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诗歌源远流长，家国情怀的书写是中国古典诗歌永恒的主题。魏晋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动荡的时期，魏晋诗歌中的家国情怀书写并未因动荡的时代而止歇，反倒是表现得更为强烈和显明。魏晋诗人亲历乱离，无论是辗转羁旅下的乡关之思，还是现实喟叹下的立功之志，内在都有着家国情怀的驱动。
【关键词】魏晋诗歌 诗人心态 家国情怀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古代诗歌源远流长，诗中传承着中华民族自强、奋进、乐观、向上的精神与品质。魏晋时期的文人创作了大量诗歌，尽管这一时期战乱频仍，但当时的诗人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思考现实政治与人生。谈及魏晋，更为人所知的可能是魏晋风流。实际上，魏晋诗人的家国情怀十分强烈。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魏晋诗人在诗歌中展现出的家国情怀未尝不是“弘毅”之举。
动乱年代的治世理想
魏晋诗人的诗歌表达了对前人治国理政的歌颂。如嵇康《六言诗十首》其一、其二均言尧舜治世，天下为公，贤愚得志，世道昌明。裴秀《新诗》“姬文发号令，哀穷先令贱”，追述周文王发号令于殷商衰微之时，成为一方领袖的历史功绩。对周文王、周武王的赞颂亦是魏晋诗歌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尧舜文武成为后世效法歌颂的对象，从孔子就已经开始了。《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此后可谓代不乏人。
魏晋诗人不仅歌颂前代治世，而且也对当世的统治进行颂扬，二者本质上都是对现实政治的期待与希冀。如曹植在诗中赞美、祝颂曹丕。魏文帝时推行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注重孝行教化，实行孝悌力田，以孝治天下的思想。曹植《灵芝篇》“古时有虞舜，父母顽且嚣。尽孝于田垄，烝烝不违仁”，论述虞舜能行孝道的良好德行，借以宣传古代孝子的孝道如同灵芝之光，只有在王朝盛德之时才能生长。在表达自己孝思的同时又颂扬曹丕政治教化的成功。
诗歌有美刺教化之功用。颂扬之外，魏晋诗人在诗歌中对当时的现实进行讽喻规劝，常常以前代失败的惨痛教训为书写对象。这些诗全面反映了诗人们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如阮籍《四言十首》其九“泯泯乱昏，在昔二王，瑶台璇室，长夜金梁。殷氏放夏，周剪纣商。于戏后昆，可为悲伤。”该诗谈及桀、纣夜夜笙歌的奢靡生活，揭露二人沉湎酒色、穷兵黩武、奢靡无度的暴行，最终落得为天下戮的悲惨境地。
魏晋时期战乱频仍，社会物质层面上的变化，打破了旧的伦理体系，士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审视人与人生的意义价值。诗人们面对命运无常，常常在诗歌中“感往悼来，怀古伤今”，密切关联个体人生遭际及心态变化。“魏晋之后的第三次怀古高峰则更为热切地注目现实，‘借史事咏己之怀抱’，由此更烘染了悲凉慷慨的时代氛围。”①
“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这是曹操心中理想的升平景象，其《度关山》叙述古代以人为本、立君牧民的治世法则，其中“黜陟幽明，黎庶繁息”二句明确提出屏退小人、任用德才兼备者的用人标准，并以此作为国家昌盛的基本保证。曹植《惟汉行》历数上古朝廷美好教化，描绘国泰民安、政治升平的祥和景象，赞美曹操延揽人才的施政策略。诗作于魏明帝曹叡年间，诗人身处曹氏集团倚重权谋戕害知识分子的处境之下，以“行仁章以瑞，变故诫骄盈。神高而听卑，报若响应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这些诗中的表述都指向了具体的用人之举，表达的都是贤才得用从而实现国家富强的愿景。
魏晋诗歌中蕴含的家国情怀不仅仅是诗人们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社会现实和国家命运的反思。诗歌中体现的“为政以德”“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等思想，至今仍具有巨大的意义和价值。
无奈离乡的进退无着
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距离。自东汉末年群雄讨伐董卓以来，大小战乱经年不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顾故乡而哀叹，向阡陌为流涕。”战乱致人背井离乡之现实于此可见。魏晋诗人生当此时，亲见乱离，亦多有为行客者，难免作诗以自慰自宽。魏晋诗人在羁旅行役时与家乡、亲朋处于两别状态，地理空间上的位置变动，会引起诗人内心情感的变化，“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这便有了古往今来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离乡之愁。他们在诗歌中呈现出对生命的感悟和对人生的体验，这种体验感悟与诗人离乡的苦闷相伴而生。故乡在中国人的心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种乡关之思可以说是一种别样的家国情怀。
“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岗。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魏晋诗人的这种乡关之思，既是内心的苦痛，又是给予他们精神支撑的莫大心理慰藉。表现在诗歌创作中，或如曹丕《杂诗》、曹叡《苦寒行》等写出诗人羁旅之时对故乡或亲人的思念，或如李充《嘲友人诗》、曹摅《答赵景猷诗》等写出诗人在即将两别的状态下对友人的不舍。已然或将然的离别直接触发了魏晋诗人乡关之思的书写。
《七哀诗三首》其二“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是王粲感于现实乱象离家奔赴荆州避董卓之乱时作。诗言路见哀民四处奔逃，目睹军阀残暴、人民遭难以及久居荆州漂泊思乡怀远之复杂情感。诗人在个人前途与国家大局之间注入深沉的担忧，静思个人生命与人生的意义，在乱世中思考立足之道。匡时济世的社会责任感，由悲壮到豪迈，发出了“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的慨叹。与《登楼赋》中“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的情感如出一辙，又区别于后世柳永《八声甘州》“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因仕途受阻产生乡愁而“何事苦淹留？”的退缩之感，足见王粲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
同样是“抚枕难寐”，与王粲相比，陆机的乡关之思更显愀怆。《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一作于陆机受司马晏征召入洛，与弟分别之际。诗歌用词华美，讲究对偶，彰显太康诗风。在意象表现上，以“孤兽”暗喻当下孤凄的心境。“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诗人伫立山头眺望故乡，仿佛茫然世间惟余一人，自然景物触动诗人悲伤心绪只能独自消化承受。
《晋书·陆机传》载其出身将相之家，“服膺儒术，非礼不动”的家学渊源，培养出忠义人格。又“少有异才，文章冠世”决定其积极追求事功的价值选择。故在魏晋重视门第的社会风气影响下，陆机身为望族之后以此自高并以振兴家业为己之重责。而就西晋政治局势而言，陆机以战败南人之后的身份入洛，为宦之途可谓困难重重。“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可见在其应诏赴洛的忐忑悲慨之中，难掩积极进取之想望。但是在家族荣光、西晋政局以及陆机自我认知的三重影响下，虽有建功之壮志而难以实现。陆机之羁旅在国和家之间辗转犹豫，欲进不能，欲退不愿。在国破家亡的悲伤与痛苦中，在内心纠结矛盾撕扯中，别离家乡与亲朋，独自赶赴洛阳。旅途之漂泊孤寂与故乡温暖引起诗人内心失落进而产生浓重愁绪。
在离别既成事实后，有诗人在羁旅中将目光投向家国百姓、现实社会，在羁旅辗转中虽有悲凉情绪，但全然不见颓靡之态，反而蕴藏奋发向上的撼人力量。这些魏晋诗人并没有局限在个人天地之中，而是胸有家国，尽显慷慨，汉魏风骨于此可见。
忧患笼罩的建功伤感
社会的动荡致使魏晋诗人产生朝不保夕的现实忧患，而离乡在外，这种忧患感可能会更加强烈。“建安文人感慨生命短暂的主要原因不是恐惧死亡，而是忧虑个人价值不能及时实现。”②《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国古代读书人追求的人生价值即在此。魏晋诗人在诗歌中或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或表达现实与理想苦闷纠缠的矛盾，从诉求来说是要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而这种建功立业的诉求亦是家国情怀本心的内在驱动。
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虽根基动摇，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实现人生终极价值目标的思想余韵铭刻在士人心中从未泯灭。加之受到东汉党人心怀愤慨，立志铲除阉宦权奸，匡扶汉末气节的士人操行影响，魏晋士人们积极入世，存有廓清天下的雄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则我们不能不承认，建安时代首先是一个功业的时代，崇尚功业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③魏晋诗人在诗歌中表现出对于建功立业的昂扬热情，这是力求在有限生命存在中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王粲《从军诗五首·其四》“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陈琳《诗》“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铅刀一割、锐意进取的昂扬精神清晰可见。曹操在《短歌行》称赞周文王、齐桓公以及晋文公的功业德行，抒发自己的雄伟志向并向汉室内外臣僚以及天下人表明自己愿意效法其行，尊奉汉室。
曹植《豫章行》言说自己在仕途遭忌惮之时，以古贤人自比，希望统治者能招揽人才，从而抒发报效国家的政治理想。正如其在《与杨德祖书》中所说的“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故在遭遇曹操先亲后疏和曹丕残忍迫害之后，仍存“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一腔抱负。
刘琨《重赠卢谌》“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作于被段匹磾拘禁之时。诗言重耳流亡时，全凭赵衰等五人辅佐，才能复国成功。管仲在辅佐公子纠时试图射杀小白，但齐桓公仍任其为相，才能成就霸主功业。诗以能臣自喻，言英明的君主得良臣辅佐才能成就霸业，希望能感化当权者，得到任用。“中夜抚枕叹，相与数子游”“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以细节动作的体察和心理过程的变化表现感时伤乱的爱国情怀，改变了以往诗歌反复直接倾诉的表达方式，且描摹景物更加细致，体现了西晋诗歌表情达意的进步性。表达自己对建功立业的汲汲追求、投身报国复兴晋室的迫切意愿以及万念俱灰时的求生欲望。
诗歌是诗人内在情志的外化。魏晋诗人的家国情怀正是通过他们所写作的诗歌得以呈现。从整个魏晋来看，诗人的家国情怀可以说一直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死亡是诗人不能回避甚至要直面的残酷现实。“这种对于死亡的重视、哀伤以及对于人生短暂的慨叹、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和空间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④死亡阴影笼罩下的家国情怀书写虽然从未断绝，但不同时期确实存在不同的风貌。比如曹魏时期，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或亲赴沙场、或亲历乱离，面对战争造成的民生凋敝、生灵涂炭的惨状，难免不发出“我心何怫郁”的感慨。此类诗作中多使用“恨”“悲”“愁”等偏重悲凉氛围的词语，虽有悲壮之感，但更多是渴望建功立业的昂扬风骨。而两晋诗人则在家国情怀的书写中注入更多个人哀思，此时社会虽笼罩在司马氏强权之下，但政局相对和平，羁旅征战多转向个人离乡的羁旅行役。在诗作中多表现“人情怀旧乡”的思亲怀乡以及“世网婴我身”的个人穷通。加之魏晋时期多数文人依附于势力集团，不时被卷入政治权力斗争而成为牺牲品。“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诗人在行役途中面对自然产生孤独漂泊之感，并由此生发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故关注自我内心需求的诗作成为家国情怀下的另类表述。
（作者分别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王立：《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沈阳：辽海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
②③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214、219页。
④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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