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院教育的核心在于师道精神的传承。历代“书院人”以师道传承为理想，确立了书院教育的价值追求，包括五个方面：立德为先的教育原则、学问为本的教育理念、道不远人的教育智慧、包容开放的教育气象、融入自然的教育趣味。历史上，书院虽多次遭遇灾乱，但终能恢复元气、重振旗鼓。正是有赖于“书院人”的师道传承和价值追求，方能学脉不断，文明不绝。
【关键词】书院教育 师道传承 价值追求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从唐代到清代，书院数量众多，类型不一。教育教学是书院的主体功能、主要活动，但书院的性质又不仅仅是学校。《论语》曰“士志于道”，《中庸》曰“修道之谓教”，作为儒家文化的道场，书院教育的核心在于师道精神的传承。历代“书院人”，包括书院师生以及热衷于书院事业的地方官绅，以师道传承为理想，确立了书院教育的价值追求，即立德为先的教育原则、学问为本的教育理念、道不远人的教育智慧、包容开放的教育气象、融入自然的教育趣味五个方面。
立德为先的教育原则
书院教育首先在品行，其次在学业，这是早期书院确立的基本原则。南宋乾道间，吕祖谦主持婺州丽泽书院，要求诸生“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闻善相告，闻过相警，患难相恤”“旧所从师，岁时往来，道路相遇，无废旧礼”“毋得品藻长上优劣，訾毁外人文字”“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不修士检，乡论不齿者，同志共摈之”，等等。淳熙间朱熹知南康军，修复星子白鹿洞书院，并亲任洞主，作《白鹿洞书院揭示》。其主要内容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之序”。其中“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至于“笃行之事”，又包括“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后朱熹知潭州，兴复岳麓书院，将《揭示》移入岳麓。宋理宗视察太学，又亲书《揭示》赐示诸生。从此《揭示》大行天下，成为书院的办学纲领。一直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京师大学堂仍“以朱子《白鹿洞揭示》及《教员、管理员、学生规则》榜示全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〇六）。
后世书院的各种日常行为规范，基本是对吕祖谦、朱熹所订学规的沿用、引申和发挥，书院学规的纲目对此有直观反映。如明万历间无锡《东林会约》“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常熟《虞山书院学道堂堂规》“父子之道仁”“兄弟之道义”“夫妇之道礼”“君臣之道智”“朋友之道信”；清乾隆间肇庆《端溪书院讲堂条约》“正趋向”“励课程”“习词章”“戒习气”，道光间福州《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正心术”“慎交游”“广学问”“稽习业”“择经籍”“严课规”“肃威仪”“严出入”等。千年书院，一脉相承，可见立德为先的“成人”教育，实乃书院的首要命题。
立德为先，关乎教育的初心和目标。教育的初心是什么？“今学者开口便云读书，到底读书将为甚事？此处宜自猛省。”这是清乾隆间台湾道兼学政觉罗四明对台南海东书院诸生的“棒喝”。觉罗四明提供的答案是：读书是为了做圣贤。他认为，如果仅仅是好读书之名，不讲究日常行为，就失去了读书的本心，即便能读破万卷书、作绝妙文字，也是没有价值的。故而诸生应“自拔于流俗，将以圣贤为必可为”，并且“一切言动视听以及五常、十义之伦，逐项须要认真，毋得仍前忽略”（《海东书院学规》），从而修齐治平，为人表率。
将培养圣贤定为教育目标，台南海东书院并非个例。以清乾隆间江西书院的学规为例——南昌《友教书院规条》云：“士人当志在圣贤，力求仁义，上通性命，内治身心。”南安《道源书院条约》云：“今诸生当志圣贤之德业，以自励其行能；当志圣贤之事功，以自勉其材力。”新淦《凝秀书院条约》云：“愿诸生当下立志，决以圣贤为可求。”这些学规皆是缩影。宋代以来书院学规的“立志”条，几乎都是圣贤之学。与“成圣贤”相近的还有一个目标——做好人。朱熹曾对建阳沧洲精舍诸生讲：“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又谕学者》）明代冯从吾在西安宝庆寺讲学（关中书院前身），总结所讲要义为：“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谕俗》）可见培养出好人，也是书院教育的成功。
学问为本的教育理念
宋代以后的主要学术思想、学术流派，大多与书院密切相关。如北宋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南宋张栻、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元代赵复、胡炳文，明代王守仁、湛若水、顾宪成，清代颜元、钱大昕、姚鼐、章学诚、阮元、俞樾、王韬等人，及其所代表的理学、心学、实学、汉学、新学等思潮或学派，往往以书院为大本营。
书院成为重要的学术阵地，关键在于书院教育以学问为本位。以学问为本位，其要在于读书。如何读书、读哪些书，是书院教育的主要事项。南宋绍定五年（1232），状元徐元杰任南剑知州，为治下学校和书院拟定“日习常式”，颁布《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规定“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随其所已读，取训释与经解参看”“午后本经论策，轮日自为常程”“晚读《通鉴纲目》”。这可算最早的书院章程，只不过是和官学共用的。
阅读书目往往能够反映书院的学问指向。总体而言，研习原典、涵盖四部，是书院开列书目的基本原则，只是各家书院侧重点不同。有比较简略的，如清光绪间封丘《正义书院课程》规定学习课程七类，每类列举参考书目数种；也有的相当详细，列出的书目达数十上百种，甚至还有鉴别、评论，如康熙间南阳《南阳书院学规》于《春秋》条下，列《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胡传》《春秋归义》五种，各有简评；有的还列出参考版本，如光绪间开封《明道书院日程》说，《孝经》“朱子刊误本最好”，《小学》“张清恪公《集解》最好”，《近思录》“叶注、江注皆好”。
书院的办学层次、教育目标，以及山长个人趣味的差异，影响着书院对阅读的要求。哪些是必读书，哪些是选读书；哪些需要精读、先读，哪些可以泛读、后读，在很多书院的阅读指导中，皆有明确区分。清乾隆间陵川《望洛书院条规》规定：“国家取士，首试经书以观其学力，次考策论以觇其才识”，所以四书文、经文、策论方面的“古今载籍，学者宜无不讲求”。至于诗赋，“特游艺之一端，听各生童于专心举业之余随意涉猎”。这是以举业为重的书院，读书也以备考为主要目标，诗赋、史书则在其次。同治间上海《龙门书院课程》则要求：“先以四子各经考其道也，次以诸史及《资治通鉴》、朱子《纲目》扩其识也，而以《小学》《近思录》及《性理》诸书为之阶梯，所以窥义理之精微，定事为之规范者。至百家之书，有足发明经史及有关学问、经济者，各随其能而博览焉。然后以余力学为文辞及科举之业。”这是以学问和经济为重的书院，文辞和举业在其次。
同属一部的不同书籍，各书院的阅读次序也有所不同。以史部为例，主流倾向是优先读纪传体，其中又尤重《史记》《汉书》，其次才是编年体或《三通》等书。如清雍正间桂林《宣成书院条约》云：“《史记》《汉书》，昔人以配六经，姿性高者，就中节读。余十九史，亦当寓目。”也有将纪传体和编年体同等对待的，如光绪间杭州《诂经精舍规约》云：“纪传以《史》《汉》《三国志》为主，次及历代诸史。编年以《资治通鉴》为主，次及《纲目》及《续资治通鉴》之类。”又有优先读编年体的，如武陟《致用精舍学规》云：“史以司马氏《资治通鉴》、毕氏《续通鉴》、夏氏《明通鉴》为主，二十四史辅之。为主者日月不离，为辅者轮次诵习。”
同样，士子的根柢、资性、精力不尽相同，必读选读、精读泛读、先读后读，也有所区分。清乾隆间肇庆《端溪书院讲堂条约》云：“诸生即未能遽读《十三经注疏》《通志堂九经解》，然于《五经四书大全》，其曾熟复乎？即未能遽窥《二十三史》，然于《资治通鉴纲目》《文献通考》，其曾详观乎？即未能遍览诸儒之语录讲义，然于《性理大全》，其曾研究乎？”考虑到士子学习能力的个体差异，既提出理想的阅读要求，又划出最低限度的阅读范围，这是书院比较普遍的做法。无论如何区别，不变的只在读书问学。
道不远人的教育智慧
读书问学自是书院教育的要务，但对诸生的个人发展而言，还有一项现实需求——科举功名。
官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它与科举之间的深度捆绑。朱熹多次谈及于此，《信州州学大成殿记》云：“此邦学政其弊久矣，士子习熟见闻，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石鼓书院记》云：“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为适然而莫之救也。”因此书院之设，旨在补救官学教育之缺失。或者说，书院在官学之外，开辟了一条重振学术的道路。但历代书院或趋向官学化，或与科举密切关联，仍是无法避开的现实。如何处理功名与学问的矛盾，是一个需要妥当权衡的问题。
书院从不在一般意义上否定科举，还积极支持诸生考取功名。北宋应天府书院（又名南京书院）办学多年，科举成绩不俗。曾在此就读、后掌教于此的范仲淹，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颇为自豪地写道：“观夫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宜观名列，以劝方来。”即便以经史词章为主业的书院，同样对科举成绩抱有很高的期待。清代阮元创立杭州诂经精舍，“以行谊经术厉士”，培养科举人才不是书院的初衷，而主讲孙星衍撰《诂经精舍题名碑记》则称，精舍生“多致位通显，入玉堂，进枢密，出则建节而试士。其余登甲科，举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之言者，不可胜数。东南人才之盛莫与为比”。题名列“诂经精舍讲学之士”92人，“荐举孝廉方正及古学识拔之士”63人，“纂述经诂之友”5人，“己未会试总裁中式进士”22人，可见诸生考取功名也是书院的荣光。像清代崇文书院山长薛时雨那样，诸生获隽，他作《嘉兴得见登科录诸生多获隽者喜赋》；诸生落第，他作《慰下第诸生》，这种对弟子科名前途的共情，实乃历代书院掌教者普遍的关切。
范仲淹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同时勉励诸生：“登斯缀者，不负国家之乐育，不孤师门之礼教，不忘朋簪之善导。孜孜仁义，惟日不足。”既以功名前程相激励，也以家国情怀相期许，其中的逻辑关联在于，个人与家国、功名与学问并不矛盾，反而具有内在一致性。即便是八股文，也有与“君子之学”相通的底层逻辑，即如清代周文煊《东壁书院记》所说：“时艺虽止进身之阶，顾其理，孔、孟、程、朱；其经，《易》《诗》《书》《春秋》；其取材变化，《左》《国》《庄》《骚》，班、马、韩、柳、欧、曾……”从回归初心的途径看，较之于官学与科举的深度捆绑，书院努力寻求个人与家国、功名与学问之间的平衡，更具有“致中和”的智慧。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很多书院以研习八股文为主业。对于八股文，阮元《四书文话序》中有这样的论说：“上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皆归于正。下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亦归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书文囿之，则其聪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诵习者，惟程朱之说，少壮所揣摩者，皆道理之文。所以笃谨自守，潜移默化，有补于世道人心者甚多，胜于诗赋远矣。”从“中等之人”的角度理解书院与科举，“道不远人”，是之谓也。
包容开放的教育气象
书院是儒家的道场，但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场域。其诞生之初，就与寺庙、道观颇有关联。攸县的光石山书院，与朱阳观、惠光寺比邻而建。长安的李祕书院在玉真观里，衡阳的李宽中书院在寻真观里。潭州寺僧智璇等“割地建屋，以居士类”，“时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欧阳守道《赠了敬序》），这里后来发展成了岳麓书院。由此可知，书院从一开始就融合了传统文化的多种元素。
承续包容开放的基因，书院注重自由讲学。书院史上有多次著名的会讲，如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自福建赴潭州，居留岳麓、城南书院两个多月，与张栻讨论诸多理学问题。“朱张两大儒同集此地，后先主教，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长沙府岳麓志》卷三）。又如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应朱熹之邀，在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学效果甚好，“当时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李子愿《象山先生年谱》）。事后朱熹请陆九渊书写讲义，刻石以资纪念。摒弃门户之见，不同学派、观点之间切磋、碰撞，造就了书院兼容并包的学风。
书院的包容开放，不仅体现于教育内容，也表现在教育形式上。譬如，书院精神的维系和传承，有无制度保障？有。书院学规和章程即是，不过也有例外。如陆九渊主持贵溪象山书院，就不立学规、章程，其教学方式也灵活多样，“随其人有所开发”“（诸生）有欲言而不能自达者，则代为之说，宛如其所欲言，乃从而开发之。至有片言半辞可取，必奖进之，故人皆感激奋砺”（《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又如，清代书院特重考课，所谓“立赏罚以示奖劝”“立课期以校得失”（《韶山书院学规》），而陈宝箴主讲武陟致用精舍，则反对“考较高下”，认为这会“启人争心”，故而“不定考试，惟稽课程，有褒贬而无等第。非仅免争，亦以崇厚”（《致用精舍学规》）。
在教学受众方面，有些书院也颇具开放意识。明代嘉兴仁文书院规定：“会讲之日，如或山林布衣，力行好修，但愿听讲，不妨与进。”如此规定基于对人生的一种理解，即“真修实践之士，往往出于布素”，像吴与弼、王艮诸人，虽没有“身份”，但却是真儒。常熟虞山书院会讲之时，“凡我百姓，年齿高者，与年少而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无分本境他方”，但愿听讲，皆可报名参加，甚至“果胸中有见者，许自己上堂讲说”。这一举措的理论依据，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何论其类哉”；实践依据，即“王心斋不过泰州一盐灶，寒山拾得俱为乞儿，张平叔乃一皂隶”。既然如此，“本县何敢以皮目待天下士哉”（《虞山书院志》卷四《会簿引》）。
书院的包容开放，还在勇于改革和探索，接纳新锐思想。晚清刘光蕡主讲泾阳味经书院，创立求友斋，学习经学、史学、道学、政学，以及天文、地舆、算法、掌故；筑通儒台，制晷造仪，以便诸生研究天文地理；建时务斋，旨在沟通中西，以救时局，味经书院由此成为西北维新运动的主要阵地。傅兰雅、徐寿、王韬等人主持上海格致书院，以“令中国人明晓西洋各种学问与工艺造成之物”为目标，既不传教也不应科举。王韬主讲期间，“延请中西教读，训以西国语言文字。学业有成，则视其质性所近，授以格致、机器、象纬、舆图、制造、建筑、电气、化学。务期有益于时，有用于世”（《弢园尺牍续钞》卷四《呈邵筱邨观察》）。书院又实行季课、特课制度，其题“以洋务为主，旁及富国、强兵、制械、筹饷之类”，采用“散题分课，题目即登《申报》，以便遐迩皆知”的征文形式。格致书院由此成为近代科学教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
融入自然的教育趣味
早期书院多依傍名山而建，如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南麓；岳麓书院，在湘江西岸岳麓山下；嵩阳书院，背靠嵩山峻极峰；石鼓书院，坐落在衡阳石鼓山上。书院依傍名山胜水，既受到士人读书山林风气的影响，也与重视风水的堪舆观念有关。更重要的是，山林远离喧嚣，利于静心读书。朱熹在呈报朝廷的《白鹿洞牒》中就说，白鹿洞“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岳麓书院内有“风雩亭”，得名于《论语》中的“吾与点也”，“曾点气象”也成为书院的普遍追求。
风雩亭周围种有柳树，“柳塘烟晓”即为岳麓书院八景之一，另外七景是“桃坞烘霞”“桐荫别径”“风荷晚香”“曲涧鸣泉”“碧沼观鱼”“花墩坐月”“竹林冬翠”。不少书院都有类似的系列景观，如明代衡阳石鼓书院八景，是“东崖晓日”“西溪夜蟾”“绿净薰风”“窳樽残雪”“书声唔咿”“钓台渔唱”“栈道枯藤”“合江凝碧”；清代潮州韩山书院八景，是“亭阴榕幄”“石磴松涛”“曲水流觞”“平池浸月”“橡木遗迹”“鹦鹉古碑”“水槛观鱼”“山窗听鸟”。而更多的书院，虽未必有“八景”“十景”之名，但也常见林泉之胜。
即使是主张一心读书、无需游息的人士，也难以拒绝园林的吸引力。清乾隆间新淦知县朱一深创建凝秀书院，他亲自拟定的《凝秀书院条约》中有“谨出入”一则，认为书中自有真乐，不必把时间用在游览上；同时又建造一楼，以供诸生观眺怡情。这座楼即静远楼，朱氏后来也忍不住写了《静远楼八景诗》。八景者，“秀岭晴岚”“玉溪环带”“银冈烟雨”“枫冈瀑布”“南浦溪声”“东山松韵”“虹堤夜月”“天柱积雪”。清代王心敬曾主讲于武昌江汉书院，他谈及书院的空间设计时说：“凡门前内甬道两旁、堂前堂后，必广树松柏杉槐；于其空闲，又必种植诸竹。凡池皆种莲植芡。一则培植树木，使成蔚葱之观，以增书院气象，二则春夏藉竹树之阴，三则诵读之余，可玩物适情，以助清逸潇洒之性耳。”（《丰川续集》卷十五《又为逢公论书院规模》）除以上三点意义（审美、遮阴、怡情）外，还有两点可以补充。
其一，园林景观有助于悟道。书院与理学关系密切，而理学思想特别注重体悟自然。周敦颐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因为可由此“观天地生物气象”；程颢置盆池畜养小鱼，也“欲观万物自得意”。草木虫鱼，自有生机；天地好生，民胞物与。可以推想，置身于园林之中，师生更能够真切地体悟仁者之心、儒者之道。对于书院诸景，理学家往往兴致盎然，多有吟咏。如张栻在潭州城南书院时，有《城南书院杂咏》《城南即事》组诗，朱熹也有《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这些诗作不仅写景，也颇具理趣。其灵感的源头，正是书院的草木泉石。
其二，园林景观作为一种微型的“江山之助”，有助于文思。杭州紫阳书院在吴山之麓，院中有螺泉、笔架峰等十二景，诗人到此多有题咏。晚清王同辑《杭州三书院纪略》，收录过若干首。他为《紫阳书院课艺九集》作序，将书院景观视作缩微版的自然山水，近观泉水涟漪、池波潆洄、奇石林立，远眺潮涨潮落，诸生的文思、文机、文气、文势皆可从中获得启发。薛时雨主讲过江宁尊经书院、惜阴书院，附近乌龙潭因久未清理，茭葑纵横。于是率诸生清淤，又在潭西种植梅竹松柏。薛氏在《尊经书院五集课艺序》中，由劳作联系到写作：潭水经疏浚而清洁，山林经培植而多姿，人参与了景观之美的形成。“文之洁净”和“文之藻采”一样，也离不开人的劳动付出。由此，诸生可因山林之乐，而知文章之阃奥。
历史上，书院曾多次遭遇灾乱。例如元末战乱，白鹿洞、岳麓等著名书院皆遭倾覆；明末禁毁令下，天下书院横罹灭顶之灾。尽管如此，时间或长或短，书院终能恢复元气、重振旗鼓，关键原因就在于文化根基未曾断绝。清咸丰间东南地区迭遭兵燹，书院毁损极为严重，同治以后，渐次兴复，重现当年“喁喁向学”之貌。同治十二年（1873），谭钧培任常州知府，他下车观风，发现“其才情横溢、见地开拓者，颇不乏人，于是知前人之流风余韵为未泯也”（《毗陵课艺序》）。所谓“前人之流风余韵”，正是历代“书院人”的师道传承和价值追求。有赖于此，则学脉不断，文明不绝。
（作者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代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项目编号：21&ZD25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
③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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