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袁礼
2024年8月16日，第十六届大国经济发展论坛在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告厅举行，会议主题是“全球视野下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塔夫斯大学、塞尔维亚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湖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峣教授发表致辞。他指出，这次论坛将围绕主题，聚焦创新中的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大国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选择两个重点领域，开展有深度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从而提出中国视角下的理论逻辑和政策思路。
创新中的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研究员探讨新科技革命视角下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新科技革命正在对经济社会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在此作用下产业发展呈现产业数字化、融合化、平台化、绿色化四大趋势。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新的理论问题需要研究：一是产业融合发展，改变了产业结构演变轨道，需要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评判标准。二是数字要素的边际递增是否存在收敛，若存在，收敛的条件是什么？三是数字化转型对全球产业分工的影响及产业链协同与安全如何测算？四是数字要素与能源要素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如何制定更有效的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制度。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口研究中心教授、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Amelie指出技术创新与劳动力市场存在内在联系：技术创新不仅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新职业和新产业，还能改变现有职业，增加对高技能、技术性和分析性劳动力的需求，创造零工经济岗位，引发新型数字化劳动力市场出现。技术创新将使组织从常规的、重复的、机械化的工作转向自动化和简化流程，使组织从优化的运营、成本的降低和产出的增加中受益。
塞尔维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世界艺术与科学院院士Mirjana教授分析了数字化转型与创造性破坏的关系。她指出，数字技术等新技术的实施往往会导致创造性破坏，使得既有产业和产品被创新产业和新产品所取代和颠覆。而未来创造性破坏的发展进程会持续受到新技术的影响。然而，如何解决创造性破坏进程中的适应、监管和伦理问题，将对创造性破坏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经济效应产生重要影响。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方红生教授研究政府采购数字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采用2013-2022年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政府采购数字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采购数字化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及多时点双重差分异质性稳健估计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政府采购数字化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强化采购监管两条渠道，提高了采购效率，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孙坚强教授在管理浮动视角下探讨做市商报价、央行调控与汇率形成的关系：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决定了境内外利差不仅受预期汇率变动影响，同时受做市商定价惯性、做市商的信贷风险溢价、外汇供需和买卖外汇价差收入影响。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杨子晖教授剖析气候金融风险的冲击影响、风险感知与政策应对：首先，我国气候风险种类多，风险爆发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与突发性。其次，气候风险对金融资产收益率与金融风险的驱动影响，在短期内，气候风险易削弱投资者信心，加速恐慌情绪扩散或引发非理性现象。最后，企业环境投入的增加、社会责任的增强均能提升各类气候风险政策对金融风险的缓释、压降效果。
温州大学商学院黄剑教授探讨了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他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外延，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含义、特点、重要价值及其发展措施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出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通过发展民营经济、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科技创新引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国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选择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探究创新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创新能够解决国际局势骤变和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卡脖子”问题；另一方面，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其本质在于缩小贫富差距，以兼顾效率与公平。通过指标构建和实证分析发现，创新既能够显著提升家庭人均收入，即“富裕”效应为正；也能带来不均等或“不共同”的下降，即“共同”效应也为正。创新实现“富裕”效应的机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与新企业进入，而实现“共同”效应的机制是缩小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工作经历、不同技能水平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教授围绕美国产业政策逻辑与我国自主开放取向进行深度分析。他认为，我国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友好外部环境，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遇，提升科技和产业国际竞争力。
美国塔夫斯大学经济系Spolaore教授剖析了国际经济互动对经济表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在某种程度上，国家规模和国际开放是相互替代的：大国拥有更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开放对大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低，而对小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则要高得多。然而，国际开放与不同规模国家的增长有关，因此大国仍然从国际开放中受益匪浅。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国际开放和各国间经济互动的决定因素，不仅包括贸易，还包括国际投资和技术创新的传播。
湖南师范大学实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所长欧阳资生教授对大国经济韧性进行测度与国际比较，选取全球47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将其划分为大国和小国。使用熵权法测算2006年至2022年这些国家的整体经济韧性、抵抗力韧性和恢复力韧性，发现样本期间全球各国经济韧性均呈增长趋势。大国具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多元化产业结构和强大的科技创新实力，整体经济韧性水平显著高于小国，大国韧性提升主要由恢复力韧性推动，小国则更多依赖抵抗力韧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林跃勤教授梳理了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合作中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为推进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及增强器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中话语权和竞争力，我们要以技术自主开发能力、高水平标准规则制度创造能力、合作示范领导能力，为金砖国家深化数字经济合作和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作出大国贡献。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袁冬梅教授分析数字化投入与高技能劳动力匹配对制造业大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发现提高收入水平有利于吸纳高技能劳动力，与数字化投入共同作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检验结果显示，提高相对工资比有利于集聚高技能劳动力，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能更好利用数字化投入强化研发投入水平、提高固定资本利润率和库存周转率以及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削弱单独增加数字化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