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络空间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不同文化的社会关系与亲密关系的作用路径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就早期的网络互动而言，BBS空间的匿名性与选择性及其陌生人之间情感的自由表达，使得网络亲密关系的个体主义情感特征更为明显，这与中国传统家庭主义主导的伦理义务型亲密关系构成了相当的张力。与之比较，后续网络社交媒体平台的充分发展，反而相对更加有利于熟人关系网络的连接。家庭主义的代际关系、亲属关系及朋友关系等亲密关系，可以更多地借助于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而得以强化。总之，个体主义文化与家庭主义文化的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张力，在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不同发展路径之中仍然存在。然而，网络虚拟数字人尤其是思维克隆的人工智能的可能出现，对不同文化亲密关系的变革性作用则有待持续观察与深入分析。
【关键词】网络空间 文化型构 亲密关系 个体主义 家庭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9.005
【作者简介】沈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主要论文有《“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与再定位——“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家”“国”关联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兼论“差序格局”的宏观建构》《人缘取向：中国人儒道互补的“关系”实践——兼论“差序格局”的性质再判定》。
网络空间的平台技术发展与社会文化逻辑
网络社会的兴起，一度也被认为是信息社会的到来。从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伊始，网络企业及信息技术的革命引发了产业与就业的经济转型，推动了网络互动与虚拟社群的生成，进而也被称为“网络社会的崛起”（卡斯特，2006）。沿着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可以看到，网络世界与资本主义体制的混合强化了消费体系和欲望体系，在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同时，使网络媒介的“拟像”取代了传统社会的“真实”，进而相较个体而言处于宰制性的地位（叶启政，1998）。当下电商平台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网络社会渗透于政治经济的中心性地位更加凸显（刘晗，2021），同时也使得网络化政治参与和网络化社会动员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库尔德利，2024：114～139）。无论如何，网络社会的来临，使得人类社会的确面临着自工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革命。这场革命从最早的信息革命到当下的人工智能创新，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与影响无疑是相当持久的。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到来，对于未来的体力劳动以及脑力劳动都具有相当的替代作用，其最终对人类本身的挑战、伦理风险乃至不可控性，使得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于人类命运都充满着相当的不确定性。
就社会关系而言，网络空间与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对30余年来的人际互动模式产生了根本性的触动，这也引发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广泛兴趣，尤其是推动了社会心理学与传播社会学在互联网研究领域的迅猛发展。早期网络社会学的关注重点多集中于网络空间所构成的线上“虚拟空间”与线下“物理空间”的二元区隔，亦即更多关注于未能谋面的线上虚拟关系对线下真实社会关系的某种替代，这种替代的结果是在塑造新型的社会关系，抑或导致更为原子化的孤立个体，这是曾经的研究重点之一。事实上，早期网络空间更多是各大网站的BBS空间，或是与线下生活有明确界限的网络游戏，由于电脑与网络使用的某种知识壁垒，不同阶层与年龄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一度也是造成不同群体线上与线下社会关系交往侧重点差异的重要因素。
但随着社交媒体与智能手机的充分发展，线上社会关系与线下社会关系的交错糅合日益成为主流。国外的Facebook、Twitter、Flickr、Youtube以及Wikipedia等社交媒体有着不同的功能与平台整合（迪克，2021），国内的微信、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的发展同样也呈现出了相当的功能分化。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无线网络与智能手机的兴起，不少老年人使用手机上网的难度进一步降低，其通过网络进行关系连接的可能性在不断拓展，“交往在云端”的“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日益成为普遍性的社会关系形态。由于不同的网络平台的功能差异，有学者对此提出了7个用于比较不同媒体和面对面交流的概念：交互性（interactivity）、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社交线索（social cuse）、存储（storage）、可复制性（replicability）、可及性（reach）和移动性（mobility），并倾向于认为网络社会关系包括了网络公共社区与个体私人交往这样两个重要层面，互联网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作用随之分为组织群体与私人关系两个层面（拜厄姆，2020：7～23）。
从网络公共社区的社会形态来看，网络平台的多元化信息虽然有着海量化的趋势，但诸多网络公司与平台出于商业化的需要，总是力图根据个人偏好推送资讯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个人及群体造成封闭化效应。这种网络过滤器或预测引擎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需求打造一个独特的信息世界，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过滤泡”（filter bubble），这种强制性的信息过滤不断强化个人的认知模式，从而在表面上日趋个人化的网络之中完成对个体的隐秘操纵（帕里泽，2020：8）。这种强化作用并不局限于商业信息，如果加之群体内的过度认同及群体间的分离对立，在社交媒体中极有可能会强化不同群体尤其是政治群体的极端观点。社交媒体在本质上常常并非促成了自由与宽容的温和态度，反而是由于其互动人群观点的相似性，使得自身的极端主义观点趋于合理化与正常化，同时使得对方阵营看上去比实际情况更加极端，进而可能会导致政治极端主义被进一步强化的社会后果（贝尔，2024：89）。
尽管网络平台与社交媒体的信息过滤与内部强化，在商业选择与政治融合等方面可能存在着诸多的消极可能，但是社交媒体的兴起对普通人表达“自我”与社会连接的拓展始终有着传统社会难以想象的提升，并且对社会关系与组织连接的基本方式有着根本性的触动。毫无疑问的是，社交媒体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无疑相对削弱了社会精英的表达权力，而使得普通民众能够在网络上主动发声，这在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普通民众难以发声以至于“无声”的社会格局。诸如Flickr等网站的图片分享平台使得普通民众的图片分享与汇集构成了信息传播与事件聚焦的基础，这样的网络平台使得大规模人群从共享、合作到集体行动的自组织模式得以可能，亦即为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提供了可能。这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同时也体现在社会性的“人肉搜索”与网络舆论的重要作用之中，网络舆情可以对某些事件的法律介入以至制度变革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舍基，2012：23～43，115～129）。
由此，网络平台及公共社区有助于陌生人进行自组织，进而对公民参与及组织行动都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尤其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网络舆论监督对于推动监督基层政府与信用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沈毅，2013）。然则，我们始终要关注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组织结构与网络平台的不同作用与衔接可能。如网络平台“人肉搜索”的舆情作用机制在不同社会文化之中都在发挥作用，但在中国社会网络舆情所可能造成的“社会性死亡”仍然带有儒家文化的“脸面”道德意涵（刘能等，2021；高亮等，2023）。这种全民式的网络舆情虽然已不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隐私透明机制，但仍然抱有对他人隐私的深度窥探欲，同时往往对他人行为有过高的社会道德要求。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使得同样的作用机制可能在不同情境之下有着不尽相同的脉络机理与社会后果。
如果聚焦到两者交往的社会关系，互联网的技术发展与不同社会文化的不同衔接路径更加值得深入关注。进言之，网络平台对于中国人以家庭主义文化为要核的社会关系及亲密关系的作用机理，与以个体主义文化为要核的社会关系及亲密关系的作用路径可能不尽相同。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新发展，对不同文化的社会关系及亲密关系的作用机理存在着相当的差别，以至于某些社交媒体的细节性技术设计本身更多是趋于适应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事实上，就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关联而言，不同于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与技术的社会构建论（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ocial shaping perspective）及技术驯化论（domestication）则更多认为技术与社会文化在不断地彼此影响，人们最终通过驯化与适应趋于将技术视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拜厄姆，2020：26～52）。在这种技术发展与社会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之中，互联网技术发展与不同社会文化的亲密关系变迁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逻辑，这才是本文力图初步厘清的研究脉络及主要的问题意识。
从群体性孤独到情感共同体：网络化个体主义的双重面相
如上所述，网络平台与技术发展对经济、政治及社会各个层面产生的作用及其后果，在各个领域可能都存在着双刃剑效应。如果从社会心理学及传播社会学的视角而言，我们可能更为关注的是网络技术发展对于社会关系及亲密关系的重要影响。对此，已有相当多学者做了比较细致的实证经验研究，但文化比较意涵的理论讨论可能还相对欠缺，尤其是不同社会文化之中社会关系与亲密关系的原型差异往往没有得到关注，从而相对忽略了不同社会文化作用路径在网络平台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别。
在既有的对个体主义关系及其网络交往问题的反思性研究中，雪莉·特克尔的《群体性孤独》一书取得了较大的反响。在特克尔（2014：1）看来，“当我们和机器人谈情说爱、与智能手机难舍难分时，我们通过机器重新定义了自己，也重新定义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出于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我们与机器人的关系正在升温；我们在网络上与他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却变得越来越孤独”。在特克尔的研究之中，对与机器人互动以及与网络他人互动的反思指向核心问题——网络互动并未带来革命性的亲密关系发展，人机关系最终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因此，看似网络空间、电子宠物与机器人所带来的社会关系扩展以至于人机之间的亲密关系发展，本质上可以归之为一种“群体性孤独”。某种意义上，“群体性孤独”的观点倾向于认为网络进一步加强了个体主义的文化，亦即认为网络关系拓展了弱连带以至于陌生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但对于强连带“亲密关系”的建构作用始终有限，因而其本质上并未改变个体内心的“孤独感”。
就诸如美国社会的个体主义文化的内核而言，其个人中心的价值观在极端意涵上本身就构成了对亲密关系的严峻挑战。应该说，早期Web1.0的电脑网站与BBS网络空间模式，开始了某种匿名性的网络社会关系互动的可能，这在本质上恰恰是与个体主义文化的自由选择性相契合的。网络空间之中匿名性的自我呈现可以更多带有某种自由性，个人主义的自我表现在其中往往更少顾忌。戈夫曼（2022）所谓的某种日常生活中的戏剧表演可以在此被悬置，其自我呈现可以在匿名性的不在场条件下更多展现出其“本我”的面相，而非社会性的角色期待。我们可以认为，早期的线上关系恰恰更多体现的是短期性社交关系，的确更多体现了情感性个人主义的特征。亦即这种线上短期性社交关系更多是由于彼此兴趣或吸引所展开，个体所展现的自我也更加符合其自由意志，个体的自发情感及其随时中断是这种短期性社交关系的基本特征。简言之，陌生人网络社区及其短期性社交关系本质上是与个体主义的价值观趋于一致的，某种与线下社会关系相分离的线上社会关系，更有助于个体主义价值观通过网络空间进一步放大。
与之相比较，Web2.0社交媒体的重要革命，真正打破了所谓线上虚拟社会关系与线下社会关系的二元区隔。各种社交媒体的交往空间拓展，其重点可能并不在于线上关系，反而更多地成为线下社会关系联络与拓展的重要依托。当然，诸如Twitter、Flickr、Youtube以及Wikipedia等社交媒体，还是有着更多自我展现、信息共享与知识积累等功能。但以Facebook为核心的社交网站，则在根本上是某种线下社会关系的联络途径与呈现方式，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线下社会关系的联络方式，尤其为不同地理空间的熟人网络提供了联系的便利。由此，Facebook等社交网站在本质上恰恰构建了某种熟人网络的线上空间，这种网络空间与展现方式很大程度上模糊了信息与关系的公私边界，一方面，能够展现个人的社会关系资源；另一方面，则对个人及家庭的隐私保护构成了相当的挑战（米勒，2020）。从这个意义上讲，Web2.0的社交媒体及其网络空间的扩展，恰恰成为个体在现实社会之中自我展现的某种回归，其实质基础则在于熟人社会网络的重构及其呈现，相当程度的线上实名性特征及其与线下关系的大量重叠构成了其主要特征。
这样的社交媒体对于更为紧密的线下亲密关系而言，无疑也成为跨越不同地理空间而进行联系的重要工具，但大量熟人关系的弱连带维系对于更为紧密的亲密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而言，可能的确作用相当有限。如果个体缺乏婚恋及家人等亲密关系的互动，而投身于网络空间及社交媒体的弱连带互动，恰恰会造成了看似大量投入社交、却缺乏深度亲密关系的“群体性孤独”。从美国人的线下社会关系来看，有研究通过美国综合社会调查发现，2005年与1984年相比，美国人认为和自己讨论重要问题的人减少了28%，以朋友为知己的比例从73%下降到了51%，亦即美国人越发孤独了（M. McPherson; L. Smith-Lovin & M. E. Brashears, 2006）。然则，网络交往对于美国人个体主义的孤独感是何作用倾向，“群体性孤独”观点对此倾向于认为，网络交往在深层意涵上强化了这种个体主义的孤独倾向。有研究进一步将其称之为某种社交媒体时代的“数字化孤独”，近年来对美国年轻人的调查研究显示，即使对年龄、性别、关系状况和生活状况等重要变量加以控制，使用社交媒体频率最高的25%的人和使用频率最低的25%的人相比，前者感到社交孤立的可能性是后者的两倍。这正体现了当下社交媒体的最终后果，大量投入于弱连带的线上互动而缺乏深度的亲密关系，最终恰恰加剧了个人的孤独感（德鲁因，2023：116）。
但另一些实证研究则认为，早期的网络关系不仅提供了弱连带拓展的可能，同时也为亲密关系的强关系连接提供了可能。如在韦尔曼等人看来，网络空间在事实上不仅可能更多提供了弱连带社会资本的信息支持，也更多提供了婚恋与朋友的强连带情感交往的可能。他们认为早期的线上社会关系与线下社会关系相比，可能在很多方面并没有质的差别，网络只是更大程度地拓展了交往的可能（B. Wellman & M. Gulia, 1999）。尽管韦尔曼等人对于网络互动的积极取向，构成了对特克尔“群体性孤独”的质疑，但其有关个体主义关系框架的内在逻辑仍然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就网络空间对于缓解抑或强化个体主义文化中的孤独感有着不同的看法与分析点。特克尔“群体性孤独”的分析更多有着对电子宠物和网络游戏角色判断的证据，而韦尔曼的分析则已经更多地指向线上与线下社会关系的融合与拓展，他认为网络虚拟社区恰恰构成了对线下社区缺失的重要补充，但两者对个体主义的文化内核的判定还是一致的。
在这种线上与线下个体主义关系及其社区拓展的判定上，韦尔曼提出了“网络化的个体主义”的概念。在他看来，由于个体主义社会之中，家庭、社区与组织关系相对弱化，社交媒体所促成的以个体为中心的网络连接在现实层面还是构成了某种“网络化的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lism）（雷尼&威尔曼，2015）。这种网络化的个体主义更加凸显的是个体不在场的情感性个体主义，反映了在现实社会个体主义逻辑之下，通过社交媒体而实现了以个人为中心、以弱连带为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此同时，个体在网络上根据个人兴趣而加入的若干网络社群，则可能类似于某种网络俱乐部，也可以看作是某种自由选择的网络部落，或者可以说是网络上更加具有流动性与松散性的“情感共同体”。这样的“情感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仍然是个人主义自由选择价值观，因此社交媒体在个体主义文化之下也趋于更多凸显后现代的个体情感关系及其网络社群“情感共同体”的可能（马费索利，2022：1～35）。
总之，网络社群性的“情感共同体”，恰恰反映了网站及其后续社交媒体所可能对“个体主义”社会关系连接的积极效用，其本质更多是趣缘选择性而非伦理义务性的。因此，“网络化的个人主义”在本质上还是某种弱连带社会关系通过网络条件的扩展，“情感共同体”更多是趣缘性质的同好连接，而电子宠物与网络游戏的发展进一步造成“群体性孤独”也同样是其必然结果。因此，“群体性孤独”与“情感共同体”，更多还是“网络化个体主义”在自由主义条件下的双重面相与可能后果，自由选择性始终还是其个体主义的内在要核。与之不同的是，家庭主义文化可能更多凸显的是某种“需求法则”的伦理义务为主导的亲密关系，网络技术与发展如果应用于家庭主义的社会文化，基本的作用效果及其微观技术的行为策略可能有相当的不同。这种文化比较的视角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之所在。
个体化与家庭主义的张力：中国人网络亲密关系变迁的双重面相
如果就中国社会而言，网络空间及网络社会的到来，被认为是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尤其是早期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对于中国传统诸如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以至亲密关系具有相当明显的解构与重构作用。陌生人的匿名互动对传统“差序格局”的亲疏远近构成了严峻挑战，似乎从根本上触动了传统家庭主义关系的基石（黄厚铭，2000）。某种程度上，Web1.0的BBS网络空间匿名性及其内含的情感性主导的个体主义价值观，恰恰构成了对中国传统重视人伦义务的社会关系的深度触动（沈毅，2010）。社会学观点也曾经认为互联网社会关系与中国人的线下社会关系性质有着根本差别，这是一种个体主义文化与家庭主义文化之间的张力，或者说是，时间维度短暂性、空间维度高选择性的“松散关系”是对于时间维度长久性、空间维度低选择性的“固定关系”的某种替代可能（翟学伟，2013）。其潜在的意涵应该在于，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乡土社会安土重迁、缺乏流动、累世而居的家庭主义社会关系似乎要受到根本性的触动，很可能会趋于发生偏向自由选择的个人主义关系转型。
其中，网恋与爱情的问题是网络互动的一个典型，这也包括了网恋最终发展成为线下爱情或者是纯粹的网恋及网婚关系（惠蒂&卡尔，2010：7～37）。这些线上或线下的网恋现象在中国社会也大量存在，早期中国的天涯网站就出现了局限于线上的网婚现象（刘华芹，2005：80～103）。这似乎一度也是中国人通过网恋而发生个体主义关系转型的明证，情感性关系而非义务性关系似乎是网络互动的显著特征。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社交媒体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对个体主义亲密关系的转型产生了进一步的重要作用。有研究关注到了由社交媒体所连接而发生的一次性身体亲密关系，这至少说明中国传统的婚恋、性别观念及其行为正在发生重要变迁，年轻一代对于情感、身体以至性关系的观念与行为日趋自由，网络平台与社交软件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条件（田林楠，2022）。由此，网络技术所带来的不仅是个体在网络空间的虚拟社会关系，更为某种自由主义或少数群体的亲密关系提供了可以拓展连接的技术可能。客观上说，伴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独生子女政策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及家庭结构本身也正在发生“个体化”的重要转型。少子化的格局不可避免地推动了传统家庭主义亲属关系的逐步疏离，个体婚恋模式选择的多元化格局也日趋明显，网络平台与社交媒体的发展恰好为某种自由主义的交往模式提供了技术可能。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的是，家庭主义的社会关系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并未完全削弱，反而由于微信群等技术手段的支撑而得以重新加强。亦即，网络社交媒体的运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地理空间的流动所造成的关系衰退的问题，使得身在不同地点的老乡、亲属、同学等的关系都能够重新通过网络连接起来。尤其是线上微信群的关系网络有助于重新建构乡村共同体的家庭、亲属及老乡联系，这样通过线上群体联系的相互支持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地方的整体性社会资本（金恒江等，2020），也对传统乡村的亲缘和业缘关系的重新嵌入提供了技术支撑（郝国强，2020）。如果从个体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社交媒体及网络平台同样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线上与线下社会关系的融合与发展。在前述韦尔曼对美国人线下关系及线上关系相互融合共同推动社群整合与社会资本发展的研究基础之上，边燕杰等人（2019）的调查研究更多关注于中国人的线上社会关系与线下社会关系之间的虚实转换，线上与线下社会关系的相互补充与转化而共同构成了个体社会资本的不同部分。
然则，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个体主义文化的社会资本与家庭主义文化的社会资本始终有着相当的差别：韦尔曼所提出的“网络化的个体主义”，很大程度上还是凸显了个体主义的网络关系之中强连带的情感投入与弱连带的信息支持特征；家庭主义的网络关系则更多重新呈现了“差序格局”亲疏远近的社会支持功能，以家人及朋友为中心的强连带义务性责任的重新嵌入仍然是家庭主义网络关系的核心特征。进言之，社交媒体的双向作用为家庭主义社会关系的连接提供了重新社群化与关系化的技术可能，尤其是亲缘与业缘的微信群在当下社会流动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为其日常交流与互动提供了网络空间的拓展可能。微信群正在成为群体互动的重要中介，微信群的群聊功能实现了多人互动的可能，看似相互分离的若干微信群已然成为个体进行社会连接的基础（姬广绪等，2017）。但就其实质而言，微信群及朋友圈的实质重点并非是拓展了弱连带，而更多是重新组织强化了既有的强关系连接，其重新建构的圈子文化本质上是重新回归熟人社会，现实社会尤其是职场或业界的权力等级关系在其中也重新得以回归（曾一果，2017；T. Xiaoli, 2021）。
从家庭主义内核的家人及朋友关系而言，微信及其通话、视频等功能对于核心性的朋友与亲密关系、家人与代际关系互动的重要性日益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原有的电话、手机等媒介的通话功能构成了替代作用。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加，微信给异地家庭关系互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吴炜华、龙慧蕊，2016）。与此同时，智能手机与网络平台技术的使用，对于一些老年人而言，相当程度上起到了弥合数字鸿沟的作用（周裕琼，2018）。微信与智能手机的交互使用使得远距离的代际关系互动成为可能，这应该也得益于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成年子女帮助父母老人学习智能手机与使用微信的“文化反哺”（洪杰文等，2019）。当然，并非所有老人都能够有效学习与使用智能手机及其微信软件，这就为更具家庭主义文化特色的家庭智能摄像头的兴起提供了可能。已有研究分析了这种智能摄像头在异地相隔的亲人连接中，发挥着亲情联结、远程照看、健康监护与数字记忆功能，生成了一种深度媒介化的数字亲情。这种智能摄像头对于一些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而言，更为符合其与子女互动的需要，因此对于农村留守老人及其子女的长期关系互动更为重要（刘战伟等，2023）。
总之，在互动的形式与内容方面，家庭主义与社交媒体之间常常构成相互形构而非解构的关联。在微信之外，在诸如抖音的表达之中，有研究发现抖音不仅使家庭成员的生命轨迹得以保存和展露，还与家庭生活中亲密情感、亲子互动等紧密相关。因此，家庭同样可能成为分析新媒介技术的重要文化视角（孙信茹等，2021）。在这样的分析视角之下，有研究从留守家庭青年群体的案例研究出发，进一步分析了抖音自媒体及短视频所呈现的“云端的家”（孙文等，2023）。也正是由于微信等社交媒体与家庭主义文化之间的内在契合性，社交软件的一些细节性技术设计常常也考虑到了其家庭主义互动模式的实质性需求。例如，微信群的一些诸如红包的功能比较契合关系主义的礼物文化，红包功能也成为微信群之中三者及三者以上进行互动的重要润滑剂，进而成为亲缘与业缘网络连接的重要中介（张放，2016）。又如，微信朋友圈的设定之中，有一项“仅三天可见”的重要功能，其本质上恰恰是个体达成自我展现的同时，可能需要避免在某些重要他人处出现表演失败的情境崩溃而造成的持续尴尬，同时也可以达成某种个体与不同社会关系及其熟人关系的相对分离（张杰等，2022）。
由此，一些传播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的案例研究，已经呈现了互联网技术与中国人社会关系及亲密关系变迁的重要现象，从而为后续的理论建构与持续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实质性的研究基础。家庭主义文化与社交媒体的融合发展，使得“家”并未完全因网络关系的冲击而消解，反而得益于社交媒体及网络平台的技术连接，家庭亲缘关系及代际关系的线上联系有了新的可能，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实社会的社会流动可能对家庭主义造成的冲击。某种意义上，从“交往在云端”（拜厄姆，2020）到“云端的家”（孙文等，2023）的提法转变，其实质或许也正是要突出中国人社会关系在网络空间之中的双重面相：个体化的自由主义亲密关系的上升与家庭主义血缘及亲缘关系的重构是同时存在的。网络本身对中国人的个体化及家庭主义的张力有进一步区隔分化的作用，不同的个体在网络中可以有基于自身价值取向的交往关系选择，甚至于同一个体在网络关系交往中也可以在不同条件下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从而达成某种自由与安全的选择性平衡。当然，由于中国社会与家庭结构的“少子化”日益明显及其价值观念的“个体化”进程，家庭主义亲缘关系的相对收缩应该将不可避免，而网络技术及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最终也将塑造新的社会关系及亲密关系。
自由与安全之间：网络亲密关系及“人-机”关系的未来展望
中国人的社会关系虽然历经政治运动的社会改造、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但其内核的家庭主义、“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及其结构在不同的政治组织及经济组织中可能仍然有相当程度的体现（郑伯壎，1995；王斯福，2009）。网络空间的出现，一度被认为是对中国人社会关系及其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全面挑战。如上所述，网络社交媒体的确为个体主义的社会关系交往乃至于亲密关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同时也为家庭主义社会关系在当下的社会连接重新提供了可能。可以说，网络技术的Web1.0网站BBS社区和Web2.0社交媒体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与个体主义和家庭主义的不同文化模式有更多的契合性，从而在Web1.0和Web2.0的不同阶段也会分别更多彰显出个体主义陌生人互动与家庭主义熟人交往的不同特征。
当然，上述的阶段性特征只是就总体层面而言的，诸多社交软件及其网络平台常常还是同时存在着陌生人与熟人关系的连接可能，个体在其中也有着相当的选择可能性。无论是个体主义的陌生人关系拓展，抑或家庭主义的熟人关系连接与维系，其根本问题可能还是指向自由与安全的内在张力（鲍曼，2013：228～240；田林楠，2021）。进言之，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两者各自也都是正负效应并存的双刃剑，个体主义的自由、选择与个人孤独，家庭主义的安全、责任与干涉依赖，都是其在不同条件下的可能后果与双重面相（许烺光，2002：1～20）。早期网络空间不在场的陌生人连接，更加凸显了个体主义自由选择的可能，其在解构家庭主义义务性关系的同时，如果走向线下交往，也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问题。此后，网络社交媒体的出现与兴起则为陌生人与熟人的不同交往提供了不同可能，从而使得个体主义的自由取向与家庭主义的安全取向在不同场景下都有着各自的关系连接可能。
无论如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与价值观的进一步转型，中国社会与家庭的“个体化”转型始终是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价值观转型日益明显，“虚拟恋人”、“电子爸妈”等现象的出现与不断发展说明，传统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及代际关系将受到进一步触动，这在本质上反映了年轻一代进一步渴望自由而摆脱相互依赖与关系干涉的心理需求，而这样的网络虚拟模式的确也避免了和现实个体交往所可能产生的矛盾与安全问题，似乎在形式上是更加趋于解决个体心理需求的自由交往模式。当然，这种“虚拟恋人”或“电子爸妈”实质上还是属于商业化模式，服务方的情感劳动使得这种“亲密关系”本质上属于商业关系，其一方面显示了年轻人日益明显的个体化取向，另一方面这种心理需求满足显然也有着阶段性与不稳定性关系的重要特征（姚建华等，2021；郑广怀等，2023）。由此，个体主义所蕴含的某种自由选择性在年轻一代身上可能会更加凸显，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少子化”及其亲缘关系的逐步弱化，无疑将使得年轻一代的网络互动更加趋于个体主义自由选择性的亲密关系。
这种个体主义自由选择与家庭主义安全依赖之间的张力，实质上意味着某种对于自发式“情感”与伦理性“义务”的不同选择。“虚拟恋人”“电子爸妈”等现象的本质其实是适应了个体主义自发式“情感”的需求，因此也更加说明年轻一代中国人的“个体化”已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并可能通过互联网的技术而得以进一步扩展建构。当然这种完全虚拟化的自由式关系无疑也突破了原有个体主义文化的线下家庭关系与亲密关系，从而使得个体主义内心的“孤独感”通过网络平台被进一步放大了。年轻一代在网络互动之中同样开始出现的“群体性孤独”，本质上已经造成了自我与社会之间深层情感纽带的瓦解（成伯清，2021）。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主义的社会关系通过当下社交媒体而再度得以达成“强连带”连接的可能，从长远意涵上可能还是某种阶段性家庭主义得以延续的结果。年轻一代未来从家庭主义的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之中的相对脱嵌，可能已然是不可避免的总体趋势，这也使得网络互动的虚拟亲密关系的重要性继续得以提升。
应该说，这种虚拟亲密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已开始进一步进入“人-机”互动的“数字人”范畴。在这种“人-机”互动的网络发展过程之中，数字化的“虚拟偶像”逐步成熟，粉丝与虚拟偶像的拟社会互动的发生，使得数字亲密关系随之生成（付森会，2024）。表面看来，这种以“虚拟偶像”为交往对象的数字亲密关系带来了一种正面性情感关系的新形态，但其本质上可能进一步强化了平台的介入，这样的“人-机”关系也就构成了某种“人-算法”之间的关系，从而突破了传统“人-角色”之间的互动模式（斗维红等，2023）。简言之，“虚拟恋人”“电子爸妈”等亲密关系，尚处于商业性的人际角色扮演的“人-角色”关系互动模式，新型的“虚拟偶像”亲密关系的发展，则进一步地将这种“人-机”关系发展为某种网络平台潜在按照“算法”进行控制及迎合的正面性情感关系。当然，这种数字人既包括了完全虚构的虚拟数字人，也可能是对真人外在元素（如相貌、声音等）进行复制或模仿的数字人，未来的技术如逐渐赋予这种“复活人”情感与性格，将会重新带来私人与家庭关系的重要变革（彭兰，2024）。由此，“数字人”虚拟亲密关系未来的多元可能性建构，也使得更趋个体选择自由化及家庭亲缘私密化的不同亲密关系有着不同的发展可能。
由此，“人-机”关系的不断进展，本质上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新问题。进言之，人工智能的情感能力才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亦即情感智能是人工智能社会化的核心（皮卡德，2005；明斯基，2016）。由此，虚拟“数字人”的发展也体现了情感智能应用于网络平台已经逐步成为现实，只是这种虚拟“数字人”同样可以产生陌生人、熟人以至于家人互动的不同模式。这应该充分展现了未来网络社会关系与亲密关系拓展的多重可能性。这种对社会关系产生深层影响的多元化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可能会与不同社会文化存在一定的契合性。但虚拟“数字人”尤其是思维克隆的人工智能所可能形成的“人-机”乃至“机-机”关系，无疑将在根本上推动亲密关系的进一步变革（罗斯布拉特，2016）。当然，同样需要看到的是，人工智能的最终发展危机恰恰不在于其智力能力，而是其情感与意识能力的发展，一旦其具有思维反思性及欲望，加之网络的联合，就可能对人类命运产生根本性的威胁（赵汀阳，2022：5～54）。这样的担忧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与变数尚多。我们能够确认的是，这种思维克隆的人工智能显然将对不同社会文化都构成相当的冲击，人类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亲密关系、家庭婚姻及组织连接模式都将面临整体更新，各个社会的相关法律及伦理体系可能也需要逐步适应。
总体看来，网络社会及其技术革命的影响是深远而持续的，网络赛博空间从早期网站到社交媒体再到虚拟数字化的不断发展，使得数字化社会的到来与转型充满着不同的可能。尽管几乎每一次包括信息和传播媒介在内的新技术浪潮，都会带来关于终结的宣言，诸如电报、电气化、电话、广播、电视曾经都预言了某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可能也都没有对社会关系本身构成根本性的挑战，反而最终成为社会关系交往及亲密关系互动的重要媒介。与之相比较，网络技术及赛博空间的不断发展与更新似乎预示着某种“历史终结的终结”（莫斯可，2010：158）。但目前看来网络空间的技术更新可能带来的最终不是某种终结，而是不断更新的可能。网络平台与技术的不断更新对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而言，可能也有着不同技术应用与契合衔接的多元化可能，个体主义的自由与家庭主义的安全对于虚拟数字人的网络关系发展，可能还是存在着不同的路径选择与分化差别。无论如何，人工智能尤其是情感智能的最终发展，使得“人-机”关系以及“机-机”关系对传统“人-人”关系构成了根本的挑战，未来进一步的观察与研究尚需社会学、人类学与传播学等各个学科的持续关注与相互借鉴。在研究方法层面，质性的研究方法与网络民族志的研究，在互联网的社会关系与亲密关系研究中始终有着相当的空间与理论创新的优势（卜玉梅，2012；米勒等，2014）。其中，以参与观察法为核心的伦理问题研究，在未来的“人-机”关系时代无疑将会更加凸显。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家庭主义脉络下的代际关系实践与孝道变迁研究”暨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义利张力下的社会关系实践及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2ASH010、21SH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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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桂 琰 美 编∕周群英
Cyberspace, Cultural Configuration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Change
Shen Yi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yberspace and its Internet technology may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paths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different cultures. In terms of early online interactions, the anonymity and selectivity of BBS space and the fre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between strangers made the individualistic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more prominent, which constituted a considerable tension with the ethical obligation type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dominat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ism. In contrast,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subsequent network social media platform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connection of the acquaintance relationship network. The close relationships of familism, such a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kinship relationship and friend relationship, can be strengthened with the help of social media such as WeChat and Douyin. In short,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freedom and security of the individualism culture and familism culture still exists in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However, the possible emergence of virtual digital human in cyberspace, especially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thought cloning, has a transformative effect on intimate relationship that needs to be continuously observed and deeply analyzed in different cultures.
Keywords: cyberspace, cultural configuratio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dividualism, fami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