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 管健
生活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不可避免地会与周围人群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当前，随着社交工具的不断升级，部分青年的社交欲望不断下降，他们既努力避免无效社交，又积极寻找志同道合的“搭子”。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认为自己“社恐”，“朋友见面难”已成为一种生活常态，“有空见一面”的约定显得奢侈，约个饭更是一种“生死之交”。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年“享受”独居独处，他们通过手机建构和维护自己的社交网络，依靠“搭子”以较低的情感投入换取高效、精准的社交反馈。长期沉浸在弱联系与轻量化社交中的部分青年，如何提升个人深度交往能力，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社交工具升级与社交欲望下降
社交，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融合了情感交流、资源共享、互动参与等多重元素。社交文化，作为群体精神风貌与价值观念的镜像，其演变尤为引人注目。人们想要从关系中获得什么，想要获得的内容是否会随着时代而发生变迁，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互联网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带给人类社会巨大的发展和改变。信息迅速传递，沟通效率极大提升，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主角”。随着社交工具的迭代更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愈发紧密，社会网络日益复杂且紧密相连。然而，社交工具的不断升级，却未能显著促进人们社交能力与欲望的同步增长，反而促使部分青年的社交欲望逐渐下降，浅层次、轻量化社交成为当代青年社交的主流现象之一。传统社会交往强调参加各类社交活动，结交更多人脉，获得更多人的肯定、欣赏与支持，并从中寻求自我存在的积极效能。而当前，部分青年更倾向于避免无效的社交活动，转而追求深度与质量的平衡。
人际交往和互动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和人际资本，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需要不断积累这些资本，以获取工具性或情感性的社会支持。人际交往的网络规模越大，人际资本就越丰富。当然，除了网络规模之外，网络位置、网络差异、网络密度等都是个体人际资本、社会资本丰富的表现。也就是说，个体所占据的网络位置越高，人际资源就越丰富；网络密度越高，人际资源也就越强。由此可知，个体的人际资本、社会资本需要不断通过人际网络加以建立、维持、动员、拓展。比如，在“一杯一杯复一杯”的饭局社交中，笑脸相迎的嘘寒问暖、推杯换盏的觥筹交错、察言观色的人情世故等，都是人际关系黏稠化的工具和载体。但当代青年对此多持保留态度，他们更倾向于避免这种可能带来负担的社交形式。
那么，青年是否真的不再需要社会交往？简单下结论为时过早。当前兴起的“搭子文化”便是例证。吃饭有“饭搭子”，旅游有“旅游搭子”，运动有“运动搭子”，甚至还有“遛娃搭子”“逛街搭子”“减肥搭子”……通过社交平台，年轻人万事皆可“搭”。一项关于年轻人社交的调查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年轻人有“搭子”，而在31%的没有“搭子”的年轻人中，仍然有超过一半的人想要个“搭子”。“搭子文化”提倡不必深交、浅尝辄止，随性而搭、尽兴而止，不必刻意和费力地维护彼此之间的情谊，开始于共同兴趣，止步于合作结束。寻找“搭子”，不是与熟人社交，而是与陌生人产生浅社交，彼此保持一定的边界感，拒绝黏稠化的情感捆绑。如果说传统的人际交往以血缘、业缘、地缘为基础，那么“搭子”则是以趣缘为基础，借助网络的跨时空平台，因共同的爱好和兴趣而“搭班”并形成具有一定契合度的“社交共同体”。“搭子文化”更多是一种碎片化社交，要求时间吻合、空间对等、形式自由、组合简单，因此维系成本较低，不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情绪价值。这些自由随性的“搭子”，可短暂亦可长期，没有过多的情感卷入，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愿为原则，以满足各自需要为始终。
社交既可以包括“face to face”，即面对面的情感交流，也可以包括“side by side”，即共同开展活动或完成一项合作。如果说传统的友谊模式注重“面对面”，而如今青年偏好的社交方式则是“肩并肩”。美国心理学家阿特金森等人的理论指出，影响人们社会交往的动机既有亲和需要，也有亲密需要。亲和需要是个体寻求和保持积极人际关系的内在愿望，人们渴望他人相伴，渴望与他人在一起；亲密需要是在亲和需要的基础上寻求更高质量的陪伴、交往、分享和表露，它需要交往对象具有可预期性、稳定性和亲密性。如果说友谊寻求源于亲密需要，那么当前青年偏好的社交方式则是基于亲和需要。尽管形式有所变化，但社交作为人类基本需求的本质并未改变，只是以更加多样、灵活的方式呈现。
部分青年社交降级的内在原因
一方面是社交工具的日新月异与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却是青年群体社交欲望的悄然下降；一方面是青年拒绝无效社交的决绝，另一方面却是青年寻找“搭子”的乐此不疲。这一现象不禁引人深思：这是否预示着社交实践的某种异化？
知识性目标与情绪性目标的替代选择增多。作为与人类文明共生共长的社会现象，人际关系本质上是人们在共同活动中寻求心灵共鸣与满足而建立的心理契约。这种契约会随着人类社交生命周期的推进，展现出不同的特性。美国心理学家塞尔曼进行相关研究时发现，儿童在3—7岁的时候，需要的是暂时的玩伴，也不加区分，但是交往都以自我为中心；之后进入单向帮助阶段，友谊开始建立在互惠互助的基础上；进入青春期后，青少年则期待与对方进行深层次的情感交流以及形成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从本质上来说，人是社会性动物，社会交往对于人类而言至关重要，但是人的社交兴趣和社会依恋会持续性发生演化。人们的社交活动可以划分为两种目标：一种是知识获得目标，旨在通过社交活动获取知识和信息，规划职业生涯，建立新的社交网络，以及期待该社交关系在未来带来补偿性回报；另外一种是情绪管理目标，旨在通过社交活动调控情绪，追求心灵的慰藉、满足，以及获取积极的情绪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青年群体在追求这两种目标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替代性方案。
一方面，青年群体在社交生活中追求的目标更加具有选择性，其优先考虑带来积极价值和意义的情绪管理目标，而针对知识获得目标的社交活动因各种替代选择增多而逐渐出现减少的现象。互联网打造了全新的经济模式和全球市场，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智慧物流、共享经济、在线教育、信息搜索、在线医疗，甚至AI助理等，都可以成为个人的工作助理，用户黏性显著增强，以往需要通过熟人网络才能获取的信息，现在只需一键即可轻松获取。替代选择的逐渐增多，使得青年群体逐渐淡化社会交往中的知识获得目标需求导向。通过人际活动才能产生的知识获取、决策选择、信息了解、日常服务等均可从网络中获得，且更加快速便捷，无需付出人际代价。
另一方面，尽管情绪管理目标在青年群体中依然备受重视，但其实现方式正逐渐向网络弱关系转变。友谊是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依恋，可以为对方提供支持和帮助。其源于人际吸引，是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产生的既特殊又稀缺的情感资源，区别于一般的好感或欣赏，是一种交互且双向的积极情感。友谊需要保持信任、信赖和彼此倾诉，表达情感性支持。青年作为“网络原住民”，与网络世界相伴成长，网络赋予关系个体以更多的主体性和自由性。生活在数字时代的部分青年已经不习惯传统的面对面的交往方式，其更习惯于在网络世界中寻找情感寄托。在线社交的轻盈化情感慰藉虽能满足一时的需求，却也容易导致临时性关系的建立，进而可能滋生情感冷漠。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部分青年不得不寻求更具刺激性的娱乐活动和极端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到他们对生活意义的深刻理解和追求。
网络时代社交的变迁与演化显著而深刻。亚里士多德认为，友谊可以分为三种：基于功利的友谊、基于愉悦的友谊、基于美德的友谊，人们总是在寻求愉悦的友谊和功利的友谊。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数字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交关系的选择范围与模式均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农业社会，人们以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形成社会纽带，在重要时刻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起伏。管仲与鲍叔牙的“管鲍之交”，伯牙与子期的“知音之交”，廉颇与蔺相如的“刎颈之交”，范式和张劭的“鸡黍之交”，羊角哀与左伯桃的“羊左之交”……都让人们感受到“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醇厚友谊，这种友谊呈现高默契性、高依赖性、高承诺性、高亲密性和不可替代性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友谊与社交的准则在文化的熏陶下不断演变。传统社会以关系为本位，血缘、地缘等多重关系交织，人们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寻找安全感和资源。强关系稳定而持久，由此人们愿意在强关系中进行长远的投资。传统人情往来以长期、稳定、和谐为要义，遵循人伦规范，然而现代社会中强关系带来的社会支持力量逐渐下降，其互惠功能也逐渐减弱。人类的社会交往类似一个复杂的网状结构，由不同的节点之间的关系组成，一个个节点就是不同的个体或组织，社会网络就是各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从疏远到亲近，从陌生到熟悉，深刻地嵌入于经济行动之中。强关系表现为联系密切、有较多互动的人，如家人、好友、亲密的同事；而弱关系则相对松散，包括通过社交媒体产生联系的同伴，互动有限，亲密度不高。然而，弱关系在信息传递和知识资源获取方面展现出独特的优势，成为不同群体和不同组织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途径。尽管互动频率较低、亲密度不足、互惠性不足，但弱关系在信息共享和人际交往中的效能往往超出强关系的范畴。
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突破了空间距离的限制，为弱关系的快速建立提供了便利。在此背景下，友谊作为长期承诺的强关系象征，需要深厚的情感基础和共同的价值观念；而“搭子”则具有短期、灵活的弱关系特征。长期承诺的强关系需要深度了解，有相似的价值观念、受教育程度和智力水平，相互之间有友谊的需求和吸引，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精力去维系情感链接。而“搭子”从兴趣爱好出发，只需稍微兼顾一定的成本和风险，无需嵌入过多的责任、义务和规则，既可以以较小代价获取所期待的人际交往价值，也可以同时与更多的陌生人保持联系，满足了现代人对快速、便捷社交的需求。可以说，弱关系下的社交趋势更加趋向于冷静、理性，甚至带有一丝粗犷，反映了网络时代社交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青年如何提升深度交往能力
关系，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模式、情绪状态及行为选择。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既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纯粹自然界中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其必然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中，成为实践着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我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青年在当下弱关系、轻社交的情境下是否还需要深度交往？如何提升深度交往能力？
系统性优化社交网络。从社会交往结构看，任何交往都存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时间维度关乎交往的持续性，即人们预期交往时间的长程性或短程性；空间维度则体现在个体的选择性。传统的交往模式表现为长程性与低选择性的固定关系以及长程性和高选择性的友谊关系。长程性的固定关系注重关系的恒久性，强调情感的持续性；短程性的约定强调此时此刻此在的合作价值，关注心灵与自由、交往与契约、平等与合作等。现代社会，人们追求自我的独立，渴望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也仍需要很多情感的满足和只能由在场的人来传递的温暖。因此，应在短程与长程间巧妙平衡，既需要短程性的契约交往，也需要建立长程性的友谊，系统性优化社交网络，以缓解现代人的孤独感。
线上线下、强弱关系相互交叠。强关系与弱关系，线上与线下，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可以产生补偿效应。如果说强关系表现为情感性，弱关系表现为智力性，那么青年的社交关系应不断强化弱关系与强关系的交叠，线上关系与线下关系的互补。强关系稳定深厚，提供重要的情感需求满足，弱关系异质性较强，可以实现信息快速传递，社交关系加速拓展，尤其是跨组织间信息共享的作用显著。网络社交非但未能取代线下社交，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理与空间的限制，同时可以进一步提升交往质量，增加人际互动的频率，拓宽线下交往的范围。
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浅层社交走向交互主体的深度社交。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说：“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出来到社会上，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伙；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则有乡邻朋友。随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深度交往的重要价值在于形成稳定的情感契约，人际关系越亲厚，个体所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和心理支持越稳定。在现代社会中，情感传递和情感满足依然具有重要价值，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积极情绪体验，降低消极情绪风险。也就是说，拥有更多高质量的亲密关系的人，其生活质量更好，也更可能拥有更长时的生命轨迹。有研究发现，社会交往能够提高人的健康和幸福度，其原因在于对交互双方的内分泌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和免疫系统起到帮助作用，相反，孤立和孤单的个体常常感到不幸福。
综上所述，浅层社交的出发点是自我，以满足自我为终极需求，而深度社交是交互的，除了考虑自我的愉悦与舒适，还要顾及他人的感受和情绪，需要在共情中达成理解与爱。人们在奉献、关心、责任、尊重和认识的过程中形成高尚的品格，是对自我生存的思考和回答。这也映衬了马克思所说的，“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