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推进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充分调动各方面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在市场中活力竞相迸发。
关键词:宏观经济治理 市场与政府 权力寻租 历史周期率 激励机制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吹响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冲锋号，开启了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大量从未出现过的全新课题、遭遇各种艰难险阻、经受许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核心要义，对于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索、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的重大成就，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时代成果。
第一，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根植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不懈探索追求。18世纪中期，“珍妮纺纱机”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大幕，西方一些国家从此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在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下迅速强大起来的这些西方国家，开始了血与火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在近代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逐渐落伍，成为西方列强垂涎和争夺的市场。从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种种特权。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英雄的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屈服，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展现了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从那时起，无数仁人志士历经千辛万苦，尝试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制度和技术，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追求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现代化之路。虽然这些探索和追求都以失败而告终，没能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却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种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激发了中华儿女矢志追求现代化的奋斗激情和澎湃动力。
第二，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综合平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送来了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理念。在领导中国革命进程中，我们党就不断思考未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问题。但在连年战火冲击下，到新中国成立前并未形成有序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逐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个时期，经济管理的典型特征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任务，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为发展主线，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为资源配置手段，优先发展重工业，实施计划统购和统销。在经济周期波动中，计划始终是政府控制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通过计划手段，大量资源流向重工业，这一方面奠定了我国工业基础，另一方面也让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受到影响，人民生活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个时期靠计划治理手段维持国民经济运行，主要还是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特别是国际形势，我国选择了独立于当时统领世界的美苏两大阵营的发展道路，只能通过计划与自力更生发展国家经济。然而随着国内自身发展与国际形势变化，这种高度集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优势逐渐减弱，其与经济运行规律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发展僵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缓慢问题日渐突出。尽管如此，经过近3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逐步建立起独立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转型升级的基础。
第三，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发端于改革开放后的“宏观调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为实现现代化继续奋斗，把现代化建设作为重要任务，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探索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求相匹配的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问题。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我们党对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对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也不断深化，形成了全新的国家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相互协调配合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推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从1978年的1.7%上升至2010年的9.1%左右，到2023年占全球比重达17%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总体上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无论是工业化程度还是城镇化水平都得到显著提升。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和增强了社会活力，为构建现代化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
第四，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成型于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的“宏观经济治理”。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硬道理，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货币等政策的协调配合，推动形成了与新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治理思路及措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优化，将“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纳入宏观调控制度体系。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首次提出“宏观经济治理”概念，强调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作为“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首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完整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强调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并从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等方面进行全面部署。从“宏观经济调控”到“宏观经济治理”，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和综合施策的方法论，充分彰显了党中央以推进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推进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把握好这个核心问题，必须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看待。
第一，推进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从全球经济发展实践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指导下，西欧社会崇尚通过自由市场竞争的方式来配置资源，主张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逐步建立并日趋成熟，社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但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彻底暴露了自由放任市场的严重弊端。作为对完全自由市场的反思，凯恩斯主义主张用以总需求管理为核心的政策对经济实行干预，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让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但是70年代严重“滞胀”现象的出现，也凸显了政府干预带来的弊端。特别是东欧一些国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高度强调政府在资源动员和配置上的作用，而忽视市场的作用，结果虽然建立了一些先进的产业，但是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一些国家甚至葬送了原有的国家治理体系。苏联解体后，在新自由主义的鼓动下，俄罗斯等国家否认政府作用，采用“休克疗法”，推行极端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结果是国家经济普遍停滞，原有经济体系崩溃，经济结构倒退，发展绩效大不如前，国家综合实力大幅下滑。从国内经济发展实践看，当我们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处理时，经济就没有活力，人民生活就在较低水平徘徊；当我们摆脱对立观念，把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经济就充满活力，人民生活就不断改善。综合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可以发现，推进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第二，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和把握是一个动态过程，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拓展。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提法极大推动了改革开放进程和经济社会进步。随着实践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趋加大。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适时地提出“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则进一步明确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对过去沿用的“基础性作用”提法的传承与发展，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对市场作用的全新定位，抓住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从“基础”到“决定”，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创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又一个新突破。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拓展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是我们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与风险的重要方法论，是我们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天地的“金钥匙”。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仍然要坚持以思想理论创新引领改革实践创新，在“稳”与“进”、“立”与“破”、“谋”与“干”的辩证思维中，加深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行稳致远。
第三，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问题上，必须坚持辩证法、两点论。一方面，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推进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情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另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全部作用。在中国，市场从诞生时起就是有管理的市场。西方自由主义学派从自己的理论得出其经济思想时，也仅是要求政府尽量少干预市场，而不是要求政府和市场分离。这就说明，即使是极端的自由化主张，也认可现实中的市场是政府管理的市场。综合起来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推进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真正把该管的管起来、管好管活。
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要遏制权力进入市场寻租
权力进入市场寻租，体制外和体制内勾结形成利益集团，导致政治生态污浊、经济环境恶劣，进而挑战和破坏国家治理体系，严重损害公共利益，是宏观经济治理失败的重要根源。
从古代历史视角看，权力进入市场寻租是导致封建王朝无法摆脱历史周期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封建王朝诞生之初，受当时经济社会条件的约束，尚能励精图治，实行相对平均的地权，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受朝代更迭战争破坏的社会生产逐步恢复，人口持续增长，经济日趋繁荣，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逐渐呈现出“顺乎潮流、民心归附”“功业大成、天下太平”等治世盛世景象，但都未能摆脱盛极而衰的历史悲剧。导致悲剧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进入市场寻租。封建官僚阶级在“千里来当官，只为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等扭曲价值取向和腐朽没落思想的影响下，巧立名目、搜刮民财，甚至大肆兼并土地，通过高利贷、垄断粮食等方式逼出大量失地农民。由于权力直接下场，导致这些侵害社会利益的行为得不到约束、惩治，一发不可收拾。比如安史之乱后，“百姓田地少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宿豪大滑，横恣侵渔”，导致老百姓“弃田宅，鬻子孙，荡然逋散，转徒就食，行者甚众”，均田制徒留虚名；明朝中后期，世家大族巧妙地兼并土地，逃避赋税，而将负担转嫁给贫弱小户百姓，等等。一遇较大的自然灾害，大量失地农民便流离失所，沦为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流民，不得不为了活命而揭竿起义，最终搞得民不聊生、祸乱丛生，终致改朝换代。
从国外的现实经济看，权力进入市场寻租是导致市场经济治理失序失效的重要原因。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导从来都是美国政治的不变底色。这是美国基本的国家制度元素，也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逻辑。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美国选举受资本操控。在联邦政府层面，政治捐款在总统和国会议员选举中的筹集和使用受法律保护。合法的权钱交易，撕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具，暴露出黑金政治的腐朽本质。权势财团和财阀家族将资本转化为竞选基金，再通过选举转化为政治力量，最后当选者调整施政政策对“金主”给予利益回馈，完成资本的逐利闭环。虽然美国社会也曾试图限制政治捐款，但美式民主制度的根本缺陷使得金钱政治合法化的趋势非但无法阻挡，还愈演愈烈。除了政治捐款，游说制度也是金钱政治合法化的重要表现。游说已成为美国政治的常态和制度性痼疾，让利益集团得以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同时游说制度也开启了政府机构与私营部门间的“旋转门”，“处江湖之远”时利用影响力为资本疏通政府关系，“居庙堂之高”时则利用职权照顾金主利益。金钱政治已占据美国治理体系的“中枢地位”，发挥着确保寡头统治的基础性作用，而普通民众的权利则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欧洲各国政府也早被美国资本渗透成了“筛子”，因此即使在美国通过能源短缺、地区战争、资本吸血等方式收割欧洲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在很多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美国亦步亦趋、唯其马首是瞻。
综合古代历史教训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现实，不难看出，一旦权力进入市场寻租，权力就会被资本拿捏操控，变成资本逐利的工具。这样的话，政府哪里还能为本国人民服务？因此，推进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就必须明白无误地在当官与发财之间划出一条红线，立起“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的戒尺，彻底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
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和实现路径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位置，在国家各项事业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和国家事业才能保持正确方向、坚强定力、强大合力，才能行稳致远、取得成功。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党中央是党的大脑和中枢，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定权在党中央。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从根本上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根本利益，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风雨来袭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坚实依托，是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的可靠保证，是党保持团结统一和强大战斗力、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改革促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全党必须有核心、党中央必须有核心。核心就是力量，核心就是方向，核心就是未来。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得出的最宝贵历史经验、最客观实践结论，是党和人民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于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党和国家事业越是向前推进，越是处于发展关键时期，就越需要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从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到修订出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制度规范，再到把巡视作为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安排，等等，有力解决了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推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定型，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当前，我们迈上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的新征程。党的领导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在加强中改善，在改善中加强，更好地把党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更好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更好地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更好地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好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更好地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更好地坚持我们党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更好地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
第三，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工程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我们推动社会革命取得历史性、革命性、开创性成就，一条非常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在实现目标的治理过程中，形成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我们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同样要把握好“在组织内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一重要原则。
总的说来，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现代化治理形态，是在党带领人民长期接续奋斗中开辟的一项探索性开创性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推进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充分调动各方面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在市场中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参考文献略
【本文作者为 李绍荣，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宾燕，西安市雁塔区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责编：董惠敏／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