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技术创新与普及重塑了人们的社会交往，交往结果可体现为个体行动者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数字时代社会交往的主要形式包括即时通信、内容分享和虚拟现实，在社交主客体、工具、规则和网络方面呈现新的特点，根据与传统社交的关系可大致分为传统主导型、数字主导型和二者均衡型三类。在数字社交背景下，社会资本的定义应充分考虑网络社会连接、网络信息获取和网络社群组织；内容应囊括数字财富、数字权力和数字声望；在达高性、异质性和广泛性三个测量标准上都得到显著扩展。数字社交通过社会资本的“获得-维护-动员”机制促进其提升，强化了初始位置效应和网络运作效应，为强关系社会资本维护提供便利，在动员各种形式的联系性社会资本方面展现优势。
【关键词】数字技术 社会交往 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9.004
【作者简介】边燕杰，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领军人才”特聘教授、博导，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关系社会学、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主要著作有《论关系与关系网络》《社会网络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社会学：理论与研究》《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等。
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社会学议题。如果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社会交往则是一切社会关系借以发生和发展的前提。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类的社会交往范围和形式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对于不同时代的人口主体而言，农耕时代将人们的社会交往束缚在村落社区的熟人圈内；工业时代极大地拓宽了社会交往范围，城镇生活空间在熟人交往之外增加了半熟人和陌生人交往的广泛机会；而数字时代则史无前例地创造了线上虚拟空间，掌握数字技术的人们，无论其性别、年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有何差异，均可在线上开展跨结构边界的、符合自我意愿的社会交往。
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来分析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回答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的数字社交分析意义何在？第二，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有哪些新形式、新特点与新模式？第三，数字社交赋予社会资本的定义、内容、测量哪些新的内涵与要求？第四，数字社交条件下社会资本的获得、维护、动员机制是什么？余论部分提出若干未来研究议题。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的数字社交分析意义
社会交往是社会学创立近两个世纪以来的经典议题，而社会资本则是该议题在现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核心理论成果。
齐美尔是社会交往研究领域的先驱之一，他在《社会学：关于建构社会形式的探讨》一书中系统分析了社会交往的形式与内容，提出社会互动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成，社会结构正是通过个体间的互动而得以建构的。[1]与之相呼应，韦伯在其社会行动理论中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交往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类的行为是有意义的，这些行为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孕育了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空间的基本形式和内容。[2]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深入探讨了通过语言等符号进行的社会交往，强调了个体自我意识的形成依赖于与他人的互动，这一观点揭示了社会交往在塑造个人身份和社会关系中的关键作用。[3]戈夫曼在其戏剧理论中将社会交往比作舞台表演，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探讨了个体如何通过交往管理他人对自己的印象。[4]怀特创立的社会网络分析推动了社会交往研究的科学化，[5]其弟子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是社会网络理论的代表性成果。[6]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网络分析范式的崛起和普及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学理基础。
虽然社会资本概念于20世纪前半叶出现在若干学者的著述中，[7]但对这一概念的严格定义和理论阐述则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可以看作社会网络分析范式的直接理论成果。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深植于个人或群体的纽带关系，而社会交往活动正是纽带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并由此交换资源的结构依托。[8]可见，从社会资本理论建立之初，社会交往便是其中重要的议题。此后，以科尔曼、帕特南、伯特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在此领域深耕，不断发展相关概念和理论。[9]同时，在重视人际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华人学者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构建了一个社会行动者视角下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阐述了网络结构嵌入、社会资源动员、个体行动目标达成的三要素联动的社会资本的获得和使用过程。[10]笔者将社会资本理论运用于中国主体话语体系下的分析，提出“强关系假设”[11]并开创了“关系社会学”。[12]如今，社会资本理论被广泛运用于社会交往过程、结果及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对于研究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具有直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意义，理由如下。
其一，维持和获取社会资本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动机。资源的有限性使个体行动者将维持既有资源和获取新的资源作为社会交往行动的重要动机。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交往行动区分为表达性行动和工具性行动，前者旨在维持既有资源，如与亲友和熟人等强关系的交往；后者意在获取新的资源，如向半熟人和弱关系，甚至通过间接关系向陌生人寻求帮助。数字时代衍生出的新的社会交往形式仍可依据表达性和工具性两类行动进行归类，其动机分别以维持资源和获取资源为重。因此，通过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视角研究社会交往，能够透过行动者具体的社会交往行动，探究其背后本质性的目的和动机。
其二，社会资本影响社会交往模式及策略。行动者依据拥有的社会资本的特性来决定其社会交往模式，追求以较低的努力获取较高的回报。当行动者通过弱关系联系大量的、异质性的社会位置拥有者及嵌入其中的资源，则其社会交往模式是广泛而非亲密的；当行动者通过强关系触及较高社会位置及嵌入其中的资源，则其社会交往模式可能是高频的、亲密的、承诺义务和互惠的。数字时代发生了线上和线下两种不同的社会交往模式。例如，拥有丰富线上社会资本的行动者，其社会交往策略可能以线上高频且亲密的交往为主、线下交往为辅，而这种线上社交模式可能进一步促使其线下社交模式随之改变。因此，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社会交往模式揭示了行动者如何利用现有社会资本优化社交策略。
其三，社会交往的结果可体现为行动者社会资本的变动。诚然，维持或获取社会资本是社会交往最重要的动机，但并非所有社会交往都在行动之初明确地以此为目的。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为人们与陌生人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这些行动不能被视为传统意义上典型的“目的性行动”，但两者的边界已愈发模糊，其结果仍可使用社会资本的变动加以衡量。譬如，行动者起初在社交媒体上无目的地分享信息及互动，却因此获得了关注者的认可和支持，从而增加了自身社会资本。可见，通过考察社会资本的变动，可将行动者的社会交往行为纳入一个统一的、结果导向的、可量化的研究框架，而无需区分这些交往是否出于某种明确的目的。
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形式、特点与模式
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催生了一系列新型的数字社会交往形式，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即时通信平台，如微信和腾讯会议，允许用户进行实时的文字、语音和视频交流；第二，内容分享平台，包括抖音等内容分享平台，以及知乎等在线社区和论坛，用户可借此发布、分享和讨论各种内容；第三，虚拟现实平台，包括虚拟现实社交平台和多人在线游戏，用户可以通过虚拟角色进行互动。这些数字时代的新型社交形式，使得行动者能够跨越传统社交的时间和空间界限，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建立连接。
采用上述形式的数字社会交往亦具有一些新的特点。首先，从社交主客体来看，数字时代社交主体具有虚拟性、匿名性、多样化、碎片化等特点；同时，数字社交可以缺少明确的社交客体，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交客体甚至可能不是人类。其次，从社交工具来看，区别于印刷机时代“少数人说、多数人听”的媒体精英文化，数字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这导致了信息数量过载和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同时，智能移动终端使行动者能够随时随地与他人互动，这种便捷性提高了互动双方对社交响应速度的期待，人们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斟酌字句、深度思考，使数字社交呈现出一定非正式性、非持续性和非理性的特征。[13]再次，从社交规则来看，若不考虑互联网技术的可得和使用这两道“数字鸿沟”，[14]数字社交相较于其他社交方式具有规则上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年龄、性别、职业等都不再成为限制交往的客观条件，而这种不设门槛的去中心化社交方式也弱化了数字社交的规范性。最后，从社交网络特点来看，数字社交所受限制较少，因此社交网络的广度和深度皆比之传统社交有较大的提升，跨种族、跨文化、跨地域的“时空压缩”式交往使卡斯特所预言的“80亿人的连接”得以实现。[15]
数字技术提供的种种便捷使线上交往的比重迅速提升，传统社交方式因此受到影响。然而，数字社交与传统社交的关系目前尚无定论。一些学者持“抑制论”，认为个人精力的有限性使其能够用于社会交往的总时间是大致不变的，数字交往所占时间增加，传统交往所占时间相应减少，因此数字社交对传统社交产生替代效应；[16]此外，数字社交多是无需调动太多时间和精力即可完成的伴随式行动，而传统社交方式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安排和规划，当个人逐渐形成了对伴随式社交的习惯和依赖，其传统“面对面”社交技能可能下降。[17]另一些学者则持“促进论”，认为数字技术帮助人们打破了与现实亲友进行传统社交时可能存在的时空限制，“临场感”的重建允许人们随时随地保持联络，使得亲密关系得以存续，因此数字社交对传统社交起促进作用；[18]同时，互联网上信息体量大、搜寻成本低，兴趣驱动型社交聚集“同好”的难度随之降低，许多“网友”延伸至线下成为现实朋友，因此数字社交不失为传统社交的重要补充。[19]
根据行动者对数字社交和传统社交方式的使用频次，可以将数字时代社会交往模式大致分为三个类型。第一，传统主导型。这类行动者的特征是鲜少通过互联网渠道拓展社交范围，数字社交对象多为现实亲友，数字社交对他们来说是传统社交在线上的延伸，主要采取传统社交方式来维持或获取社会资本。第二，数字主导型。这类行动者偏好借助数字技术与他人沟通和互动，其社交范围可能比较广泛，线上互动比较活跃。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中，一个人可能只维持与人类进行最低限度的必要交往，大部分社交时间与人工智能为伴，这种情况在未来或许并不罕见。第三，二者均衡型。无论该类行动者是否善于社交，他们均衡地使用数字和传统社交方式。[20]
数字社交与社会资本：定义、内容与测量
数字时代社会交往形式、特点、模式等的变化，促进了社会资本定义、内容与测量的变化和更新。
数字社交背景下社会资本的定义。纵览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其定义一直比较宽泛，不同学者根据自身研究重点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差别化解释，本文简述其中较为经典的三个。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中能够为行动者特定行动带来资源的社会连带，列举了六种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个人的道义与对他人的期待、个人获取信息的潜能、个人的权威连带、群体的规范与制裁、自发的公民组织、目标导向的组织。[21]在科尔曼的定义中，社会资本既包括行动者个体与他人较小规模的连接，又包括了较大规模的社会组织。而帕特南所定义的社会资本则更偏重于后者，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群中水平的社会链接”，如参与公民组织，因此社会资本可以用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来测量。[22]林南则更偏重于前者，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具有涉取性的、可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23]
上述定义共通之处在于：第一，社会资本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网络（无论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而社会交往正是纽带建立的基础；第二，连接纽带中产生的信息交换是社会资本运作的基础，而信息是在社会交往中流通的；第三，组织是社会资本在群体层面的具体依托，也是社会交往的结果。数字时代，人人皆可通过互联网建立连接纽带，这将不可避免地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包括社会资本的定义。实际上，社会学家早已注意到信息传播媒介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将美国社会资本的降低归咎于社区的衰落，而后者是由通勤时间、工作压力、代际更替以及电视普及导致的，其中电视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帕特南认为，人们将本应用于在社区与友邻进行社交的时间用于看电视，这直接造成了社区的衰落。[24]那么互联网取代电视成为数字时代最主要的信息传播媒介，是否也如同电视般抑制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呢？答案应是否定的。因为互联网与电视本质的区别在于，电视只能单向的“观看”，而互联网可以产生双向的“交往”。
对照社会资本定义的三点共通之处来看，在人与人的连接方面，互联网的普及使人们产生连接的渠道大大增加，扩大了社会交往的范围，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在信息获取方面，互联网使人们获取和交换信息的能力大幅提高，有助于社会资本更加高效地发挥作用；在组织建设方面，互联网帮助人们在虚拟空间建设各种社群，且这些虚拟社群在数量上远超现实社群。可见，数字时代社会交往的新变化对社会资本定义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上述经典定义受限于提出时间并未将数字社交纳入框架之中。社会资本的定义在数字时代应得到更新，充分考虑到网络社会连接、网络信息获取和网络社群组织。例如，在群体层面，应将网络社群组织纳入考量，使现实和网络社群中的社会连接都得以计算为社会资本；在个体层面，应注意到嵌入网络社会结构的资源，使行动者在目的性行动中摄取和动员的现实及网络资源的总和为社会资本。一些研究者已经在这些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如威廉姆斯提出了“线上社会资本”理论，将嵌入线上人际网络的资源纳入社会资本讨论范畴。[25]
数字社交背景下社会资本的内容。林南根据韦伯的观点，将社会资本的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财富、权力和声望。[26]在数字时代，这三方面内容的具体内涵应得到进一步阐释和扩展。第一，从财富角度来看，数字经济带来了新的财富形式，如虚拟货币、数字资产和数据本身，此类数字财富有时很难用法定货币估算其价值，更好的办法或许是作为新的财富形式单独进行统计。第二，从权力角度来看，权力在数字时代变得更加复杂多样，除政府和企业外，新兴的数字平台、科技公司等也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且这些权力常常是垄断性的。正如福山所说：“不像传统的企业，数字领域的科技企业，竞争的不是市场份额，而是市场本身。”[27]这些平台的权力急剧膨胀，已经足以控制信息、引导情绪、操纵舆论，乃至影响现实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与传统权力部门相比，信息技术助力下的数字权力在信息传播速度、信息传播范围、数据收集和分析、用户参与和互动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非常有必要将数字权力纳入社会资本的范畴之中。第三，从声望角度来看，在数字时代声望可被进一步区分为现实声望和数字声望。笔者认为，现实声望是个体在物理世界中通过传统媒体、专业成就、公共服务等方式获得的认可和尊敬，而数字声望则是个体在数字世界中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在线互动、内容创作等方式建立的名声，可以通过关注者数量、评论数量、转发数量等方式进行描述。数字信息的传播模式使数字声望的积累速度远超现实声望，但公众的注意力也在丰富庞杂的信息中飘忽不定，因此以经营数字声望为生计的群体不得不将大量时间用于持续不断的数字社交和内容创作，而数字声望转化成其他资本的便利性和快捷性也使这些努力有利可图。在此逻辑下，数字声望已然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
数字社交背景下社会资本的测量。林南提出社会资本的测量应依据以下三个标准：第一，达高性，即行动者通过社会关系能够在金字塔形状的社会等级结构中触及的位置的高度；第二，异质性，即能够触及的位置的幅度；第三，广泛性，即能够触及的位置的数量。[28]数字社交环境扩展了这些测量标准，这反映了新的社会互动形式和网络特性。首先，达高性在数字社交背景下得到显著增强。数字平台提供了更广泛的接触渠道，使行动者能够接触到更高层次的资源。例如，通过社交媒体，用户可以直接联系到行业领袖、专家和名人，获取原本难以企及的资源和信息。其次，异质性在数字社交网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传统社会关系中的异质性通常受限于地理位置和社交圈层，而数字社交打破了这些限制。互联网连接了来自不同背景、文化和专业领域的行动者，极大地增加了社会关系的多样性。最后，广泛性在数字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数字社交平台允许用户同时维持大量的社交关系，通过即时通信工具、社交媒体和专业网络，行动者能够轻松地管理和维护数量庞大的联系人群体。综上所述，数字社交背景下的社会资本测量标准在达高性、异质性和广泛性三个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扩展和提升。这反映了数字时代社会互动的深刻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资本获取和利用方式的变迁。
数字社交与社会资本的“获得-维护-动员”机制
工业革命之后，现代性问题一直困扰着资本主义社会。“个体化”的现代人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变得更加孤立。正如贝克所言：“现代化的大都市和小城镇取代了传统的居住模式……家庭成员常常独立选择自己的社会关系，生活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之中……社会隔离和社会孤独有可能成为人际关系的主流模式。”[29]在此背景下，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社会资本的总体变动趋势受到学者的关注，其中一些研究得出“社会资本下降”的结论。[30]而今，数字技术使社会交往愈发便捷，许多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得以上升。罗家德在《复杂》一书中直观地对比了两个数字，美国人平均人际网络规模为634人，而互联网使用者的这一数字为669人，[31]可以初步说明数字技术有利于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这通常意味着社会资本的增加。一些严肃的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黄荣贵等使用上海的调查数据，发现即时通信平台有助于维护较广泛的亲友社会关系，内容分享平台则有助于发展和维护虚拟社会关系，这些互联网社交相较于传统社交方式的优越性使其更利于社会资本的累积。[32]笔者与雷鸣的研究发现，数字社交提升了个人社会资本的含量，且教育程度、职业地位、收入水平等因素对于这种提升作用的影响趋于弱化。[33]缪晓雷等认为，网络互动重构了联结性，线上和线下空间的交织形成了多样化的、可转化的人际网络，因此与非网民相比，网民在社会资本方面更具优势。[34]郭小弦和周润琪的研究发现，数字社交能够为行动者带来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本，在网络规模、网络多样性、网络顶端以及网络广度等方面都超越了传统社交方式。[35]本文亦认为数字时代社会资本是上升的，可通过社会资本“获得-维护-动员”机制在数字社交背景下的变化来分析。
数字社交与社会资本的获得机制。林南提出，行动者的社会资本获得过程受到了“初始位置效应”和“网络运作效应”的双重影响。[36]数字社交对社会资本获得的促进作用，可从这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初始位置效应”指的是，行动者在社会等级结构中的初始位置对其获得社会资本的能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具体而言，位于社会金字塔上层的个体，由于其初始位置的优势，能够更容易地获得优质的社会资本。这种初始位置可以是先赋的，如家庭背景、出生地等，也可以是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的自致位置，如受教育水平、职业成就等。在数字时代，网络社交工具的广泛使用为个体提高自致位置提供了更多途径，例如，通过互联网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个体可以获取有价值信息、提高自身知名度、积累数字声望等，从而提高自身自致位置的高度。这种自致位置的提升强化了“初始位置效应”，使得行动者更容易获得社会资本。“网络运作效应”强调了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质量及其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对于社会资本获取的影响。根据格兰诺维特的定义，社会关系的强弱可以通过交往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义务四个标准来划分。[37]强关系通常表现为交往时间较长、情感较深、亲密度较高、互惠义务较强的社会联系，而弱关系则相对松散，互动频率较低，情感联系也较为薄弱。在数字时代，行动者通过互联网可以更方便地与大量陌生人建立联系，而其中的一些弱关系可在特定情境下发展为重要的社会资本来源。弱关系的重要性在于它们通常连接着不同的社会圈子，这些关系中的资源和信息往往具有异质性，能够充当“桥梁”，帮助行动者跨越不同的社会圈子获取新资源和信息。因此数字社交不仅扩大了行动者的弱关系网络，还进一步强化了弱关系在“网络运作效应”中的作用，使得行动者能够更为广泛和有效地获取社会资本。
数字社交与社会资本的维护机制。传统强关系社会资本维护通常依赖于面对面的社会交往，而数字社交突破了时空限制，为强关系社会资本的维护提供了便利。数字社交提供了丰富的表达性互动机会。表达性互动是指那些以情感交流为主并且期待回应的互动行为，如聊天、安慰或表达支持等，旨在维持资源。与之相对的是工具性互动，旨在获得新的资源。通过数字社交媒体，个体可以更加便捷地进行表达性行动，例如，个体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生活瞬间等方式，频繁与社交网络中的他人进行情感交流。表达性互动对于强关系的维系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而言，强关系的双方是同质化的，拥有相似的社会背景、个人特征和价值观，共享某些生活经历，彼此认同互惠的义务，因此表达性互动更多地发生于强关系之间。此时，表达性互动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增强双方信任、巩固情感纽带，从而维持关系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持续的表达性互动，有助于确保双方强关系的动态更新，避免了关系的僵化与疏远。因此，数字社交使强关系的维系变得更加便捷。传统的表达性互动通常需要耗时耗力地进行面对面交流，尤其在地理位置分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数字技术大大缓解了这个问题，社交媒体的即时性和多样性使得个体能够更高效地维护其与强关系的联系，使亲密朋友或家庭成员可以通过数字社交实时分享生活中的点滴，从而保持情感的联结，即使地理上相隔遥远，也能够通过视频通话、语音信息等方式，提供一种接近于面对面互动的体验，这极大地降低了强关系维护成本。
数字社交与社会资本的动员机制。数字社交平台上紧密交织的人际网络，以及信息的透明化特征，在动员各种形式的联系性社会资本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数字社交的即时性和广泛性特点，使得个体能够快速动员大量社会资本。在传统的社会交往中，动员社会资本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面对面交流，而数字社交则通过减少沟通成本和提高信息传递速度来缩减资本动员周期。同时，数字社交平台强大的传播和扩散能力，使得社会资本的动员能够超越传统的地理和社交圈子限制，将其需求和信息通过一对多和实时动员方式传达给更大范围的潜在资源提供者，极大地提高了社会资本的动员效率。数字社交平台具有信息透明化和高度可访问性的特点，能够帮助他人快速且全面地了解行动者的背景、经历和信誉，这在弱关系和间接关系社会资本的动员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社会交往中，动员强关系社会资本比较容易，因为强关系网络的封闭性特征维持了内部人员间的信任，这种信任确保了网络资源的动员；而通过弱关系或间接关系建立信任往往需要长时间的交往和多次互动，方能动员嵌入其网络中的资源。如今，数字社交平台通过个人主页、动态更新、历史记录等方式，使得他人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取关于行动者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的公开性和可追溯性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有助于通过弱关系、间接关系甚至陌生关系而形成信任。因此，数字社交平台为各种形式的联系性社会资本的动员提供了可能。举例来说，众筹平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弱关系、间接关系甚至陌生关系的动员，许多参与者与发起人素不相识，但在数字平台的背景审核、行为激励、信息流通等机制下，参与者依然愿意为发起人提供支持。换言之，数字社交平台通过其即时性、广泛性和信息透明化的特征，不仅提升了社会资本的动员效率，还拓展了动员的范围，使得各种形式的联系性社会资本能被有效利用。
余论
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分析了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该理论视角不仅帮助我们甄别数字社交的动机、策略和结果，而且有助于分析它的形式、特点和模式。与此同时，数字社交条件下，我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内容与测量也有了新的认知，为此得出数字社交条件下社会资本的变动趋势应是上升的结论，该结论可通过社会资本的“获得-维护-动员”机制来加以解释和证明。
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及社会资本是一个内容宏大且快速变化的议题。本文受限于篇幅，仅围绕其中一些基本问题展开讨论，下面提出若干有待思考和研究的议题，希望对未来的研究者有所帮助。
议题一，数字社交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及动态演化。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现有文献指向数字时代互联网社会交往的应用有利于社会资本的提升。然而，在未来高度数字化的社会中，个体行动者更加充分地与其他人在网络上产生连接，现实社交需求可能越来越小，个体将面临“数字孤独”等新的社交问题。此时，高频线上互动是否导致真实人际网络的退化？个体社会资本会保持上升趋势还是转而下降？群体社会资本将会有怎样的动态演化路径？
议题二，数字媒介和数字技术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及其机制。数字技术使不可约化的社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模式可循，例如，社交媒体的算法能够在“刺激-反馈”过程中塑造个体的信息结构并织就“信息茧房”，或是在对个人隐私信息事无巨细的收集和分析中愈发精确地预测其情绪、偏好和行动。当个体行动者接收到的信息和未来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受控于数字技术时，其社会连接和社会信任是否也能够被操控？此时个体、群体乃至国家的社会资本将如何变动？
议题三，个体网络社会资本与现实社会资本的关系及其转化。在数字时代，网络社会资本成为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行动者在社交平台上构建和维护多重身份，这些身份有的是现实身份的延伸和强化，有的则和现实身份产生矛盾，那么个体如何管理和整合附着在多重身份上的社会资源？网络资源和现实资源之间的转化是否受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关系的影响？矛盾关系会阻碍资源转化吗？
议题四，虚拟社群组织和真实社群组织的关系及对其集体社会资本的影响。个体行动者能够便利地以不同身份加入各种虚拟社群组织而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促使数字时代社群组织的总数量呈爆炸式增长态势。在此背景下，真实社群组织是否会被替代而萎缩？还是会在虚拟社群组织的促进下更加活跃？进一步，虚拟社群组织内部如何形成信任、规范和互惠，对集体社会资本产生何种影响？
议题五，数字时代社会分层结构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及其机制。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分层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现阶段表现为“数字鸿沟”和“数字排斥”等现象，未来技术高速迭代可能使这种分化更加严重。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使用特定技能的劳动工人，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庞大的纺锤状中段人群。此时，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将如何影响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资本积累？这种变化是否加剧了社会资本的不平衡分布？
尝试回答以上问题，有助于进一步在社会资本理论的指导下深化数字时代社会交往的相关研究，为理解和应对数字化社会中的复杂社会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同时也能够为政策制定者、社会组织以及个体行动者提供参考，帮助他们在数字化进程中更好地获得、维护和动员社会资本，以增进社会整体福祉，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思钦对本文构思和写作有重要贡献；感谢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李晓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体育部讲师鲁肖麟、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缪晓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权小娟对本文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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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李思琪 美 编∕梁丽琛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n Analysis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Bian Yanjie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re reshaping people's way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dynamic change of individual actors' social capital. The main forms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include instant communication, content sharing and virtual reality, which presents new characteristics in the aspects of social subject and object, tools, rules and networks.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with traditional social interaction, it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radition-oriented, digitally-oriented and balanced.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social interaction,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capital should give full consideration to the factors of social network connection, network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network community organization; the content should include digital wealth, digital power and digital prestige; and the three measurement criteria of achievability, heterogeneity and universality are significantly expanded. Digital social interaction promotes social capital through the "acquisition-maintenance-mobiliz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s the initial location effect and network operation effect, facilitates the maintenance of strong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and shows advantages in mobilizing various forms of connected social capital.
Key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social interaction, social capi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