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咏怀诗》在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从晋宋之交的颜延之开始，一直到清代，都有评论者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或个人目的，来对阮籍《咏怀诗》进行评论或注解。结合这些评论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注解目的与阐释方式，这些阐释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谨慎的“难以情测”。晋宋之交的颜延之是最早对《咏怀诗》作注的人，其注有云：“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颜延之注解《咏怀诗》是配合着阮籍当时所身处的动荡社会和险恶政局，指出《咏怀诗》的意旨过于隐晦曲折，令人难以捉摸，而总的表现出“忧生之嗟”和“志在刺讥”的思想内容。在颜延之的手上，“忧生之嗟”和“志在刺讥”就构成了《咏怀诗》的两个基本旋律。在接受学意义上来说，颜延之是阮籍《咏怀诗》的“第一读者”，他这个“第一读者”的接受态度对阮籍诗歌的整个接受研究有重要意义，并就此确定了阮籍《咏怀诗》在后世评论中的大体框架和基本思路。
梁代钟嵘《诗品》首先就将阮籍列入仅有的十二家“上品”诗人之中，并评论道：“其源出于《小雅》，虽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在钟嵘看来，阮籍诗歌不仅就其形式而言，表现为语言清新自然而无明显的雕琢痕迹，而且肯定了《咏怀诗》具有陶冶性情、启发思考的艺术效果，评价其风格为寄托深远、寓意难求的含蓄特征。同时期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也对阮籍诗歌作出精当评论：“阮籍使气以命诗”“阮旨遥深”。在刘勰看来，阮籍诗歌首先是凝情之作，诗人创作诗歌时表现出来的主观感情是激荡奔放的，并且思维敏捷，善于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将自己对于现实的感受诉诸笔端，因而诗歌也就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阮旨遥深”是刘勰紧承颜延之“文多隐避”评论而来，进一步强调阮籍诗歌具有含蓄深沉的风格特征。
一直到唐代注《文选》的李善，也是采取谨慎的推测态度。其注解《咏怀诗》时云：“此独取十七首咏怀者，谓人情怀。籍于魏末晋文之代，常虑祸患及己，故有此诗。多刺时人无故旧之情，逐势利而已。观其体趣，实为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测之。”从中可以看到，李善结合阮籍所身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和险恶政治局势，试图探求阮籍创作诗歌的主要意图，并强调《咏怀诗》为“刺世”之作，这对于探讨阮籍《咏怀诗》的诗歌内容和思想意义，都是非常重要而可贵的做法。而且在李善看来，阮籍《咏怀诗》的诗歌风格也是幽远高深的含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从颜延之、钟嵘、刘勰直到李善，他们是与阮籍生活时代较近的评论家，对待阮籍《咏怀诗》都采取着谨慎态度，大多强调总体印象为“忧生之嗟”“难以情测”等，并没有按诗歌中的某首某句去具体扣合历史人物与时事。究其原因，除了历史上的阮籍本身就具有非常复杂的思想性格、令人难以理解的一些行为，还有当时的文学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过于简单，所以只能谨慎地作出简要含蓄的总体评价。
第二类，主观的“比附时事”。后来就出现了一些结合阮籍当时的政治与时代背景，去推测其诗歌创作意图与具体含义的做法。首先进行这种探索的是唐代注《文选》的“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文选》“五臣注”以探讨义理相标榜，不同于李善注的烦琐引证，把注释的重点放在揭示作者的“述作之由”上，不主一字一句之探讨，只试图去揭示作者的创作动机。他们在《咏怀诗》的注里都提到阮籍是在“刺司马文王”。如《咏怀诗》其一“夜中不能寐”，这首诗的主要内容就是诗人借对夜半自然环境的所见所闻，来抒发自己孤独哀伤的情怀。这本是一首借写景而抒怀的诗歌作品，但因其为八十二首《咏怀诗》的开篇之作，故往往在解说时易被人穿凿附会，一一求其比兴所指，如吕延济认为“‘夜中’，喻昏乱；‘不能寐’，言忧也；‘弹琴’，欲以自慰其心。”吕向则认为“‘孤鸿’，喻贤臣孤独在外；‘号’，痛声也；‘翔鸟’，鸷鸟，好回飞，以比权臣在近，谓晋文王也。”他们将诗中的字词一一比附政治时事，在注解中加入自己的推测和政治用心，所以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与武断。
元代刘履，清代何焯、蒋师沦等人，他们继承了唐“五臣”这种主观性注解诗歌的方式，靠着联系政治时局来解读许多本无政治用意和特别用心的诗歌，进行符合自己价值标准和判断方式的注解，最终还是陷入了对诗歌原意的偏离和误解之中。清人沈德潜就对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的见解：“阮公《咏怀》，反覆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令读者莫求归趣，此其为阮公之诗也。必求时事以实之，则凿矣。”这种出于个人用心或主观目的去探讨阮籍《咏怀诗》的做法，由于解释之前就带有一些注解者自己的定式思维，这种具体阐释肯定会与真实情况发生偏离或误解，以至于误导后人的解读。因此，对于这些阐释应该认真对待，弄清其中原因，细心地加以辨别，这样才能去正确理解他们的注解和评论。
第三类，极力地“推崇认同”。南宋严羽《沧浪诗话》曾评曰：“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认为阮籍《咏怀诗》蕴含有非常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深度，同“极有风骨”的建安文学一样，表现出高深古朴的艺术风格，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成就。这种极力推崇阮籍《咏怀诗》的认识，一直有所延续，如明代李梦阳称“予观魏诗，嗣宗冠焉。”清代宋长白认为：“建安七子之后，断推阮公第一。”王夫之更誉之为“旷代绝作”。陈祚明也评论道：“阮公《咏怀》，神至之笔。观其抒写，直取自然，初非琢炼之劳，吐以匠心之感。”这些评论者都把阮籍的《咏怀诗》放在很高的艺术地位上，认为其具有非常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成就。探究这些评论者出现这种极力推崇态度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本身所处的时代背景，大体上都是处于汉人深受异族压迫的紧张时局之中，包括深受北方政权欺压的南宋，蒙古人统治的元代，以及满人统治的清代，于是乎这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文人们，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所产生的压抑感和时代紧迫感的影响下，造成个人内心充满着某种深切忧虑和抑郁心绪，这种心理模式就与处在魏晋高压政治环境之下的阮籍有了相通之处。在这种相通相似的心理情绪影响下，评论者的“期待视野”与阐释态度就会站在欣赏和推崇的立场上，自然就对阮籍《咏怀诗》产生了极大的认同感，于是，这些评论者们对本来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阮籍《咏怀诗》，表现出极力的“推崇认同”。
作者：董继兵（湖北科技学院副教授）
《光明日报》（2024年10月14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