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消费规模扩大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2024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消费领域出现回暖、新型消费快速发展、消费结构逐步升级，消费潜力有效释放。从下阶段看，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培育新型消费业态，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
【关键词】消费政策 国内大循环 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是培育国内需求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引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总额持续提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2013年的13220元提高至2023年的26796元。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47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2.5%，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快速提升。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市场经济是一个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循环运动的价值系统。消费不能被孤立看待，应从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运动中系统分析。一方面，消费在社会再生产四环节中占有特殊地位，其既是终点、也是起点。从单个生产过程看，消费是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终点，关系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从再生产过程看，消费则是下一轮生产的起点，关系到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是社会再生产的顺利循环。社会再生产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有机统一，既包括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也包括以流通为媒介的消费过程。社会再生产四环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顺利转化，是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前提条件。具体看，当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商品能够相互满足、供需合理时，社会再生产四环节就能顺利循环，消费作为最后环节能够发挥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作用，继续推动下一轮经济增长。因此，消费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有机构成之一，系统处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内在关系，才能实现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为消费市场注入活力。202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指出要经过3—5年努力，促进新型消费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加完善。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指出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扩大服务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着力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2024年3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2024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消费领域出现回暖、新型消费快速发展、消费结构逐步升级，消费潜力有效释放。
第一，数字消费规模扩大、基础牢固。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支持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升级，线上购物、互联网医疗等新业态加快发展，居民消费模式发生深刻转变。随着《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生活服务数字化赋能的指导意见》等促进数字消费政策的出台，“互联网+养老”“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旅”等社会服务新模式蓬勃发展，数字消费领域规模和渠道拓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网上零售额15.42万亿元，增长11%，连续11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2024年1—7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8.7%，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2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对于重塑传统生产方式、重构消费领域市场格局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数字经济重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四环节，推动制造业产业链转型升级。数字技术拓宽传统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渠道，促使居民形成新的消费习惯和选择偏好，满足居民对高端产品和服务的增长需要，由此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驱动居民消费升级。另一方面，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传统服务业的市场流动性提高，降低了各个交易环节的信息成本，形成互联网消费者信息共享机制。因此，数字消费有利于实现供需匹配，有效链接生产端和流通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第二，居民消费从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消费结构升级。服务消费是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也是未来消费的主要增量。居民人口要素和主要经济活动向城镇聚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服务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服务业具有更高的就业弹性，是创造就业的主要渠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我国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45.6%，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7.5%，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4.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从服务业自身变革看，信息、商务和科技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为产业高端化和高技术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形成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
第三，绿色消费潜能逐步释放，绿色消费市场焕发活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伴随以旧换新、购车补贴等相关消费政策的实施，消费领域逐步形成绿色消费新热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充电桩、3D打印设备、电子元件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1.7%、40.6%、39.5%。在供给层面，绿色消费驱动供给侧进行绿色生产，促进国内供应链转型升级。我国生活消费端碳减排空间潜力巨大，绿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潜力表现为扩大内需，同时推动供给侧创新，倒逼企业绿色生产，重视原材料采购、产品研发、生产加工等环节遵循绿色低碳原则，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949.5万辆，同比增长37.9%。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占有率已从2019年的4.7%快速升至2023年的31.6%。在需求层面，绿色消费嵌入居民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等各类活动中，绿色低碳消费理念深入人心，居民对环保产品、低碳出行等提出更高要求，促进消费和生活方式转型，有利于形成新的消费需求、扩大消费规模。
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性作用
国内大循环的最终环节体现在消费上，消费规模扩大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巨大内需潜力，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能够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畅通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性作用。
第一，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收入是消费的重要支撑，劳动报酬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其一，在宏观层面，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微观层面，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其二，有效增加中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防范化解经济风险。就业是收入的前提，应以高质量就业为导向，加强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救助工作，提升失业人员工作技能和获得收入的能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其三，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通过股票、债券、保险、期货等金融市场拓宽投资渠道，拓宽居民利息、股息、租金等财产性收入的途径。
第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当前，我国消费领域发展不平衡的一个表现是供给结构与消费需求不匹配。中低端商品和服务供给过剩，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创造新增需求的能力不高。在坚持扩大内需的政策基点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增强供给与需求的实际适配性。以“大数据+实业企业”“互联网+实业企业”的生产模式推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利用新技术精准获得潜在的多层次市场需求和生产资源，加大高端产品供给。促进信息通讯、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嵌入实体企业的生产过程，不仅可以扩大原有市场空间、精准满足消费者需求，也有助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提高中高端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增强供给侧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程度，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品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
第三，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动消费扩容升级。普惠金融注重金融服务的公平性，通过便利支付手段、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传导机制，实现扩大内需、调整消费结构。其一，提升金融数字化应用，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活动的支持力度。加强对高科技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开发具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金融产品，满足融资需求、支持自主创业，增强实体企业经营能力，创造就业岗位和提高收入，降低居民对未来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其二，增加普惠金融产品种类，满足居民多样化理财需求。借助大数据技术完善对家庭部门的风险评估机制，为消费者提供适合自身的金融产品，满足不同收入家庭部门的多样化理财需求。注重发挥普惠金融对提升中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的作用，为消费的持续增长提供金融保障和安全服务。其三，完善普惠金融监管体系，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长效机制。加大对普惠金融风险的识别和防控力度，严厉打击非法互联网融资活动。强化穿透式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防止消费者隐私数据泄露，从业务规范、技术安全和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全方位构建普惠金融的监管框架。
第四，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培育壮大服务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其一，有序稳步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合理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和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完善修订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健全常态化、多层次对外招商机制，稳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其二，加强数字技术引领，下沉数字消费市场，挖掘数字消费潜力。当前，数字消费越来越依赖下沉市场，应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乡村新型消费网络节点和农村服务综合网点，降低商品和服务交易成本。加快布局5G、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整体转型升级提供数字化基础，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三，大力发展绿色消费。规范生产经营，增强绿色产品供给，通过奖励、税收优惠、财政支持和金融信贷以及碳交易等方式激发企业研发创新活力。在市场选择、消费者观念转变和政府引导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田恒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编/赵橙涔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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