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的社会性表明人是社会交往中的人，而人与人的对话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形式，因此人的社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为“人是对话中的人”。数字技术发展出人的数字交往这种新的交往方式，而数字技术演进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后，人与智能机器的对话则具有了人与人对话的功能，以大模型为对象的人机对话将深刻改变人的交往方式，这对人的社会性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或使“人机对话中的人”成为“对话中的人”的新常态。探究大模型时代的人机对话及其功能特征，有助于拓宽对人的社会性、数字交往的本质和当代社会新样貌的理解，对优化人机交互以促进健康的社会互动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大模型 数字交往 对话中的人 社会性
【中图分类号】TP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9.007
【作者简介】肖峰，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智能哲学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信息技术哲学和人工智能哲学。主要著作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技术发展的社会形成》《信息主义：从社会观到世界观》《信息文明的哲学研究》《信息革命与当代认识论研究》等。
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这一属性在人的社会交往中形成，而人与人的对话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人作为“对话中的人”是人的交往活动与属性的重要体现。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用，人类的社会交往方式正在经历重大变革。在数字时代，数字空间成为人的社会交往的重要场域，现实的人以数字身份在网络空间中进行的对话成为“对话中的人”的新呈现。当前，作为数字技术的人工智能发展到了大语言模型（简称“大模型”）阶段，标志着人与人的对话演进为人机对话，这为人的数字交往带来了里程碑式的变化，也使“对话中的人”衍生出新形态。
人的社会性：从交往中的人到对话中的人
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不是先验的、预成的，而是通过人的社会交往活动逐步构建和发展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交往过程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形成过程，也是人的社会性的呈现过程和人的发展过程。一个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其社会关系和交往空间的丰富性与广阔性，“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1]“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2]人和人之间的普遍交往构成了人类整体性社会关系的生成过程，而人的全面发展则以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因此，人是社会交往的产物，交往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
语言也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手段。通过语言与他人进行对话，既是人与人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形式，也是人与人之间最普遍、最便捷的互动，还是最深入的社交（如“掏心窝子的对话”）和信息量最大的交往。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人际交往甚至被直接定义为基于语言或符号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人的社会性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体现，那么可以说这种交往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来进行和体现的，甚至以其为前提。
对话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它不仅是实现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意义重大，已为不少思想家所揭示。如前苏联思想家巴赫金（Mikhai Bakhtin）认为，人是一种对话性的存在，对话交往是人的具体存在方式。人们在对话中能够实现思想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承，同时通过“他者”的目光返视自我，促进个体的自我认识、自我建构和自我完善。对话不仅是维系各种社会关系的手段，它就是社会关系本身，就是人的本质，离开了对话，人不能成其为人。生活、思维、语言、艺术的本质都是对话，对话贯穿于人类生活的所有行为和活动，或者说整个人类生活的所有活动都处于对话之中，都是对话的具体表现形式，处于一种开放式的不断对话的进程中，且都将汇入未完成的对话之中。总之，对话是人的存在本质，或者说人类社会具有对话的本质。[3]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因其解释学最为著名，而对话理论是其解释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他认为对话不仅是言说的方式，更是理解和沟通的基础，在对话中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革，达到更深层次的理解和真理的显现。伽达默尔将语言形式的对话与生活、世界和真理紧密相连，认为语言是能够被理解的存在，不存在语言和对话之外的“自在的世界”，语言和对话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语言和对话。在伽达默尔看来，所谓的真理不是预设的，是在对话中产生，且不是存在于对话的一方，而是对话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真理也不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解释，而是在对话中意义的展现。由此他赋予对话更为广泛的形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对话，人对文献、历史、艺术的理解，即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也是对话，包括对世界的理解也是对话。他认为对话能够碰撞和生成新的理解，使对话者达到不同视域的融合。他还强调对话在伦理和教育等方面的重要性，认为对话不仅是一种认知活动，更是一种实践性的参与和体验，它要求我们保持开放心态，保持善良意志，实现相互理解和尊重，从而达到一种更为普遍的“人类共同的善”。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犹太哲学家之一马丁·布伯（Martin Mordechai Buber）围绕“对话哲学”阐发其思想。他在《我与你》一书中指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孑然独存的“我”，“我”要么存在于“我-你”关系之中，要么存在于“我-它”关系之中。而“我-你”“我-它”关系都应该被视为一种对话。在教育领域，他提出“教育即对话”的观点，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师生之间的对话，目的是帮助学生与“你”相遇，建立“我-你”关系，强调教师在对话教学中的角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引导学生精神成长的向导；[4]在文化领域，他运用“对话哲学”的方法，对东方文化进行了重新发掘和阐发，主张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在人生意义的探寻上，他认为只有通过真正的对话，人才能寻找到存在意义之源泉，实现自我的价值，并正确地对待世界。[5]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对话是意义世界的来源。任何一种意义都是人们在“语言游戏”中通过对话而形成的约定形式，都是对话的产物。意义的产生依赖于对话中的互动和交流，由于对话在形成和理解意义中具有核心作用，所以通过参与不同的语言游戏并遵守相应的规则，人们能够共同创造和维护一个有意义的世界。
综上所述，人无时无刻不处于对话之中，人是“对话中的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话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因为对话指主体间以语言等符号系统为中介进行的交往。对话对社会交往至关重要，有助于个人实现社会化过程。人是“对话中的人”，意味着人是交往中的人，对话具有社交属性，在其中可以建构或重构社会关系，体现人的社会性本质。社会化是个体从生物存在转变为社会成员的过程，涉及认知发展、情感智能的提升以及自我概念和身份的形成。对话使个体能够通过与他人的沟通和互动，扩展认知框架，理解更复杂的思想和概念，促进思维能力的成长，提高批判性思考、逻辑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新的想法和创意，促进知识的创新和发展。对话还能够促进情感智能的发展，包括共情、情绪调节和社交技巧，这些技能有助于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对话中获得的社会反馈和角色扮演（如朋友、家庭成员、员工或公民）在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与他人互动的对话，个体能逐渐形成自我概念和身份，并将社会化角色加以内化，自觉承担相应的责任。人在对话中还可习得社会规范、道德标准和文化价值观，使人能够融入既有的社会关系中，成为与其他成员和谐相处的一员，并在对话中找到解决冲突和分歧的有效方式，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技术发展与社会交往及对话方式的变迁
人不仅在交往和对话中存在和发展，而且交往和对话的方式也在不断演变。在马克思看来，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会导致不同的交往形式和关系。由于技术是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的底层基础，因此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媒介信息技术的发展，无疑会不断改变人的交往方式和对话方式。
简言之，技术发展决定了人与人交流（对话）方式的变迁。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认为，人类的传播方式（也是交往的方式）经历了口耳相传时代、文字印刷时代和电子时代（数字化网络时代），按此划分可以推论，人与人的对话方式也随之不断变迁，形成了从面对面的言说式对话，到以书信为媒介的对话，再到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交往或网络空间中的虚拟对话。
最初，人类首先使用的是面对面的言说式对话。如果将语言的发明和使用视为一种身体技术，那么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口耳相传的交往时期，此时人以自身作为媒介（技术）进行交流和沟通，不借助任何身外的（器具）技术来实现这一目的。在原初的“自媒体”（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体）交流阶段，绝大多数时间人和人之间的口耳相传是唯一的信息承载和交流方式，所以“语言”最初主要指“声音”，面对面的直接交谈是主要的信息交换方式。这种交流方式依赖共同的物理空间，参与者能够立即看到对方的反应，进行实时的反馈和调整，从而确保沟通的即时性。这种对话方式的局限在于，时间上受限于对话人必须同时在对话的现场（即身体在场），空间上则受限于声音所能及的距离，且没有介质将对话的内容加以保存，使得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容易随时间流逝而改变。
文字和印刷技术出现后，人类增加了以书信为媒介的对话方式，这就是阅读者与书写者之间的对话，是一种在没有直接面对面的情况下“隔着符号”进行的交流，这样的对话方式具有间接性、抽象性和滞后性等特点。书信交流或对话虽然缺乏即时性，但促进了长距离的信息传播，一定程度上延展了空间与时间，是一种可以“跨时空”的对话。由于“文字可理解为一种在某种可保存的依托上留下显示话语的痕迹的技术”，[6]因此这也是一种以固态为介质（通常是纸媒）的对话，对话的内容可以保存，从而增加了信息的持久性和可追溯性。书信交流还允许写作者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和组织语言，促进了人的抽象思维的发展，使得表达和对话更加精细和深入。此外，这种对话突破了身体在场的限制，开创了以文本身份（或文字身份）参与对话的新方式，扩大了对话的范围和空间，增加了对话的丰富性。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交往得以问世，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交流模式。电子邮件、社交媒体、视频会议等数字通信工具的出现，使得全球范围内的远程即时通信成为可能。数字技术打破了地理限制，极大地缩短了信息传递的时间，并创造了全新的交流形式，如在线论坛、博客、微博、直播等。这些平台不仅支持文字交流，还能与图形文本、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相结合，使对话更加生动和直观。数字交往通常以硅片为载体，以网络为媒介，人们以数字身份在虚拟空间（数字空间）中进行交流，也可以虚拟地“面对面”对话互动，快速建立广泛的社交网络，其交往及对话的范围得到无限扩展。在这个过程中，对话中的人可以克服“亲临现场”的种种局限，通过数字技术与更多的人建立联系，充分展现人的社会性、主体间性。作为其技术特征的数字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带来了“数字化浪潮”和“数字化生存”。数字交往通过远程协作、共享体验、数据可视化以及匿名性、去中心化、多重身份等特性，使交流对话更加丰富多样，如在虚拟世界里构建多种身份并在不同社交场合灵活切换，实现多样化的社会联系。
总体来说，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交流方式的演变，从最初的面对面直接交流，到通过书信实现跨时空对话，再到数字时代全球互联的虚拟交流，每一次变化都映射出人类社会的需求和创新精神，为人际交往增添了新的维度。换句话说，从口耳相传到数字化网络时代的变迁，展示了人类对话方式从依赖物理聚集到打破时空限制的变革，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深刻地塑造了人们的交流习惯，并进一步影响了社会结构和人类文化的变迁。作为数字时代的居民，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数字交往的特征与意义。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将数字交往界定为数字化技术主导下的新型社会交往方式，它以互联网和数字编码为基础，通过电子信号所负载的信息来实现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数字化、网络化、电子化突破了传统交往中的物理和时空限制，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即时通信和信息交换，增强了交往的灵活性和效率。数字交往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互动形式，正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结构。
数字技术的持续进步意味着“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7]例如，随着手机的出现，互联网经历了从固定互联网到移动物联网的发展，数字交往也因此从固定的场所扩展到移动空间，从室内走向室外，几乎所有网络覆盖的地方都能进行数字交往。此外，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以及脑机接口等技术的融合，正在进一步改变我们感知和参与对话的方式。当今，数字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飞速发展，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简称“大模型”）的问世，标志着数字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正步入大模型时代，数字化生存从而也迭代演进为大模型化生存，人们的工作方式（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基于大模型的数字交往既是数字交往的新形态，也是“对话中的人”的新形态。作为一种新型数字化交往的场域，基于大模型的人机对话提供了新型的数字化学习平台、劳动工具和发展空间，为个体的社会化成长开辟了新的道路和方法。
大模型介导的人机对话与社会交往新形态
大模型以海量数据和强大计算资源为基础，利用复杂的神经网络模型来模拟和增强人类智能的多种功能。这些模型拥有数十亿到数万亿不等的参数量，展示出在多种任务上前所未有的性能，对技术、应用、产业和社会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辅助写作、翻译、客服，到诊断疾病、预测市场、生成艺术作品，大模型正在改变各行各业的运作方式，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一个大模型的时代正在到来。
大模型的重要应用方式之一是作为高级“聊天机器人”，与人进行内容丰富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延续了数字化交往的特点，如虚拟交往、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还因其类人文本生成能力和多功能性，正在重塑我们与技术的互动方式，使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对话（人机对话）产生了质的飞跃，与传统的电子网络技术（如搜索引擎和早期的聊天机器人）所进行的对话有显著的不同。
其一，大模型如ChatGPT拥有高水平的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能够理解人类的意图，并以接近人类水平的流畅性和连贯性进行对话。这与搜索引擎仅能提供基于关键词匹配的简单回复形成鲜明对比，展现了大模型与人类对话的惊人能力。这意味着人们可以与其进行复杂的人机对话，甚至在对话中，大模型的措辞还能表现出类似人类的亲和力，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人类的言说能力、写作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
其二，大模型能够通过注意力机制关注对话的上下文，保持话题的一致性，并在后续对话中引用之前的信息，创造出更自然、连贯的交流体验，这与传统的问答系统或搜索结果缺乏对前后文的理解和记忆形成鲜明对比。大模型还能够理解复杂指令，执行多步骤任务，并具有自我学习和适应能力，能够从与用户的交互中不断学习，优化自身的性能，提供更高质量的数字交往体验，实现与用户的高效沟通。
其三，大模型通过学习和理解用户的行为、偏好和历史交互，可以提供个性化的回应和服务，根据不同的对话场景调整语气和风格，使数字交往更加贴近个人需求。此外，大模型不仅能处理文本，还能处理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多种数据类型，使得数字交往可以跨越不同的感官维度，为人提供更加丰富、直观和沉浸式的交互体验。从另一个角度看，大模型也使人更能够找到与自己志趣相投的“智能伙伴”，如同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所说，人们能够将“海量数据与机器学习以及前沿匹配算法结合起来，创建一个能够识别最佳交易伙伴的自适应系统”。[8]
其四，大模型有能力生成新颖的想法、故事和解释，展现出创造性思维，而不仅仅是检索或重复已知信息，这为艺术创作、故事编写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在人机对话中，大模型成为最便捷的智能触发装置，提供了一个“智能按钮”，提高了人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其五，大模型的对话能力提高了人机交互的效率，用户可以迅速获得复杂问题的答案或建议。在工作环境中，大模型可以作为强大的助手，协助用户完成报告撰写、数据分析、代码编写等工作，甚至激发创意灵感，促进创新思维。
总之，大模型在理解力、生成力、交互性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支持着更自然、复杂的人机对话，由此开创了人机对话的新天地，使人能够通过与大模型的聊天对话来满足自身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需求，促进了个体的社会性成长。基于此，大模型正成为社会建构的新语境、新平台，使人机对话实现了从数字化到数智化的转变，推动一般的数字交往发展为智能化的数字交往，即人与智能机器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机器智能能够满足人的需求，提高人的知识水平和工作效率，成为对人赋能赋智的强大手段。同时，它也极大地扩展和深化了人类的互动方式，实现了叠加智能化的数字化交往，即“数智交往”。
知识学习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传统教育依赖于师生间的对话，如同马丁·布伯所说的师生之间通过对话来进行知识的传授和学习，当然还包括伽达默尔所说的人通过与书籍对话（即书本阅读）来进行学习。大模型所开辟的人机对话新方式极大地拓展了学习的空间和形式，提升了学习的效率，加速了个体的社会性成长。
大模型可以提供实时知识检索，极大地提升个人学习效率，减少查找资料的时间成本。用户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获得跨学科的知识，全面了解科学原理、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此外，大模型还能根据用户的兴趣、学习进度和理解能力，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材料和辅助练习，帮助用户克服学习障碍，提高学习成效。大模型还能模拟各种对话情境，帮助用户练习和改进沟通技巧，学习如何更有效地表达想法、倾听他人和处理冲突，这对于个体的社交性成长至关重要。
在人机对话中，用户不仅能有效地获得知识，还能满足多方面的社会性需求，促进多方面的社会性发展。虽然大模型的情感理解能力仍在发展中，但它已经能够识别和回应情感状态，从而为人机对话中的人提供一定的情感支持或创造情感丰富的体验，提供友情、亲情和爱情等方面的安慰和建议，模拟真人对话的情感交互体验。对于不擅长人际沟通的人来说，人机对话提供了一种增强社交能力的方式，有利于实现人与人之间更深层次的社交互动。大模型还能够翻译和理解多种语言，由于在预训练时融入了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数据（如各地的历史、风俗和语言等），其兼具跨文化视野和全球性眼光，以及开放和包容的世界观，有利于促进国际间的沟通和文化交流。
基于大模型的人机对话，不仅远胜于先前的聊天机器人，甚至相较于人与人的交互也显示出一定的优势。与大模型对话，免除了与真人交互的限制，用户可以敞开心扉地与之有惑必问，而大模型则有问必答，某种程度上算是“亲密无间”的交往。正如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写道：“在广大浩瀚的宇宙中，数字化生存能使每个人变得更容易亲近，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心声。”[9]大模型为缺乏现实对话机会的人提供了丰富的机会，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他们的交往需求。
可见，大模型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机交互的格局，使人类能够通过对话的形式，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获得实质性帮助。大模型本身成为人的一种新型生态、新的生存和成长环境，越来越多的人际间社会交往（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呈现方式）通过人机对话来实现，“人是对话中的人”可以采取“人也是与大模型对话中的人”来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和发展方式，促进了个体的社会性成长。
人机对话与人际对话
如前所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对话中的人，人在对话中进行社会交往，建构或形成自己的社会性，集合社会关系的总和，成为社会人。当大模型成为对话的对象时，意味着人的社会属性、交往方式得到了新的扩展，数字化交往进入新的阶段，人的社会性在人机对话中得到了新的构建，“对话中的人”因此增加了“人机对话中的人”这一新形态。
人之所以能够在人机对话中被建构，是因为大模型通过人的训练吸收了人所创造的知识和文化。使用大模型的人实际上是在接受这些知识和文化的影响，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社会的人。文化是人化的结果，既是人类创造的成果，也是人类生活和成长的环境。在大模型时代，人们利用大模型创造新的文化，同时也在新的文化中被塑造和发展，人与大模型在相互建构中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世界，或重构了文化共同体。文化形态反映了人的生活形态，大模型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对社会和人的影响无处不在，这也是技术与人类生活世界关系的体现。大模型创造的人机对话新形式，使人类与人工智能技术进入一种新的相互建构的状态。
在大模型造就的人机对话中，虽然智能机器成为对话和数字化交往的直接对象，但人机对话的本质仍是人际对话，或者说智能机器的背后仍是人。因为机器的能力、所储备的知识都是人所赋予的，所以人机对话实则是进行知识生产的个体与建构AI系统的群体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重新强调了“人是对话中的人”的本质。基于大模型的人机对话实现了人与人的对话，智能机器代表了预训练中集合起来的人，与机器对话实际上是在看不见人或数字人的场景中进行人际交往，如接受信息、学习知识、获得咨询、作出决策、解决问题，体现了新型的社会性，一种人与社会结合的新方式。
这种人机对话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对话，是传统人际对话的升级。大模型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是群体智能的结晶，包含了无数设计者、训练者的智能劳动，是基于海量知识、语料和数据资源训练而成的新型群体智能。使用者在与大模型对话中寻求帮助，犹如接受汇集了人类知识和智能的“知识库”与“智库”的帮助。新的人机联结方式将大模型所富集的海量知识和能力赋予、并入或融合到使用者身上，成为人自身或被延展了的知识生产能力。使用大模型是将个体智能与群体智能相联结，借助群体智能提高知识生产力的过程。本质上，这是被集体智能放大和增强的个体智能。个体使用大模型，就是借力群体智能来增强自己的智能，完成仅靠个体的能力无法完成的智能任务。在大模型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时代，个体智能的发展程度将取决于对大模型的熟悉和利用程度，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大模型中蕴含的群体智能转化为个体智能，并嫁接到个体的智能活动中。大模型使用者在与其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可以获取最新的知识，获取启示，激发智能。
在直接性方面，当人们与大模型对话时，对象不再是可辨识的现实人物或数字人物，而是人的集合体，是提供对象化劳动的“过去的人”“先前的人”，包括开发技术系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将人类的知识成果数字化并整合为智能机器的能力，为使用者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数字化交往平台。其中不仅包括模型的设计者和训练者，也包括所有为模型提供语料、数据或知识的贡献者。他们的智能成果（如语句、对话、文章等）成为大模型生成人类语言的模仿对象，涌现为大模型的内容生成能力，大模型的使用者只要借用了由此生成的知识文本，或汲取了这些生成性内容的启示，产生新的看法、思想、理论，即意味着这些资源的贡献者也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了新知识的建构。这体现了群体智能的贡献，以及使用者与这些群体智能贡献者之间的互动或对话。
作为群体智能的“化身”，大模型甚至可以在一定意义上“人格化”为“他人”或“伙伴”，从而使人感受到类似于人与人之间对话的体验。如前所述，技术的发展使人的对话或交往的方式不断变化，从最初无媒介的身体在场的面对面对话，发展到有媒介的（如书信或互联网）对话。而在有媒介的对话中，我们进一步发展出与媒介本身进行的对话，即人机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大模型作为社交手段变为社交的对象本身，变为“他人”的化身，即作为交往媒介的大模型与作为对话对象的“他人”融为一体，人与技术打交道就是在与他人打交道。一些学者认为，大模型由于能够理解、学习、适应和执行各种任务，正以媒介行动体或数字行动体的身份全面介入人类的数字交往，成为与人类同等地位的“主体”角色。智能机器的“主体意识”使得跨生命对话成为可能，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人机交互”，当前在自然语言方面有了长足进步的智能机器能够进行深入语境的理解和情感化的交流，与人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10]
大模型时代人机对话的巨大效用表明，人的认知与实践是在与他人的关联中进行的，是借助社会群体创造的智力成果，以及在群体智能的基础上展开的。由此进一步印证，人与智能机器（大模型）对话的本质，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但这种对话或交往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知识、智能到人的社会性，越来越多的内容在人机对话中生成，甚至人类的“规定性”也将在人机对话中生成。基于人机对话的学习和交往是社会存在的新现象，也是人的生存和发展新的方式，人在与机器的对话中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如果不重视与大模型的人机对话，不学习和掌握进行这种人机对话的技巧和能力，就可能落后于新的技术时代，甚至被大模型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所取代。
未尽问题
大模型是人类的产物，但在大模型时代，个体将愈发受到大模型的教育和影响。随着大模型的日益泛在和便捷可及，人们在需要对话（如寻求信息、知识或解决问题）时，可能会将大模型作为首选，这意味着人们的对话活动可能越来越多地在与大模型的互动中进行，而不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对话。当大模型成为对话和社会交往（包括教育）的主要对象时，个体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模型的塑造。
随着与大模型的人机对话方式成为人们基本的交往方式甚至生存方式，对大模型功能的全面评价变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全面审视其优势和局限、积极和消极影响。例如，人类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情感需求、信息分享、资源获取、自我实现、社会归属感以及合作互助等。社会交往帮助个体学习社会规范、形成身份认同、获得归属感，并促进心理健康和个人成长。我们需要分析，通过大模型进行的人机对话型数字化交往能否实现这些交往目的？如果不是，那么哪些能达到，哪些不能达到？为什么？
显然，虽然大模型可以在某些层面模仿并实现社会交往的目的，但它不能完全替代面对面的社会交往或人际对话，因为人机对话交往具有有限性。例如，人机对话缺乏面对面交流中的非言语信号，如身体姿态、气味和触觉反馈等。人机对话虽然可以提供一定的感情支持，但难以复制亲密关系中深层次的情感联系和同理心。人机对话式的数字交往无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如握手、拥抱，这对于建立信任和亲密感非常重要。大模型虽然可以模拟人类语言，但它无法完全理解人类的情感和复杂的社会关系，长时间依赖与大模型交流可能会影响人际交往的质量，等等。因此，尽管人机对话的数字化交往在某些功能上可以非常高效和有用，但它不能完全取代真实世界的社交体验，尤其是那些依赖于身体在场和复杂人际互动的方面。它拓宽了人与人的浅交往，但很难形成深交往，有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表面化和浅层化。
此外，人机对话有可能导致过度依赖。大模型的丰富知识可能使人们习惯于随时向其求助，这可能导致人们在没有大模型时感到无所适从。大模型的决策辅助可能会削弱人们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在人际关系方面，过于频繁的人机交互可能导致情感依赖，消弭真实的社会交往，或使人在真实世界中出现社会行为退缩。[11]随着人机对话的普及，人们可能会更倾向于与机器交流而非真人，这可能导致面对面交流的社交技能逐渐退化，影响他们在没有技术辅助时的社交能力，或导致一些人回避真实的社交场合，从而减少与他人建立深层次关系。依赖于人机对话还可能导致社交圈的局限性，人工智能可能会根据用户的偏好和历史行为来定制对话内容，导致用户只能接受到被AI过滤的信息，减少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此外，如果人们发现人工智能在对话中存在误导或错误信息，可能会对技术产生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可能会转移到人际关系中。因此，我们需要在享受智能化带来的便利的同时，警惕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导致的人际交往能力退化的问题。
可见，人机对话既方便和增强了人的社会交往，也对人类的社交活动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为了减轻这些消极影响，重要的是平衡技术使用和真实的社交活动，培养和保持有效的人际交往能力，并在使用人工智能时保持批判性思维。同时，教育和公共政策也应该关注这些问题，以促进健康、平衡的社交环境。
从理论上看，大模型作为人的生存新环境，从人机互在到人机互构，技术的不断进步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更加先进的智能交往模式，这将进一步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社会结构。因此，人机对话可能不是数字交往的终点，在技术含量更高（如大模型进化到通用AI）的人工智能赋能下，人的社会交往将出现哪些新形式和新特点，是我们在大模型时代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及其实践的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ZD063）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95、515页。
[3]《巴赫金全集》第4卷，白春仁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22～380页。
[4]米靖：《马丁·布伯对话教学思想探析》，《外国教育研究》，2003年第2期。
[5]孙向晨：《马丁·布伯的“关系本体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6]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章祖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82页。
[7][9]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61、7页。
[8]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托马斯·拉姆什：《数据资本时代》，李晓霞、周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6页。
[10]郭锦涛：《智能机器介入数字交往的技术逻辑与生态变革》，《东南传播》，2024年第4期。
[11]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展负责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2023年11月，https://cn.wicinternet.org/static/pdf/发展负责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共识-中英文版.pdf。
责 编∕杨 柳 美 编∕梁丽琛
Digital Communication in the Age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People in Dialogue" and Its New Forms
Xiao Feng
Abstract: The sociality of human beings indicates that they are live in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dialogue between individuals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social interaction. Therefore, the sociality of human beings can be expressed to a certain extent as "individuals in dialogu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given rise to a new way of communication for humans, and with the evolu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the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dialogue between human and intelligent machine has the function of human to human dialogue. The human-machine dialogue based on the LLMs will profoundly change the way people communicat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ality, or make "people in human-machine dialogue" a new normal for "people in dialogue". Exploring the human-machine dialogue and its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ra of LLMs can help broaden ou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sociality and the essence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new face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It can also provide deeper insights into optimizing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to promote healthy social interaction.
Keywords: large scale models, digital communication, people in dialogue, soci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