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联系，赋予了传统经济增长分析中全要素生产率“绿色”的内涵，经环境因素调整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可以成为度量绿色生产力变化的一种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绿色生产力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具有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促进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规模经济优势突出、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统筹各方办难事的制度优势等多方面优势。应紧紧围绕促进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大力推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着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创新，加快发展绿色生产力。
关键词:绿色生产力 全要素生产率 制度优势 创新系统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主要特征，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要求我们必须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牢牢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以创新引领绿色生产力发展，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就是创新，发展绿色生产力必须以促进创新为核心，系统施策，整体推进。我们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全社会创新活力，使绿色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强劲动力，并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绿色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和理论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的系统阐述以及“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发展绿色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明了人类社会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变革方向。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对绿色发展的深邃思考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在不断深化和不断拓展。
绿色生产力由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及模式创新催生形成，包括以新能源、新材料等减污降碳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与传统产业相融合为代表的新业态，以高附加值绿色环保产业和绿色消费为代表的新服务，及其形成的聚合体（孙金龙、黄润秋，2024；周宏春，2024）。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和消耗、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传统发展方式，绿色生产力能够驱动经济社会高效能、高质量发展，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生产力把绿色纳入生产力范畴，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作为生产力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变革方向，作为生产力跃升的重要动能，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与时俱进。发展绿色生产力就是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发力，努力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孙金龙、黄润秋，2024）。
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联系，赋予了传统经济增长分析中全要素生产率“绿色”的内涵。作为重要经济学概念，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57年索洛关于“技术变化与总量生产函数”的论文(Solow，1957)，此后针对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调整和拓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在迅速增加。传统全要素生产率以劳动力和生产资本作为投入要素、以GDP作为产出，并未考虑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大气、水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等）及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自然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也往往被忽视（Brandt等，2014，2017）。要准确衡量要素投入效率，应该充分考虑自然资源投入与环境产出因素影响，以全面反映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全局性情况。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硬约束背景下，亟需拓展全要素生产率的“绿色”内涵，增强其包容性和科学性。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对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逻辑、绿色生产力的产业载体等进行系统研究，深化了我们对绿色生产力内涵特征和实践路径的认识（参见周文、许凌云，2023；岳奎、曲秀玲，2024；周宏春，2024；石敏俊、陈岭楠、王志凯等，2024）。在国际上，经合组织（OECD）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面向绿色发展的分析框架，把传统全要素生产率（Multifactor Productivity，MFP）核算内容拓展到包括生产活动的资源消耗和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于2013年构建起国家层面的经环境因素调整后的全要素生产率（Environmentally Adjusted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EAMFP），并已完成全球50余个国家的生产率测算分析工作（Cárdenas等，2018）*。这套分析框架，可为我们开展绿色生产力的学理化分析提供有益借鉴。
*注：近年来，国际上也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包括加拿大、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中国和欧盟，其中多是在产业层面所进行的生产率测算，旨在反映能源和物质资料作为中间投入对产出的影响。
根据OECD定义，EAMFP是一个从广义层面来反映经济生产率的重要指标，其增速变化衡量的是一个国家从一系列要素投入中获得产出的能力，而这一系统中自然资本投入以及环境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产出得到了充分考虑。由此，OECD将经环境因素调整后的GDP增长，分解为包含生产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本以及EAMFP等不同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图1）。具体而言，以“基于环境因素考虑的产出增长调整”来反映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以“自然资本增长的贡献”来反映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自然资源消耗*，而EAMFP则衡量的是GDP产出中不能用生产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本投入变化来解释的剩余部分，体现了科技进步、管理效率提升等对GDP增长的贡献。OECD研究成果表明，一些国家GDP增长对资源消耗或者重污染产业有高度依赖，这些经济产出或者要素投入多被用于增加商品和服务生产，而非投资于减少负外部性的环境治理，以改善国民健康、提升环境质量和维持气候稳定，其生产率贡献往往存在高估。相反，那些注重投资于资源高效利用或致力于污染减排的国家，生产率贡献则被低估。因此，经环境因素调整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在表征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质量方面更为科学。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绿色生产力发展也是基于从产品、工艺到产业生态的各种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这些创新，最终都会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中，因此经环境因素调整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可以成为度量绿色生产力变化的一种形式。
*注：自然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零贡献并不意味着当年没有开采利用任何国内资源，而是代表自然资源与上一年相同的方式被投入到经济活动中。
基于OECD生产率核算框架，我们将更多自然资本和环境污染因素纳入其中，并结合我国实际对核算方法做适度改进，对1978年至2019年我国EAMFP变化情况进行系统核算。实证结果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生产资本投入放缓，自然资本投入逐步步入平台区，同时环境治理力度空前，绿色新动能迅速壮大，EAMFP开始出现明显改善，年均增速为2.71%（2005-2012年为0.55%），明显高于该时期MFP（增速为1.88%），2016-2019年已达3.49%，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50%（Ai，Gao，Li & Liao，2023）（图2、表1）。这一结果，鲜明印证了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EAMFP出现明显改善，至少有如下四方面原因。一是制度体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以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完善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全面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压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持续完善重点领域绿色发展标准体系，强化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为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二是技术变革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作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动力和保障，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推动资源节约、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技术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能源设备、节水设备、污染治理、环境监测等部分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特别是以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壮大并成为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和含绿量显著提升。三是管理效率提升。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法律环境持续完善，政府职能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监管持续增强，资源环境要素价格机制不断优化，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基础地位持续巩固，管理效率明显提升，较好适应经济增长方式逐步转型。四是商业模式创新。持续探索有利于绿色低碳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商业模式，加强绿色技术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全社会创新活力得到激发。比如，电力行业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对数据进行整合和系统集成，能够提供能效提升的个性化服务，促进商业模式创新。交通运输业借助信息互联网技术尤其信息平台，提供汽车租赁、打车等定制化服务，大幅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食品生产领域采用材料替代技术，推动资源节约，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能源和节水管理、综合能源服务以及碳排放管理综合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壮大发展。
我国发展绿色生产力有坚实基础和综合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绿色生产力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推动我国绿色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效，实现了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环境质量显著改善、生态系统稳定性提升、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特别是新能源产业实现创新发展并在部分领域全球领先。这些绿色发展的成就，不但体现为百姓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环境质量不断改善中的切实获得感，也从经环境调整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明显改善的经济学分析中得到部分佐证。取得如此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绿色发展战略，践行新发展理念，为发展绿色生产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具备了更进一步发展绿色生产力的综合优势。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谋划、亲自部署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由此形成。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们牢牢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等理念，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工作，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绿色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
促进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不断改进，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绿色发展具备了进一步加速的内外部条件。企业已经成为创新主体，市场竞争成为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包括国企、民企、外资企业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开发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创新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我们看到，创新活跃的领域如光伏、动力电池，就是全球竞争激烈的领域。以光伏领域为例，不但同一技术路线上产品不断迭代，而且单晶硅、多晶硅等不同技术路线相互竞争，最后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企业都是能持续创新、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高世楫，2024）。在市场竞争中，我国企业学会了面向市场竞争开展组织化的创新活动，为开发有竞争力的产品，企业主动购买专利技术、持续投入研究开发，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创新资源，在干中学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创新组织方式。不同所有制企业充分竞争并相互学习，有助于在同一市场内形成良好竞争生态，加快企业技术能力提升。同时，促进创新的市场机制在不断完善，我们建立了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通过扩大市场准入、限制垄断和反竞争行为形成有效竞争，通过竞争压力促使企业改进管理、创新产品实现不断发展。
规模经济优势突出
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总量规模不断壮大，发展质量稳步提升，持续多年保持全球制造业、货物贸易、经济增量第一大国地位，规模经济优势愈发明显。我国的规模经济优势，有助于形成完备和有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链。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为30%，产业门类齐全，配套体系完善，系统性优势突出。高效协同的制造业网络，为新能源产业链各环节发展提供了全面支撑。经过多年积累和发展，中国已拥有较为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比如已建成包括动力电池、电机电控、整车及充电设施、制造装备、回收利用等在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同时，超大规模市场可以摊薄成本、容纳多条技术路线竞争成长。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期需要进行较大规模的研发和设备投入，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可以帮助企业快速摊薄成本，使其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形成低成本和高性能优势，进而获得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国内巨大的市场空间，也为不同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多赛道，推动真正具有竞争优势、符合产业升级方向的企业和产品快速得到成长。比如，中国光伏电池具有多条细分技术路线，每条技术路线都孕育出数家上市公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4）
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统筹各方办难事的制度优势
归纳总结我国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产业快速发展的经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统筹各方办难事的制度优势，以及由此体现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这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比如在风电、光伏发展方面，我国政府制定了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在可再生消纳、上网电价补贴、税收优惠、贷款支持等一系列政策扶持下，不但突破了技术和生产规模的瓶颈，而且有效激发了发展活力并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新能源汽车发展方面，一方面我们放开市场准入，使一大批造车新势力进入市场，改变了竞争环境、激发了创新活力；另一方面政府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有效整合和新能源汽车密切相关的各类要素和资源，集中力量突破新能源汽车发展关键技术瓶颈，并通过政府强有力的统筹协调，推动充电柱桩等关键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破除了制约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瓶颈。在政府引导、推动和组织下，汽车产业上下游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产业联盟和协作机制，形成必要的合力，尽可能使我国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方面扬长避短、少走弯路，实现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跨越发展。（陈清泰，2023）
围绕促进创新系统发力，加快发展绿色生产力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我国进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系统阐述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出改革部署，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必须通过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特别是经济领域改革，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加快发展绿色生产力，同样必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系统观念统筹各项制度建设，打通制约绿色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既是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目标之一，也是加快形成绿色生产力、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特征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在全球绿色发展大势已定而大国竞争持续加剧的国际环境下，我国促进绿色创新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来源受阻，重要产品市场面临壁垒，这更需要我们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促进绿色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使我国绿色发展领域基础好、综合优势明显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进而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促进各种创新源泉涌流，促进绿色生产力大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紧紧围绕促进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些重要论述揭示了当前我国促进创新的战略方向和主要着力点。从经济学意义上看，运用知识创造财富即是创新最本质的特征，人类知识的持续拓展支撑了整个社会的持续进步。从知识源泉来看，现代创新以科技发展为基础，现代科学发展的使命就是持续拓展知识前沿，以科技创新带动财富创造创新。科技创新、特别是科学发现，需要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持续支持，但利用知识创造财富，最有效的激励就是市场竞争。我国过去十年绿色低碳产业快速发展，竞争力不断增强，就是得益于我国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创新提供了有效激励，开放的国际市场为我们提供了知识、技术、人才的来源和内外联通的产品市场（高世楫，2024）。我国已经进入依靠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虽然总体上已经逐步接近技术创新前沿，但我国许多产业领域仍然存在技术能力不足、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难题。综合内外部环境看，我国正处于从主要依赖技术引进和知识学习加快转向新知识发现和应用以实现更多价值和财富创造的重要阶段。一方面，我们要深刻理解创新的本质特征，持续强化市场竞争对创新的激励，大幅提升创新资源利用效率，进而实现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工作，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健全适合前沿科技探索的科技管理体制，系统增强前沿科技探索效能。无论是发现还是应用新知识，信息畅通是根本保障，尤其在应对美西方科技封锁不利形势下更需如此。国内科学界、企业界只有及时便捷地了解全球科技最新动态，充分接触和利用最先进的研发工具，才能紧跟全球科技发展方向和竞争步伐。
大力推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绿色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一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有组织推进绿色低碳战略导向的原创性、基础性研究，把节能降碳、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二要加大公共资源投入和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加强跨领域、多环节技术创新协同，打破技术创新的领域壁垒，增强创新协同性，以企业为主体推进“政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绿色低碳科技领军企业常态化、前置性参与重大科技项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决策咨询；三要加大先进绿色技术应用推广力度，持续做强绿色制造业，不断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大力发展绿色服务业，加快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及供应链，加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着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创新
一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与发展绿色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二要牢牢树立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集约节约、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三要全面深化经济、科技等领域体制改革，重点畅通发展绿色生产力所面临的堵点卡点，建立健全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优化创新，使得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能够在发展绿色生产力领域畅通无阻流动。四要遵循发展绿色生产力要求，促进科技、教育、人才良性、畅通循环，健全人才培养、使用、引进、流动等工作机制；完善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合理机制，更好体现人才、技术和知识的市场价值，着力打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五要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绿色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略
【本文作者为 高世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维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资源政策室主任、研究员】
责编：董惠敏／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