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将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保障，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做到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全社会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_2.5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立方米降低到2023年的30微克/立方米，降幅56%，PM_2.5年均浓度连续4年达标。2023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89.4%，较2012年提升27.8个百分点。
党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强大合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持续深入开展，有力推动了地方党委和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的实施，推动领导干部切实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不断健全。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各级政府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方面力量，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先后出台，构建起系统全面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目前，我国已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30余部、行政法规100多件、地方性法规1000余件，初步形成了覆盖全面、务实管用、严格严厉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为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良好格局逐步形成。近年来，各地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但仍有部分地区生态系统受损退化问题突出、历史欠账较多，生态环境治理任务量大面广，需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关于深入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先后出台，不断激发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多元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行动体系基本建立。
环境治理体系建设面临新任务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不足，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部分区域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美丽中国建设任务依然艰巨。科学把握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需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以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为抓手，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
《决定》对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作出专门部署，从系统统筹、协同治理、空间管控等方面入手，强化生态环境的统一监管和能力建设，为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科学指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落实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任务，以适应生态环境保护新需求，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构建高效协同的治理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更高期待和要求，必须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一是健全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形成上下联动良好局面。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从根本上确保责任落实到位。要强化主体责任，加快制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细化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考核的具体举措。
二是强化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制度有效执行。建立常态化生态环境行政监督制度、完善环境资源审计监督、完善问责机制。完善舆论监督制度，健全舆情研判机制，畅通公众参与渠道。鼓励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参与社会监督，发挥行业协会商会桥梁与纽带作用，促进行业自律。强化对企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的监督，通过搭建监测数据平台、对标国际标准完善生态环境信用评价和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将企业环境信用与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相结合。
三是推进生态环境市场体系建设，加强政策协同。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把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打好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组合拳”：强化税收政策支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税法，完善征收体系；综合考虑企业能耗、环保绩效水平，完善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制度；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和投融资模式创新；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加大投入，探索区域性环保建设项目金融支持模式。
四是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强化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以绿色司法推动生态建设。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检察机关提起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工作，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持续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立法，进一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立法工作。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