完善人才有序流动机制，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深化东中西部人才协作。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待遇。健全保障科研人员专心科研制度。”各地政府要围绕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的产业链，摸清人才分布链，做好“产业+人才”的战略谋划与政策制度设计。现在的人才尤其是年轻人不愿意到实体经济领域就业。主要原因是实体经济就业的比较收益低，社会地位不高，更不愿意去中小县城工作。边远地区经济发展中如果长期缺少优秀的人力资源，是无法实现振兴的。
因此，让去边远区域尤其是县域从事实体活动的年轻人得到相应的酬劳，让其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县域实体经济振兴的重要条件。同时，现在边远的县域经济振兴，完全靠大中城市人才流动并不现实，还是需要各个区域自己建设各类学校和机构，通过多元化培养人才满足多样化需求。在这个方面，江苏常州地区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满足制造业需求的经验值得总结推广。
【执笔：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教授 刘志彪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凌永辉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孙瑞东】
注释略
责编：李 懿／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