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传统农业不仅着眼于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以实现高产，而且更注重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确保稳产。“杂种五谷”是我国传统农业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发展农业生产所采取的重要措施。这一举措不仅使环境及其变迁对农业的不利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同时适应了土地零碎化的需要。我们要在坚持精耕细作的同时，更加注重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关键词】精耕细作 生物多样性 “杂种五谷”
【中图分类号】S-09 【文献标识码】A
“辟土殖谷曰农”
什么是农业？《汉书》给农业下的定义是“辟土殖谷曰农”①。《荀子》则说：“掩地表亩，刺屮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②综合来看，古人认为，农业就是垦辟土地、清除杂草、多施肥料、生产谷物的事业。今人对农业的定义是利用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来获得产品的产业。和今人的定义相比，古人更重视土地在农业中的地位。
土地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性状各异，必须因地制宜加以合理利用，才能达到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齐民要术》有言：“地势有良薄，山泽有异宜。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③
由土地问题延伸开，人们发现农业问题其实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稼，指的是农业生产；天和地代表自然，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环境；人是稼（庄稼，即农作物）的生产者。农业中的天、地、人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稼同时具有自然和人的因素。
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往今来人们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精耕细作”和“农业八字宪法”着眼于改造自然，强调人力及技术对土地自然属性的改变，以提高土地的产出。古代农业在这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比如，梯田的修筑，使得多山的八闽大地达到了“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的地步；圩田的开垦，使得长江中下游许多湖区成为宋代以后粮食生产新的增长点，历史上产粮大省的江西甚至出现“江右产谷，全仗圩田”④的局面。
“顺天时，量地利”与“杂种五谷”
改造自然所带来的后果也并非完全如人所愿。圩田虽然使水稻种植到了湖心，但“偶遇涨涝，皆沦巨浸。或将告西成，一经飙浪，终归水乡……究之十岁之中，其有秋者，不一二也”⑤。梯田虽然使水稻种到了山顶，但“稍旱则水田不登”。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下，人对环境的改造难以达到理想状态，比如灾害的频繁降临。直到今天我们并没有因为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而使灾害发生的频率降低。实际上，古人在发展农业时，一方面对不利的自然环境进行改造，另一方面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所说的“顺天时，量地利”，体现了适应自然环境大于改造自然环境。
适应环境，并不是简单地听天由命，而是在尽量不改变现有环境的情况下，通过选择物种（包括作物的种类和品种）来适应不利的自然环境，进行农业生产。大禹治水时就曾“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⑥。选种水稻可以在不改变现有低洼多水的情况下，达到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古人经常采用这种方法来应对环境的挑战。比如，用多种脂（芝）麻的方式来抑制新开荒土地上的杂草，用初种水稗或先种苜蓿的办法来改良涂田和盐碱地，用种植绿肥作物来补充土壤肥力。
《周礼》中将这种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方式称为“土宜之法”。《周礼》中提出“三农生九谷”，其中“三农”指的是平地农、泽农和山地农。而“九谷”指的是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等农作物。通过多样化的农作物及品种来满足不同土壤的种植需要。《齐民要术》说：“山田种强苗，以避风霜；泽田种弱苗，以求华实也。”⑦《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粟品种86个，其中14种“早熟、耐旱、熟早免虫”；24种“穗皆有毛，耐风、免雀暴”；10种“晚熟，耐水”。这里提到的旱、虫、风、雀、水等都是单纯地依靠耕作所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对环境的适应不仅表现在对农作类型，诸如平地农、山农和泽农的选择，还表现在对品种的选择。这在唐宋以后得到快速发展的稻作农业上得到充分的证明。宋人郭正祥在《田家四时》诗中说：“选种随土宜，播掷糯与粳。”古人强调“地势之宜”，其核心思想就是倡导顺应土地资源的自然地理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展多样化利用。多样化利用不仅体现在对高田、下地、坡地、深水等不同地势的土地的合理规划，使“治之各有宜”；也包括对农作物品种的选用，如“夏至、小满至芒种节，则大水已过，然后以黄绿谷种之于湖田”。因为“黄绿谷自下种至收刈，不过六七十日，亦以避水溢之患也”⑧。凡此种种，都要求备有大量的适合不同环境种植的农作物种子。清朝乾隆皇帝钦定的官修农书——《授时通考》就记载了水稻品种3429个。这些品种都是适应不同环境需要而选育出来的。其中有的耐肥、抗倒伏，有的抗寒、耐涝，有的耐旱、早熟，还有的抗鸟兽病虫，等等。
作物及其品种的增加促进了我国农业的进步。近万年来，我国的主粮作物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经历了三次革命性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在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的起源，小米成为多数中国人的主粮；第二次始于秦汉时期，小麦逐渐取代小米，成为半数以上中国人的主食；第三次则是唐宋时期，大米接续小麦，养育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国人口。但因应不同自然条件的种植需要，保持生物多样性、培育适应性良好的品种的传统没有改变，单一化种植的现象并未出现。
《汉书》载：“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⑨我国农业发展自古以来就一直面临着耕地不足、地力下降、劳动不足、天灾人祸等诸多挑战。与精耕细作着眼于高产相比，“杂种”更注重总量上的稳产。通过“杂种”，保持农业生物的多样性，是我国传统农业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发展生产所采取的重要措施。这种“杂种五谷”的传统也是我国农业乃至中华文明赖以长期延续的根源之一。它成功地扩大了农地面积，提高了土地利用率，维持了土地的永续利用，对于自然灾害的控制和劳动力的调节发挥了重要作用⑩。
土地零碎化与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不仅适应了我国农业多种环境的种植需要，同时也适应我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卜凯（John L. Buck）提出了土地散碎是中国传统农业最重要的特征。确切地说，土地零碎化（或称斑块化）是在人多地少而又依据土地质量和数量平均分配的结果，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它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生产者多方面的物质需要而出现的，同时也是因地制宜、因土种植、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结果。零碎化并不强调对土地的过分加工改造，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生物多样性、景观多样化。土地零碎化表面上看起来降低了土地利用率，用于划定田界和供人行走的田埂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定面积的土地，其上面生长栖息的杂草和害虫等也成为周围农田作物潜在的危害，但同时也为蚯蚓、青蛙、自然天敌等有益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庇护所、中转站。另外，田埂上的种植和养殖也增加了田野中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种类。如田埂豆、田埂芝麻等就是适应田埂种植所培育出来的特殊品种。今天的科学家通过在田边种植功能植物蛇床草的办法，吸引和繁殖瓢虫、草蛉等自然天敌，以达到控制大田害虫的目的。
以土地零碎化和生物多样性为基础，古人在利用杂种、兼种和扩种等方式扩大种植面积的同时，还通过不同作物及品种的组合，甚至种养结合等方式，实行多熟种植、循环生产，提高土地利用率。例如桑间种豆、稻田养鱼等举措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兼有除草、灭虫和肥田的作用。土地零碎化程度越高，生物多样性越丰富。土地零碎化也使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得到合理调配和充分利用，有利于提高土地的产出和农民的收入，反过来又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和景观多样化。基于土地零碎化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东亚地区传统农业和社会得以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源⑪。
为了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古人积极开发利用自然界各种动植物资源，培育各种农作物及品种。全世界栽培的作物种数在600种到1000种之间，其中起源于中国的超过20%。此外，古人还引进外来农作物，以丰富农业生物的种类。大约五千年前，起源于西亚的小麦传入我国，后来成为仅次于水稻的主粮作物。从汉代到唐代，大量果蔬和畜禽种类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宋代引种推广的占城稻和宋元之交普及的棉花，明清传入的辣椒、玉米、番茄和马铃薯，都深刻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今天，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日俱增，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人们可以通过植物工厂、智慧农业等方式生产出所需要的各种功能食品。但农业的基础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稳固，相反却日益脆弱。由环境破坏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威胁着农业的发展。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火墙”。晚清江西地方官员何刚德在《抚郡农产考略》一书中称：“法有新必有旧，法可守者守之，不可守者从而改良之，所谓最新理想莫不自旧理想来也。”“杂种五谷”是古人应对灾害的法宝。
历史告诉我们，我国传统农业发展不仅强调对环境的改造，更注重对环境的适应。改造与适应相结合使环境及其变迁对农业的不利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未来，我们要在坚持精耕细作的同时，更加注重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农业博物馆特聘研究员）
【注释】
①⑨[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18页、1120页。
②[战国]荀子：《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83页。
③⑦[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43页。
④[清]包世臣：《郡县农政》，北京：农业出版社，1962年，第104页。
⑤[清]陈宏谋、欧阳正焕：《湖南通志》卷四十九《风俗》，清乾隆二十二年（1810），第15a页。
⑥[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1页。
⑧[南宋]陈旉：《农书》，北京：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25页。
⑩曾雄生：《农业生物多样性与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上）》，《鄱阳湖学刊》，2011年第5期。
⑪曾雄生主编：《亚洲农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第289-334页。
责编/银冰瑶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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