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兴顺先生是当代文坛一位风格独具的作家，以散文《致女儿书》、小说《陌上花》等作品名世。前不久，其文集《寸心微语》出版，收序跋、演讲、访谈、对话凡52篇，字里行间，不时能感受到作者对文学创作的思考。这种思考虽多为片言只语，夹带而出，却不乏精意覃思，真知灼见，为我们理解其作品之美，探寻其创作思想，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
纵观唐兴顺的文学创作，大都以其家乡南太行为背景，山川草木，物事人情 “无论在作品中如何变幻身姿和面貌，但他们的根他们的血脉全部都在太行山中”（《文学写作的实践与体会》）， 山水风土是其创作的母题，南太行是其文学的原乡。作者与自然，如鱼之于水泽，木之于尘壤，有一种不可分离的亲缘。融入自然，感悟自然，讴歌自然，用笔墨为山河赋能，成为其文学常态。如他自己所说，每当闲暇，便会“到太行山的深处去，登高而望远，临清流而赋诗，有时对一块顽石，有时对一条虫儿发呆犯傻，白云在天，流泉在地，呼的是沉闷，吸的是清风。天地自然把工作和文学，把红尘与妙境非常和谐地统一到我的身体上来，其情其景，妙不可言”（《答〈美文〉杂志记者问》），原本没有生命的自然物态，因了他奇幻的文字而焕发出神采，闪烁出光芒。化生活为艺术，化腐朽为神奇，出神入化，巧夺天工，正是他由自然之态进入自由之境的必由之路。
然而，原生态的自然物象，只是唐兴顺文学创作的取材基地，“人化的自然”才是其创作的伊甸园。师法造化，回归自然，是他对文学创作的哲学思考。即在感悟自然之态的基础上，经过情感与思想的焠炼，最终回归原点。他认为：“艺术的终极是自然，追求艺术之路就是追求自然之路”（《山人有话说与君》），这里，他在所说的自然，已非自然本体，而是融会了作者情感思想的天地万物，是创作主体由情感升腾而起的自在状态，是由心灵奔涌而出的文字流露。“真正美的文字是不拘束的，是自由生长的自然体态或颜色”（《让心花开放》），这种“由情感升腾而起”的“体态”和“颜色”，化为文学，便是文体形式的千变万化，便是语言表达的不择地而出，便是文学形象的生机勃勃，便是艺术风格的卓尔不群。
正因如此，唐兴顺对作家的情感因素颇为重视，认为真情是艺术创作的先在条件，“真感情是文章的气血和灵魂，文字再多，辞藻再美，无感情则为一堆死物。感情至，文字便有了统帅，文章便有了力量，尽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精神的疆场上去俘获读者的心灵”（《文章应为真情作》），并且说，“散文不仅要见物，更要见情，见真情，见深情；不仅要见近，更要见远，见广远，见幽远；不仅是实在之体，更应有灵魂相随”（《散文写作的体会》），他认为，正是有了真挚而浓烈的情感，作者才容易打通与宇宙天地时间的关系，“天地自然，人间万事映照在心之镜上，灵魂与思维被作用和影响成一种状态，把最动人的一处描摹下来，就应该是纯粹意义上的‘散文’” （《散文是心灵的图景》），这种物我交融“与山河同在”的创作观，与中国古人的“畅神”理论是相互契合的，是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的。
另外，唐兴顺所说的“自然”，还指作者的“平常心”。贾平凹在谈及唐兴顺散文时曾说：“写作不能有闲气，但要有闲心，闲心也是自在心。缺了这些，作品不好升腾起来。”因此，他赞赏其《大道在水》《致女儿书》《关于雪的精神》《伤残的葡萄》等文，认为是“沉静闲适心情的产物”，“如果满心淤塞，是不会有心志高远的意趣的”（《与贾平凹对话录》），对照唐兴顺的创作实践，这一评价，是客观而中肯的。不过，对贾平凹的“自在心”，唐兴顺又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作家要得“自在”，必须有一颗“平常心”。作家不仅是生活的参与者，更是生活的观察者、评判者，对一切兴衰荣枯顺逆浮沉应保有一种审视的态度，从中观社会变迁，见世故人情。“顺利时有顺利的快感，挫折时也有挫折的刺激，而且从审美角度观照过去，便是‘云层上面皆阳光’，平地高山，江河湖海便不分伯仲，混而一统，成为一幅大图画”（《答〈美文〉杂志记者问》），有如此心态，方可旁无挂碍，能“入”能 “出”，进入创作的自由之境。
“入”与“出”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论，唐兴顺曾多次提及，大体有两层含义。其一，作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能“入”能“出”。“写一事物，进入事物的里边去，再到事物的外边来。进去，曲径通幽，幽之又幽，在微观层面发现大世界；出来，让此事物与彼事物相连接，由树木而森林，由一点而全局，因一击而数弦响” （《散文写作的体会》），“入”而得其象，“出”而新其意，意象交织，意味深长，是艺术创作走向自由之境的内在逻辑。其二，作家面对现实生活，要能以“出世”的态度，作“入世”的文章。他在评价刘颜涛书法时说：“以书法出世，出世使他逍遥、洒脱、超越，获得人格的自由；同时他又以书法入世，所谓‘君子游于艺’，‘随心所欲不逾矩’，书法既是他的一个‘出世田园’，又是他的一个‘入世生态’，每一个字都是灵魂态，精神态，同时又是一个世俗态；法度与心性，功力与才情，出世与入世，填补在中间的是技与道的修为和苦行”（《山人有话说与君》），这段精辟的书论又何尝不适用于文学？作家面对世俗又何尝不存在一个“出”与“入”的问题？“出世”的态度使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保持独立的人格，敢于标新立异；“入世”则使其关注现实，悲悯苍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文济世，助经国大业。表面看来，文学受着体裁、结构、语言以及权利功名意识形态等等限制，是“戴着镣铐在舞蹈”，但究其实质，能“入”能“出”，才是由自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重要策略。
当然，在文学创作中，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它不仅伴随着作家对宇宙万象的选择与锤炼，更有艺术构思中的审视与思考，但所有精神活动都奔赴同一目标，即心灵情感的自由之境。故唐兴顺认为，“惟自由才有发现，惟自由才有创新”（《散文写作的体会》），由山川草木的自然生态，转化为物我交融的审美愉悦，最后进入心游万仞的艺术世界，人鬼百兽，万象纷呈，呼号歌哭，各见其性，这种全新的体验才是文学创作的极致，才是艺术之美的众妙之门。
（作者：陈才生，系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