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政治中一直具有民粹主义传统。近年来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发展迅猛，表现出明显的反精英、反建制特点，加剧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分裂。在理念上，美国民粹主义倾向于以民族主义而非国际主义来界定国家身份，将本土利益而非国际利益视为其对外政策优先关切，并主张利用硬实力来维护美国核心利益。这一理念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逐步转化为具体的外交政策实践，包括单边主义、交易型外交互动、经济民族主义、重商主义和安全与防卫政策等。民粹主义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种惯性，仍将持续对未来美国外交战略方向和具体政策产生深刻影响。
【关键词】美国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 外交理念 特朗普主义 国际秩序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9.011
【作者简介】王联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美国政治与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主要著作有《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沿革与外交影响》《中美能源气候竞合研究：经验与启示》等。
近年来，民粹主义在多国政治图谱中骤然勃兴，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当属其中的标志性事件。特朗普的民粹政治理念深刻影响了美国内政与外交，民粹主义随即成为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随着2020年作为建制派代表的拜登当选总统，民粹主义似乎随之淡出美国政治。然而，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的强势回归，不仅意味着民粹主义领导人很可能再次执掌美国政坛，也预示着民粹政策理念可能再次成为现实。在主流政治民粹主义抬头的影响下，美国外交政策可能再次转向民粹主义，这无疑将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然而，民粹主义与对外政策的学术关联仍然不足。因而在当前民粹运动卷土重来的背景下，对近年来美国民粹主义发展进行再探讨，着重对其理念和政策的外交影响进行系统分析，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民粹主义与美国民粹主义
如果不深入观察民粹主义，就无法全面理解美国近年外交政策的转变。民粹主义是一个极具政治色彩的概念，其所指代的对象与“大众”“民众”等社会学术语较接近，侧重于指向与贵族、精英相对应的平民，亦即社会等级结构中的下层或某类弱势群体。民粹主义声称代表民意，以反精英、反建制为基本内容，是一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此消彼长的社会思潮和运动。[1]
反精英是民粹主义的核心要素之一。民粹主义的核心在于界定了“人民”与“精英”的关系，将“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相对立。现代美国民粹主义者认为，“人民”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和相同经济地位的人们构成的有机共同体，民粹主义者往往也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只有遵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白人才拥有实践这一理想所要求的资格，他们并不追求构建基于同等经济地位的多族裔联合。[2]而精英则被指责垄断了政治和经济权力，理所当然成为民粹主义者的主要批判对象。根据政治学者卡斯·穆德（Cas Mudde）的相关论述，民粹主义将社会分割为“人民”和“精英”两个对立群体，人民象征着“纯洁”，反之，精英则是“邪恶与腐败”的。[3]在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下，一部分精英控制了话语权，民众不得不通过他们来表达诉求。作为民众的代表，精英群体理应为民众发声，维护民众的权益，然而在占据资源之后，却与民众形成不同阶级，与民众的利益背道而驰。随着政治、经济和舆论资源的累积，精英可以通过操控民意持续扩大自身利益，不断拉大和民众的差距。由此，社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和对立，随着社会矛盾加剧，民众愈发对精英群体感到不满，民粹主义随之兴起。
反建制是民粹主义的另一核心要素。民粹主义把民众和少数政治精英置于对立面，认为由政治精英建立的权力运行制度是不可信的，着眼于反精英、反规则，试图瓦解实践中长期积累的成熟政治建制。现代美国民粹主义在形式上是反建制的，旨在排斥“新兴的社会群体”并加强“白人社会民主”的各个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美国民粹主义一直寻求与民族主义融合，并据此自称是抵御全球化的最后防线，从一个徘徊在主流政治视野之外、规模不大且温和的政治力量，稳步发展成能够“颠覆国家政治秩序”的政治运动，凸显出自上而下的反建制特征。近年来，美国民粹主义展现出鲜明的反全球化特征，民粹主义者认为政客们只是重复着同样的政治口号和陈词滥调，面对实际问题却缺乏有效解决方案，进而导致后续的经济发展和“崇尚市场竞争和经济规划的政治体制”是以牺牲社会福祉为代价推进的。[4]
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正式崛起可以追溯至19世纪。1828年，平民出身的安德鲁·杰克逊当选美国第七任总统，标志着美国民粹主义传统的开端。[5]杰克逊以其“反精英、反建制”的形象和代表普通民众的立场，推动了多项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策。19世纪末的人民党运动是美国民粹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大部分西方学者开始深入了解民粹主义的起点。20世纪见证了三次民粹主义运动，分别由休伊·朗、乔治·华莱士和亨利·佩罗领导。进入21世纪，美国民粹主义变得更为激进，左翼和右翼的民粹力量同时兴起，反映出美国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
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占据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美国通过美元霸权的金融剥削，构建了一个以其为中心的“中心-外围”结构，并通过从外围国家获取剩余价值来维持本国的高福利水平。[6]然而，这种模式在为美国带来福利的同时，却也导致了两种主要后果：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遵循经济规律向发展中国家迁移；二是外来劳动力人口越来越多地承担本地人不愿从事的工作。美国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必然面临产业空心化和外来移民竞争工作机会等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见证了右翼的“茶党”运动和左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金融危机期间，奥巴马政府出台了政府救市计划，并以强硬态度通过了全民医疗改革计划。奥巴马政府的行为与政策不仅加剧了两党对立，也激起了国内右翼势力的极度不满，催生了声势浩大的“茶党”运动。2009年2月16日，约120人在西雅图举行集会，抗议奥巴马签署的《2009年复苏与投资法》。[7]茶党的支持者80%～90%是白人、70%～75%年龄超过45岁，主要是中产阶级中年白人，主要来自美国相对保守的南部、西部和中西部地区。“茶党”运动代表着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其对精英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感，他们通常自诩为道德高尚、勤劳无私且自食其力的“人民”，把少数上层精英定义为腐败堕落、自私懒惰的寄生虫。茶党反对奥巴马的房屋救济贷款计划和医疗改革计划，认为这些措施会导致税收上涨，与他们主张的限制政府规模和财政支出、降低联邦债务水平、限制政府权力、反对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等政策主张背道而驰。他们主张废除奥巴马的全民医保法案，坚守基督教传统价值理念，反对移民、堕胎和同性恋，显示出鲜明的右翼保守主义立场。然而，作为一个缺乏统一领导和行动纲领的草根运动，茶党主要通过网络和媒体进行联络，随着经济复苏和政府开支减少，茶党运动逐渐偃旗息鼓，其影响力逐渐减弱。
2011年9月17日，约有1000名美国青年在曼哈顿发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以“99%反对1%”的口号，抗议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贪婪与胡作非为，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争斗和社会不公现象，指责政府金融监管不力，反对政府为救助少数金融机构而牺牲了绝大多数美国纳税人的利益，使多数普通民众陷入经济困境。“占领华尔街”运动代表了左翼民粹主义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现状的不满与反抗，将矛头直指华尔街的金融权贵势力，对因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加剧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尽管这一运动浩浩荡荡席卷美国，引发了美国社会甚至全球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深刻反思，但它在三个月后就消弭于无形之中，并未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政策变革。
民粹主义在美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然而，当美国整体处于经济水平和福利待遇较高时期，民粹主义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当代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因素扮演着最为基础的作用。20世纪70～80年代，卡特和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仅损害了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导致贫困人口增加，还加剧了贫富差距，激化了社会矛盾。[8]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贫富分化问题愈发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不断衰落，经济不平等持续加剧。同时，美国国内由种族与民权问题引发的社会动荡和分裂现象日益严重，而传统政治体系和民主体制治理效能低下，无法有效应对这些经济、政治、社会挑战，在满足民众需求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滋生美国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温床，民粹主义因此成为塑造美国政治生态的重要力量。
当前，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主要源于国内社会的结构性危机。最新一波美国民粹主义浪潮集中表现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以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为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者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者，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时出现，猛烈抨击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执政理念，凭借反智主义、排外主义、还政于民、改善民生等典型的民粹修辞，争夺选民的支持。[9]特朗普最终获胜，成为第45任美国总统，标志着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特朗普在竞选中声称将修正一个“与美国人民为敌”的体系，[10]这一承诺赢得了许多美国国内民粹主义者——主要是中下层白人工人阶级的支持。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诉求，不只是其竞选口号和笼络选票的工具，更在其执政期间内化为民粹主义的外交理念和政策实践，对美国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民粹主义外交理念
民粹主义对外交政策的深远影响，是近年来美国民粹主义备受关注的关键因素。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随后被称为“特朗普主义”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标志着民粹主义浪潮不仅开始影响全球事务，而且重塑了国际政治格局版图。[11]特朗普将外交政策作为展现自己作为民众意愿代表的重要手段，其外交理念几乎颠覆了冷战结束后美国传统的大战略，引发了美国外交政策引人注目的民粹主义转型。
民粹主义重塑美国自我身份认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国家认同的核心在于“国家特性”，即一国人民区别于别国人民的共同之处或特性。[12]一国政府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对其外交理念和国际角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每当美国在外交战略上进行重大转变时，“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总是成为关键的自我审视。[13]美国历史上对旧世界的厌恶和对新世界的向往，不仅塑造了其自认为是“自由的捍卫者”的独特国家身份，以及注定要在世界上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的认知；[14]而且也赋予了美国外交政策一种天然的排外、本土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民粹主义者认为，近年来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激增和移民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对白人主导地位和核心价值观构成了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美国传统主流文化。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国内种族仇恨事件频发，社会对立情绪不断加剧，侵蚀着美国的国家认同基础，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家认同危机。这一问题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更是成为争论的焦点。
民粹主义在解构传统政治的同时也建构了“人民”的对立面，这与民族主义的叙事极为相似。美国的民族主义正从精英化向民粹化转变，[15]从而更倾向于将美国的国家身份定义为一个“民族主义”国家，强调美国的独立性和与外界的差异性，这种身份认知对美国的外交理念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不再将捍卫和实现普世自由作为国家的重要目标。民粹主义摒弃了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在外交战略中对全人类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宏伟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承诺与倡导，一改往届政府所倡导的“价值观外交”，不再以捍卫国际正义和传播自由、平等的人类理想为己任。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下层白人工人阶级，他们并不关心美国的价值观输出，而是更关注自身权利与利益，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并非普世，普世价值观的传播并不能带来真正的世界和平，这一点与杰克逊式民粹主义对全球统一的道德秩序和普世价值观的怀疑态度相契合。[16]因此，在民粹主义的外交理念中，价值观的作用被削弱，人道主义干预和国际援助被边缘化，并且反对美国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因为这可能导致美国深陷泥潭，损害其实力和利益。
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旗帜鲜明地背弃了美国政治精英长期推崇的自由国际主义，在外交理念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孤立主义倾向。民粹主义者认为，美国即使在采取孤立主义政策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自身的繁荣与稳定。他们对国际或跨国组织以及大部分多边合作的合法性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代表着跨国精英的利益，是“人民的敌人”，正是这些国际精英和组织阻碍了国家赋予大众主权。在某种程度上，民粹主义者对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怀疑与反对并非仅仅基于特定的政治诉求，更多是对塑造外交政策的华盛顿建制派政治精英缺乏信任。[17]但在现实情况下，也有民粹主义者认为，界定身份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完全从国际社会中退出，而是其要在外交战略上进行“收缩”与“克制”，目的是从对美国无益的全球事务中脱身，减少对外承诺的负担，摆脱为全球提供安全等公共产品的义务，将重点重新放回国内，集中力量提高美国综合实力，提升美国民众生活质量。
民粹主义明确了美国外交的最重要任务，即外交优先项。民粹主义者主张美国摆脱对其无益的全球事务，但在对其有利的领域更积极地介入，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美国本土利益被民粹主义视为外交战略的核心关切，“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等一系列杂糅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要素的口号，体现了特朗普政府根据美国本土利益调整外交政策的意图。
随着经济不平等加剧，反全球化成为近年来美国民粹主义外交理念中注重本土利益的一大表现。民粹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导致“人民”成为全球化的利益损失方，短期内得不到补偿，从而加剧了对全球化、跨国资本、腐败精英的连带反感和报复心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导致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制造业不断衰落，形成金融行业独大而其他产业彻底空心化的极其失衡的经济结构，最终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等。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正是国家意志主导的全球化导致了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驱使巨额财富发生转移或空挂在劳动力廉价的国家。他们目睹了以五大湖工业区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城市的衰落，认为公共福祉正在被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变相掏空。[18]与此同时，全球化还使得自由的、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不断稀释着美国的传统文化、宗教价值和普世理想，而后者恰恰是构成美国国民特性的根基，当这些根基一旦受损，底层、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白人因经济亏损和资源分配严重不均产生的怨气和不安全感，将转化为亨廷顿所谓的“群体自我中心主义的强化”，进而促使各族裔、种族之间原本较狭窄的区别感发展成更强烈和更根本的异同感。这种模式一旦固定，移民和少数族裔就会被置于“人民”的对立面。[19]
重国内利益而轻国际利益，是美国民粹主义对外政策理念的又一表现。一方面，民粹主义根据美国本土利益，重新界定了目前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将恐怖主义、边境安全、经济和对外贸易等议题视为关乎美国本土安全与利益的核心问题，并持续进行高强度安全动员。同时，将能源、气候问题等不符合中下层白人工人利益的问题进行“去安全化”，降低了这些议题在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民粹主义通过构建“美国是受害方”的叙事，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敌意应用到国际关系中，通过对“他者”的拒斥，以及建构“自我”的集体认同，强化了对精英、建制派甚至跨国精英的憎恶与反对。民粹主义在沿袭“自我”与“他者”的鲜明分野的同时，将国内问题和“不再伟大”的现实困境归咎于其他国家和跨国“他者”。正如特朗普的“全球主义”话语指责建制派与外国“他者”勾结，未能保卫和守护美国边界和保护美国人民的经济利益。民粹主义还将其自身与民族主义杂糅在一起，由此，对外来者和外部威胁的敌意不仅仅是一种民族主义的逻辑，也具有民粹主义色彩。民粹主义通过描述外部环境的危险，将美国国内问题外部化，推动了民粹主义语境下美国内外政策的一致性。
民粹主义对自二战以来保守主义联盟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提出了挑战，尤其在对待自由贸易问题上。[20]特朗普把“全球主义”定位为“美国优先”主张的对立面。早在竞选期间，他就声称腐败的精英通过牺牲美国人民的利益来推动全球化，指责他们将外国人的利益置于美国人之上。[21]他在就职演说时表示：“我们让其他国家变得富裕，而我们自己国家的力量、财富和信心却消失殆尽……从今天起，我们将把美国置于首位，只有美国第一。”[22]
民粹主义成为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策略手段。重新审视与界定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无疑将影响民粹主义国家领导人在实现利益时所选择的策略，简而言之，现实主义正逐步取代理想主义，成为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必然倾向。一如在现实主义中的核心地位，国家主权在民粹主义外交理念中也是核心概念。然而，民粹主义更进一步，将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概念相结合，表现为大力支持人民主权，并宣称人民以及对人民利益的维护才是一切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权力的来源。[23]特朗普曾在其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今天仪式的意义不仅仅是政府间的权力转换，也不仅仅是政党间的权力转换，更是把权力从华盛顿交还给美国人民”。[24]民粹主义通过将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紧密相连的方式，既为其外交理念提供了合理性与合法性，又加深了民众和政治精英之间的隔阂，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民粹主义领导人代表人民的一贯形象，并因此争取到了更高的民众支持率。
对主权的强调从侧面表明，民粹主义者不再将国际机制视为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方式，而是倾向于“强烈反对一切国际政治机制和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跨国社会活动”。[25]民粹主义者倾向于采取直接而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问题，并对复杂的程序机制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多边国际机制是复杂且无效的，并不适合当前美国的实际情况，美国应当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自由选择任何与自己利益一致的国家进行合作，而不是被限制于某种刻板的结构中。在复杂的多边主义框架下，民粹主义者认为其他国家往往比美国获得更多的利益，并总是利用美国的资源，在安全和经济等领域“搭便车”，长此以往将导致美国实力的衰弱。正如特朗普所指称的，国际机制不利于美国的“自决”，提升主权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是为了使美国摆脱国际制度对美国行动自由的束缚。[26]
强调国家主权也意味着民粹主义对实力的重视。在一个以各个主权国家的“自助”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中，国家实力作为现实主义的基石，依然是民粹主义者实现外交目标的最重要手段。在2017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特朗普曾有过这样的表述：“联合国的成功取决于强大而独立的国家之间的联盟，这些国家拥护自己的主权，为自己和世界带来安全、繁荣与和平。”[27]从杰克逊到特朗普，尽管民粹主义者反对美国充当“世界警察”，过多干预外部事务，但普遍崇尚武力，高度重视国家军事力量的建设，主张增加国防投入和扩大军力。受其影响，美国民众也比以往更加支持政府扩大国防投入，共和党人尤其如此。皮尤研究中心在2016年的一项民调显示，61%的共和党人支持增加国防开支，这一比例在3年内增加了24%。[28]
近年来，美国的民粹主义在外交理念上的表达既坚持了杰克逊时代民粹主义者的基本诉求，又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下进行了更新和发展。这一理念的更新表现为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身份认同、核心国家利益，以及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选择。其外交理念的基石是对身份对立的强调，认为领导力应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然而，随着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疏离，政治精英谋划的外交政策往往未能将美国本土利益置于首位，甚至无视美国普通民众的利益，从而损害了美国本土的繁荣。民粹主义领导人坚定地与美国中下层民众站在一起，展现出对维护美国本土繁荣的强硬态度。他们的外交理念明显反对自由国际主义，回归了美国特有的“大众民族主义”世界观。为了将“美国优先论”的理念发挥到极致，民粹主义在外交领域遵循明显的现实主义政治逻辑，如倾向于以实力为手段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而不是依赖道德准则；主张各个国家都应通过“自助”的方式来处理外交和国际事务，通常不应干涉外部世界的事务；对国际机制、多边主义的作用持高度怀疑态度；声称美国不能长期承担国际义务，以免挤占国内资源，等等。这些理念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已经转变为美国的对外政策行为。
特朗普政府时期民粹主义外交政策表现
特朗普执政后，提出了一系列与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截然不同的外交理念和政策，学界与政界称这些外交理念和政策为“特朗普主义”，并将其视为当代民粹主义崛起的象征。其实，“特朗普主义”并非一个完全新颖的政治现象，也没有根本性地偏离美国的外交传统，但它确实标志着美国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变。在当前国际力量格局变迁、美国国内政治与外交高度分裂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民粹外交政策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推行基于“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特朗普上台后，大肆宣扬“美国优先”理念，主张外交政策应该服从于国内利益，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助长了其他国家的力量，削弱了美国实力。因此，他颠覆了一系列多边主义的外交成果。上任仅三天，他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理由是协定威胁到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就业；2017年6月，他以全球变暖缺乏科学依据为由，退出了《巴黎协定》，并认为该协定只对别国有利，却影响了美国传统能源行业的发展与就业，有损美国利益。特朗普还批评了奥巴马政府历经周折才最终签订的《伊核协议》，斥之为“史上最糟糕的交易”，[29]并以该协议无法遏制伊朗和纵容恐怖主义为由，宣布美国退出。此外，特朗普政府还陆续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和《中导条约》，甚至以贸易规则不符合美国标准和利益为由，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
可以说，美国在国际上反建制面临的政治阻力远小于国内。特朗普在经济、安全、军事、全球治理等方面摒弃了奥巴马政府倡导的多边国际机制，[30]转而采取以美国为中心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具有明显民粹主义倾向的特朗普将美国与世界其他国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割裂，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冲突关系，即当其他国家受益时，美国必然受损，以此来解释近年来美国相对实力的衰弱和新兴国家的日渐崛起。基于这种认知，特朗普得出结论：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削弱了美国国力，而采取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的单边“退出”政策，才是符合美国身份和利益认知的最佳外交选择。
其次，遵奉“结果导向”的交易型互动方式。作为杰克逊式民粹主义的政治代言人，加之商业化实用主义思维模式的熏染，特朗普更倾向于将国际关系视为一系列交易，与他国进行互动、处理外交事务和制定对外政策，最终目标是实现对美国有利的结果。在特朗普看来，外交谈判本质上是一种商业谈判，谈判手段的运用关键在于在极限施压和随时妥协之间保持高度灵活性。一方面，美国在谈判过程中常常展现出超级强硬的姿态。特朗普在有关外交政策演讲中多次抨击奥巴马政府对敌对国家过于软弱，认为这导致了美国对手对美国的不尊重，损害了美国的荣誉和声誉。“极限施压”是特朗普政府热衷使用的外交手段，它通过不断挑战对方底线和临界点，单方面向对方施压，以迫使对方放弃维持现状的想法，从而达到使对方妥协的目的。特朗普政府在外交中使用极限施压手段，旨在向美国民众展现其对待竞争对手的不软弱不妥协态度，以及维护美国安全和利益、与民众坚定站在一起的决心。这种做法迎合了美国国内民粹主义者对“政治强人”形象的诉求。
另一方面，尽管特朗普政府倾向于使用极限施压策略，但也表现出愿意通过直接对话来寻求外交妥协的灵活性。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曾宣称将基于实力地位与俄罗斯进行谈判，随后将重启美俄关系描述为一次“巨大的成功”。在处理朝核问题上也是如此，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朝鲜施加核威慑，另一方面又与朝鲜举行了多次双边峰会。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后不久，便迅速发起了对华贸易战，并不断威胁要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然而，尽管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特朗普并没有关闭与中国谈判和接触渠道，而反复使用了一种“施压-对话-再施压-再对话”的交易型互动方式，最终目的是迫使中国在汇率、产业政策、贸易和知识产权等方面作出有利于美国的改变。[31]
再次，在对外经济与贸易政策上，积极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理念。如前所述，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常常交织在一起，特朗普将美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认为保守的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不仅能够为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寻找替罪羊，而且更易于获得美国普通民众的接受和支持。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为了在国际经济领域“扭亏为盈”，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特朗普提出的“雇佣美国人，购买美国货”口号，旨在保护美国工人免受不公平的外国竞争，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为美国中下层白人工人阶级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经济福利。同时，通过利用“301贸易条款”对世界各国设置贸易壁垒，以高额关税来降低外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鼓励消费者购买本土制造的产品，促使企业将工厂搬回国内、让工人重返生产线，从而带动就业和工资增长。这种民粹主义式贸易保护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欧盟在内的许多美国重要贸易伙伴施加了压力，却不足以显著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也难以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32]
另一方面，特朗普对现行的大部分双、多边贸易安排协议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们需要被取代或者被抛弃。他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视为对美国不利的“糟糕的协定”，认为这些协议将工作机会转移出了美国中西部产业地区，有利于其他国家的经济成功。[33]即便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取代NAFTA后，他仍要求重新审定USMCA条款中的“原产国规则”和劳工规则，要将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流失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TPP也被认为将加剧美国制造业进一步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地区转移，导致美国本就有限的就业岗位外流，美国留在其中不仅会对本土制造业造成沉重打击，甚至会威胁主权独立；特朗普还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表示不满，要求韩国进一步对美开放汽车市场。
在特朗普看来，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更是不可接受。2018年1月，他称WTO是一个“灾难”，并指责其对美国和中国的“区别待遇”使美国总是处于不利地位。2018年夏天，特朗普再次提出改革WTO，并威胁如果不进行改革，美国将退出这一多边贸易组织。2019年7月，在中美贸易谈判前夕，白宫要求WTO修改对“发展中国家”的定义，并取消对中国的特殊待遇，声称如果WTO不作出实质性改变，美国将单方面采取行动。[34]
最后，在安全政策上，采取加强军事实力和重构同盟关系的策略。特朗普政府秉持以实力求安全的民粹主义国际安全理念，致力于提高美国的军事能力。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以实力维护和平，重建美国的军队，确保其在全球保持领先优势。[35]特朗普上任后，尽管美国政府部门的整体支出预算有所削减，但国防开支却大幅度增长，2019年美国国防支出预算高达7160亿美元，相较2017年的不足6000亿美元增加了1000多亿美元。[36]这充分体现了美国杰克逊式民粹主义对武力的崇尚和对国家荣誉的维护，意图通过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消除威胁，以维护美国的本土安全与利益。
基于美国的实际利益来重构同盟关系，是特朗普时期美国在安全政策上的“民粹化”的又一显著体现。从美国的实际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优先考虑出发，特朗普认为美国在安全上为盟友承担了过重的负担，而盟友却没有支付相应的财政、政治和人力成本，在安全方面肆意搭美国的便车，让美国财政入不敷出，未给美国带来明确可见的收益，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队建设能力。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称北约为“过时”之物，指责美国盟友通过不平等的规章制度和防务责任分担“敲诈”美国，断言促进自由化的国际秩序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37]在他看来，美国保卫的国家必须为自身的防务支付成本，否则就应该自行保卫。特朗普主张美国的同盟关系应该建立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伙伴国应该共同承担责任。他利用各种双边或多边场合对北约盟友施压，督促他们尽快实现承诺——军费开支占到国家GDP总量的2%，并尽可能将2%的占比提高至4%。同时，特朗普还决定减少美国对北约的投入预算，2019年美国提出对北约的投入从22%削减至16%，[38]并要求欧洲盟友全额补偿美国在欧洲驻军产生的费用。特朗普对日本、韩国等亚洲盟友也采取了相似的策略。他宣称如果日本不愿意支付更多的费用，就必须自行承担防务；他还利用韩国对美国安全保护的依赖，不断施压要求韩国承担更多驻军费用，并大宗购买美国军事装备。
此外，特朗普秉持寻求外部对立“他者”的民粹理念，将“大国竞争”视为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无论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还是《国防战略报告》，都将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界定为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和最大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经常发表对中国的负面言论，中国不仅成为美国民粹主义贸易政策的替罪羊，更是从特朗普时期起就被公开视为美国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是外交理念中的“他者”。在这种“他者化”的过程中，中国被认为是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最大威胁。在应对中国、俄罗斯、朝鲜等美国传统对手时，民粹主义采取了强硬的鹰派立场，特朗普将自己塑造成一种“超强硬”的形象，利用美国中下层白人的民粹主义情绪，塑造了美国的威胁认知，为政府一系列外交政策赢得了民意支持。可以说，民粹主义改变了美国处理中美关系、同盟关系以及全球化的基本战略框架和立场。
特朗普曾宣称，他的外交政策将永远把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其任期内，美国民粹外交将人民与对外政策相关联，将美国自我认知、利益认知、手段选择中的外交理念具体化为政策行为，推出了单边主义、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强调军事实力和大国竞争等一系列政策举措，这些政策凸显出个人化、简单化、情绪化和交易型的特点，与长期以来传统建制派的外交范式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更为强调正式的程序、机制和长期、渐进且专家驱动的精准调整和谈判的政策过程。
结论
时至今日，作为现代美国民粹主义最高峰的“特朗普主义”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全面分裂。“过去几十年来，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一直在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美国的就业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是收入分配却进一步恶化，1%与99%的鸿沟难以消除。”[39]这种不平等现象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向政治和社会领域扩散的必然结果。美国外交史家沃尔特·米德（Walter R. Mead）曾称，“杰克逊主义”（民粹主义价值观）是美国政治与外交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民粹主义在美国外交中从未完全消失，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更是显著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动摇了美国长期遵循的自由国际主义传统。“美国优先”等核心政策理念中蕴含的民粹主义元素，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侵蚀了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基础。民粹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根源于美国社会本身的危机，经由长期的历史演变，已经成为美国民主中“最糟糕的瘟症”和“一支经久的常态力量”。[40]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结束，但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并未随之结束。
民主党建制派代表人物拜登执政时期，美国社会政治的两极分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地缘政治力量平衡也在经历重大变化。作为一种政治惯性，民粹主义被用来回应对美国衰落的担忧，也被用于满足美国在对外关系中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需求。如若拜登政府未能妥善应对民粹主义的持续影响，则其对美国政治的负面作用可能不减反升。就此而言，2024年美国大选对民粹主义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优先”的民粹理念将持续塑造美国外交思维和实践。在这种政治气候下，美国承诺的可信度可能变得不再重要，制定和实施长期战略变得困难，民粹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将进一步固化和长期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参与中美气候治理合作及对我启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BGJ017；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专业2019级硕士生张心怡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贾立政、陈璐颖：《民粹主义的本质和新特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23期。
[2][4][11][39]张育瑄：《现代美国民粹主义的结构与困局分析》，《世界民族》，2021年第1期。
[3]C.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04, pp. 541-563.
[5]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
[6]邱卫东、高海波：《对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年第11期。
[7]赵敏：《美国“茶党”运动初探》，《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0期。
[8]周雨童：《当代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经济根源——以卡特、里根政府为例》，《西部学刊》，2021年第1期。
[9][19]王聪悦：《美国民粹主义：历史演进、文化根基与现实嬗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2期。
[10]J. Donald Trump, "Remarks at Trump SoHo in New York City," 22 June 2016,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trump-soho-new-york-city.
[12]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页。
[13]罗伯特·卡根：《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刘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15页。
[14]王立新：《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5]赵志朋：《美国民粹主义新态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前沿》，2021年第4期。
[16]J. Heilbrunn, "The GOP's New Foreign-Policy Populism," 17 February 2016,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gops-new-foreign-policy-populism-15228.
[17]W. Russell Mead, "The Jacksonian Revolt: American Populism and the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2017, pp. 4-5.
[18][20]刘顺：《美国民粹主义泛起背后的意识形态趋向及中国应对》，《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12期。
[21]J. Donald Trump, "Remarks on Foreign Policy," 27 April 2016,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foreign-policy.
[22][24]J. Donald Trump, "The Inaugural Address," 20 January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the-inaugural-address/.
[23]A. Ettinger, "Principled Realism and Populist Sovereignty in Trump's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pp. 10-14.
[25]肖河：《美国反建制主义和特朗普政策》，《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2期。
[26]G. Friedman and L. Jacob Shapiro, "The Limits of the Trump Doctri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utumn 2017, pp. 12-19.
[27]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2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19 September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2n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28]B. Drake and C. Doherty, "Key Findings on How Americans View the U.S. Role in the World," 5 May 2016,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16/05/05/key-findings-on-how-americans-view-the-u-s-role-in-the-world/.
[29]李泽生：《特朗普政府的防御性单边主义外交及其影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2期。
[30]张景全：《民粹主义思潮下的特朗普政府内政与外交》，《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22期。
[31]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From the President," 17 September 201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from-the-president-4/.
[32]T. Wojczewski, "Trump, Popu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20, p. 306.
[33]C. Lacatus, "Populism and President Trump's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An Analysis of Tweets and Rally Speeches," Politics, 2021, p. 40.
[34]T. Gregory Chin, "US-China Relations and Remaking Global Governance: From Stalemate and Progress to Crisis to Resolutions," Asian Perspective, 2021, pp. 91-109.
[35]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p. 25-3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36]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Trump's Defense Budget," 28 February 2018,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trumps-defense-budget/.
[37]G. John Ikenber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2017, pp. 2-10.
[38]R. Brown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Cut Its Financial Contribution to NATO," 27 November 2019, https://edition.cnn.com/2019/11/27/politics/trump-nato-contribution-nato/index.html.
[40]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中的偏妄之风》，汪堂峰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2页。
责 编∕杨 柳 美 编∕周群英
The Rise of American Populism and Its Diplomatic Impact in Recent Years
Wang Lianhe
Abstract: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populist tradi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In recent years, right-wing popu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veloped rapidly, showing obvious anti-elite and anti-establishment characteristics, exacerbat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divisions in the country. Ideologically, American populism tends to define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nationalism rather than internationalism, considering domestic interests rather tha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as its priority concern in foreign policy, and advocating the use of hard power to safeguard America's core interests. This concept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concrete foreign policy practices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unilateralism, transactional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economic nationalism, mercantilism, and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ies. Populism has become a political inertia in American democracy and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strategic direction and specific policies of U.S. diplomac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merican populism, populism, diplomatic idea, Trump doctrine, international or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