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研我们在行动】
作者：光明日报调研组
很难相信，这曾经是不毛之地的毛乌素沙地！尽管已是秋日，树、草均含着秋意，但是樟子松、花棒、骆驼刺、芨芨草、柠条、沙棘仍织出满目的生机。
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已八成染绿。2020年，榆林沙化土地治理率达93.24%，陕西绿色版图向北推进400公里。
毛乌素、科尔沁、浑善达克、呼伦贝尔，被称作四大沙地，分布于内蒙古、陕西、辽宁、宁夏等地。毛乌素沙地治理成效最为显著，其过程体现着我国荒漠化防治理念和技术途径迭代升级、引领世界荒漠化防治的最新成果。
2018年，联合国治理荒漠化组织总干事在参观后盛赞：“毛乌素沙地的成功治理，是一件值得全世界向中国致敬的事情！”
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在这里铺开。
治理好后的毛乌素沙地一景。鄂尔多斯林草局供图
一
毛乌素是我国较早开展风沙治理的区域。70多年来，这里的人们为了生存，与风沙进行着不懈的斗争。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宁夏灵武等地，都涌现出众多的治沙英雄。人们为了保家园、保生存，不得不与风沙争抢空间，或沙进人退，或战沙谋绿。“有的老太太为了种活家门口的一棵树，每天端着茶杯去浇！”回想当年与风沙抗争的情景，当地群众无不动容。
治沙英雄令人景仰。但在浩瀚的沙地面前，一人一锹一杯水的作用太过有限。干旱多风的气候，让这里的树木种植成本高得吓人，而树木的成活率却低得难以置信。
要让自家门前一棵树变成西北中国一片林，需要更大的格局、更宽广的视野和更为宏阔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这就说明，防沙治沙不是一时一地一人的事情。”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院长张宇清说。
70多年来，围绕毛乌素沙地，至少已建有十四五个科研站所，其中包括不少博士后工作站。近10多年来，这里更是群英会聚。在榆林、鄂尔多斯、盐池这些西北小城，你可以看见很多国内知名高校的博士生在这里工作。在陕西省治沙研究所（前身为榆林治沙综合试验站），一个数据令人难忘：这个不大的研究所，高峰时竟集合了来自20多个省份的科研人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土壤、林草等诸多方面的专家学者聚集于此，众多国内大型企业向这里汇集。除了当地各级政府和群众积极投入防沙治沙之外，每年都有难以计数的个人来到毛乌素植树种草。
最好的专家、最多的资源、最强的力量向西北聚拢，向风沙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的优势。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考察并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时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
毛乌素沙地，就是“牛鼻子”。它是我们防沙治沙的主战场之一，是最新理念、最新手段的实验田。
“进入新发展阶段，坚持科学绿化、科学治沙，保护生态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全面提升生态系统功能，既是生态系统恢复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迭代升级我国荒漠化防治理念和技术的途径。”张宇清认为。
张宇清是在毛乌素以往治沙实践基础上得出的这一认知。
面对沙的步步紧逼，固沙，传统上使用的是草方格。可是，草方格2至3年就会被流沙掩埋失效；种植的树木需要人工浇灌，后期管理成本高、难度极大；向黄沙要绿、要水、要收成，本质上还是索取，这种状态能保持多久？
新时代以来，毛乌素治沙追求的目标是人沙和谐，沙不侵害人，人不破坏沙。
陕西榆林补浪河女子治沙连“大漠花海”。高艺玲摄/光明图片
二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刘鸿雁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来到鄂尔多斯乌审旗的乌审召镇那天，差点没吃上午饭。
才下午1点左右，一条主街已是行人稀少，饭店都关门休息了。
师生一行四处乱转，最终是一位好心的老人重新劈柴生火，给他们煮了一锅面条。
“那是本世纪初的事。那时候的鄂尔多斯，比现在的小县城还差很多。”刘鸿雁说。
鄂尔多斯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人少、冷清、风沙大。“车牌上没有颜色，一问当地的司机，都说是风沙打的。”20多年前的景象，他至今记忆如新。
他特别指出，固沙植物的选育、砒砂岩和沙混合成可耕种土壤等一系列沙地治理成效，都是长期科研攻关的成果。
从1959年起，我国组建沙漠科考队。经过不断摸索，一大批先进理论和技术，在成功改造我国大片沙地面貌的同时，也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治沙方案。
比如飞播造林。“飞播造林，就是用飞机播撒种子，速度快、成本低，可以顾及人迹罕至的恶劣环境和地形复杂的地区。”和飞播打了一辈子交道，陕西省治沙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杨伟如数家珍，“1958年，所里就开始试验。老一辈专家漆建忠，带着团队扎在沙窝窝里，历时24年，总算找到制约飞播成效的物候和气候规律，推出了12项配套技术。此后，飞播一飞冲天。如今，飞播总面积已超过1000万公顷！”
比如植物选育。位于榆林的红石峡沙地植物园，陕西省治沙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史社强手抚着一棵粗壮的松树说：“这就是‘沙地之星’樟子松！毛乌素原本没有常绿乔木。老一辈专家研究了上百种树种，才发现樟子松。60多年前，它从大兴安岭红花尔基，跨越了2000多公里来到毛乌素。”
“我们对风沙治理的规律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肖波说，“过去，我们还用过物理方法、化学方法去固沙，往沙漠里喷药、铺沥青，等等。现在这些手段都淘汰掉了，它们对环境的破坏太大了。”
近10多年来，毛乌素沙地治理成果越来越好，新一代科研工作者信心更足，干劲更大。
张宇清给记者拿出一张“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生物和非生物过程”示意图：要把沙地恢复为沙质草原，最佳方案是人为适度干预下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先在裸沙上铺设传统的草方格用以固定流沙，再在草方格内种植适应性极强的灌草植物，之后进行严格的封育保护，以充裕的时空孕育大地的演化。这些最早种植的灌草植物被称作“先锋植物”，它们的作用是改善裸沙的土壤和小气候条件，产生肥岛效应和保育效应，促进局部环境的正向演替。
“先锋植物”最终是要被淘汰的，但它们为后续生长的地带性植物遮挡炎热的阳光、阻挡风沙的侵袭、涵养更多的水分、改造更完善的土壤环境和生物系统。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后续植物存活下来，整块沙地的水土环境和生物系统得以改造，并自然形成地表植被的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如果条件好，甚至可以积水成湾、草木成林，引来灰鹤、红嘴鸭，林地里还有狐狸、刺猬、红腹锦鸡等，形成跨营养级的生物多样性……
治沙的先行者们，就像那些最早种在沙地上的“先锋植物”。他们扑向风沙，却不是为了张扬自己的冠盖；他们竭力伸展，只为探索通向未知的道路；他们以成功提供经验，用失败揭示教训；他们甚至没有“事了拂衣去”的潇洒，只坚守“功成不必在我”的信念。
“毛乌素沙地治理的成功，是多种元素综合、积累、深化、提高的结果！”刘鸿雁说。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几代治沙人的坚守与奉献，终于让风沙缓下步子，让毛乌素生机勃发。
三
1949年，榆林沙化以每年125米的速度南移，每年向黄河输送泥沙5亿吨。那时的毛乌素，以每年5到7米的速度向西走，往黄河挤压，每年向黄河输送1亿吨黄沙，相当于每分钟7辆载重20吨黄沙的卡车驶入黄河。
今天，这些只是历史！
“你现在再去鄂尔多斯看看，现代化的程度让人吃惊！我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但他们一到鄂尔多斯，都感到这个城市干净、繁荣、宜居、现代化！”刘鸿雁说。
他又补上一句：“如果治不好风沙，还是过去那个样子，GDP再高又有什么用呢？”
在榆林定边十里沙，站在自家被绿色团团围拢的院子，治沙英雄石光银说起变化停不下来：“以前‘三翻五种九不收’，现在洋芋蛋亩产上万斤；以前‘风吹沙子走，抬脚不见踪’，如今山水林田湖草沙立起来了……”院门外，25万亩荒沙碱滩，5300万株乔灌木，连亘成百多里“绿色长城”。治沙，不仅治了自个儿的穷，还带着1500户农民脱贫致富。
在宁夏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夕照、湖泊、绿树、老藤，不时惊起的水鸟，将保护区装点得美轮美奂。“以前这里尽是浮沙。”盐池县委书记王海宁话锋一转，“现在有水、有树、有鸟儿。水是沙里溢出来的，树是一行行种的，鸟儿百十多种，天上地上你来我往。夏天可以来露营观星，秋日这里的胡杨美不胜收。”
在榆林，神木市林草局局长高继强指着黄河说：“变化最大的还是黄河！这些年榆林南治土北治沙，年入黄河泥沙量大幅度降低。先前无定河从神木入黄，携泥带沙，让人好不烦忧。再看如今的黄河水，清凌凌！”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也有力助推着经济建设。
治沙工人在位于毛乌素沙地西南边缘的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理即将栽植的柠条苗。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据统计，2023年，鄂尔多斯城市环境优良天数317天，全年重度污染天数为零。与之对应，鄂尔多斯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765元，同比增长5.1%。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给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条件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石磊说，“当然也对生态文明提出了更高的期待，二者的相互促进作用非常明显。”
刘鸿雁等专家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毛乌素沙地治理的成效越来越显著，这是一个加速的过程。”
站在宁夏盐池王乐井乡高地上，眼前是宽阔草地，白色风车一众排开。不远处，排排蹲坐的光伏板，在夕阳下耀动着蓝色波浪。
王乐井乡党委书记郭晓澜拿着图纸“规划”未来，棋路清晰。“红绿古”已规划完，就等着大展拳脚了：“红呢，红色旅游，盐池曾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中心，红色资源深厚；绿呢，有哈巴湖、十里瓜廊，一年四季游人如织，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古呢，古长城，看像一幅画，听像一首歌，‘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必须承认，毛乌素沙地治理这10多年的效果呈现是全部70多年艰苦探索的成果，是几代治沙人不懈努力的结晶。在与风沙对抗、认识、相处、通会的过程中，我们的付出与回报，都是超预期的。
四
“到我们研究站来看看吧！”张宇清一次次地邀请记者，“我抓一把沙子，能给你讲好多故事！”这位生长在盐池、半辈子研究水土环境的汉子，一提到土地就滔滔不绝，“去地里的次数多了，就知道对土壤有多热爱！”
他喜欢课堂，那么多学生看着他，听他讲土的脾气，沙的性格，种子的倔强，假根、菌丝的缠绵——他更喜欢野外，那里风是硬的，沙是活的，太阳光直射到眼睛里，一切都是亮的。你把汗珠子甩给树，甩给草，它就长一片叶、开一朵花，那是多么真诚的回报！
在荒漠上，他曾经看到一株梭梭，独自在烈日砂砾间放肆地张开一簇浓重的绿色。天高地阔，远山成线，日影蒸腾，热风扑面。梭梭树浑然不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张宇清在本子上写下两行字：“独树映孤山，乱石走平川。世事枉思量，浮生宜自宽！”
苍老的毛乌素，因为有这群年轻人的到来变“年轻”了。而当年的那群年轻人，却随着毛乌素变“年轻”变老了。肖波、刘鸿雁他们刚到这里时，都是20岁上下的大学生。老师带着他们，看最蓝的天，摸滚烫的沙，踩着晒得干干的啪啪作响的草，在本子上记像沙粒一样永远记不完的数据。如今他们带着自己的学生，同样走在一片起伏的好像在呼吸的沙丘之间，天高地迥，沙海无垠。年轻人在沙子上撒野、唱歌，也有人向着天际沉默。
70多年了，我们改变了毛乌素，毛乌素也改变着我们。尽管你还有那么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但是，我们真的更亲近了。
“我们防治的是沙害，不是沙子。”刘鸿雁说，“没有对大自然由衷的热爱，就不会研究风沙水土一辈子。”
“我们的老师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在西北搞这方面的研究。”肖波说，“干我们这一行，不怕吃苦，也不能着急——比如一棵樟子松能活七八十年，在东北，活上二三百年也没问题，这就远远超过了一个人的职业寿命。它对沙地会有什么影响？这不是一两代人就能说得清的。”
在沙区边的那些科研工作站里，记者看到了很多老照片。风华正茂的科研人员来了，在沙丘里的工作开展起来了，沙地上有树有草了，人的头发也白了。他们为天荒地老作鲜活的注解。这是人与自然共同的书写，是唯有爱与坚持不可辜负的最好解读。大漠的形成至少要几千年，风沙与治沙者的相遇，不就是千年等一回的约定吗？
今年暑期上半段，西北无雨，坡上的草干得透透的，让人心焦。谁知近秋时节连日阴雨，贺兰山半坡凝翠、半山云浮。走在盐池站的实验地里，张宇清听着脚下泥水滋滋地响，心里畅快无比。一根细小的草芽钩住了他的鞋带，他弯下腰去解。明天就要回北京给学生们上课了，这草芽，莫不是不让我走不成？挑开草芽，一颗露珠落在手指尖上。
五
热爱是炽烈的，但科学却需要冷静。
对毛乌素，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决战，也没有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将防沙治沙比喻成“滚石上山的过程”，“稍有放松就会出现反复”。
尽管毛乌素沙地治理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我们在采访中，那些治沙人却表现出少有的冷静。
“沙地在自然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沙地治理成什么样才算成功？是否有精确的指标？”
在刘鸿雁看来，地带性的植被是气候决定的，只要消除危害，沙地治理就是成功的，不必追求植被全覆盖。“最好的草原也有30%左右的裸露土地。至于毛乌素，植被全覆盖是不可能的。”他举例说，一些地方加大投入，一段时间内似乎在局地获得成功，但成本太高，同时又形成了整体的退化，从长远看显然得不偿失。“比如杨树是速生树种，靠高耗水量，短时间内可能给人带来一片很好的景观，但在沙地中它40年左右就会大面积死亡，有些地方出现几十万亩同时枯死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本世纪以来，大家都不再用杨树作为主要绿化树种的原因。同样，樟子松也存在退化的问题。”
肖波、张宇清等人也都认为，沙漠、沙地“不可能根治”。但治沙是必须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尊重自然、尊重科学的前提下，用“基于自然的”或“近自然的”手段，让原生的沙漠、沙地不再扩张，环境不再不断恶化，风沙不再危害我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登举认为，毛乌素治理体现了目标取向上的转变，这一点至关重要。新时代的生态系统治理，要从单纯追求量的扩展转向追求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的整体提升，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我们倡导精准化治沙，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宜沙则沙。”鄂尔多斯林草局副局长李海光说。对于多年扎根一线的治沙人来说，从容地讲出“宜沙则沙”四个字是很不容易的。这不是对风沙的纵容，也不是对之前努力付出的否定，而是站在新起点上更为科学的认知，也是“久久为功”“滚石上山”的笃定与自信。
7月27日，刘鸿雁在“林水关系与多功能管理”论坛上作《半干旱区以水定绿的关键问题》的报告。他围绕“以什么水定绿”“以水定什么绿”等问题，详细讲述了近两个小时。
“毛乌素各地降雨不同，地下水条件不一，种什么，怎么种，都需要经过科学审慎合理地规划。”乌审旗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边良在林业系统待过多年，深知做好“水文章”的重要性。
一步步走来，毛乌素探索出乔灌草等“几位一体”的绿化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护，裸沙可以自然生成苔藓，甚至生出结皮，对地表形成有效覆盖，不起沙、不流沙，基本达到人工固沙的目的。
“地表有了保护层，温度上升的速度降低一些，土壤水分保持得好一些，再加上沙子被固定住不流动，生物多样性就会慢慢提升。”肖波说。
“毛乌素确实变绿了，但是这个绿是不稳固的，仅仅是刚走过用灌草等拴住流沙的初级阶段。”陕西省治沙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付广军说，“下一步要研究总结新的更好的治理技术和模式，引进优良树种，提高林分质量，提质增效，让脆弱的生态系统稳定下来。只有沙地植被的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都足够高，毛乌素的绿色才可以稳定地延续下去。因此，毛乌素治沙应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向着系统性、整体性、科学性和多样性的方向努力。”
毛乌素不只有沙，治沙人的眼中也不能只有沙，面对一个复杂的、多变的系统，人的思维也必须更周密、更复杂。王登举认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具有突出的生态系统性、全面性和综合性。只有从针对单一生态系统、单一要素的治理，转向统筹多个生态系统、全部要素的综合治理，达到多系统、多要素间的高度协同，治理成效才能稳固、可持续。因此，各类生态治理工程必须相互协调，切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此外，“未来，还要推动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让人能够在沙里淘金，安居乐业。一句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陕西省治沙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施智宝补充道。
晚上10点多钟，宋春阳关上灯，走出研究站的大门。
周围是湛蓝的一片。头上星光灿烂。
是的，荒漠的夜晚没有黑暗。群星的光华让大地呈现出蓝幽幽的神秘色彩，置身其间，身轻似羽，侧耳细听，风摇草翕。宋春阳觉得，她面对的是一片蓝海。
本科时，她是北京林业大学“梁希实验班”的学生。
沙地治理，梁希先生是先驱。1949年9月，新中国初创在即，百废待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他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设立林垦部，“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周恩来总理采纳了他的建议，并邀请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林垦部部长，梁先生以9字回复：“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他把自己生命中的最后10年献给新中国林业建设。北京林业大学“梁希实验班”即以梁希先生命名，跻身其间的学子皆品学兼优。
“看到现在的沙泉湾，梁希先生会满意吗？”宋春阳忍不住问自己。
她想，先生肯定会满意现在的沙泉湾，因为它太美了。但先生是不会满足的，沙泉湾太小了，不过3万亩土地。那么，毛乌素呢？毛乌素的绿色蝶变是否令人满意？答案是一样的。
伟大的事业，以艰苦作注，比漫长更长。
（调研组成员：蔡闯、周迅、吴晓杰、尚文超、肖人夫、高平、张哲浩、王建宏、杨雪丹、刘宇航、张文攀、王潇）
《光明日报》（2024年10月31日 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