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础单元，其治理能力和水平对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社区精细化治理是对传统治理模式的升级再造，旨在运用精细化治理理念和方法，促进社区治理的高效化、人性化，进而提升整体效能，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因此，应依托数字赋能的动态摸底机制、党群动员的差序协调机制、情感交融的走动协商机制、党建引领的一网统管机制、居民监督的考评改进机制，不断推进社区治理由传统、粗放、被动的治理向现代、精细、精准、主动的治理有序转型，实现社区精细化治理的精准靶点识别、精确资源配置，夯实社区认同的心理与情感基础，加强社区精细化治理的精微网格管理和精益效果评价，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社区 精细化治理 治理逻辑 功能运行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7.009
【作者简介】徐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与人才发展、社会治理、公共安全治理。主要著作有《青年就业问题应对之道：基于公共卫生危机视角》《青年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创新与创业管理学：理论与实践》等。
引言
在当今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其治理能力和水平直接关系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2]。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3]。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风险以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已难以应对。因此，寻求一种能够有效应对复杂风险、回应人民群众多元诉求的新型治理模式，成为社区治理领域面临的新课题。社区精细化治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社区精细化治理旨在以精细化的理念和方法，实现社区治理的精细化、高效化和人性化，进而提升社区治理的整体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优化社区治理模式、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重要性逐渐凸显。社区精细化治理转型不仅是对传统治理模式的升级，更是实现社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社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社区精细化治理转型的成功实践，彰显了其在应对复杂风险、回应人民群众多元诉求方面的有效性。在这一过程中，社区的角色定位更加明确，治理经验不断丰富，治理机制日趋完善，不仅提升了社区治理的水平和效能，更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然而，要真正实现社区精细化治理转型的目标，还需对治理机制背后的内在逻辑和功能运行进行深入探讨，揭示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核心理念和方法，为社区治理领域的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社区精细化治理理念的发展及研究框架
社区精细化治理理念起源于精益管理思想，这种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强调工作的精益求精、务实创新以及科学高效的管理方式。[4]这种管理方式不仅关注产品制造流程的优化，更重视精准定位用户需求，识别产品的价值流，并通过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手段，实现高效、高质量运营。随着时间的推移，精细化管理理念经历了泰勒的科学管理、戴明的质量管理环以及丰田的精益生产方式等多个阶段的发展，[5]日趋成熟和完善。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企业精细化管理的理念开始被引入政府治理和城市管理领域，进一步应用于行政管理和社会事务中。社区精细化治理理念的核心在于其精细化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创新。社区精细化治理坚持以精准、精确、细致、严格为基本原则，强调对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专业化的治理手段和方式的运用。[6]这种治理方式要求管理项目设置精准化，管理内容具体化，管理过程可操作化，主体责任清晰化。[7]与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相比，社区精细化治理更加注重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规范的制度、标准的程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提供更加人性化、精准的公共服务。[8]
随着社区精细化治理理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基层治理实践，强调要运用精细化治理手段推进基层精细化治理实践。一方面，社区精细化治理被认为是应对复杂社会系统的有效方式之一。它注重治理过程中的多方主体以及主体间的行动与互动，注重利益分配和资源供给的精细化，满足社会成员的精准需求。[9]另一方面，社区精细化治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重技术轻人本的倾向、对技术治理意外后果的忽视以及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等问题。[10]对此，有学者强调，要警惕治理精细化导致社区居委会结构“复杂化”、指标驱使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化”、社区精英主导导致治理“寡头化”、多元利益掣肘导致力量“离散化”等异化效应。[11]针对这些挑战，有学者强调推行治理标准化、加快法治建设等措施，以避免忽视管理过程中的细节。[12]此外，也有学者关注到现代信息技术在社区精细化治理中的应用，提出运用大数据精准化分析和科学建构，推动社会治理与数据的系统耦合，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和精细化治理水平。[13]
尽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社区精细化治理进行了探讨，但仍然存在研究缺口：就研究视角而言，目前的研究多从宏观和中观层面探讨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如国家层面的政策指导、城市层面的管理模式等。然而，对于社区这一微观层面的治理逻辑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就社区精细化治理的运作方面而言，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功能运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涉及多个环节和多方主体的互动。目前的研究多为静态地描述其作用，对于社区精细化治理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实践机制及其功能运行等，研究仍显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家门口的优质服务和精细管理。”[14]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其角色和定位不断演变，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问题。第一，社区治理中的数据基础不够坚实，信息掌握不够全面，这导致社区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时，难以作出精准的判断和决策，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第二，社区治理的多方主体之间存在着差序样态，传统的治理手段在面对这些复杂局面时显得捉襟见肘，难以满足当前对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迫切需求。第三，社区治理过于依赖行政力量和资源，导致驻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居民等社会资源被边缘化或未能得到有效整合。这种“悬浮化”现象使权力配置和资源协同缺乏精准性和有效性，社区治理难以真正贴近居民需求。第四，传统的社区治理单元划分较为粗放，各级部门管理职责界定模糊，社区治理职能碎片化，各个部分难以形成有效的协同和合力。第五，在社区治理效果评价方面，现有评价方式缺乏多方主体的有效参与，未能有效促进社区治理的持续改进，增加了社区治理成本，制约了社区治理水平的整体提升。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居民需求的日益多元化，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已难以应对现代社区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社区精细化治理作为一种创新的治理模式，逐步登上社区治理舞台，为解决社区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
本文构建了“问题—机制—运行”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以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分析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实现机制，并探析支撑社区精细化治理机制发挥实效的功能运行，其中的首要任务是明确社区治理的核心问题。数据基础不坚实、多方主体协同不足、行政依赖过重等问题不仅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能，也制约了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针对传统社区治理面临的复杂问题，社区精细化治理需要构建一系列的实现机制。除此以外，还需要探究支撑这些机制发挥实效的功能运行，包括机制的运行流程、各方的角色与责任、资源的配置与利用等。通过明确机制的运行方式和各方的职责，确保机制的有效实施和持续改进。
社区精细化治理逻辑
价值逻辑。社区精细化治理的价值逻辑在于以人民至上、为民情怀为指导，精准回应居民诉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核心是人民至上，所有治理措施和政策都应以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参与社区治理的各部门应深入了解居民的生活状况、需求和期望，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治理策略，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民情怀是社区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内涵，它要求治理者具备深厚的为民意识和服务精神，通过建立紧密的社区邻里关系，增强居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和信任感，形成共同参与、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提升社区的凝聚力，为居民提供更加温馨、和谐的居住环境。精准回应居民诉求是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关键环节。参与社区治理的各部门通过建立健全居民反馈机制和诉求处理机制，可以及时了解并解决居民关注的问题，实现治理措施与居民需求的精准对接。这种精准回应不仅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满意度，还能推动社区治理水平的持续提升。
结构逻辑。社区精细化治理的结构逻辑主要体现在多方主体参与和网格化治理结构，整合各类资源，形成合力，确保社区治理的高效与精准。一是党群动员的多方主体参与。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党建引领能够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效能。除了基层党组织，社区精细化治理还需要政府、社会组织、驻社区企事业单位、居民等多方参与。这些主体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务，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化服务，驻社区企事业单位为社区治理提供资源支持。同时，社区党组织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激发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和参与热情。二是精细的网格治理结构。社区网格化治理将社区合理划分为若干网格单元，每个网格单元都配备了相应的治理团队和服务力量，负责处理网格内的各类事务，定期巡查，走访居民，了解网格内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及时发现和解决社区问题，制定相应的治理措施和服务计划，实现社区治理的全覆盖和精细化，提高治理效率。
运行逻辑。社区精细化治理的运行逻辑主要体现在精准摸底排查、精细化服务以及精准考核评价等关键环节上。这些环节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社区精细化治理的运行体系。首先，精准摸底排查是社区精细化治理的起点和基础，为后续的精细化服务和精准考核评价提供数据支撑。社区“两委一站”工作人员通过深入社区、走访居民、收集数据等方式，建立翔实的社区信息数据库，全面了解社区的基本情况、居民的需求和问题，准确掌握社区的实际状况，发现社区治理中的短板和不足，确保后续治理措施能够有的放矢。其次，精细化服务是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核心内容，要求社区治理主体根据精准摸底排查的结果，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这些服务不仅涵盖特定的公共服务，还包括优化社区环境、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以及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等多元化内容。在此过程中，社区“两委一站”必须注重服务的质量和效果，确保服务能够切实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同时，建立健全服务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不断调整完善服务内容和方式，从而持续提高居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最后，精准考核评价是社区精细化治理的重要保障，要求社区治理主体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对社区治理的成效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其核心在于“精益”，即通过精细化的考核评价，精准识别社区治理中的优点与不足，从而为改进社区治理策略提供有力依据。在此过程中，社区要保证考核评价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确保评价结果真实反映社区治理的实际状况。基于考核评价结果，社区多方治理主体及时调整和优化治理策略，推动社区治理的持续改进和提升，以实现更高效、更精准的社区管理。
社区精细化治理机制的功能运行
随着社区治理实践的发展，社区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精细化治理机制，以提升治理效能，促进社区的和谐与发展。一是数字赋能的动态摸底机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对社区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监测和数据收集，解决社区治理数据基础不够坚实的问题。二是党群动员的差序协调机制。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引导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形成合力。根据不同主体的特点和优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解决多方主体间存在差序样态的问题。三是情感交融的走动协商机制。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与居民进行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意见，增强治理主体与居民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信任，解决治理的“悬浮化”现象。四是党建引领的一网统管机制。以党组织为核心，细分治理单元，明确职责和边界，解决治理单元划分粗放的问题。五是居民监督的考评改进机制。引入居民等多方主体对治理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价和监督，从而真实反映社区治理的实际情况，解决考核评价未能有效促进社区治理持续改进的问题。依托数字赋能的动态摸底机制、党群动员的差序协调机制、情感交融的走动协商机制、党建引领的一网统管机制、居民监督的考评改进机制，有利于推进社区治理由传统、粗放、被动的治理向现代、精细、精准、主动的治理有序转型，不断调整精细化治理的功能，使其动态适配当前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应用场景。
社区精细化治理的精准靶点识别。依托科技支撑的动态化摸底工作机制，建立反映社区基础信息和居民民情的民情图、社区基础信息台账和民情日记，以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赋能社区基础工作，帮助“两委一站”动态实时掌握社区全方位的信息情况。
一是社区民情精准实时记录更新，实现社区民情的靶向定位。随着社区居民流动性、异质性、多元性的增强，社区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的诉求也更加多元化。在社区场域中，社区“两委一站”既需要针对社区居民普遍诉求提供常态化的公共服务，也需要针对特殊群体的问题提供针对性的保障服务。社区居民户信息台账、社区民情图、社区民情日志等工作方法帮助社区工作者通过动态更新的统计数据，既能掌握所辖区域内居民的整体信息和普遍诉求，又能知晓居民的特殊需求，还能轻松应对社区人员流动性增强这一社区治理难点，使社区“两委一站”在动态谋划社区治理全局的同时，抓住了社区治理的关键点。
二是大数据赋能社区基础工作信息化、数据化，实现社区治理民情底数细、风险防控排查上报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能够对海量数据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管理。随着数字技术在社区治理领域的应用场景愈加广泛多样，实现了社区基础工作信息化、工作信息数据化，社区的情况可以以标准、规范的信息数据记录在案、动态更新并可随时快速查阅。大数据赋能社区治理工作，一方面极大节省了基础工作所需的人力，提高了社区基础信息排查核对的效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区人手不足的困境，推动社区开展其他更复杂、更迫切的工作；另一方面，大数据在社区治理各领域的充分应用，有利于全面、广泛、综合地收集社区居民的信息，如对社区居民进行数字画像，能够提前分析预判居民的生活状况、服务诉求等更深层次的信息。
三是动态化、科技化的社区摸底工作，实现了精准快速识别社区治理和风险防范的漏洞，为填补社区治理漏洞赢得先机。社区民情的动态更新和大数据科技实时核查，实现了社区内部的闭环管理以及人、车、房、物互联互通。综合运用社区信息网、社区信息警务服务平台等掌握社区实时动态，实现风险因素源头治理，推动社区服务和管理精准化、高效化。人脸识别、大数据围栏、红外线感应等科技使社区能够快速掌握并核对社区治理和风险防范的关键信息数据，提高了社区对于风险的研判能力。动态化、科技化的实时摸排、核实比对、动态更新为社区居民营造了更加安全、稳定的生活空间，实现对社区治理关键点的精确研判与定位，提高了社区精细化治理的系统性、全面性。
社区精细化治理的精确资源配置。社区党组织与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的互嵌，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功能，提升了社区协调整合资源的能力，实现了社区资源的精确配置。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确保社区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加强对社区的工作支持和资源保障，统筹上级部门支持社区的政策，整合资金、资源、项目等，以社区党组织为主渠道落实到位”。社区治理的优化方向是多方主体、多重关系的纵合横通和互动融合，而基层社区党组织总揽全局、举旗定向、协调各方、服务群众等功能的发挥正是社区治理优化的“引擎”和保障所在。[15]党对国家事务实行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赋予了党在思想、组织、人事、财政、决策等方面的全面领导权力。[16]社区党组织虽然并非国家公权力的组成部分，但在社区范围内发挥着政治领导、组织动员和落实政策的作用。[17]社区党组织书记与社区居委会主任一肩挑，“两委一站”人员交叉任职实现了社区从领导、职务安排和工作体系的交叉嵌入，使社区党组织的党建工作融入了社区的日常工作和居民的日常生活，社区党组织能直面基层居民的诉求，协调整合相应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通过共同开展活动、加强党员教育等推进活动共建，整合盘活信息、阵地、文化、服务等实现资源共享。
在基层治理场域中，社区治理总体表现为基于行政逻辑的自上而下的“建构型自治”和“行政性自治”[18]，与此对应的，基层尤其是社区的社会力量发展滞后且整体薄弱，难以和强大的行政力量进行“平等”互动，也无法在党政宏观管理和社区微观自治间寻找到“张力”之平衡点，[19]由此产生了社区治理场域中资源协调的差序格局。而党建协调委员会机制弥补了社区社会力量薄弱的缺陷，其充分发挥党组织统筹协调各方的功能，由街道党（工）委统筹协调辖区单位资源助力基层社区治理，以各项党建品牌活动为载体，引导社区党组织与辖区单位本着资源共享、共驻共建的原则，广泛开展共同服务居民、共创美好家园等互联共建活动，鼓励辖区单位投身社区建设，将辖区单位资源与社区治理、居民日常生活的需求有效对接，将治安维稳、科普宣传、法律咨询、人才招聘、劳动维权、环境绿化等服务送到社区居民身边。
社区认同的心理与情感基础。社区工作看似平凡，实则是关系民生、联系民心的重要环节，社区工作将社区居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居民的情感共识，构建互爱、互信、互助的社区生活共同体。
首先，社区工作者在社区工作中的在场化缩短了社区“两委一站”与居民的时空距离，强化了与居民的情感嵌入。一是社区工作者在入户走访、社区主题活动日等场景的在场化，推动社区工作者代表社区“两委一站”走近居民，与居民建立了面对面的联系。二是运用楼门微信群等线上网络媒介，社区工作者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与居民建立了全时段的联系，进一步消除了与居民的时空距离，强化了社区居民与社区“两委一站”沟通的情感基础。
其次，社区工作者预先了解并回应居民的真正诉求，缩短了社区“两委一站”与居民的心理距离，凝聚了居民对社区的心理认同。在日常工作在场化的基础上，社区“两委一站”以定期入户走访的方式，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引入更多的情感动员、感化动员的因素，了解居民的真实诉求，充分考虑居民的情感要求，向前一步、主动治理，提前制定方案，减少隐患，提前做好居民的民生保供工作，如此实现社区“两委一站”从物理空间的在场化真正走入居民心中，促使居民群众从心理上信任、认同社区“两委一站”，进而形成社区认同、社会认同。
最后，社区工作者在解决居民各种诉求的过程中与居民建立强联系。一是“未诉先办”超前考虑、提前办理能够有效解决的居民诉求，在解决回应的过程中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两委一站”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同时提升基层党组织及基层政府在居民心中的权威形象，强化心理认同和情感认同。二是直面“未诉先办”难以解决的诉求。通过12345接诉即办派单机制能够将居民的诉求派单到社区，帮助社区居民和社区“两委一站”建立强联系。社区在通过“未诉先办”、接诉即办解决居民诉求的过程中，居民个性化、微粒化、原子化的个人诉求转变为需要社区和居民共同面对、共同完成的诉求。社区层面能够通过吹哨报到机制自下而上向有关上级部门反映基层问题，推动相关问题得以高效、妥善解决。
社区精细化治理的精微网格管理。以网格化管理为主轴的精微治理，实现了点对点促成基层政府行政力量和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个人诉求的精准衔接，[20]实现各方资源以网格为单位直面并回应居民诉求。
第一，党建引领精微的网格管理，强化党建网格，把支部建在网格上。以“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门党小组”的三级党组织建设强化社区党建工作的覆盖面，发挥基层党组织推进基层治理、密切联系群众的引领作用。社区党建的目标群体包括社区党员和居民两个部分，基层党组织建设及一系列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举措，密切了社区党组织与社区居民的日常联系，强化了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21]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居民议事厅等场地，网格党支部书记联系居民开展党建相关活动，为社区居民融入网格、治理网格、建设网格提供平台和场地，进一步凝聚居民的共识。“支部建在网格上”，使基层党组织深入人民群众，增强了社区居民党员与社区党委的联系，以社区党员为节点进而联系汇聚其他居民，增强了社区凝聚力，提升了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
第二，社区微网格治理，注重自下而上发现和解决社区问题，第一时间回应群众诉求。在共建共治共享这一目标下，网格化治理是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为前提，强调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过程。[22]社区微网格治理细化了社区治理单元，在纵向上建设“总网格长—网格长—网格员—楼门（院）长”层次结构，为社区居民自下而上反映诉求提供了渠道，在横向上将网格内的企事业单位、“七小”门店、物业、社区社会组织、居民志愿者等都纳入网格治理范畴，连同社区居委会形成了多元治理主体。纵横交织的社区微网格治理使网格化管理在行政主导的双重嵌入、在社会自治的空间拓展中逐渐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逻辑，政府与社会之间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在网格中实现了管理、服务的供给以及权利诉求的反馈。[23]
第三，以“网格化”＋“微信群”的模式夯实网格微治理成效。在细化社区网格的基础上，选优配强党支部书记或党小组组长，建强专兼职网格员队伍，建立网格便民服务微信群，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社区网格信息交流沟通平台，随时随地了解群众需求和困难，夯实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长、网格员等网格骨干的职责和权能。运用微信群开展宣传、辟谣、提供咨询等工作，提高社区治理时效，方便社区网格微治理，实现最知晓民意、最贴近民生、最解决民忧，以最快捷、成本最小的方式快速收集居民的诉求并给予回应，让居民小事不出门、大事不出社区，实现社区网格员服务群众零距离，达到信息全覆盖、服务精准化。
社区精细化治理的精益效果评价。依托多元多维的参与式融入工作机制，动员激励社区治理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精细化治理成果的评价考核，调动社区居民的自治主动性，主动参与社区精细化治理工作。
一是厘清多方参与主体，以赛促考，激发多方主体，特别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首先，社区是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综合治理场域。社区治理既涉及政府间的跨部门协同治理，也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公私协同治理，还包括政府与社会的政社协同治理。[24]这要求社区厘清党委、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居民在社区精细化治理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和发挥的不同作用，通过双向压实责任、双向考核激励、双向评价等机制，调动各方主体参与社区精细化治理的积极性。其次，社区精细化治理离不开居民的参与和支持，传统的社区工作考评机制无法带动社区整体居民参与社区精细化治理，需要对居民自治的成果进行精准、多元的考评，真正考察社区治理的效果。社区“两委一站”根据社区网格的不同类型以及网格内居民的不同特点，搭建居民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治理平台，鼓励各网格长带动网格内的居民发掘自身资源和优势，建立网格互评机制，由居民对自治成果互相评分，营造居民内的良性竞争氛围，激发居民主体性意识觉醒。
二是打造多维考核评价机制。面对千变万化的社区工作，除了要整合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物业、驻区单位、居民等多方主体，还需厘清多方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和边界，在此基础上，设计精准的多维考核评价机制，促使多方主体主动发挥自身优势，共同推动社区美好生活共同体的建设。首先，对于社区工作的评价，以“两委一站”为主要评价对象，以居民评价为核心，整合街道评价、社区“两委一站”自评、第三方评价等多方评价内容，及时评价反馈、检查促使社区不断提高服务的水平和成效。其次，对于由第三方提供的社区公共设施或公共服务的评价，给予社区“两委一站”、社区居民一定的考评权，针对公共设施使用的便捷性、有效性开展社区层面的评价，促使第三方服务机构对相关问题进行及时整改，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疫情时代社区精细化治理转型与能力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BSH136；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陈斯洁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1版。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4][12]刘中起等：《网格化协同治理：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上海实践》，《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5]何继新、郁琭、何海清：《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行动指向、适宜条件与结构框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6]董幼鸿：《精细化治理与特大城市社区疫情防控机制建设——以上海基层社区疫情防控为例》，《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3期。
[7]陈思、凌新：《社会治理精细化背景下社会组织效能提升研究》，《理论月刊》，2017年第1期。
[8]唐兴军：《论精细化治理中的社区共同体重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9][20][24]何艳玲：《人民城市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6～87、108、106页。
[10]苗大雷、安雯晴：《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多重内涵与优化路径——基于“人本—技术—制度”三维框架的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11]叶继红、陆梦怡：《社区“微自治”的两种逻辑及其优化路径——基于苏州市S街道的案例分析》，《中州学刊》，2022年第3期。
[13]锁利铭、冯小东：《数据驱动的城市精细化治理：特征、要素与系统耦合》，《公共管理学报》，2018年第4期。
[1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80页。
[15][19]黄健：《城市社区治理体制的运行困境与创新之道——基于党建统合的分析视角》，《探索》，2018年第6期。
[16]燕继荣：《制度、政策与效能：国家治理探源——兼论中国制度优势及其效能转化》，《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2期。
[17]景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8期。
[18]梁贤艳、江立华：《划界与跨界：城市社区“微治理”中的政府职能边界研究》，《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21]王浦劬、汤彬：《基层党组织治理权威塑造机制研究——基于T市B区社区党组织治理经验的分析》，《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
[22]田毅鹏：《网格化管理的形态转换与基层治理升级》，《学术月刊》，2021年第3期。
[23]陶建钟、李悟、曹慧：《双向互动：基层网格化管理的逻辑 转向与反思——以台州市路桥区网格化管理为例》，《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
The Logic and Functional Operation of Fine Community Governance
Xu Ming
Abstract: As the basic unit of urban governance, community governance ability and level are crucial to the life quality of residents and social stability. Fine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an upgrade of traditional governance model, aiming to achieve high efficiency and huma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through refined governance concepts and methods, so a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and meet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resid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ly on the dynamic mapping mechanism of digital empowerment, the differenti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Party and mass mobilization, the visiting and consulting mechanism of emotional integration, the network management mechanism led by Party building, and the evaluation and improvement mechanism of resident supervision, and constantly promote the 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from traditional, extensive and passive governance to fine and active governanc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achieve accurate target identification and accurate resource allocation of refined community governance, consolidate the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basis of community identity, strengthen the refined grid management and lean effect evaluation of refined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words: fine community governance, governance logic, functional operation
责 编∕韩 拓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