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龄农民工既包含中年人，也包含中低龄老年人，其主体是在县域从事非农劳动和“兼业”劳动的农村中老年人。当前，农村中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更多受到个体的健康状况、实际需求和家庭因素的影响，部分农村中老年人存在超龄劳动、过度劳动的风险，对其心理健康具有不利影响，因此，应着重关注农村中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及心理健康问题。在促进大龄农民工就业的同时，有必要将6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纳入就业等生计问题研究的主体中，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
【关键词】大龄农民工 就业 劳动类型 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我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逐渐上升，50岁及以上的大龄农民工占比增大。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平均年龄从2015年的38.6岁提高到2023年的43.1岁；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由2015年的17.9%上升到2023年的30.6%；2023年41—50岁农民工占比为24.8%①。随着经济形势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农民工返乡回流态势日益明显，大龄农民工成为返乡农民工的主体，在家乡县域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是大龄农民工相对稳定、低成本的生计模式。一方面，45—49岁的返乡中年农民工及中低龄老年人成为县域经济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农村老年人口在业率明显高于同龄的城镇人口，县域老年人力资源储量越来越丰富。因此，在促进大龄农民工就业的同时，有必要将6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纳入就业等生计问题研究的主体中，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
对大龄农民工问题的再认识
大龄农民工县域就业的趋势明显。有研究认为，制造业、建筑业等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领域，这些行业需要青壮年劳动力，大龄农民工容易被排挤出城市劳动力市场，从而返乡种地或养老②。随着农民工主要就业领域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二产业对大龄劳动力的挤出效应有所缓解，但年轻农民工不断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仍会促使大龄农民工作出返乡决策。近年来，农民工跨省回流、特别是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趋势明显。根据《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3年本地农民工12095万人，比上年减少277万人，下降2.2%；外出农民工17658万人，比上年增加468万人，增长2.7%；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6751万人，占比38.2%；省内流动10907万人，占比61.8%。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占13.8%，中部地区占51.7%，西部地区占44.5%，东北地区占30.9%③。
返乡的大龄农民工半工半耕的“兼业”特征突出。由于县域劳动岗位有限、创业难度较大，返乡大龄农民工的就业空间较为不足，分化出就业、创业、失业、务农等多种类型④。与普通农村劳动力相比，返乡农民工的劳动力素质较高，是增强县域经济实力、扩大城镇人口规模、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劳动人口，其就业创业有利于转变乡镇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力量。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土地仍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最传统的就业岗位和核心生计保障。一方面，受到城市劳动力市场挤压后，返乡务农是部分农民工的首选，农业耕作虽保障了其基本生计，却也增加了劳动负担⑤；另一方面，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老年人迫于家庭生计延长劳动时间，参加农耕，有务工经验的返乡大龄农民工则开启既打短工又务农的“兼业”模式。
由于不存在明确的退休年龄，大龄农民工既包含中年人，也包含中低龄老年人，其主体是在县域内务工和“兼业”的农村中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明显高于城镇老年人。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60—64岁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分别为45.76%、65.8%、77.77%，65岁以上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分别为19.27%、32.86%和39.19%，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逐渐上升⑥。由于不稳定就业流动性较强、保障性较弱，农村中年群体通常在45岁前后失去竞争优势被认定为“高龄”群体，凸显“大龄”特征，在就业、医疗、收入等方面受到挤压⑦。因此，为全面认识大龄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特征，提高就业扶持与保障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将大龄农民工的界定下限延长至45岁、上限延长至75岁。
部分农村中老年人存在超龄劳动、过度劳动的风险，对其心理健康具有不利影响，因此应着重关注其健康保障问题。大龄农民工多属于中年人和中低龄老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生计压力较大，虽仍具备较强的劳动能力，但其竞争优势随着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减弱。劳动质量下降、劳动机会较少、家庭照料职责和自身生计需求的冲突是农村中年群体产生心理压力的主要原因⑧。中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水平相对较高，但带有明显的“自我养老”性质，是家庭养老弱化、自身养老储蓄不足等情况下的养老决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同于出于自我价值实现的劳动参与。由于中年群体、中低龄老年人的劳动目的与成因不同，心理健康水平提升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不同，心理健康的促进策略应包括生计就业、家庭支持、养老保障等不同方面。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揭示农村中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现状、劳动类型，并分析影响大龄农民工非农就业的因素，最后将提出提升农村中老年人就业质量的具体路径。
农村中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现状
第一，农村中老年群体整体劳动参与率较高，不存在明确的退休年龄节点。60岁之前的劳动参与率均稳定在74.47%及以上，70岁之后的劳动参与率整体下降，但直到75岁之前，仍有过半的老年群体在劳动（见图1）。由此可见，农业与非农的多重选择、“兼业”的灵活就业形式，使得农村中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率在不同年龄段的变化较为平缓。
第二，非农受雇与农业劳动是农村中老年群体主要的劳动方式。在逐渐进入老年的过程中发生从非农受雇向农业劳动的转变，这种转变由中年的中后期一直持续到老年。与中年人相比，中低龄老年人的非农受雇与非农自雇的占比较低、农业劳动占比较高（见图2）。
第三，农村中老年女性的劳动参与水平，特别是非农受雇的占比低于男性。“男性外出务工、女性在家种地”仍是农村中老年群体主要的性别分工模式。农村中年男性主要的劳动参与方式是非农受雇，其次是农业劳动，非农自雇占比不高；女性主要的劳动参与方式是农业劳动，其次是非农受雇。
第四，与中年群体相比，中低龄老年人非农劳动的占比较低。在75岁及以上高龄老年群体间，非农受雇与非农自雇的占比均较低，男性的劳动参与水平高于女性，主要的劳动方式为农业劳动。整体来看，农村中老年男性非农劳动的占比较高，随着个体的老化，其劳动模式可能存在由非农至农业的转变；女性非农劳动的占比较低，且停止劳动的年龄早于男性。
第五，从事非农受雇和非农自雇的占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上升而上升。在中年群体间，受教育水平越高，从事农业劳动的占比越低。在中低龄老年人群体间，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农业劳动占比较低，但群体间差异减小。在高龄老年人群体间，未劳动的占比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未完成小学教育的高龄老年人未劳动的占比最高，其次是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高龄老年人，仅接受过小学教育的高龄老年人劳动参与水平最高；持续劳动的高龄老年人群体中，农业劳动是主要的劳动方式，非农劳动的占比整体较低，但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高龄老年人仍在从事非农受雇的占比远高于仅接受过小学教育的高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高龄老年人在劳动决策与劳动机会方面呈现分化特点，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高龄老年人因人力资本有限、早年劳动强度较高、对健康损耗较大、持续劳动的能力较低，劳动参与水平较低；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高龄老年人属于“高人力资本”群体，在中青年期间更有可能选择薪资待遇、工作条件较好的劳动方式，晚年经济基础相对较好，同时健康水平相对较高、持续劳动的能力相对较强，因此仍有部分在持续劳动。
第六，农村中老年人劳动参与水平存在时期差异。据统计，2011年我国50岁及以下的中年群体劳动参与率稳定在80%左右；50岁至60岁之间略有波动，但整体仍高于75%；60岁之后，劳动参与水平呈现下降趋势；68岁以后稳定在60%以下；75岁前迅速下降至约30%；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整体劳动参与率不超过20%。2018年，我国低于58岁的中年群体劳动参与率均高于80%；55—65岁的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但降速较慢；65岁之后，劳动参与率降速增快，但直至75岁前，仍有过半的老年群体参与劳动；75岁之后，劳动参与率快速下降，但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仍有近20%在持续劳动。整体来看，2018年的农村中年群体劳动参与率随着年龄的波动明显（相较2011年而言）；而在老年群体间，2018年的农村中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水平随着年龄上升而下降的幅度较小（相较2011年而言）。（见图3）
分年龄组比较不同年份农村中老年群体的劳动类型可知，2011年—2018年，农村中年群体非农受雇的占比逐渐提高，农业劳动与未劳动的占比下降。中低龄老年人非农受雇的占比在2015年之后明显提高，农业劳动的占比在2015年降至最低，在2018年有所回升。高龄老年人未劳动的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农业劳动的占比在2015年后回升。由此可知，2014年我国陆续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对农村中老年群体产生了较大影响，土地确权与流转有助于农村中年群体向非农劳动转移，同时影响了农村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农业劳动对农村老年群体而言仍有较强的保障作用，在农村中老年劳动参与向非农转变的同时，农业劳动的占比有所回升。
农村中老年人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发现，农业户籍、有配偶、健康状况较好、给予子代经济支持四项因素，能够显著促进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年龄、获得子代经济支持两项因素，会抑制老年人的劳动参与⑨。与城镇中老年人更受明确退休制度影响的情况不同，农村中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更多受到个体的健康状况、实际需求和家庭因素的影响⑩。
与中低龄农民工不同，影响大龄农民工非农就业的个人抑制因素主要包括技能落后、体力下降和行业偏好。首先，年龄对大龄农民工持续非农就业的影响较低，年龄的实际影响主要源于年轻所代表的接受能力、学习能力、劳动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年迈后对养老的诉求。对于年轻农民工而言，年龄的增长意味着智慧与经验的提升，其非农就业的可能性也会随之提升；当跨过劳动“黄金年龄”，却尚未达到退休年龄时，年龄增长通常伴随体力下降、技能落后，年龄优势不复存在，对非农就业的影响不再显著，健康程度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其次，性别对大龄农民工非农就业的影响与就业类型有关。年轻农民工多流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男性多因体力优势具有就业优势，而大龄农民工则更多流向劳动强度相对较低的服务业，如高龄女性也能胜任的餐饮、护理、保姆等行业，性别的影响在大龄农民工群体中并不显著。最后，大龄农民工就业困境的本质是人力资本水平较低。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对拥有优质人力资本的劳动力需求增加，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中低龄农民工具有相对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但大龄农民工技能较为落后、学习能力有限，从而成为最先受到冲击的群体。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若不及时加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其有可能会面临失业危机。
在劳动力市场层面，大龄农民工与中低龄农民工的差别不大。首先，大龄农民工的创业阻力较大、抗风险能力较低，虽拥有一定的管理技能和知识经验，却很难创业成功。其次，大龄农民工的自主选择较少通常源于其能力不足。农民工通常会因人力资本有限、核心竞争力较弱，而在就业市场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农民工多为临时工，劳动权益保障不足；大龄农民工同时面临着维权能力较弱、岗位可替代性较强等多重困境。最后，受思乡情绪、身份认知、健康水平等多方面影响，非农就业不再是大龄农民工唯一的选择，当收入与预期存在较大差异时，他们有较大可能退出非农劳动力市场，返回农村。
家庭经济条件和养老等因素并不会显著影响大龄农民工的劳动决策。首先，农民工夫妻间普遍存在“一方主要务工赚钱，一方主要照料家庭”的模式，当夫妻一方职业收入较低时，会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家庭照料上，依靠另一方务工挣钱养家。其次，家庭条件良好并不会促使大龄农民工停止非农就业，他们仍处于劳动年龄，家庭经济条件对其非农就业无显著影响。最后，大龄农民工的奉献意识和劳动意愿较强，无论是否会依赖子女养老，实际拥有多少子女，都不会显著影响他们的就业决定，其大多持“能工作就工作，减轻子女负担”的态度，更积极地参与照料后辈。
总之，大龄农民工的失业类型多为技术、知识、体能等跟不上社会进步和产业升级要求的结构性失业。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快，这种劳动能力的不对等会日渐凸显并向更年轻的群体波及。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导致农民工非农就业的不稳定，大龄农民工成为最早受到冲击的人群。除了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问题，农民工后期就业层级提升困难和技能性培训较少也值得关注。
劳动参与类型对农村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据调查，不同劳动类型的中年群体与中低龄老年人在满意度、抑郁水平和认知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高龄老年人在抑郁水平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农业劳动可能会提升抑郁水平，非农劳动会降低抑郁水平，尤其是非农受雇。非农劳动收入较高、对健康的损耗较小、收入确定，相较农业劳动，农村中老年群体对非农劳动的偏好更为明显；农业劳动因多为小田作业、收入较为不稳定，会影响中老年群体的抑郁水平，且非农受雇对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强于非农自雇。
第二，以家庭责任为劳动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劳动参与对心理健康的保护。除了经济目的与自我价值实现，家庭责任是农村中老年群体的主要劳动目的。农村中老年群体在面临不同的劳动选择时，如持续外出务工、在本地打零工或返乡务农等，多以“家庭利益最大”为主要决策逻辑。非农劳动收入较高，农村中老年群体对高收入的诉求、劳动收入的去向往往与家庭有关；农业劳动收入有限，而返乡务农可以照料子代、孙辈；晚年持续劳动对健康的损耗较大，但可以降低对子女的经济依赖。这些家庭责任直接影响农村中老年群体的劳动决策，导致相同的劳动类型产生不同的心理后果，并在不同的生命阶段表现不同。以隔代照料为例，在中年群体间，为了隔代照料而停止非农劳动、从事农业劳动，不会导致抑郁水平上升，因为承担家庭责任的满足感弥补了收入降低带来的负向影响，劳动目的达到了动态平衡。当无法获取非农劳动机会而只能从事农业劳动、且同时需要照料孙子女时，工作—家庭冲突对农村中低龄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负向作用更为突出。除了隔代照料，子女对来自父母的经济支持需求也是农村中老年人以“家庭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决定是否持续劳动的主要依据，家庭责任增强了农村中老年人持续劳动所带来的成就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劳动参与对心理健康的保护。
第三，劳动参与对中年群体抑郁水平的缓解作用较强，对中低龄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在不同个体和家庭间分化明显。中年群体同时受到三代人的影响，面临多重照料职责，可能会为了给父母提供更高的经济支持而从事非农工作，也可能会为了照料孙辈而停止非农工作，同为照料职责但其影响作用不同。整体来看，在中年群体间，非农劳动可以降低抑郁水平，尤其是非农受雇劳动，对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相对稳定。中低龄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受自理能力、隔代照料、社会支持状况的影响，健康状况一般却仍持续劳动的中低龄老年人占比较高。由于劳动能力有限、收入整体偏低，过度劳动、家庭—工作冲突等的负向影响凸显，且在健康状况较差、经济条件一般的中低龄老年人中表现更为明显，导致劳动参与对抑郁水平的影响在群体间分化明显。
第四，健康状况较差、困难家庭、人口外流地区的农村中老年人的过度劳动风险较高，劳动参与对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有限。据调查，农业劳动会提升中年女性的抑郁水平，且非农劳动的保护作用不明显。健康水平较差的农村中老年群体劳动参与水平依然较高，持续劳动不会影响其抑郁水平，但可能会影响其身体健康，因此存在“长期的隐患”。低消费家庭的农村中老年群体具有较强的创收目的，对非农劳动具有更高的期待，农业劳动不会导致其抑郁水平上升，但存在过度劳动的可能性。在人口外流的欠发达地区，非农劳动对农村中老年群体抑郁水平的缓解作用更加明显。
非农劳动与农业劳动对抑郁水平的影响方向不同，主要源于两种劳动方式的收入水平和劳动强度差异较大。非农劳动的中老年群体初始抑郁水平较低，但抑郁水平上升较快；农业劳动的中老年群体初始抑郁水平较高，但抑郁水平的变化较小，与未劳动的老年群体的抑郁水平发展轨迹相似。由于劳动参与影响的动态演变，不同劳动方式的中老年群体的抑郁水平差异逐渐减小。从个体发展的角度来看，晚年持续高强度的非农劳动不利于农村老年人口的心理健康。从群体差异的角度来看，非农劳动的中老年群体的基础抑郁水平整体低于未劳动的中老年群体，即使是在高龄老年人群体间，非农劳动或有过非农劳动经历的高龄老年人整体抑郁水平也相对偏低，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基础保障水平较低，非农劳动能够较好地满足中老年群体自身及家庭的经济需求。由此可知，与农业劳动相比，非农劳动对提升农村中老年心理健康水平具有积极作用，但晚年持续的过度劳动则会显著降低其心理健康水平。
提升农村中老年人就业质量的具体路径
第一，将家庭作为施策主体，强化家庭功能，控制老年人的过度劳动风险。农村中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会受子女经济支持、照料支持、日常关怀等的直接影响，还会受子女生计、成婚与否等的间接影响，当子女生计水平较低或需要为婚姻付出较高成本时，父母可能会通过不断的自我奉献补贴子女，这种家庭内部的资源倾斜会直接导致老年人抑郁水平提升、过度劳动风险提升。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老年人为子女的市民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付出了较高成本，这些付出成为较少被关注到的“无形的成本”。
第二，非农劳动机会、人力资本提升“两手抓”，多途径提升农村中老年人的就业质量。非农劳动机会有限、农业劳动收入较低且强度较高，是导致农村中老年人抑郁水平较高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青壮年放弃农业劳动、选择非农劳动的主要原因。根据我国农村中老年群体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现状，低层次的非农劳动转变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贡献较为有限，对农村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农村中老年群体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也较为有限。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提升农村中老年人的就业质量，确保劳动参与对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不仅要整体提升中老年人的人力资本，促使他们有更强的就业和创收能力，更要积极发展县域经济，提升农业发展水平，为农村老年人创造更多的就地就近劳动机会。
第三，加强农田管理，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业劳动对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改善农村中老年人的就业质量，非农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并非是唯一手段，考虑到劳动力供需匹配，发展高产高效的现代化农业是提升中老年群体家庭生计能力的更为稳妥的途径。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确保农业劳动收益、降低农业劳动强度，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创收增收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确保农业劳动对心理健康产生保护作用、提升农民心理健康水平的必要途径。
第四，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降低过度劳动风险，提升社会支持水平。家庭养老的弱化、基础保障水平较低、养老储蓄不足等会促使农村中老年人为了劳动收入从事与自身劳动能力不匹配的劳动方式。这种劳动参与会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且随着年龄的提升与时间的推进，这种负向影响会愈加明显。排除劳动的经济目的，为了实现自身价值的生产性劳动有利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而出于精神需求的劳动参与，则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强大的社会支持。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胡钊源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注释】
①③《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2024年5月1日。
②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④谢勇、周润希：《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及其就业分化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2期。
⑤叶敬忠、贺聪志：《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经济供养的影响研究》，《人口研究》，2009年第4期。
⑥毕红霞、杨晓彤：《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提升的主导因素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研判》，《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年第6期。
⑦靳小怡、胡钊源、顾东东：《谁是“高龄”农民工？基于流动人口监测调查的数据分析》，《管理评论》，2018年第7期。
⑧汪连杰：《促进还是抑制：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⑨丛金洲、吴瑞君：《中国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最佳证据综合方法的系统综述》，《老龄科学研究》，2022年第9期。
⑩胡钊源、靳小怡、崔烨：《高龄农业转移人口非农就业影响因素》，《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3期。
责编/孙渴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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