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因编辑技术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全球生物医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其在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安全风险与伦理问题。为此，需要在伦理先行原则下，开展负责任的基因编辑科学研究与应用，把好伦理“方向盘”，促进技术向善发展；区分不同伦理“关切点”，为技术发展应用保驾护航。需要在科技向善目标下，评估基因编辑技术创新与风险之间的平衡，评估技术风险与临床收益、行动优先与防范优先、合理应用与技术滥用之间的平衡，促进技术的健康发展与应用。
【关键词】基因编辑 技术创新 伦理 平衡
【中图分类号】Q78-05/B82-05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6.004
【作者简介】于建荣，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原主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研究馆员，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高级馆员。研究方向为生命科学及相关学科领域的战略情报和学科情报。主要论文有《基因编辑技术伦理治理探讨》（合著）、《基因编辑技术监管现状研究》（合著）、《生命科学领域伦理治理现状与趋势》（合著）、《基因编辑的伦理争议》（合著）等。
从试管婴儿到辅助生殖，从胚胎干细胞到人体克隆，从合成生物到基因编辑，每当生命科学领域出现突破性的成果并展现出巨大应用潜力、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时，也会引发基于各自不同科学原理和应用场景的一系列伦理问题的讨论，挑战人类的伦理底线和价值尺度。而随着前沿科技发展逐渐迈入“深水区”“无人区”，基因编辑等新技术日益关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未来世代，充分考量、把握基因编辑技术创新与伦理之间的平衡，十分必要。
基因编辑技术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基因编辑论文、专利呈爆发性增长。2012年CRISPR技术的诞生，带动基因编辑领域飞速发展，相关研究论文、专利数量呈现指数增长趋势，驱动着生物医学领域的重大变革。
基因编辑领域论文快速增长，研究探索不断深入。2014年至2023年基因编辑领域共发表了约70810篇论文，论文量从2014年的2983篇增长到2023年的10303篇，复合年增长率（CAGR）为13.20%，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从重要研究机构来看，全球论文发表量排名前20位的机构中，有我国机构7所，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体现了国内机构在基因编辑领域的较强研究实力[1]。
基因编辑领域专利稳步上升，技术开发持续活跃。全球基因编辑专利申请量从2014年的866件增长到2021年的2654件，专利公开量从2014年的164件增长至2023年的3169件。麻省理工学院、博德研究所、哈佛大学、Editas Medicine Inc、先锋良种、The General Hospital Corporation、Sigma-Aldrich co.llc等研究机构、企业在基因编辑技术开发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我国农业类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在技术开发方面申请专利较多。从国际专利分类号（IPC）可了解基因编辑技术的研发动向，全球基因编辑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基因重组技术、基因表达载体、基因表达调节、基因治疗等方面[2]。
基因编辑新技术、新成果不断涌现。基因编辑技术历经锌指核酸酶（zinc finger nuclease, ZFN）、类转录激活因子效应核酸酶（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 TALEN）、规律成簇的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CRISPR）等技术阶段，目前主要处于以CRISPR技术为主的快速发展、应用阶段。
基因编辑技术处于不断发展和改进中。其一，研发多种新型基因编辑技术。不依赖DNA双链断裂的新一代基因编辑工具不断取得突破，包括碱基编辑（base editing, BE）、先导编辑（prime editing, PE）等，为治疗复杂人类遗传疾病或基因突变所致的人类遗传疾病提供了有效工具。而基于BE、PE等存在的编辑范围有限、编辑效率低、易用性不足等问题，哈佛大学医学院等研发了点击编辑（click editing, CE）技术，可以实现精准、多功能的基因编辑[3]。其二，开发和优化多种基因编辑工具。研究人员不断开发优化Cas核酸酶，包括CRISPR-Cas12b、CRISPR-Cas12n[4]、CRISPR-Cas12f1、CRISPR-Cas14a、CRISPR-CasF、CRISPR-CasΦ等，促进了基因组的高效、精准编辑。如新型超紧凑型基因编辑系统CRISPR-CasΦ体积仅为CRISPR-Cas9的一半，可更广泛地靶标识别DNA序列；[5]首次在真核生物中发现的RNA引导的DNA核酸酶——Fanzor，相比CRISPR-Cas系统更紧凑，更容易递送到细胞和组织中[6]。其三，设计和开发多种新型递送载体。有效、安全地将CRISPR组件递送到目标细胞中，是实现高效基因编辑的前提。常用CRISPR组件递送方法包括病毒载体递送、脂质体介导的递送和纳米粒子递送等。每种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如病毒载体的递送效率高但可能引发免疫反应，而非病毒递送方法则安全性更高但递送效率较低。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研究人员正致力于开发新的递送技术和改进现有方法，以实现更高效、更安全的CRISPR组件递送。其四，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在基因编辑工具的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博德研究所利用快速局部敏感哈希聚类算法（FLSHclust）发现了188种新型CRISPR系统，并对其中4个系统进行详细表征，发现其可用来编辑哺乳动物细胞，且脱靶效应比CRISPR-Cas9系统要少[7]。Profluent公司推出了OpenCRISPRTM计划，发布了世界首个开源的人工智能生成基因编辑器——OpenCRISPR-1，并进行了首次成功的人类基因组精确编辑[8]。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建立了基于三级结构的高通量蛋白聚类方法，实现了脱氨酶功能结构的深入挖掘，突破了现有脱氨酶的应用瓶颈[9]。
体细胞基因编辑技术的临床应用，为一些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自2016年全球首个CRISPR技术的人体临床试验在中国启动以来，基于CRISPR系统的基因疗法迅速发展，在肿瘤、遗传性疾病治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神经系统疾病、血液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等适应症的研究也取得积极进展，适应症从遗传性疾病逐渐拓展至常见病。肿瘤治疗方面，首次在人体进行的新型溶瘤疱疹病毒CAN-3110治疗复发性胶质瘤的1期临床试验结果良好，[10]双内含子靶向CRISPR-Cas9治疗方法为白血病治疗带来希望，[11]基于基因编辑＋基因工程的疗法可以增强黑色素瘤治疗效果[12]。神经系统疾病方面，神经环路特异性基因疗法为帕金森病临床治疗提供了潜在的精准干预手段，[13]新型基因疗法能够促进治疗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减少癫痫发作[14]。
基因编辑疗法的获批上市，为罕见病提供了治愈可能。英国和美国于2023年底相继批准基因编辑疗法Casgevy上市，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真正从科学走进应用。Casgevy是全球首个且唯一一个上市的基因编辑疗法，用于治疗镰状细胞病（SCD）和输血依赖性地中海贫血（TDT）。2024年2月，Casgevy获欧盟委员会有条件批准上市，用于治疗SCD和TDT，是欧盟范围内上市的首款针对SCD与TDT的基因治疗药物。目前国内基因编辑疗法处于临床试验阶段，进展较快的有本导基因的BD111、邦耀生物的BRL-101、瑞风生物的RM-001、中因科技的ZVS203e，均已进入临床I／II期。
基因编辑技术发展带来诸多伦理问题
技术自身存在的安全风险。其一，“脱靶效应”容易导致非目标基因出现突变等安全风险，以及个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现“被患病”等技术伦理问题。“脱靶效应”的发生率存在不确定性，受gRNA的序列特异性、Cas9蛋白的表达水平以及细胞类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也是限制CRISPR基因编辑临床应用的一大因素。在导致非目标基因出现突变方面，Francis Crick研究所[15]发现，在18个经过基因编辑的胚胎中，约有22%的胚胎被检出在POU5F1周围发生大量突变，包括DNA重排和数千个碱基的缺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通过排列和汇总的CRISPR筛选显示，染色体丢失在整个基因组中普遍存在，并导致部分和全部目标染色体的丢失，包括在临床前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中[16]。此外，在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疾病过程中，存在引发癌症等其他疾病的风险。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报道，在基于CRISPR-Cas9系统的基因编辑（基因敲除）过程中，癌症相关基因突变（例如p53、KRAS）的细胞会被富集；[17]波士顿儿童医院发现CRISPR-Cas9基因编辑可以通过称为逆转录转座的过程引起DNA大重排，可能会引发癌症；[18]阿姆斯特丹大学发现利用CRISPR-Cas9进行基因编辑可能导致HIV病毒整合到基因附近的序列而发生不必要的“剪切”和变异，可能会激活宿主基因，促使癌症的发生；[19]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发现CRISPR-Cas9基因编辑会破坏细胞核结构，致使微核和染色体桥的出现，导致染色体碎裂，会显著增加先天性疾病和癌症的发病风险[20]。
其二，“免疫反应”可能会引发人体的免疫排斥反应，降低治疗效果，甚至产生严重的副作用。CRISPR-Cas9系统的成分来源于原核生物先天性免疫系统，人体中并不存在Cas9蛋白，但却存在Cas9蛋白的抗体。在基因治疗的过程中，外源性Cas9蛋白及病毒载体的导入会使人体产生免疫反应，加剧安全风险。斯坦福大学证实人体中预先存在针对Cas9蛋白的免疫应答；[21]研究发现体外转录gRNAs中的5'-三磷酸（5'-ppp）部分，会激活人类细胞中的免疫应答，导致细胞死亡，并证明了5'-ppp gRNA对人类T细胞的细胞毒性作用；[22]研究发现RNA引导CRISPR-Cas效应，蛋白切割可触发适应性免疫反应。2020年以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公布6例基因治疗死亡病例。2022年10月，全球唯一一名参与CRISPR基因编辑疗法的杜氏肌营养不良症（DMD）患者在接受腺相关病毒9型（AAV9）载体递送的CRISPR基因编辑治疗8天后去世。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2023年10月发布尸检结果，指出死亡原因为：高剂量rAAV引起的强烈先天性免疫反应导致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这也是学界首次报道基因治疗引发ARDS导致的患者死亡案例，[23]引发了人们对CRISPR基因编辑疗法前景的担忧和质疑。
此外还有其他风险，一是，“嵌合现象”的影响不可预知。嵌合体产生的原因是基因编辑技术的效率比较低，导致仅有部分胚胎细胞被编辑或由于基因编辑时受精卵已经分裂，胚胎细胞产生了不同的编辑效果。例如，Mitalipov等研究发现，被基因编辑过的58个胚胎中有16个出现了非预期的DNA片段插入或缺失[24]。二是，“副作用”将带来不可知风险。以“基因编辑婴儿”为例，多项研究表明，CCR5基因功能的缺失有可能造成大脑的认知功能下降等问题；另外，CCR5还与神经可塑性有关，CCR5基因功能的缺失还有可能影响大脑的学习与记忆功能。现阶段进行基因编辑将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揭示基因组的功能及调控机制正是后基因组时代的主要目标。
技术发展衍生的伦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的临床应用可能会影响社会公平公正。其一，使用机会是否公平公正，包括全球范围内不同社会群体、不同世代或不同民族获得知识和技术的平等机会。基因编辑的发展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尤其是以治疗为目的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公。从客观上来看，基因编辑可以治疗人类面临的很多重大疾病，但其高昂的治疗价格却不是人人都能负担的，受科技发展程度、经济条件等因素影响，也会间接对其他个体的权利和地位造成侵害，使医疗资源分配不均问题进一步加剧。此外，从国际角度看，在科技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公民能否充分享受到基因编辑技术的公平分配，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国际正义问题也将成为一个重大挑战[25]。其二，使用结果是否公平公正。全球主要国家基于人类基因编辑的研究类型（体细胞与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及阶段（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进行监管。对于以生殖为目的的可遗传的人类基因编辑，全球75个国家颁布法律禁止“用于妊娠”[26]。生殖系的基因编辑会带来阶级的划分和代际的不公，打破原有的社会平衡。不恰当的基因修饰会加剧不同个人或群体在先天优势和劣势上的差距，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冲击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尤其是发生在受精卵或胚胎中的生殖系基因编辑，会导致基因变化传递给下一代，可能会影响子孙后代的公平权益[27]。若将基因编辑用于“人体增强”，如用于提升记忆力和获得更高智商，从而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相应优势，也存在着“社会不公”的伦理风险[28]。
此外，基因编辑还可能会导致无法回避的“尊严”问题。人类基因的代际本质决定了基因编辑权不由个体自身掌握，而是由其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决定。这意味着被编辑的个体不仅失去了对自己基因的控制权，即失去了作为自然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还需要承担基因编辑技术所导致的未知后果。与此同时，基因编辑技术涉及的基因隐私问题也较为突出。当部分基因涉及个体基因缺陷并能够通过医学判断其未来的病征时，如果隐私得不到有效保护，个体的相关利益将难以得到保障，可能引发心理健康受损、遭受社会歧视等问题。此外，人类基因组信息如果被商业化利用，风险将难以预知。
基因编辑技术的使用可能影响自然生态，改变种群基因库。一是影响生态环境。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打破了自然进化的规律，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成员，应该对整个生态系统负责任，不能以破坏生态系统为代价来谋求自身利益[29]。二是“多代效应”的影响难以预测。目前的基因编辑技术尚无法确保经过修改的基因在遗传过程中的稳定性，存在发生变异或引入新的遗传缺陷的可能性，这可能增加人类遗传疾病的风险。种系基因编辑的影响不仅限于个体，还可能后延至其后代，其长期后果和潜在影响目前无法准确评估，从而可能无形中加剧人类遗传问题的发生概率[30]。三是损害人类基因生态。人类基因库的多样性是漫长生物进化和选择的结果，而基因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基础，也是造成人类个体基因组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基因突变具有低频性，虽然可能对人类个体有害，但是从进化角度看，这种突变可能对人类进化有益。如果对人类胚胎进行编辑，将难以判断现在的“坏基因”在未来对人类后代而言是“好基因”还是“坏基因”，而这将增加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风险。如成人血红蛋白α亚基基因突变为镰状血红蛋白基因（HBS）会导致人类镰刀型红细胞贫血症，但同时HBS基因却能增强人体对疟疾的抵抗力。此外，基因编辑引起的基因重组会导致“基因污染”等问题，一旦与其他物种繁殖并实现传播，有可能破坏生态平衡。
基因编辑技术发展可能会给国家安全带来挑战。2016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全球威胁评估报告》（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将“基因编辑”列入“大规模杀伤性与扩散性武器”威胁清单，认为这种有双重用途的技术分布广泛、成本较低、发展迅速，任何蓄意或无意的误用，如用来制造“基因武器”“生物武器”等，将使得新兴技术进一步武器化、政治化，可能引发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基因武器为第三代生物武器，与传统生物和化学武器相比，可以根据不同种族或群体的基因特征进行选择性杀伤，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易扩散性，且难以预防、难以隔离、成本低廉，若被恶性用于编辑各类病原菌，造成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以美国合成的基因毒剂“热毒素”为例，实验数据显示，仅万分之一毫克剂量就能杀死100只猫，经实验估测，20克“热毒素”便足以使60亿人受到侵扰。又如，据相关报道，美国成功将具有抗四环素作用的大肠杆菌基因与具有抗青霉素作用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基因进行了拼接，培养出了具有抗上述两种杀菌素特性的新大肠杆菌，若出现误用情形，后果将不堪设想。且经专业领域专家评估，耗资5000万美元建立一个基因武器库，其“杀伤力”将超过花费50亿美元建立的核武库。且由于基因武器只对某种特定人群具有“杀伤”作用，无法通过常规手段检测出其毒性，没有任何药物可以修复受影响的基因。同时，由于基因武器是“剪”出来的新病毒、新细菌，遗传密码只有设计者才了解，被攻击一方很难及时破译并研制出新的疫苗。总体来看，若基因编辑技术进一步“武器化”，将成为大国竞争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风险变量。2023年10月，我国国家安全部指出，某些境外机构、组织和人员已瞄准我国人种基因资源，并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将基因技术“武装”成为致命的武器。对此，要树立生物安全意识，筑牢生物安全防线。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严防基因资源的流失，筑牢国家安全防线。
基因编辑技术的创新发展与伦理平衡思考
基因编辑技术为遗传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提供了新的手段，开启了生物医学研究和治疗的新纪元。同时，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系列安全及伦理挑战，也引发了诸多伦理争议，包括基因编辑技术对物种的改变、对人类基因的操纵是否冒犯人类尊严，如何规范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的研究行为，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能否为基因编辑的有序发展和应用保驾护航，如何促进、实现基因编辑技术发展应用与伦理之间的动态平衡，等等。充分评估基因编辑疗法的持久性、安全性、有效性，十分重要。
伦理先行原则下，开展负责任的基因编辑科学研究与应用。首先，把好伦理“方向盘”，促进基因编辑技术“向善发展”。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需在伦理原则框架下开展，以规范研究行为，促其健康发展。这不仅是对科技进步的审慎推进，更是对人类未来负责的深远考量。2024年7月科技部发布的由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分委员会研究编制的《人类基因组编辑研究伦理指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出了人类基因编辑研究应遵循增进人类福祉、尊重人、审慎负责、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五项原则，明确了开展人类基因组编辑研究的目的、基本原则、一般要求和特殊要求。在合适的伦理框架下厘清基因编辑技术使用的“可为”与“不可为”，对引导和促进人类基因编辑研究沿着向善的轨道发展、确保技术发展与人类价值观和伦理标准同步进化、实现技术与伦理的和谐共进至关重要。
其次，区分不同伦理“关切点”，为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应用“保驾护航”。在进行人类基因编辑的研究中，需要在遵循生命伦理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基因编辑种类、功能分类和转化研究阶段等因素，包括：将基础研究、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以及临床应用转化加以区分；将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研究的活动加以区分；将“治疗”与“增强”加以区别。采取灵活、动态的策略，确定不同的伦理要求及规范，例如，允许实验室的基础科学研究，而人类基因编辑临床研究仅限于“以治疗或预防为目的的医学干预”，禁止对研究参与者进行非医疗目的的基因组改变；在人类基因组编辑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前研究中，对生殖细胞、受精卵或人胚进行基因组编辑研究时，严禁将编辑后的生殖细胞、受精卵或人胚用于妊娠及生育。
最后，加强伦理研究“力度与深度”，保障基因编辑技术与伦理的“同步发展”。利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对全球基因编辑伦理研究的文献进行检索发现，截至2023年共得到623篇文献记录，仅占基因编辑论文总量的不到2%；其中，超过55%的文献发表于2019年之后，也就是“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发生之后。然而，2013年基因编辑技术就开始了大规模应用。由此可见，与技术相比，基因编辑伦理问题研究的“速度”远远追不上科学研究快速发展的脚步，对技术发展影响的“程度”也还远远不足。国内学者、机构加强在基因编辑研究各个重要环节的相关伦理问题、伦理审查、风险评估研究，是确保科技进步负责任进行的关键。
科技向善目标下，评估基因编辑技术创新与风险之间的平衡。首先，评估技术风险与临床收益之间的平衡。“临床无小事”，对于患者而言，基因编辑副作用造成的伤害只有0%和100%。如果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临床治疗，首先应保证其安全性[31]。近年来多个基因编辑临床试验因安全性问题被叫停，如Verve Therapeutics公司暂停VERVE-101药物在Heart-1 Phase 1b期临床试验中的患者入组工作等。需重点关注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充分考虑其科学价值与社会价值，特别是开展临床研究时，应充分评估拟解决疾病的严重程度与潜在风险。一方面，评估基因编辑可能带来的直接生物学风险、长期健康影响以及可能的非预期后果。其中可以加强脱靶检测以评估其安全风险，包括检测靶标编辑效率、染色体重排情况、残留的基因组编辑成分、基因组编辑的细胞总数等。并促进开发多种策略和工具，如sgRNA修饰、Cas9蛋白优化等，以提高编辑效率和降低脱靶活性。另一方面，充分评估疾病的严重程度，包括其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疾病进展的潜在后果，以及现有治疗方法的局限性，充分验证基因编辑疗法使用的必要性。
其次，在行动优先与防范优先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32]。“行动优先”采取“无害推定”立场，认为在缺乏确凿证据证明前沿技术存在较大风险之前，应采取开放的态度，允许并鼓励其发展和应用。而“防范优先”则更为谨慎，采取“有害推定”立场，要求必须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安全性，确保潜在的负面影响被降至最低。开展基因编辑研究时，需要对技术发展的影响进行持续的审视和必要的调整，正确评估技术进步对社会、环境和伦理的影响，既要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又要确保这些创新不会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在促进技术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的安全和可持续性。
最后，在合理应用与技术滥用之间建立合适的平衡。预计到2030年，全球基因编辑疗法年总收入将达到300亿美元，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引发商业利益与道德原则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导致技术的滥用，引发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的不信任，对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阻碍。以“基因编辑婴儿”为例，因“基因编辑”案被判入狱的贺建奎曾是7家公司的股东，并在其中6家是法人，5家是实控人。而其明明知道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存在安全隐患和重大伦理问题，“基因编辑婴儿”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更是违法的，却仍然进行了相关临床试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商业目的。科学家的过于商业化会大大影响科研的严肃性及客观性。因此，需要规范科学家商业化行为，并加强研究人员对涉及人的生物医学临床科研项目的伦理意识，确保基因编辑技术的合理应用。
结语
基因编辑技术的快速创新发展，得益于各国不断对该领域加强战略布局，如：美国的NIH人类体细胞基因组编辑计划，NIH基因编辑相关研究及应用的在研项目超过1000项；欧盟框架计划资助基因编辑项目有500多项，欧盟创新药物计划长期支持基因疗法；英国重点支持发展基因疗法；我国科技部多项重点专项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基因编辑项目等。基因编辑技术研究在更高效、更精准、更广泛、更具潜力发展的同时，随技术应用本身所带来的脱靶效应，引发的免疫反应，以及衍生的社会公平、国家安全、生态问题等风险也更受关注，伦理监管更为紧迫。伦理研究与科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渐凸显。在技术风险与临床收益平衡方面，要评估基因编辑可能带来的直接生物学风险，充分评估疾病的严重程度；在行动优先与防范优先平衡方面，需要在“无害推定”与“有害推定”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在合理应用与技术滥用方面，要规范科学家的商业化行为，并加强对涉及人的生物医学临床科研项目的伦理意识。科学研究与伦理治理需要平衡发展，“科技向善”需要“伦理先行”，以更好地保障科学研究的持久性、安全性和有效性，更可靠更安全地造福人类。
（本文系上海市2023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基因编辑伦理应用示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692126300；感谢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张丽雯馆员及项目团队成员对本文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注释
[1]数据库：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检索日期：2024年3月30日。除年度趋势分析，其余分析均采用InCites分析，InCites数据集更新日期为2024年3月28日，包含Web of Science标引内容截止为2024年2月29日。
[2]数据库：incoPat数据库，检索日期：2024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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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 Edi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thical Norms
Yu Jianrong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 editing technology has cause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biomedicine field. While continuously making new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there are also multiple safety risks and ethical issu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responsibl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gene editing under the principle of ethics first, including steering the "ethical rud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ethical concerns to escort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assess the balance between gene edit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risk, evaluating the balance between technical risks and clinical benefits, action first and prevention first, reasonable application and technology abuse,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gene editing technology.
Keywords: gene edit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ethical, bal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