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 霍 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与之相关的一项历史使命。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指通过一系列具有标识性的文化符号、历史遗迹以及传统习俗等，来实证和展示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阐释中华文明的深厚内涵，彰显中华文明的特质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伴随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通过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实现对外展现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对内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凝聚力，深具重大意义。
文明标识体系的内涵价值与外在呈现
文明标识体系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了悠久的文化积淀、时代淬炼和国家、民族意志的选择之后形成的。世界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都曾经产生过自己的文明标识体系。美国学者巫鸿教授将此类文明标识体系用具有“纪念碑性”的物化载体一词来加以描述，其中所涵盖的有两个方面的基本要素：首先是其文化内涵及核心要义，这是精神的层面；其次是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客观呈现方式，这是物质的层面，两者之间互为表里，相互协调，共同构建起不同文明各自独具特色的标识体系。
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曾出现过不同的文明标识体系。例如，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麦加的圣殿“克尔白”、埃及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中华文明的故宫、长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美国的方尖碑和自由女神像，等等，都具有这样的文化价值观和外在显示度。而这些文明标识体系又往往物化为积淀了丰富古老文明内涵的考古学遗存，所以说，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离不开考古学。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最基本的核心内涵，在于其根植于深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的特征，又从不同的层面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许多重要元素，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实体。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要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古老文明的丰富内涵、文化传统、核心价值，从而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信才能自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我们自信的底气，来自中华民族拥有一份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极其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体现着我们这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丰厚的历史滋养和最突出的文化优势，而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恰恰从许多方面呈现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多种形态和多样面貌，对于提炼、升华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内涵价值和外在呈现，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亦即我们常说的“狭义历史”，是远远不能覆盖如此漫长而宏阔的时空范围的。当现代科学考古学从西方传入中国之后，从1927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到1928年至1937年间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中国考古学便承担起了探究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重任。也正是通过由此以来一系列由中国考古学所构建起来的区系类型和“考古学文化”，人们才寻找到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科学路径。
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考古学再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坚实的科学依据。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工程的展开，浙江良渚、陕西石峁、四川三星堆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考古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要依靠考古学来建构，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参考、印证、丰富、完善。
因此，以百余年来中国考古学为我们所提供的大量丰富的科学资料来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从而在内涵价值和外在呈现上实现完美的结合与统一，是一条可行之道。
“大考古”视域下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与国家提出的“大考古”这个概念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所谓“大考古”，是指考古工作从调查、发掘，再到整理、研究，最后进入到阐释、宣传、利用的全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个环节，都与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环环相扣。在“大考古”的视域下，从田野考古到科学展示，都将成为全民族参与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步骤。
首先，从田野考古调查、发掘这个阶段而言，考古学将调查发现的重要遗址加以科学发掘，从中显示出不同时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现象，如墓葬、房屋、道路、水井、灰坑等，同时也会发现当时人们制作和使用过的工具、武器、艺术品等各类遗物。人类赖以生存的与采集、狩猎、农业、牧业等相关的动、植物的残余物，甚至包括当时自然环境中遗存下来的孢粉、植硅体等，都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以及人类各种重大贡献的科学线索，可以说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重要的物质基础。
除了物质文明遗存之外，还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与中华文明五千年来的精神文明成就密切相关，成为提炼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原生性元素”。例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的一些大墓中，出现了随葬有大量玉璧、玉琮、玉钺等“以玉敛葬”现象，在玉琮上出现了“神人与兽面”相结合的“神徽”，玉钺则很可能是一种代表权力的重器。这充分反映出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华文明在玉器的制作和使用上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并“以玉喻德”，形成了崇玉礼玉的制度性文化。又如，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考古学为早期龙形象的构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早在距今6500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便发现了用蚌拼成的龙、虎图案。距今5000年前后，红山文化中也出现了玉猪龙的形象。到二里头文化时，出现了用绿松石镶嵌的龙形饰。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商代殷墟妇好墓中的绿松石镶嵌的龙图案，最后发展到秦汉以后龙的形象成为王朝国家的皇权象征，同时也广泛影响到“汉字文化圈”的周边地区和国家。再如，成都金沙遗址中发掘出土了用黄金制作的“太阳神鸟”图像，以其对称、流动、富于想象力的构图，再现了商周时代“四鸟绕日”的现象，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如果我们要将玉器所代表的中国玉文化、龙崇拜、太阳神鸟等元素纳入到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来加以认识和提炼，上述这些考古遗存无疑提供了充分证据。
以往在这个阶段，考古学家的田野工作常常是鲜为人知的。但在“大考古”的视域之下，建设和开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放重点区域考古标本库房和考古研究基地、考古工作站等方式，加快了考古成果的转化利用，使过去如同深藏在“象牙塔”里的考古与公众的距离越来越近，极大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于考古工作的科学认识和理解水平，从而更加热爱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其次，从科学展示这个阶段而言，田野考古发掘所获取的大量科学资料信息，经过考古学家们的整理、研究和阐释，遵循“大考古”的理念，还将转化为宣传、展示的重要文化资源，进入到博物馆和其他公共展示空间。从学科关系而言，文物学与博物馆学实质上都是在“大考古”视域下成长发展起来的学科。文物学所要研究的对象，一般是指传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两大类：前者是历朝历代流传至今的各类文物，尤其是以甲骨文、玉器、青铜器、碑石铭刻、书画艺术、珍贵图书等为其大宗。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主要就是以这些传世文物为研究对象。而出土文物则是以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类文物为研究对象，其中既包括传统金石学中所涉及到的这些器物，还有许多来自于史前时代、以往在旧金石学没有被纳入其中的重要文物，例如史前的彩陶、雕刻、石器、牙骨器等。与文物学关系密切的博物馆学，则是充分利用来自于考古学、文物学的资源，在科学研究、阐释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将文物运用现代科技的手段与方法，并广泛与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新闻传播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向公众进行展示、宣传的学科。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大考古”视域下整个学术链条的“后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正是基于“大考古”的宏大视野，近年来，在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中形成了“考古热”“博物馆热”这样的好现象和新趋势，在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各省市的著名博物馆，都可以见到热情洋溢的观众久久地围聚在考古出土的遗迹、各类珍贵文物跟前，尽情欣赏祖国文物之美，充分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什么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标识？什么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从史前先民们留下来的石器、陶器和玉器，到夏商周三代文明灿烂的青铜器、秦汉以来的丝绸、帛画、画像砖、画像石、雕塑、漆木器，再到唐宋元明清的一件件书法、绘画、金银器、瓷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或许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和答案，最终经过全民意志的抉择，从而形成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最后，基于“大考古”的视野，传统的以明代为下限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设定也相应地会大大拓展，祖国大地上一切不同时期遗存下来的文物都是历史文化遗产，都将被纳入到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当中。例如近现代文物，尤其是红色文物（其中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要工业遗产、农业遗产等），都将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辉煌历程的历史见证，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将成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考古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代考古学基础的理论与方法——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又借鉴于自然科学地质学中的地层学、生物学当中的植物分类学。考古学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还与自然科学的其他学科如冶金学、环境生态学、分子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均有着密切的关系，产生出许多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形成的分支学科，如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环境考古等。因此，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考古学在操作层面上更具客观性，中国当代考古学与国际考古学界在技术标准体系上具有共性，在科技方法的运用上不仅完全与国际接轨，而且在某些领域走在世界前列。这样的一些学科特性，使得考古学在国际对话、平等交流、文明互鉴等方面能够不断超越意识形态的藩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首先应具有民族性，才能从内涵和外延上体现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而这个民族性，绝非是指某个单一民族，而是指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通过考古实物、文化遗存，可以充分展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程。与文献记载的“狭义历史”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考古、文物可以客观地显示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在统一多民族国家辽阔的疆域之中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而壮丽的画卷。从中我们既可以观察到中原文化是如何向四方扩散和影响，被周边各族人民所吸收和认同；同时也可以观察到边疆各族人民又是如何对中华文明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从而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以唐代吐蕃为例，其位于西藏穷结县境内的吐蕃王陵（俗称藏王墓），就多见唐代中原文明丧葬礼制的影响，如地表封土的形制呈四方覆斗型，恐多仿自汉唐帝陵的封土形制；陵前树立石碑和石狮，也是对唐代帝陵前神道石刻的模仿；被认为是吐蕃王松赞干布陵（在穷结藏王墓中编号为1号陵）的封土四周，经考古调查发掘，证实了其四面均有陵垣相围绕，这也与唐代诸陵四面设有陵垣的制度相似。由此可知，唐代吐蕃制度文化当中，对于中原王朝的丧葬制度多有效仿。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吐蕃王朝碑刻的形制也基本上是对唐代碑刻的模仿，在碑上雕刻出“升龙”图案，碑座也多为动物形状（通常为石龟），这也同样显示出唐代中原王朝具有典型文化标识性意义的碑刻制度，被西南边疆的地方民族政权所高度认同，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利用。
《吕氏春秋·慎势》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这种“择中立国”“择中建都”的理念，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原王朝都城建筑的设计。城市考古的资料显示出，秦汉至唐宋时期的都城基本上是以长安—洛阳为东西轴线布局。辽金元明清时期，由于北方族群的崛起与融入，极大地拓展了北界疆域，都城逐步由原来的东西轴线转变南北轴线，最典型的范例即元明清时代的北京城。中原王朝的这一观念，同时也影响到边疆地区。唐宋元明清时期由不同族群在各地所建立的都城，在选址与布局上，也大多沿袭了这种“择中”理念，如金代海陵王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故都城名曰“中都”，反映了海陵王对“择中建都”理念的认同。新疆莫尔寺这种“择中建寺”的理念及其实践，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边疆族群对中原文明的高度认同。随着“北京中轴线”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中立极”的思想观念再次得到印证，经过汉族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汇，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中华民族共识的标识性事物，将其视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重要象征，也是理所当然、世界认同的。
考古学最为重要的研究命题，在全球具有高度的共识度，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三大命题”，就是全球考古学者多年来共同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中国考古学也为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不断促进中西文明的对话交流与文明互鉴；对于构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国考古学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认真对标世界各文明标识体系，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又与世界文明发展的水平和高度相契合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之路，才能对人类文明作出新的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