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难免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问题、风险和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要求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坚实的群众基础、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式现代化 风险挑战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1]。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难免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问题、风险和挑战。为有效化解各种矛盾问题、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要把改革继续推向前进，用更加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
新时代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只有那些曾经兴盛而又历经磨难的民族，才会有民族复兴的情结和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2]。长期以来中华文明曾一直领先于世界，是农业文明时代璀璨的明珠。然而，伴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西方世界开启了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再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殖民化等现代化运动，造就了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世界资本主义文明蓬勃发展。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也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也不是资本主义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3]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4]
从林则徐、魏源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张之洞全面论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从洋务运动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再到新文化运动思想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基本上都停留在“西化”层面，还只是追赶西方现代化。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才开启了超越、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从1921年到1949年，经过28年的奋斗，中国人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提供了制度保障。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改革开放以后，党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三步走”战略是分步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尝试，取得了显著成就。在中国社会进入总体小康的背景下，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其中“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为抓手奋力推进全面小康建设。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向世界宣告，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今，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迈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过程，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经过长期努力，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5]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面临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也面临着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导致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面对高度不确定的世界和未来，我们必须以具有高度确定性的、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来应对。因此，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发展进入了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经过建党以来一百多年的奋斗，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然而，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美西方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会挑战其霸权地位，于是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围堵和封锁，试图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不惜制造地区紧张局势或直接武装冲突，拖住中国发展的步伐。同时，中国的发展已进入爬坡期，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必然面临爬陡坡、涉险滩等难题，源自中国内部的各种风险挑战也在所难免。
外部环境变化带来许多风险挑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安全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本应对世界和平、发展和安全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然而事实则相反，美国成了当前世界动荡不安的罪魁祸首。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问题日益突出，导致社会严重撕裂，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企图通过在国际上制造阵营对抗来转嫁国内危机。乌克兰危机、巴以战争等，几乎世界上任何紧张局势或地区冲突的背后都有美国的身影。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拉帮结派”“胁迫打压”等行径，持续推高世界陷入“新冷战”的风险。持续不断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不仅造成当事国的民生灾难，而且存在风险外溢甚至引发世界战争的可能。如此动荡的国际局势，既影响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可能使中国被动陷入冲突的漩涡。
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美国已把中国视为“长期唯一战略竞争对手”，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和“修昔底德陷阱”等论调，并纠集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上孤立中国。以“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借口，鼓吹西方“普世价值”，把中国排斥在“民主国家”之外。同时，美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从未停息，借所谓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等对中国进行颠覆和破坏。
在军事上威胁中国。美国持续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极力搞小圈子，推动美日韩安全合作、美菲军事合作、美英澳军事合作等。
在经济上遏制中国。美国持续开展对华贸易战，除了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之外，还以污名化手段迫使许多跨国企业无法使用原产于中国的零部件和终端产品，继而压缩中国企业的全球市场空间，防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产品冲击美国本土市场。
在科技上封锁中国。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打压中国，并企图胁迫欧盟、日、韩等盟友一道对中国实施封锁和禁运。
在文化上对中国开展认知战和意识形态渗透。利用“话语霸权”，通过构建议题、操纵舆论、界定标准等开展认知攻势。
此外，全球经济、科技、气候等领域的新变化也蕴藏着危机和挑战。全球经济低迷将会增加欧美国家货币政策、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特别是认知科学、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将会带来科技伦理规范的挑战。例如，人工智能技术中的大数据存储、人脸识别等技术将严重威胁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人工智能大模型、无人驾驶技术等对教育、就业等带来严重挑战，人工智能技术在太空、军事领域的应用对国家安全、全球公共安全都带来巨大威胁。全球气候变化日趋严重，极端高温、严重洪涝等极端天气更加频发，极地冰川消融加速、冻土范围减少、海平面上升等现象威胁着人类的共同安全。
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充分肯定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各领域都存在一些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在经济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与当前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现状还有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妨碍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也需要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在市场、技术等领域对外依存度仍然较大，中国优势产品面临被打压、关键核心技术面临被卡脖子等风险。在粮食、能源、重要资源等方面存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在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也存在安全风险。
在政治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有待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待完善。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从未停止，美西方在华开展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的风险一直存在。
在文化领域，我国文化软实力以及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不够强大。在价值观方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不同程度存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较为紧迫且任务艰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还不能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方面美好生活的需求，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薄弱。网络空间安全也面临挑战，国际传播能力还有待加强。
在社会领域，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仍面临不少难题。民生问题无小事，各领域的民生问题都直接影响能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处理得好则能够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生态领域，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仍然突出，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转型发展面临任务仍然较重，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问题仍然突出，新污染物的治理仍处于起步阶段，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存在短板，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和生态环保意识还有待提升。
在党的建设领域，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从执政党建设角度看，党还面临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从党员和干部角度看，党还面临坚决战胜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此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难免遭遇干旱、洪涝、冰冻、火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也难免遭遇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等风险，还要防范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食品药品安全、生物安全等领域的重大风险。
《决定》对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作出系统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6]新时代新征程，要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用成熟定型的制度来应对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因此，《决定》提出了“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的原则，强调“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方面，《决定》作出了系统部署：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国家安全是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决定》从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四个方面作出部署。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领域、各环节，因此必须强化国家安全协调机制，使各领域、各环节的责任主体既各司其职，又协同联动。国家安全体系包括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技术支持体系等方面，《决定》对完善国家安全体系作出部署并强调加强风险监测预警体系、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建设。
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公共安全涉及生产生活中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决定》对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重大自然灾害、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重大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作出部署，并强调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建设，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等。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决定》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具体改革任务包括健全人口管理制度、社会工作体制、信访工作体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社会治安防控体制等。
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决定》对健全我国海外国家权益、海洋权益及周边安全的保障机制，我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保障机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国际秩序的体制机制等都作出了部署。
健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体制机制
国家安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安全以及国家主权安全等，《决定》为应对各领域的风险挑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要求。
经济方面。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健全强化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建立风险早期纠正硬约束制度，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推进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建设，强化开放条件下金融安全机制；健全贸易风险防控机制，完善出口管制体系和贸易救济制度等。
政治方面。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决定》强调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要求完善人民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机制、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深化跨军地改革等。
文化方面。《决定》要求，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等。
科技方面。《决定》强调，构建科技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对体系，加强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等。
社会方面。《决定》要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等。
生态方面。《决定》强调，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强化环保、安全等制度约束，建立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推进多污染物协同减排等。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也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重要保证。《决定》要求：“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重点任务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主要包括：健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机制；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修改监察法，出台反跨境腐败法等。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注释略
【本文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本文系双一流建设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GJZL23ZD03)的阶段性成果】
责编：董惠敏／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