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的边境地区与其他国家相接，从古至今便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交汇点。地缘视角下，边境地区媒体的国际传播可能存在有别于其他媒体国际传播的特点。我国边境地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主要包括：新闻故事、经贸信息等的内容国际传播，组织跨国活动的人文国际传播，与周边国家媒体、政府、各类机构合作的合作国际传播等方式。边境地区国际传播具有传播双向性、文化接近性、政治复杂性、交流丰富性等特点。我国边境主流媒体应策略性应用边境地区地缘特点，明确传播目的目标，有效利用地理位置，将地理位置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优势。
【关键词】边境地区 地缘 主流媒体 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8.010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崔乃文
边境地区因其地理位置的接近性可以促进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但同时也可能引发冲突和对抗。[1]这种复杂的关系会影响并反映到国际传播之中，使媒体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受到地缘因素的影响。我国边境地区在历史上就有诸多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尤其是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生活着文化上同宗同源的跨境少数民族与侨民等，这些因素使边境地区民众往往具有语言与文化的相似性与贴近性。当前，我国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有密切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国际传播活动。从地缘视角探讨边境地区媒体的国际传播是对国际传播理论的细化与丰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有利于我国边境主流媒体策略性利用地缘特点开展国际传播。
我国边境地区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实践
在传播内容方面。我国边境地区主流媒体的报道聚焦百姓生活，其中特别是关注边境地区跨境少数民族群体生活的报道，更易得到相应国家媒体的关注。例如，吉林朝鲜文报社关注朝鲜族姜宝今奶奶一家百年的定居、奋斗故事，发布《定居篇——迁徙明东沟姜宝今奶奶与原居民》《奋斗篇——建设边疆“咱们的养路工”——郑成禄》《幸福篇——改革开放难忘幸福瞬间》三篇系列报道，以朝鲜族姜宝今一家百年生活为缩影，展现中国朝鲜族人民百年的生活变化以及中国社会的百年发展，被韩联社网等境外媒体、门户网转载。又如，在中国政府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船员事件中，吉林朝鲜文报社关注被劫持船员中两名朝鲜族人金杰、李在天，发表10余篇追踪连续报道，也受到韩文媒体的持续关注。边境地区的跨境少数民族同宗同源，天然具有亲近性，对形成跨境分布的历史以及在他国的同民族人民的生活充满好奇。[2]跨境少数民族存在共有的节日、文化风俗。每年少数民族的庆典活动报道、少数民族文化民俗的报道也往往受到周边国家民众的关注。
我国与周边国家自古以来交流交往的友好故事往往是国际传播的好素材。例如，广西广播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光阴的故事——中越情谊》讲述20世纪越南抗法战争与抗美战争期间，中国在广西修建包括越南中央学舍区、越南阮文追少年军校等一系列供越南师生远离战火、安心学习的场所，而这些学校培养出一万余名人才后来也在越南延续了中越友好的故事。又如，云南广播电视台关注当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故事，与老挝国家电视台联合拍摄了《和合澜湄——中老铁路建设纪实》。这一纪录片从老挝普通人的视角出发，讲述中老铁路包括勘察、设计、施工等各个阶段的建设过程，详细再现了两国建设者如何携手克服桥梁隧道比例高、地理地质条件复杂、自然灾害频发等一系列施工难题，创造一个又一个工程奇迹的故事。
不少边境地区设有边境口岸，国际贸易频繁，不少外国人来往工作生活。外资企业在边境地区的发展情况、外国人在边境地区的工作生活情况，以及边境口岸相关的通关信息、经济政策、生活资讯等都是边境地区主流媒体进行国际传播的主要内容。
在人文交流方面。我国边境地区具有历史渊源和文化接近性，因而成为周边国家记者采访、交流的重要目的地。我国边境地区主流媒体也借助地理优势和跨境少数民族的语言优势，积极前往周边国家采访、交流并与周边国家主流媒体常年进行联合采访以及互访活动。例如，广西日报社于2019年推出的“东盟老记来了”栏目，邀请东盟国家记者与广西日报社记者共同报道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交流以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相关活动，以高端访谈、互动评论、现场报道等形式展示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成果，相继推出了“东盟老记来了·高端云访谈”“东盟老记来了·你说我说”“东盟老记来了·中外记者带你逛展”等新闻产品。
媒体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更是文化交流的推动者。在国际传播领域，边境地区主流媒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组织和举办各种跨国活动，媒体能够主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为促进国家间文明的交流互鉴搭建平台。例如，云南广播电视台与周边国家的电视台合作每年举办跨国春晚，不仅展示了云南省内丰富的民族文化，也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的机会。这种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远超过传统新闻报道的范畴。又如，广西广播电视台与越南媒体举办的中越歌曲演唱大赛和中越青年大联欢活动，以音乐和艺术的形式拉近了两国人民的情感距离，增强了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在媒体合作方面。我国边境主流媒体积极前往周边国家实地调研，与周边国家媒体、政府及其他机构开展各类合作。如与周边国家媒体在联合拍摄、合作译制、版面互换、稿件互换、共同策划等领域开展内容生产、分发合作。我国边境主流媒体也与周边国家政府联合开展包括数字电视、内容云等方面媒体技术合作，为周边国家民众提供数字电视技术，为周边国家媒体提供新媒体技术支持。我国边境主流媒体还利用自己广泛的信息源与各类机构合作搭建平台，推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例如，广西日报社与东盟各国媒体合作搭建平台，组织东盟各国文化艺术家与广西文化艺术家进行交流。又如，在广西日报社与柬埔寨华商日报社的共同努力下，广西国际壮医医院与柬埔寨宏恩医院开展医疗合作，在柬埔寨宏恩医院开设中医科（壮医科）。
从我国边境地区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实践可以看出，地缘优势具有重要影响。目前边境地区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实践主要包括内容国际传播、人文国际传播、合作国际传播。内容方面关注与跨境少数民族相关的人民生活、节庆风俗以及与边境口岸相关的投资、贸易等；人文交流方面主要是基于媒体特性的记者交流活动与组织的各类跨国文化活动；合作方面主要有与媒体间的内容生产、分发合作，与政府间的媒体技术合作，与其他机构在多领域的合作等。
边境地区国际传播的主要特点
通过我国边境地区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实践可以发现，边境地区受地缘因素影响，其国际传播具有传播双向性、文化接近性、政治复杂性、交流丰富性的特点。
传播双向性。信息传播是双向的、互动的过程。边境地区主流媒体能够利用其地理位置的优势更好地理解和接近目标受众，更有效地进入邻国市场。信息交流的畅通使得边境主流媒体可以快速了解周边国家的市场需求、受众反馈，对自身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进行靶向策划、调整优化。这种信息进入的便捷性对于双方皆适用。即我国在传播本国信息、文化时，也在不断接收、融合外来的信息与文化。这种边境地区信息传播的双向性模糊了内宣与外宣的界限。一方面，能使国内重大新闻与边境热点信息传播到周边国家，使内宣获得国内国外双重传播效果，如边境地区策划的民族节庆、文化风俗、人民生活、生态故事等对内的科普宣传内容，同样吸引了周边国家媒体、受众的关注；另一方面，面向国内受众的新闻信息与周边国家受众的认知如果存在差异，这类信息的传播可能引起周边国家民众的恐慌与抵触。
文化接近性。边境地区国际传播的文化接近性体现为语言与风俗的相似性。边境地区往往与邻国共享相似或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和历史背景。边境地区的跨境少数民族拥有共通的语言、共同的习俗，进一步推动了边境地区国际传播的文化接近性。这种接近性缘于历史上的交流交往。历史上边境地区的人员往来形成了跨境少数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明交流互鉴也是形成边境地区文化接近性的关键。受地缘因素影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邻近国家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这就需要在国际传播中发挥共同历史的积极作用，规避消极影响。
政治复杂性。边境地区国际传播中不仅有关历史上政治关系的传播具有复杂性，与现实相关的国际传播也具有政治复杂性。这既涉及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化，也涉及对象国内部的政治局势变化。友好的国际关系与稳定的政治环境是国际传播的重要保障。一方面，两国关系友好有利于媒体自由进入对象国传媒市场，对象国民众也更有意愿接触传播国媒体，以正面方式解读传播内容。大量的国际传播内容、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有助于民心相通，进而推动形成更为友好的国际关系，使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形成良性循环。而两国政治关系紧张，媒体准入相关政策也会随之收紧，国际传播受到限制。民众不易获得和接触对方国家传播内容，对于对方国家的形象塑造多来自所在国媒体，有可能进一步加深紧张与敌对的情绪，即便是接触到对方国家传播内容也更易以对抗方式解读。两国民众间弥漫着冲突敌对的氛围，易使两国政治关系难以缓和，国际传播渠道愈发紧缩，两国民众难以客观看待两国关系，将导致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两国关系影响着国际传播的准入，对象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极有可能通过影响两国关系，继而影响国际传播的准入与落地，增加国际传播面临的复杂性与挑战性。
交流丰富性。丰富的人文交流合作是边境地区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地缘因素影响，边境地区的经济贸易、国际合作、人员往来等国际交流交往密切。各国间经济互补互利，且边境地区运输成本低、时间成本少，跨国经济贸易发展迅速。距离优势为相关人员进行实地调研、面对面交流提供便利，为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安全、医疗、教育等领域边境地区也存在跨国合作的需要，多领域国际合作紧密。在经济贸易、国际合作、跨境少数民族与侨民的走亲访友以及边境地区民众跨境出行等多方面作用下，边境地区成为人文交流的重要国际传播平台。与经济贸易、国际合作、人员交往、出入境及生活指南相关的传播内容也为边境地区主流媒体提供了多样且具有吸引力的主题与素材。
我国边境地区主流媒体地缘优势转化
边境地区主流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活动时，需要深入理解地缘环境对其国际传播行为的影响，以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边境地区主流媒体巧用地边缘优势开展国际传播，要求主流媒体既要明确自身对传播对象国的传播目标，也要充分把握地缘带来的影响。具体来说，边境地区主流媒体作为边界周边各国文化交流的使者与信息传播的桥梁，工作职责往往包含构建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促进文化交流、推动区域合作等。面对不同的传播对象国，具体的侧重有所不同。在明确侧重的基础上把握边境地区国际传播特点，深刻理解和有效利用边境地区的地理位置是地缘优势转化的关键。边境地区主流媒体应在认识到边境地区地理优势能够为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提供天然便利性的同时，及时关注邻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了解邻国与我国历史上的交流交往情况，充分利用地理与历史文化优势，规避政治、历史等因素可能带来的风险。
总体而言，在边境地区的国际传播实践中，主流媒体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与机遇。主流媒体有效利用地缘优势，需要在内容方面贴近当地文化，在受众定位方面提升针对性，在渠道技术方面积极尝试，在交流合作方面创新方式，在风险防控方面坚持预判与应对并重，以充分发挥地缘优势的积极作用。
在内容方面贴近当地文化。文化接近性理论指出，受众乐于接收与自身文化、语言相近的内容，文化接近性现已成为影响国际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3]边境地区天然具有文化、语言、历史等方面的文化接近性，使其具有国际传播优势。边境地区主流媒体在内容制作方面应充分利用边境地区的文化接近性，突出本土化特征。深入挖掘和展示边境地区的文化特色，与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相契合，以增强内容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媒体在内容创作和呈现方面需充分考虑当地受众的审美习惯和接受方式，同时借助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畅通的信息流动，了解国际传播对象国的信息传播渠道与信息接收习惯、国际传播对象国民众对于我国的信息需求，收集受众对我国传播内容的反馈，及时调整我国国际传播内容及呈现方式。根据目标国家的传媒生态、目标国家受众的需求与反馈，靶向策划生产国际传播内容。
在受众定位方面提升针对性。精准国际传播被认为是提升国际传播效果的重要方式，这要求媒体将精准定制的内容通过特定渠道传播给国际目标受众，从而达到有效影响其认知、态度与行为的效果。[4]对目标受众的精准定位和深入分析是进行精准国际传播的前提和基础。边境地区主流媒体凭借其与周边国家地理距离近、语言文化通的优势，可以更为深入、及时地了解目标国家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兴趣、特点和行为模式等，更有利于制定靶向的传播方案。
在渠道技术方面积极尝试。在网络化和数字化条件下，边境主流媒体需要采取多平台和跨媒体的传播策略。这意味着媒体需要在不同的传播渠道上进行内容的发布和推广，以覆盖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一方面，传统媒体仍然是重要的传播渠道，特别是目前一些国家民众的信息接收习惯仍主要依赖广播、电视，要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对传统媒体的投入。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移动应用和在线平台的兴起，为媒体提供了更多样的传播途径。通过多平台传播，边境主流媒体能够根据不同平台特点和受众习惯定制化地推送内容。例如，在社交媒体上，媒体可以采用短视频和图文信息的形式快速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在专业的新闻网站上，可以发布深度报道和分析文章以满足受众对权威信息和信息深度的需求。跨媒体传播则要求边境主流媒体在不同媒体形态之间实现内容的互动和整合。这不仅能够为受众提供更加丰富和互动的观看体验，提升内容的传播效果，还能够实现媒体机构不同平台的相互引流，增强媒体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新技术的应用也将极大提升边境主流媒体效能。如直播、VR、游戏等以其多样、交互的信息传播形式吸引并维持受众注意力。受众在沉浸体验中更能深刻了解我国的思想与理念。大数据的应用能够通过对目标国家用户行为数据的分析，更为准确、及时地了解受众的需求和偏好，制定更加精准的内容生产和传播策略。大数据也能够帮助边境主流媒体监测和分析舆情，实时感知和预判可能出现的风险并做好预案，维护和保障我国在当地国际传播工作的稳定开展。
在交流合作方面创新方式。边境地区主流媒体的地缘优势在于其与周边国家共享的地理、文化和历史联系。这些联系为媒体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交流平台，使得信息传播更加直接和有效。边境地区主流媒体可以利用其更易于接触到周边国家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优势，拓展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合作对象、范围，创新交流合作方式，特别是超越传统新闻报道和文化交流范畴，探索更丰富的合作领域。通过更多领域的合作，边境主流媒体不仅能够传递信息，还能够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在拓宽交流合作对象方面，边境主流媒体可凭借其媒体属性和工作内容将交流合作对象扩展到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学术机构、企业以及普通民众等多个层面。通过与不同对象的对话合作，边境主流媒体能够构建起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交流网络，从而更全面地促进信息的流通和文化的传播。
在风险防控方面坚持预判与应对并重。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周边国家自身的政治环境也可能复杂多变，这给边境地区主流媒体的传播活动带来了一定挑战。媒体需要制定有效的危机管理策略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与国际传播风险。这包括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制定应急预案和提升媒体国际舆论引导能力等内容。在危机发生时，边境地区主流媒体需要迅速反应，准确报道事件的真实情况，避免民众被误导。同时，媒体还需要利用已经搭建的国际传播网络进行合理的舆论引导，一方面缓解对象国家民众的紧张情绪，避免冲突；另一方面防止对象国家民众受到煽动挑拨，维护我国与对象国的友好关系。这需要边境主流媒体与各方保持密切的沟通和协作，共同应对危机，减少负面影响。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24QQJH159）
注释
[1]任孟山、任泽阳：《移植、冲突与互鉴：地缘政治学视野下国际传播与文明间交往》，《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6期。
[2]崔海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3]何明星、王丹妮：《文化接近性下的传播典型——中国网络文学在越南的翻译与出版》，《中国出版》，2015年第12期。
[4]虞鑫、王刚：《国际传播的精准协同论：知行难点与路径关系》，《南方传媒研究》，2024年第2期。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Border Area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instream Media's Geographic Advantages
Cui Naiwen
Abstract: The border regions of our country, connected with other nations, have been the intersection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since ancient times. From a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media in border areas may hav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to that of other media. The main form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y mainstream media in border areas includ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news stories and economic and trade information, the humanistic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organizing transnational activities, and the cooperativ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media, governments, and various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border areas ha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bidirectionality, cultural proximity, political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exchanges. The mainstream media in border areas of our country can strategically use the geopolitical features of the region, clarify strategic objectives, effectively utiliz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ransform geographical location advantages into advantag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border areas, geopolitics, mainstream medi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