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叶朗（1938—），浙江衢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艺术学院名誉院长、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艺术学系三个系的系主任，后担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兼任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北京市哲学会会长，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1990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1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主要著作有《美在意象》（《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国小说美学》《胸中之竹》《欲罢不能》等。
记者：叶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在《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情系燕园六十年》一书中，您用“三个同心圆”概括了自己60多年的学术生涯，请您跟我们讲一下您的美学学术人生好吗？
叶朗：我于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我在北京大学从事相关工作的时间已有60多年了。这本回忆录，就是写我在北京大学60多年的人生经历，主要是写我的学术经历和学术追求，所以这是一本学术回忆录，当然也是一本人生回忆录，因为我的人生主体就是学术经历和学术追求。
这60多年的经历，我用三个同心圆来括。
第一个圆是我自己的美学研究和艺术学研究，就是立足于中国文化，尝试在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的核心区进行新的创造，构建具有中国色彩的理论体系。第二个圆是北大的人文教育，就是在北京大学参与学校的美育和艺术教育，参与推动学校进一步重视哲学、艺术学以及整个人文学科的建设。第三个圆是全社会的人文教育，就是参与推动全社会加强美育和艺术教育，参与推动全社会加强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和人文学科的建设。这三个圆，有一个共同的圆心，就是传承和弘扬蔡元培开创的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重视美学和艺术学的学科建设，重视在高等学校和全社会开展美育、艺术教育和人文教育，引导大学生和社会民众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追求人生的神圣价值。我进入北大这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的所作所为，它的精神核心就集中在这一点。这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我的人生意义也集中在这一点。
60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燕南园海棠依旧，未名湖塔影依旧。但是物是人非，汤用彤、冯友兰、朱光潜、宗白华、张岱年、季羡林这些大师都不在了。宋人有词：“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生命的快速和短暂使人感叹不已。但是人生终究是美好的，我们又有幸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例如，科尔曼在《论贝多芬》一文中所说，让我们在经历了命运的磨难之后，抬起眼睛，朝着天空，歌颂生命，歌颂神灵，放下心灵的负担，体验那超越生命本体、超越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终极的欢乐，最终了悟我们生存于这个世界的意义。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人文学科的创造需要不断回顾历史，回到传统。就中国现代美学而言，也是如此。您提出“美在意象”的命题，就是从朱光潜、宗白华“接着讲”的一种尝试。请问中国美学在21世纪如何“接着讲”？
叶朗：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条“接着讲”的路线，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美在意象”为核心的理论框架。2010年，我出版了《美在意象》一书，对理论框架做了比较清晰和比较全面的论述。这个理论框架有三个核心概念：意象、感兴、人生境界。
第一个概念是“意象”。《美在意象》审视西方20世纪以来以海德格尔等人为代表的哲学思维模式与美学研究的转向，从对美的本质的思考转向对审美活动的研究，同时，又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研究的反思，将“意象”作为美的本体范畴提出，将意象的生成作为审美活动的根本。“意象”既是美的本体规定，又是对美感活动的本体规定。在审美活动中，美与美感是同一的，它的核心就是意象的生成。由“美在意象”这一核心命题出发，这本书讨论了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诸多问题，认为它们虽分属不同的审美领域，但本体都是意象的生成。许多美学命题与概念都可以在“美在意象”这一观念下被赋予新的意义与理解。
第二个概念是“感兴”（体验）。我在书中指出，美感不是认识，而是“感兴”（体验）。“感兴”是中国美学的概念，它的内涵相当于西方哲学中从狄尔泰到伽达默尔所说的“体验”。我以王夫之的“现量”说来界定“感兴”。“现量”有三层含义：一是“现在”。美感是当下直接的感兴，就是“现在”，“现在”是最真实的。只有“现在”，才能照亮本真的存在。二是“现成”。美感就是通过瞬间直觉而生成一个充满意蕴的完整的感性世界。三是“显现真实”。美感就是超越自我，照亮一个本然的生活世界。
第三个概念是“人生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人生境界”的学说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审美活动可以从多方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但审美活动对人生的意义最终归结起来是提升人的人生境界。
这三个概念构成了“美在意象”这个理论框架的核心。这个核心在理论上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心”的作用，重视精神的价值，讨论美学的基本问题和前沿问题的新意都根基于此。这里的“心”并非被动的、反映论的“意识”或“主观”，而是具有巨大能动作用的意义生发机制。“心”的作用，如王阳明论岩中花树所揭示的，就是赋予与人无关的外在世界以精神性的意义。这些意义之中也涵盖了“美”的判断，“离开人的意识的生发机制，天地万物就没有意义，就不能成为美”。自然美的本体也是意象，没有人心的“照亮”，自然界就无所谓美和不美。单单观察、分析自然风景本身，或者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界的互动，都无法说清自然美的生成。当前受到普遍关注的西方“生态美学”常常忽视人心的作用。如果仅仅把尊重自然生态的理由归为万物的“权利”或者人类的长远利益，那还是一种功利的态度。中国古人对于自然万物的态度来自生命共同体内部的沟通乐趣，这种沟通就体现为对于“鸢飞鱼跃”的意象世界的欣赏，是出于心灵深处的精神体验。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美学在当代前沿问题上的高度。总之，“美在意象”的命题突出强调了意义的丰富性对于审美活动的价值，其实质是恢复创造性的“心”在审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提高心灵对于事物意义的承载能力和创造能力。
提出这个理论核心，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美学知识体系建设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突出审美与人生、审美与精神境界的提升和价值追求的密切联系。美的本体之所以是“意象”、审美活动之所以是意象创造活动，就是因为它可以照亮人生，照亮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美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最后归结起来，就是引导人们去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使自己具有一种光风霁月般的胸襟和气象，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
真正的中国美学研究，不仅可以使人们获得理论和知识的滋养，培养起纯理论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感受人生、体验人生，获得心灵的喜悦和境界的提升。这样的美学，是对于时代要求的一种回应。
记者：您亲身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以及80年代的“美学热”，从中汲取到丰富的美学知识，坚定了美学研究道路。同时也从中发现了当时我国通行的美学原理体系的不足和缺憾，并着力构建具有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请跟我们讲一下您构建美学体系的一些思考。
叶朗：当时我发现我国通行的美学原理体系大致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形成的，到80年代，这个体系已日益暴露出它的不足和缺憾。因此，急需从根本上对现有体系加以“改造”，使其成为一个更具现代性的更适合当下社会的新的美学体系。
那时，很多人尝试从西方美学家的研究成果中移植一个具有现代形态的美学原理体系，我不赞成这种做法。我以为，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根基上来构建现代形态的，融合和超越西方美学和东方古典美学的、科学的美学体系，而不是对以西方人的眼光和西方文化为轴心建立起来的现代美学体系的中转和借用，这一点很重要。事实上，这个体系的构建也应该是为了在美学学科领域中实现一种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的综合。具体体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传统美学和当代美学的贯通。当代美学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专门化、游移性和相互包容性，并不意味着当代美学已经完全背离了传统美学。我们应该对当代美学的各个重要的影响较大的美学流派进行分析，把其中合理的、有价值的东西加以适当的改造，吸收到我们自己的体系中来，把它放在恰当的位置构成我们体系的一个环节。同时，我们又不能忽视和回避传统美学提出的问题，应该努力迎着这些问题，尝试着给出新的阐释或者新的综合。我们希望，采取这样的原则，可以使我们的美学体系保持一种历史主义精神与现代眼光的张力平衡。
第二，东方美学与西方美学的融合。回顾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开端者和奠基者，由他们开拓的现代中国美学，与传统中国美学的基本区别是什么？就是中西美学的融合。20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美学内部纠缠着“艺术终结”和“美学终结”等一系列“历史终结”的梦魇。为什么“艺术终结”了，“终结”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立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不同意这种“终结论”。我相信，只要人类存在，艺术就有生命，就有未来。我认为，要摆脱“终结”的噩梦，就必须突破西方美学的线性进化思维，就必须开放视野，融合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因此，现代形态的美学应该是站在21世纪的高度，吞吐东西方文化的全部精华建设起来的、具有国际意义的美学。
第三，美学和诸多相邻学科的渗透。诸多相邻学科（包括某些新兴学科）对美学的广泛而强有力的渗透，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的综合。这种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对于现代美学体系的构筑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美学的现代形态和美学的各种历史形态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这种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的研究所构成的相邻学科向美学的渗透。
第四，理论美学和应用美学的并进。随着理论美学的愈益成熟，应用美学也蓬勃发展起来了。应用美学一方面从理论美学中汲取必要的思想成果，另一方面紧密联系实际，努力探索如何提高人在纯粹精神生活或艺术生活以外的物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生存质量，因而具有自己的特殊价值。我在努力构筑现代美学体系的时候，对应用美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因为理论美学与应用美学的相互推进，才能使美学思想成果逐渐社会化，而美学思想成果的社会化也正是理论美学与应用美学相互推进的最终归宿。
记者：1998年您将加强美育作为建议送呈中央领导后，“美育”正式列入我国的教育方针。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美育工作，强调指出：“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您能否跟我们谈谈做好新时代美育工作，如何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叶朗：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塑造“心灵美”放在首位。大家都知道中国美学有8个字：“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唐代大画家张璪的话，成为中国绘画美学的纲领性命题。“造化”就是生生不息的万物一体的世界，亦即中国美学说的“自然”。“心源”是说“心”为照亮世界万物之源，世界万物就在这个“心”上映照、显现、敞亮。所以宗白华说：“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又说：宋元山水画“是世界最心灵化的艺术，而同时是自然本身”。这就是说，在中国美学看来，“心”是照亮美的光之源，没有美的心灵，就不能照亮世界万物的本真之美。
心灵美，精神美，本质上是一种爱，对生命的爱，对人生的爱，对父母师长的爱，对花鸟草木的爱，对祖国山河、人类文化、宇宙万物的爱。这种爱，造就了精神的崇高。在全国抗击新冠疫情斗争中，涌现了一批又一批舍生忘死、奉献牺牲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体现了伟大抗疫精神，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信念。他们就是“心灵美”的典范。这种“心灵美”就是大爱之心。正如屠格涅夫所说：“因为有爱，只因为有爱，生命才能支撑住，才能进行。”
为了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加强美育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美育属于人文教育，它的目标是发展完美的人性。美育可以从多方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品格，培育审美心胸、审美能力、审美趣味。美育可以激发和强化人的创造冲动，培养和发展人的审美直觉和想象力。一个人要成就一番大事业，除了要有创造性外，还要有一个宽阔、平和的胸襟，而这有赖于美育。美育是对人们自身的高尚情操的召唤。美育应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伴随人的一生。这是中华美育精神所蕴含的一个重要观念。
记者：您将一个人的人生分为三个层面，即日常生活的（俗务的）层面、工作的（事业的）层面、审美的（诗意的）层面，并认为审美人生是人生境界的最高层次。那么，如何追求审美的人生？
叶朗：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人生境界，就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追求，或者说具有什么样的深层心态和风格。一个有着审美人生境界的人，必然追求审美的人生。反过来，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能够有意识地追求审美的人生，那么他同时也就在向着最高的层面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人生的艺术化就是追求审美的人生，审美的人生就是诗意的人生、创造的人生、爱的人生。一个人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生命和创造，创造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才是审美的人生。因为人在审美活动中，总是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和创造的追求。审美活动对人生的意义，最终归结起来是可以提升人的人生境界。
诗意的人生（“诗意地栖居”），就是跳出“自我”，用审美的眼光和审美的心胸看待世界，照亮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体验它的无限意味和情趣，从而享受“现在”，回到人类的精神家园。创造的人生，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高度发挥，从而使自己的人生充满意义和价值，显得五彩缤纷。一个人的人生充满诗意和创造，一定会给他带来无限的喜悦，使他热爱人生，有一种拥抱一切的胸怀和对每个人以及万事万物的爱。这是爱的人生。爱的人生是感恩的人生。
追求审美的人生，就是追求诗意的人生、追求创造的人生、追求爱的人生。人们在追求审美人生的过程中，同时不断地拓宽自己的胸襟、涵养自己的气象，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不断提升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最后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也就是审美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