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从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方面，揭示了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情况。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意义上认识人口流动的一般规律、中国特色以及发展阶段性特征，既看到人口流动和集聚带来的多重积极效应，也认识到由此带来的相应挑战，有助于我们把握方向、找准问题、对症施策，更加完整、有效力地贯彻落实《决定》的重要部署。
劳动力要素的特点是以人为载体，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创业者和劳动者，人口、劳动力具有与其他生产要素不同的特点，因此也要求以不尽相同的方式对待，体现在配置、使用和付酬中，市场供求并非唯一的决定机制，还必须结合社会约定和制度安排。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趋于“去商品化”，即劳动力作为纯私人要素的属性进一步弱化，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社会权利，通过两个层次的制度建设得以不断增强。一方面，工资和工作待遇等通常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如集体协商、最低工资、劳动合同等制度共同决定；另一方面，民生福祉越来越不只是体现在工资和收入上，更体现在包含健康、教育、性别平等一系列内容的人类发展水平提高上。此外，那些经济发展遭遇困难的地区，在最终实现振兴之前，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变化可能会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是，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却不应该有所降低。作为上述趋势提出的客观要求，以及产生的连带结果，以人口为对象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供给，不仅要求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充分覆盖，还必然要求显著增强普惠性。
《决定》提出“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是对“钱随人走”内涵作出的更高层次、更全面精准的阐释及提升。2015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确定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推动实现相关教育经费可携带。这是基本公共服务内容的“钱随人走”思路和方向的第一次明确表达。2021年，财政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8876号建议，即戴运龙代表关于建立“钱随人走”转移支付制度的建议作出答复，承诺在完善转移支付分配办法的过程中，合理体现外来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增支影响，更好发挥转移支付资金均衡区域间财力差异的作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22年，浙江省财政厅印发《关于推进“钱随人走”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旨在将符合“钱随人走”改革要求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升级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转移支付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更加均等。这些改革实践的思路和举措，在《决定》中则体现为“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顶层设计。
按照新发展理念，“钱随人走”或“公共服务随人走”的实现形式应该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公共品边界显著拓展。按照一般规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内涵和外延趋于扩大，因而政府必然要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一个由早期经济学家提出、至今仍然有效的统计事实是：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趋于提高。这个特征化事实被称为“瓦格纳法则”。这个现象发生最显著即政府支出提高最快的时期，是人均GDP从10000美元到23000美元的增长区间，这个“瓦格纳加速期”恰为中国未来十余年将要经历的发展时期。其次，公共财政更集中用于社会保障等福利项目，而用于直接产业投资的比重应大幅下降。这符合老龄化时代对社会福利的更高需要，以及相比投资而言消费成为更突出需求制约的新形势。再次，社会保障等共济性、保护性的基本公共服务越来越具有普惠的性质，应该分别通过提高统筹层次和增强可携带性得到体现。最后，对以上内容综合分析进而得出的政策含义是，中央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承担更大的财政支出责任，因而，在国家财政收支中的比重应该适度提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
原标题：基本公共服务在国家财政收支中的比重应适度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和“钱随人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