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碳排放随着经济发展一般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演变规律，即先后跨越“碳排放强度倒U型曲线”高峰、“人均碳排放量倒U型曲线”高峰和“碳排放总量倒U型曲线”高峰。碳排放强度高峰相对容易跨越，而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量高峰跨越起来则比较困难。中国目前基本上处于中碳发展的中后期阶段，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效率驱动或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过渡阶段。加快发展绿色生产力，不仅有助于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质的飞跃，而且还将发挥显著的降碳减污作用，加快“双碳”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绿色生产力 “双碳”目标 “倒U型”曲线 低碳转型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码】A
发展绿色生产力与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相辅相成
当前，全球正迎来第六波创新浪潮，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这种骤变不仅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深度重塑全球的分工格局、竞争格局和经济政治版图，而且深远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地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期间提出“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不仅是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与升级，更是对人与自然关系重新定位与调整的重要契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体现绿色发展理念、追求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绿色化跃升为基本内涵，突破传统生产要素概念边界，形成以生态资源、信息、数据等先进新型要素（可再生资源）为主导的全社会资源要素配置新格局的生产力；是注重经济增长数量更关注增长质量和环境可持续性的生产力；是将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内化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经济产出，创造更高生活标准和更好生活质量的生产力；是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引领、绿色产业为支撑且具有广泛渗透性和融合性的生产力；是生产力的生态化和生态化的生产力或者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相统一的先进生产力。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发展绿色生产力，这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既是对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积极回应和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双碳’工作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顺应技术进步趋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迫切需要，是主动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结构变迁和效率革命、生产和消费模式转变等。
实现“双碳”目标、发展绿色生产力均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旨在从根本上化解或平衡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推动实现“双碳”目标，可以为绿色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愿景、指引方向；而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则可以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动力、厚植基础。绿色发展不仅要反映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和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更要把环境因素或环境制约（环境容量和生态承载力）内化到经济发展的源头、过程和结果中，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双向互济、协同双赢。
经济发展背后的碳排放演变规律
绿色生产力与经济发展密切关联，而“双碳”目标则围绕着降低碳排放和增加碳汇能力或者环境容量，重点是减碳。因此，绿色生产力与“双碳”目标的关系实质上体现了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演变关系。
研究发现（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9；陈劭锋等，2011），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般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演变规律，即碳排放随着经济发展需要先后跨越“碳排放强度倒U型曲线”高峰、“人均碳排放量倒U型曲线”高峰和“碳排放总量倒U型曲线”高峰（如图1所示）。不同国家或地区碳排放峰值所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或人均GDP存在很大差异，说明了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单一的、精确的拐点。
根据碳排放的三个“倒U型”曲线演变规律，可以将整个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碳排放强度高峰前阶段即碳排放强度不断上升阶段（S1阶段）、碳排放强度高峰到人均碳排放量高峰阶段（S2阶段）、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到碳排放总量高峰阶段（S3阶段）以及碳排放总量稳定下降阶段（S4阶段）。当人口增速很低或出现零增长时，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和碳排放总量高峰在时间上将会接近或重合，此时碳排放演变的四个阶段就演变为三个阶段，这也可以看作是四个阶段的特殊情形。研究表明，碳排放强度高峰相对容易跨越，而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量高峰跨越起来则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基于历史考察分析，从那些跨越了碳排放高峰的发达国家或地区来看，碳排放强度高峰和人均碳排放量高峰之间所经历的时间一般为24—91年，平均为55年左右。此外，从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到碳排放总量高峰所经历的时间往往很短，个别国家或地区只有几年，大多数基本上同时达到人均和总量高峰（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9）。
在碳排放的不同演化阶段，驱动因子的影响和贡献存在着明显差异。就碳排放的三大驱动因子即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技术水平（用碳排放强度来综合表征）而言，在碳排放强度高峰之前阶段，虽然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技术进步均对碳排放强度起着强化作用，但是经济技术进步导致的碳排放强度增长速度往往大于其他两个因素的增长速度，也就是碳排放增加型技术进步主要驱动碳排放增长；在碳排放强度高峰到人均碳排放量高峰阶段，虽然经济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碳排放强度，缓解碳排放的增长速度，但是仍抵不上人口和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碳排放增长速度，在该阶段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增长起着主导作用；在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到碳排放总量高峰阶段，则主要由碳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进入碳排放总量的稳定下降阶段后，碳减排技术进步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碳排放的三个“倒U型”曲线有着丰富的政策含义：由于不同曲线的峰值是可以降低的（削峰或压峰），不同峰值之间的时间间隔可以缩短（尽早达峰），这就意味着通过低碳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制度安排、强化管理乃至于社会行为的改变等途径，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满足人们自身需求的同时，可以以较低的碳排放代价，尽早实现碳排放高峰的跨越。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由2015年提出的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的自主贡献目标，向2020年提出的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强化自主贡献目标（“双碳”目标）转变得以说明。
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还意味着绿色低碳转型不能脱离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必须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下，绿色低碳发展的重点和目标应有所不同。发达国家或地区应以总量减排为重点，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以提高碳生产率或降低碳排放强度为目标导向。
考虑到绿色低碳发展最终追求的是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强脱钩（即碳排放总量的下降即S4阶段）。因此，如图1所示，在上述碳排放演变阶段划分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将绿色低碳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高碳发展阶段（C1）、中碳发展阶段或高碳向低碳转型阶段（C2）和低碳发展阶段（C3）。
鉴于碳排放的环境容量是有限的，可以将承载力或环境容量的思想引入到三个“倒U型”曲线框架中，即人均环境容量和碳环境总容量。碳环境容量不是固定的或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受到自然限制和人类选择包括人类追求的目标、技术进步、制度安排、文化价值、生活水平、消费方式等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它随着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政策制度体系的优化、人类环境意识的提升、管理水平和能力的提高等因素而不断提高。但碳环境容量的提升速度较慢，往往低于人口增长速度，导致人均碳环境容量呈下降趋势。
“碳中和”目标也蕴含碳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其实质可以理解为在减排和增汇两条基本主线上双向发力，即通过低碳技术、零碳技术和负碳技术等系列技术手段和配套措施的开发和运用，约束、减少或降低人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通过植树造林、修复退化生态系统、加强自然保护等途径增强或提高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或碳吸收能力，最终把人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在生态系统“碳”吸收能力的范围内，达到二者之间的动态均衡，或者前者能够被后者的固碳量所抵消，起到所谓的“中和”效果或作用，从而实现二氧化碳的净零或者负排放。增强或提高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相对缓慢的过程。因此，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心还是应该放在化石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和结构转型、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的大幅减排上。
绿色生产力及其驱动机制
碳排放的三个“倒U型”曲线演变规律主要侧重反映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效应和驱动作用，不能直观地体现经济发展自身的驱动力、阶段性特征和演替规律。这就需要把碳排放的演化与经济发展自身的阶段性特征对接起来，以更深层次地揭示和了解低碳转型发展的驱动力——绿色生产力及其驱动机制。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既前后相继、依次推进，又彼此相容、此消彼长、互动影响，存在着由低到高递进的发展规律。该理论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不同动因，而且也体现了该国在不同阶段的突出特征和基本样态。
世界经济论坛（WEF）曾采用两个标准来衡量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程度：一是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GDP水平，二是用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中矿产出口比重来衡量各国的要素驱动程度。由此，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要素驱动阶段，第二阶段是效率驱动阶段，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并且还根据一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变化情况，细分了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两个过渡阶段。提出了不同阶段的人均收入标准以及基本需求要素、效率提升要素、创新驱动要素指标的权重标准。
在以上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基础上，结合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三个“倒U型”曲线演化规律，可以将从高碳发展到低碳发展的整个发展过程划分为要素驱动（Factor-driven）、资本驱动（Capital-driven）、效率驱动（Efficiency-driven）和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四个阶段（见图1）。
在要素驱动阶段（尤其是资源驱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诸如土地、能源、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增加来获得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尤其依赖石油、天然气、矿产、农产品等资源要素，对资源的索取和破坏急剧增加，导致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在该阶段，自然资源相对充裕、廉价，资源利用方式粗放，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很低，技术水平以资源或污染增强型的或者资源或污染密集型技术为特征，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伴随着资源利用和包含碳排放在内的污染排放以更高的速度激增。
在资本驱动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以资本投资的增加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竞争优势的获得途径。在该阶段，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有较为强烈的投资意愿和扩张冲动，再加上大规模引进和模仿国外技术，从而迅速形成规模化经济，进入快速增长的“赶超期”（罗交晚，2014）。虽然该阶段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要素利用效率和资源环境效率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逐步增加，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主导作用，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随着投资驱动的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尽管资源利用规模和环境污染排放增速相对于要素驱动阶段有所回落，然而仍保持在一个较快的增长水平上，因此，该阶段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产生巨大规模的强烈冲击。同时，该阶段还面临着要素成本优势殆尽、“资源诅咒”效应凸显、投资效益递减、产能过剩、承载力接近或达到上限、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问题和趋势，使得传统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在效率驱动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其中包括资源环境效率。该阶段是对要素驱动特别是投资驱动的“破中有立”，针对要素投入数量的限制，侧重于要素质量的提升。与要素和投资驱动阶段相比，该阶段各类要素的物质形态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但其蕴含的能量、潜力、能力以及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结合方式、所处的地位以及能够发挥的作用、影响与控制范围等，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李凌，2013）。该阶段各类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意与创新元素不断涌现，要素能级不断提升，技术进步的作用明显增强，特别是资源环境效率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出现突破，资源利用和污染排放增速大幅回落，并且对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作用明显趋于缓和，发展方式相对集约。效率驱动阶段作为创新驱动的前导阶段，不仅对要素驱动阶段具有“承前”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启后”的作用，为创新驱动提供前提和保障。
在创新驱动阶段，创新成为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创新既包括了技术创新，也包括体制、结构、组织、人力资源和分配机制等方面的创新，而且带有明显的“绿色”特征。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提高经济的竞争性只能依靠技术创新。创新驱动目的在于根本性地解决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所带来的困境，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但并不排斥和摒弃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作用，是按照创新的需要并立足于创新的基础来整合不同的要素和投资，更好地发挥要素和投资的效能（罗交晚，2014）。该阶段在创新尤其是绿色创新包括资源节约和污染减排技术创新的驱动下，经济增长质量迈向更高台阶，增长方式进入集约化的轨道，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规模稳定下降，呈现出更加绿色的底色特征，实现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强脱钩。
在上述这四个阶段中，如果把资本驱动阶段纳入要素驱动阶段，那么四个阶段就相当于世界经济论坛的三个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如果把效率驱动视为广义上的创新驱动，那么这四个阶段则对应波特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前三个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而波特的财富驱动也需要以创新为动力源，只不过与创新驱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更强调金融和相关产业创新，可以总体上纳入创新驱动阶段。
在低碳转型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征包括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经济增长方式、技术进步特征、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资源环境特征如表1所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驱动因素的演替同时代表了生产力的绿色化过程即由浅绿到绿色或深绿的发展过程，也是推动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由相对脱钩到绝对脱钩的过程，经济形态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目前基本上处于中碳发展的中后期阶段，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效率驱动或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过渡阶段。在此背景下，加快发展绿色生产力，不仅有助于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质的飞跃，而且还将发挥显著的降碳减污作用，加快“双碳”目标的实现。
新形势下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行动路径
发展绿色生产力应把握的重点
发展绿色生产力，应以绿色创新为核心，把绿色技术作为生产力跃升的重要动能，尤其要强化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包括数智化技术），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广阔发展空间。绿色创新不仅包含环境维度，而且包括经济、社会维度，具体涉及技术、制度、组织、文化等多个方面。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创新在推进节约资源能源、减少污染和碳排放方面通常发挥着先导性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绿色创新呈现出由单项技术、单项工艺、单种产品和单个过程改进或增量创新向大规模、集成化或整合化、深层次的激进式系统创新方向转变的趋势；由为末端治理方案提供支撑向为生产和消费全过程控制方案提供支撑方向转变的趋势；由单纯注重技术单一维度创新向包含技术创新在内的全方位、多维度创新方向转变的趋势；由微观层面的企业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组织和管理创新向宏观层面的全社会结构、组织、制度乃至文化创新方向转变的趋势。绿色产业正在孕育新技术、催生新业态、创造新供给、形成新需求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绿色发展动能。发展绿色生产力，要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市场导向相结合，加快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一方面要加快绿色低碳技术的攻关，增强绿色技术供给，壮大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加快绿色技术转化应用，赋能传统产业，培育新的绿色增长点，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快绿色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特别是加强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协同推进，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胡军等，2024）。
发展绿色生产力，应推动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绿色化跃升，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也对生产力各要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具备绿色属性和特征，并且生产力要素优化组合要把绿色、低碳、循环作为根本要求和变革方向。从劳动者来看，绿色生产力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的环境保护或生态文明意识，具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要推动适应绿色、低碳、环保产业需求的高素质劳动者队伍建设和培养体系。从劳动资料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迫切需要加快绿色低碳技术等生产资料的创新发展，包括以数智化手段为工具。从劳动对象来看，绿色生产力要求将传统劳动对象拓展到生态资源、新能源、数据、信息等新型要素主导的资源要素配置及优化组合中。其中，自然环境是生产力的自然物质基础，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以新技术和新要素的优化组合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以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优质生态产品为需求牵引，催生新消费、新产品、新产业、新市场，带来发展模式、供应模式、消费模式的变革（胡军等，2024）。
发展绿色生产力，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配套的政策制度体系。其中包括完善促进绿色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开展相关科技、教育、人才等领域的改革，着力打通制约绿色生产力发展的瓶颈、堵点和卡点。建立和完善促进绿色生产力发展的相关法律、政策、标准、市场和监管体系，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等。通过政策引导、体制机制创新、强化管理等多种方式，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有效促进绿色生产力发展。
加快推进传统生产力绿色化变革
当前，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渐次达到峰值，或进入平台期，而碳排放总量还在保持上升态势。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得到根本缓解，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和冲突。发展绿色生产力可以通过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等途径，促进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也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化改造和升级提供不竭动力，是加快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在新的历史阶段，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力度加快推进传统生产力的绿色化变革，争取实现绿色生产力发展与降碳增汇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协同，确保“双碳”目标能够如期实现争取尽早实现。具体而言，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力。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低碳转型，能源先行。通过传统能源高效利用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带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和创新，有助于优化能源产业结构，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供应中的比重，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和碳排放，推动经济低碳转型。如海上风电技术特别是漂浮式风电技术，使得风电场可以建在远离海岸的深海区域，获取更稳定和更强的风力资源，提高风能的利用效率。借助智能电网、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对能源消耗的实时监控和管理。促进能源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实现高效整合与优化配置。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新能源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数字技术在能源领域的推广应用，将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重要支撑。
促进产业结构转型，降低产业端碳排放。发展绿色生产力不仅是传统生产模式的变革，更是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升级。通过引导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升级，有助于减少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比重。通过加大第二产业节能降碳和绿色低碳转型力度，包括能源、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交通、建筑等行业和领域，建设绿色制造体系，有助于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高耗能高排放发展路径的依赖。绿色生产力可以不断优化产能规模和布局，持续更新土地、环境、能效、水效和碳排放等约束性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主要突破口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推进形成主导和引领全球前沿未来产业的关键驱动力。这些战略新兴产业普遍具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污染排放少的特点，其快速发展对于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产业链，降低产业端的碳排放水平具有深远意义。
强化技术创新，破解“碳锁定”效应。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能耗强度明显高于世界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能源环境问题依然严重，工业企业节能降耗、减排治污仍需攻坚。受益于长期报酬递增激励的碳基能源系统会产生所谓的“锁定效应”，妨碍低碳、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低碳经济的发展，这在资源型城市更为明显。在新的发展阶段，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精尖科技取得关键性突破，共同催生了以“绿色”为底色的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替代、产业升级、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环境风险降低等方面的综合作用，能够有效破解“碳锁定”效应，激发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变的潜能。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解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改进能源存储解决方案，如通过智能电池管理系统来提高能源存储的效率和可靠性；智能电网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负荷管理，优化电力分配，减少因低效分配造成的能源损失；通过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可以预测设备维护需求，减少因设备故障导致的能源损失等。在“固碳”领域，碳捕获、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推动“碳锁定”条件下的技术创新，从而推动了“碳锁定”的解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可用于优化碳捕捉、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提高其效率和降低成本，进一步突破“碳锁定”效应，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增强碳汇能力。森林、湿地、草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具有清洁空气、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等生态功能。通过合理保护和利用这些自然生态系统，能够提升其碳汇能力。一方面，绿色生产力的提升往往伴随着技术创新和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促使生产者采用更加环保的生产方式和技术，也为生态产品认证提供了科学的技术标准和评估方法。另一方面，随着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与生态产品认证体系的逐步完善，消费者对生态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在绿色生产力对生态产品供求双向影响的作用机制下，能够进一步激发生态产品价值。与此同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所创造的经济激励有助于提升碳汇资源数量和质量，并激发社会各界对生态保护的投资和热情，从而增强碳汇能力。如就森林碳汇领域而言，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导下，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高附加值产业蓬勃发展，成为推进生态修复工程、植树造林、保护森林等活动的重要驱动力，有效增强了森林碳汇能力。在海洋碳汇领域，依托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工程提升海洋碳汇增量、开展蓝碳交易、开发海洋可再生能源、保护滨海湿地、探索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等方式，增强碳汇并降低碳排放，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多领域应用助力绿色低碳城市建设。在交通运输领域，绿色生产力推动了清洁能源的广泛应用。相比传统燃油车，新能源汽车在减少碳排放、降低空气污染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为城市居民绿色出行带来了新的解决方案。在建筑行业，绿色建材产品的生产和应用具有显著的减碳效应。通过研发和应用节能、环保、低碳的新技术、新材料与新工艺，包括但不限于建筑节能材料、智能控制系统以及绿色施工技术等，能够有效降低建筑能耗和碳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推动建筑行业向绿色化、低碳化方向发展。
促进工业“降碳”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不仅要落实绿色环保的基本要求，还应积极推进减排降碳。工业部门是能源资源消耗的重点领域，也是我国碳排放的最主要的来源部门。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鼓励传统工业产业淘汰低效设备，应用先进设备，有助于完善绿色制造体系，深入推进清洁生产，打造绿色低碳工厂、园区和供应链。此外，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够弥补创新成本，促进“降碳”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为工业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促进数字化和绿色化、现代服务业和绿色制造、绿色消费需求和绿色产品供给等深度融合，积极开发低碳技术、低碳工艺和低碳产品，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能够让绿色低碳成为新型工业化的生态底色。
加快农业低碳转型与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农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也是固碳、用碳的重要领域。通过引入先进的农业科技和管理模式，运用农业生产的智能化、信息化和精准化技术，能够改进灌溉技术、推广节水农业、提高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的综合利用率，实现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这不仅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还可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在固碳方面，通过推广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等绿色农业模式，以及科学施肥、节水灌溉等措施，可以有效控制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过度使用，提升农业碳汇，巩固提升农业碳汇功能。同时，资源化利用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努力方向。绿色生产力的发展为碳资源化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产业基础，使得碳资源化技术得以更好地应用于实践并产生实际效益，有助于增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
【本文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基础能力增强计划”可持续发展方向课题阶段性成果。
执笔人：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 陈劭锋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舒甜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悦颖】
参考文献略
责编：冯一帆／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