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张文忠
我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同地区的地理条件、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不同地区间发展存在差距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在新发展阶段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需处理好九大关系。
处理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融合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四大战略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区域重大战略可以加强四大板块之间的联系，促进四大板块协同发展，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中心，发挥着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龙头作用，同时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也较强。长江经济带贯通东中西，是我国人口经济密集的区域，其技术、人才、资金和产业的势能会辐射到沿江区域和中西部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是推动华南、西南和华中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长三角地区是全国技术创新和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在科技创新、未来产业等方面位居全国前列，是引领我国跨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区是我国能源、原材料、先进制造业基地，风、光等新能源发展态势良好，对黄河流域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作用。可见，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机融合，共同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主体功能区战略按照各区域功能的异质性确定不同区域的发展方向和重点，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区域比较优势。城镇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基础较好，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地区，也是新质生产力布局的重要空间载体；农产品主产区是提供稳定、高品质农产品的核心区，是国家粮食安全供给的保障区；生态功能区是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的地区，其中青藏高原、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重点生态区、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地带是构成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可见，主体功能区战略更多体现了区域差异化发展理念，可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6.16%，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19+2”城市群主体形态、“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和增长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成为我国参与全球高端要素配置的枢纽，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功能的条件下，其他中心城市对不同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起到核心带动和支撑作用，从而推动各地区的相对均衡和协调发展。
处理好经济发达地区与特殊类型地区协同发展的关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方面要求推进发达地区的人口产业集聚和创新发展，增强整个国土空间的国际竞争力，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另一方面需要我们关注特殊类型地区的发展，推动区域的均衡、协调发展。特殊类型地区包括以脱贫地区为重点的欠发达地区和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老工业城市等，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和国防安全屏障。近些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各级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特殊类型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区位条件、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基础等相对较差，仍然是制约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难点地区。
特殊类型地区的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山地、丘陵、沙漠戈壁和高海拔地区占比高，大多分布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秦巴山地、六盘山、大别山等地区，其中，2/3地区分布在山地、丘陵和高原区，1/4地区海拔超过3000米，1/5地区海拔超过4000米。水资源相对短缺，有56.6%的地区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对工农业生产、城市发展和工程建设制约较大，人口经济承载能力有限。区位优势不明显，45%的县市与沿海地区距离超过1000公里，难以直接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技术和产业转移；多数县市远离省会中心城市，距离省会的平均距离超过500公里，难以有效获得省会中心城市的经济、技术和人才等要素的辐射。但特殊类型地区是我国生态功能保护和修复的重点地区，对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其中，50%的县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占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县的41.8%。一些地区是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以及林区、草原和湿地保护区。由于“发展的困难性”与“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区域在国家区域发展中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因此，要遵循分类引导的思想，对欠发达地区要重视自我发展能力培育；革命老区要赓续红色基因，发展特色产业；边境地区要关注富边戍边，加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资源型地区要积极培育接续产业；生态退化地区要加强修复和综合治理。通过政策扶持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逐步提高特殊类型地区的发展水平。
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匹配关系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一个关键指标，常用于评估一个地区资源环境保障能力和限制水平，它不仅受到自然环境、生态安全和环境质量等多方面因素制约，同时与人口、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等相关。我国自然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根据“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却集中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4%，却仅仅居住着全国4%的人口。一些地区由于人口产业过度集聚，超出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资源跨区域调动量越来越大，如2020年全国煤炭净调出省区仅有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四省区，其他省区均为净调入省，整体呈现出西煤东运、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的调配格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全国原煤产地集中分布在西北、华北和西南地区，其中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省区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近七成；而煤炭消费区集中在华东、华北和西南地区，其中山东、河南、江苏等省份的消费量占全国总消费量的近四成。因此，在保持东部地区人口产业集聚的同时，要积极引导生产要素和人口向中西部地区集聚，形成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区域发展格局。资源能源富集地区可以推进资源型产业发展，发挥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相结合的优势，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例如，河西走廊可以发展风光清洁能源基地，布局“东数西算”的算力中心；鄂尔多斯盆地可以在发展传统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的基础上，积极布局大型风光电基地，形成风光火储多种能源协同互补的国家能源生产和保障基地。
处理好中心区与外围区协同发展的关系
中心区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中心，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完善、人口产业集聚、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外围区主要是位于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区，通常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地理位置偏僻，交通区位优势不明显，资源禀赋尚未转化为经济优势。一般来说，外围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人口产业集聚能力较弱，发展动力和活力不足，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失比较严重。中心区与外围区存在差距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难点。各地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发展特色经济，形成中心区与外围区优势互补、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对于外围区而言，需要立足比较优势，主动融入中心区，加强与毗邻地区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合作，发挥资源禀赋和劳动力优势，深度融入中心区的产业分工、要素配置和物流网络等体系。完善交通、能源、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外围区一般农产品和旅游资源优势明显，围绕城市群和都市圈推进优质粮食、蔬果、花卉、肉食等绿色农产品基地建设，为中心区提供优质农产品和旅游休闲基地。对于资源富集地外围区，可以通过共建产业合作基地，提高资源的利用和深加工水平，实现资源共享和产业链的延伸。外围区也可以积极建设科技孵化器、生产基地、成果转化基地等，积极承接中心区的产业转移。同时，加强与中心区的旅游开发和运营模式创新，共同打造特色旅游路线和旅游产品，建设各具特色的休闲度假基地。对口援助与帮扶政策是推进外围区与中心区合作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在坚持市场主导、资源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下，扎实做好园区共建和承接产业转移工作，对于提升外围区内生发展动力具有重要作用。
处理好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的关系
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政策等方方面面。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2月28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为处理好城乡关系问题指明了方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一是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发展，建设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增加农民收入；二是以县城为载体推进就地城镇化，发挥县城和中心镇的作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三是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教育、医疗、养老等向农村延伸，发挥县城的中介作用，把大城市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与乡村需求连接起来，促进公共服务体系全域覆盖，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并轨、标准统一；四是注重历史文化传承，加大对传统村落、历史名镇、历史建筑、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保护力度，发挥城乡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推动乡村文化资源与城市文化资源的有机融合，通过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实现农民增收和城乡文化交流良性互动；五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供水、供气、道路等设施，同时要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打破城乡信息壁垒，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完善农村电商体系，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乡村全面振兴的驱动引领作用。
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需要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围绕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等推动发展和安全的深度融合。
要维护陆域边境和海洋权益，加强陆域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边境公路、机场建设，提升重要边境公路通行能力，加强亚东、吉隆、霍尔果斯等西部沿边口岸建设，促进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提高边境地区物资保障和快速反应能力。加强海洋权益建设与国防安全，尤其是东海和南海远海岛礁与无人岛屿、南海深海资源与深海地区的建设和保护。
我国的粮食调运格局已经由过去的“南粮北运”转变为“北粮南运”，北方地区的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吉林、安徽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核心产区，长三角和珠三角成为粮食净输入区。应进一步夯实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流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华南、甘肃、新疆等农产品主产区的主体地位，确保国家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同时要高度重视南方水土光热条件好、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分布地区在保障农产品供给中的作用。从食物安全供给角度而言，应重视深远海养殖基地的建设，推进渤海、黄海、东海海域近海和南海深海水产养殖区水产基地建设，促进陆域淡水养殖生产优势区发展；加强内蒙古、新疆、青藏高原等传统牧区规模化绿色肉牛、肉羊养殖基地建设，构建多样化食物供给体系。
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要打造青藏高原区、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重点生态区、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等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高原湿地、江河源头、重要水源地降低人为活动的过度影响，逐步修复自然生态系统。石漠化地区应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升水土保持功能。重要河流和湖泊地区应维护河湖生态系统完整性和水生物多样性，提升洪水调蓄功能。沙漠化和农牧交错地区应进一步完善防风固沙体系建设，提高防风固沙能力。入海河口、海湾地区应强化滨海湿地生物资源恢复，提升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岸防护功能。
2023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20891万吨，规模以上工业天然气产量2297亿立方米，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46.6亿吨，同年我国进口原油56399万吨、进口天然气11997万吨、进口煤炭4.7亿吨。在资源能源进出口格局下，应加强我国战略性矿产基地建设，保障资源能源安全。加大紧缺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探和精查力度，加强对战略性矿产资源潜力区重点勘查矿产地的储备管理，加快战略性矿山的技改扩能、升级改造和资源整合，优化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储备和开发布局，构建安全稳定的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体系。在中西部地区针对稀土资源以及锂、镓、锗、铀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建设新型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基地。在新疆、云南、内蒙古等地区探索建立内陆型战略资源储备基地，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处理好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协同关系
科技创新只有与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协同联动、相互促进，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快推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精准对接，促进“双链”深度融合，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西部地区要发挥资源禀赋和技术特长，形成与东部地区不同的特色化发展路径。
为适应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和国家战略调整对我国经济布局的潜在影响和新要求，未来我国创新链与产业链布局可以采取“抓两头、促中间”的总体策略，即从领域上重点抓住能源、原材料等保障国家生产生活安全的基础产业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前沿领域，从空间上重点抓住东部沿海地区中心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向西开放发展以及能源化工和原材料基地建设，推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依托市场机制巩固现有优势产业链地位，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的空间协同，优化经济体系和发展格局。
汇聚产业科技创新资源，建设北京、上海、港深三大国家级创新型区域经济综合体。发挥科技资源、人才和产业发展基础作用，推进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国家安全相结合，布局建设武汉、沈阳—大连、济南—青岛、成渝、西安五大区域级科技创新—产业次中心，构建多极支撑、相对均衡的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发展格局。以国家实验室、国家创新中心、区域创新高地为基础，构建基础研究、应用创新、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为一体的创新链、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协同体系，形成我国自主、安全、富有竞争力的国家创新产业体系。
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增强吸纳全球创新要素的空间凝聚力，培育承载我国科技创新前沿和未来产业的战略空间，着力建设我国参与全球竞争和新质生产力布局的核心区域。加快传统加工制造业的技术改造，打造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区域。激发国防科技资源活力，创建军民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依托新能源、生态、生物等自然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加快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就地绿色转化，培育我国区域经济新增长极。
处理好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相互促进关系
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不仅要打通经济循环堵点、转变传统经济运行模式，而且要对区域发展格局进行系统性、战略性谋划，以支撑新发展格局。尤其是要加快重大战略通道建设，形成内通外连的网络化区域发展格局，对于经济循环体系的重塑和国内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加强陕西、山西、甘肃、四川、重庆等中西部内陆地区国际陆港建设，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提升内陆省份的开放程度。加强霍尔果斯、喀什、亚东、瑞丽、磨憨、凭祥、东兴等对外开放口岸建设，实现西部陆海新通道同面向中亚、南亚、东南亚的重点口岸的对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向西延伸陆桥、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三条横向战略通道，形成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增强和拓展沿海三大城市群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联通能力和辐射范围，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沿海、京哈京广、包昆三大南北通道，畅通南北向要素跨区域高效流动，加快形成以“三横三纵”为发展主轴的网络化区域开发结构，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延伸珠江—西江连接广西、云南口岸至东南亚通道，强化与东南亚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构建内联外通、东中西和南北联通的区域合作和联系网络，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处理好陆海发展的关系
“十四五”规划强调要“坚持陆海统筹、人海和谐、合作共赢，协同推进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权益维护，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因此，在优化陆域国土开发格局的同时，应加强海洋国土的保护与开发，提高对海洋、海岛和海岸线等资源的开发能力与水平，在生态、交通、产业等方面与陆域国土空间对接，促进陆海协调发展。
陆海发展包括陆海空间布局、陆海资源开发、陆海产业发展、陆海基础设施建设、陆海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以及陆海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科学保护海洋资源与环境，以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支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强北部、东部、南部三大海洋经济圈的陆海内外联动，打造可持续海洋生态环境。构建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闽江等流域—河口—海洋联动治理体系，加强辽河口、杭州湾、钦州湾、珠江口等重点地区的海洋生态治理，完善自然保护地布局，加强近海海域与滨海湿地生态功能区建设。提高环渤海、苏北、北部湾等地区的海域、岸线、滩涂等海洋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加强对海洋生物资源、渤海滩海油气、东海和南海油气、粤东海域风能、闽东潮汐能等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加快发展海洋装备、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文化与海洋旅游等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优化港口布局，发挥港口对陆海经济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形成分工合理、有机协调的港口群，推动港城产海融合，拓展和延伸陆海融合产业链条。加强上海—宁波、深圳—广州、厦门、天津等重大海陆联运枢纽建设，保障西部陆海新通道、亚欧大陆桥、长江黄金水道、西江大通道等重大海陆大通道建设。加大海洋基础性和前沿性研发资源投入力度，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成果和产业化基地，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技术和产业保障。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协调发展路径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3&ZD034）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