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舒钰、李稻葵、厉克奥博(作者均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支撑。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应提高到92%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应提高到60%。《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要求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应不低于4%。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持续增加的教育投资在提升国民素质、促进教育公平的同时,究竟带来了多高的经济回报,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是否比基础设施、设备投资等物质资本投资显著更高,这是关乎教育事业长远发展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教育对增大我国人力资源潜力、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尤为重要。
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教育投资到底收效如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基于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教育回报率的分析,测算了教育投资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宏观经济回报,并由此得出政策启示。
我国教育投资回报率较高,不存在教育投资过剩问题
为了探析教育投资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我们提出了宏观教育回报率的概念,将教育投资类比于宏观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投资回报率计算。这一概念既不同于在微观研究中广受关注的教育的个人回报率,也有别于教育的社会回报率。该指标以总体教育经费作为教育总成本的测算依据,以GDP中由教育水平提高所贡献的部分作为教育总收益的测算依据,选取超过50年的时间窗口,计算教育投资的内部回报率。经过分析测算,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1978年以来,我国不断增加的教育投入不仅提升了国民素质,也产生了较高的宏观经济回报。我们研究发现,1978年—2020年,我国各教育阶段的毛入学率都不断增加,提升各教育阶段毛入学率所需新增的教育投资带来的宏观教育回报率为20.7%。这一回报率高于经济学文献测算的同时期18.1%的平均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亦高于以微观家庭数据为基础测算的教育回报率。这表明,我国持续扩大教育投入在提升国民素质的同时,也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第二,我国不存在教育投资过剩问题,教育投资回报率没有出现边际递减现象。我们研究发现,当前增加高中、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毛入学率所带来的教育回报率均超过了1978年—2020年的历史教育回报率,表明我国的宏观教育回报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宏观教育回报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存在互补性。随着我国资本存量的增加,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必然要求有与物质资本增长相匹配的人力资本的提升。此外,我国经济的技术复杂度不断提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对人的专业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加强教育投资以提升我国经济的人力资源储备,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实现较高的投资回报。
第三,当前我国的宏观教育回报率显著高于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研究发现,对高中、大学和研究生阶段进行教育投资的宏观回报率分别为27.1%、20.9%和21.6%,远高于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测算的我国经济5%的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当前,我国经济的物质资本回报率仍然呈现下降的趋势,而教育投资,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投资,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仍然很高。这说明,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衡量,相较于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投资,现阶段将公共资源用于教育投资更为有效。
要继续重视教育,增加教育投资,提升经济发展潜力
当前,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我们研究发现,我国的宏观教育回报率显著高于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由此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要持续增加教育投资,提高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教育投资不仅有助于增加我国的人力资源潜力,有效对冲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还能产生较高的宏观经济收益。教育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回报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断释放,教育回报率在短期往往被低估。因此,与教育相关的经济政策制定需立足长远,不仅关注短期的成本收益,更应考虑教育投资在未来日益增长的收益。通过持续增加教育投资,增大经济发展潜力,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第二,关注基础教育阶段的普及,推动高中阶段教育全面普及。相较于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基础教育阶段普及面更广,扩大基础教育阶段投资以提升教育普及率,不仅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价值,同时也可以产生更为显著的经济效应。应加快高中阶段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这既可以有效提高我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经济增长潜力,也是应对当下人工智能和出生率下降双重挑战的重要手段。
第三,引导社会压缩一部分低效的物质资本投资,促进政府投资向教育领域转移。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善,投资收益率出现明显下降。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未来教育投资将持续产生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报率。基于此,我国应压缩一部分低效的固定资产投资,腾出资金用于教育普及,并引导社会资本积极投资于教育领域,使教育投资更好地贡献于人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