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北全面振兴内嵌于中国与世界关系互动的进程之中，东北融入互联互通体系之中并且成为重要战略节点是东北发展和繁荣的基本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对东北全面振兴的目标、角色、路径和前景进行了系统阐述和全面部署。东北全面振兴既要对接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要融入对外开放体系之中，在双循环互动体系中确立东北地区“战略发展”的角色，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空框架之下探寻东北发展的时空体系和内在逻辑。新时代新征程，东北全面振兴要以人民为中心，在国家区域发展体系中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全球以及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秩序加速演进的背景下获得和确认发展与安全的新角色。
【关键词】互联互通 东北全面振兴 安全 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0.008
【作者简介】孙兴杰，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史。主要著作有《“东方问题”与巴尔干化的历史根源》等 。
实施东北振兴战略迈进第三个十年，东北振兴的内涵、方向、路径以及目标都发生了重大而微妙的变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东北全面振兴的蓝图已经呈现出来。简而言之，是两个“牢牢把握”和三个“结合”。两个“牢牢把握”，就是牢牢把握东北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中的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三个“结合”则是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锻长板、补短板相结合，坚持加大支持力度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东北全面振兴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东北全面振兴战略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任何一个区域的发展都需要建立在具有广度、密度和深度的互联互通体系基础之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要素在互联互通体系内进行互动、碰撞、融合和创新，从而形成具有活力和韧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枢纽，成为经济发展空间中的增长极。互联互通不仅是全球化进程中一以贯之的线索，也是一国之内不同区域发展的动力。东北地区发展的起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在国家、地区乃至全球互联互通体系中角色和地位的变化。理解和贯彻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需要在世界百年变局的时空框架之下，探寻东北在安全与发展两大事项上的历史和地缘角色。
互联互通与区域发展
开放才会发展，封闭导致落后。现代世界的发展缘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不同的要素在市场体系中流通和配置，打破了原有的边界，重塑了世界的样貌，让世界进入了一个自我维持的增长轨道。关于发展的理论有很多，亚当·斯密关注劳动分工所带来的效率；大卫·李嘉图注重比较优势；道格拉斯·诺斯聚焦于产权和制度；约瑟夫·熊彼特将经济增长归结于“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能力；奥地利学派则关注“企业家精神”所带来的活力。发展经济学理论为理解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提供了多样的视角，然而，区域发展是一个复杂现象，任何发展和增长都是在一个复杂系统中进行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而发展不顺畅或者停滞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因此，对于一个区域发展的审视需要建立在比较完整的时空框架之下。
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都是区域发展概念。东北全面振兴要与其他区域发展进行“对接”，这至少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各个区域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唯其如此，才有可能进行“对接”；二是各个区域之间是有边界的，构成了具有主体性的区域。区域发展以及区域间的对接意味着存在不同层次的互联互通网络，而互联互通的频率、密度和水平则成为判断区域边界和对接可能性的重要依据。
互联互通既是区域发展和互动的动力，也是区域发展及其秩序变迁的线索。互联互通至少包括多元主体、多样化互动和多层次进程，由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边界界定的空间以及由不同“景观”构成的时代风貌。首先，多元主体在发展理论中体现为不同的要素，比如，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商品等。而要素之间的互联互通则表现为市场秩序，其中包含着规则、规范、默契等。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不同规模的市场秩序，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突破现有的诸多边界。“我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建立和打通全国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实现货物和人的互联互通，难度不亚于一次小型全球化，需要多年的建设和制度磨合。过去几十年，从铁路到互联网，我国各类基础设施发展极快，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冲击着一些旧有制度的藩篱。”[1]
其次，互联互通包括多种形态的互动方式，而互动方式的变革则会大大改变互联互通的形态。交通通信方式的变化带来了速度革命，在19世纪出现的铁路、电报和轮船等则一举革新了互联互通的广度和密度，人口、商品和信息的流通也呈现出加速的态势。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塑造了新的互联互通的形态和空间。每一次互动方式的革命都会重塑发展的逻辑。理查德·鲍德温认为，全球化就是不断“解绑”的过程，19世纪的海上运输使得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得以分开，从而成就了少数西方工业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信息化使得生产过程被拆解，形成了以产业链为核心的生产体系，离岸外包推动了工业化的重组，国家的边界被打破，即便是发达国家也有一些地区成为“锈带”，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区域成为新的工业化中心。
最后，互联互通包括多样化进程，而不同进程的错位则带来了秩序的变化。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既包括技术的突破，也有观念的革新，创新意味着权力、利益和观念的格局会发生变化。在互联互通的进程中，不同的主体可能会采取学习、模仿的态度适应新变化，也可能会被淘汰。因此，身处不同进程之下，利弊得失会推动复杂系统的演化，而突变或者断裂则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由此改变系统的结构和形态。“多样化的进程会一次次地打破系统的均衡，因为一个系统只有在没有空间容纳或丧失了制造内部动能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达到均衡状态。而复杂系统正是由于变量多样而且结构复杂，所以才具有巨大的能力制造，也有宏大的空间容纳新的内生动力，其中包括爆发极端事件的可能性。”[2]
互联互通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体系之中，同时也塑造和改变时空秩序。对于区域发展问题需要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之下进行审视。在一个互联互通网络中，即便面对共同的挑战，不同的主体也会采取多样的应对策略，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节奏，这种节奏会体现在时间与空间中。从时间的维度来看，互联互通不同的“节奏”构成了历史分期，比如，农业时代的能源主要来自自然能，工业革命之后，同一地区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观。互联互通体系中的不同进程界定了不同时间的“边界”，也就是处于不同的时代。近代以来，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向，不同的区域先后卷入到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区域会沿着同一方向发展，不同区域很可能会存在时间上的“代差”、错位甚至是叠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而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核心内容的世界市场体系之下，效率和创新的竞争亦将时间压缩。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体现在效率的提升上，地缘经济秩序则更多体现为效率的竞争，具有更高效率的区域处于地缘经济秩序的中心，反之则处于边缘。一个区域在地缘经济秩序中的角色和功能往往表现为处于发展的不同时间序列或者不同的发展阶段。
从空间的维度来看，区域发展受制于空间，同时又塑造空间。自然地理条件在既有的互动方式下规定着一个区域所处的功能和角色，而随着互动方式的变化，互联互通体系所形成的节点和结构也会随之变化，一些闭锁和孤立的地区因为交通方式的变化而成为互联互通的中心和纽带。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海岸线闭锁了人类活动，而在海洋时代，海岸线就是互联互通的基点。“位置、距离、方向是空间构成的最基本的要素，三者又是互为前提的：一个人的位置的界定有赖于他与其他人之间的距离和方向，距离是靠两个位置来确定并度量的，方向则取决于两个点之间的相对位置和距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空间的内在关联性。”[3]一个区域的空间角色是由互联互通网络所界定的，尤其是在具有广度和密度的网络中，位置是由互联互通所界定的，同一区域在航海、铁路、高铁和互联网等不同时代会被赋予不同的角色。一个区域在更大空间体系内的功能会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陆权时代的财富和权力中心可能会在海权时代沦为边缘。区域发展和国家发展需要安全环境，而安全环境需要成本和投入。即便在同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区域可能承担和扮演的角色也并不相同，有些区域成为经济贸易中心，而有些区域则要担负安全使命。
互联互通为理解区域发展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视角，区域发展的核心逻辑在于融入、顺应与塑造互联互通体系，跟上时代潮流，承担起应有的地缘角色。
从长时段审视东北的发展
2003年，《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标志着振兴东北正式成为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二十多年，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指出，“东北振兴到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节点，必须解决好精神状态问题。越是困难，越需要‘真把式’，要真抓实干”。[4]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需要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审视和把握东北的发展历程，确定合理的参照系。
长时段，不仅指的是时间的长度，更重要的是历史性的结构变化，尤其是互联互通体系的时代内涵。十九世纪中期，清政府逐步放开“禁关令”，大量关内的人口“闯关东”，进入东北地区，从而形成了东北开发与发展的热潮。“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粗略估计有2500万人从内地前往满洲地区（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境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外国的商业和政府开发者在此修建铁路、开设煤矿，将农场工业化，将本地生态系统与国际羊毛、木材及肥料市场连接起来。”[5]新中国成立之后，实施“一五计划”，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70%以上在北方，其中东北占了54项。到20世纪60年代，东北经济和人口在全国的占比不断上升，达到历史最高值。论及东北历史上的辉煌时刻，往往会提及20世纪50年代东北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时期。彼时的东北是中国工业的摇篮、能源基地和大粮仓，是新中国推进工业化的增长极。相比于东北最辉煌的时刻，当下东北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已经大幅度回落。2020年东北地区人口总量下降到1亿人以内，并且低于1990年的人口数。[6]从经济总量来看，东北GDP在全国占比持续回落，2021年跌破5%，1990年则是11.7%。东北的辉煌和落寞，尤其是人口与经济总量在全国占比持续下跌的趋势，其原因可能超出了体制机制本身的范畴，而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从近代的视野之下，东北的兴衰也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大转型的缩影。
第一，东北在20世纪的快速发展和繁荣堪称历史奇迹，大约在半世纪的时间里，东北一跃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从中国历史演进来看，经济文化重心从西到东、从北到南的转移贯穿了千年。陈正祥先生在《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中描述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从北向南转移的过程，唐宋之际，中国的历史重心从北方转向了江南，尤其是南宋之后，更是如此。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中提出，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是为了研究从公元前255年到公元1842年的历史过程才特别提出的；但是，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开放世界贸易，同时受到工业主义的影响，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这一概念便不再适用了。随着铁路的修建、工业和贸易的发展、海外贸易的出现，公共治水工程对于政治安全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而农业生产率，作为衡量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尺度，也失去了支配意义。[7]事实表明，冀朝鼎关于农业时代中国基本经济区规律的论述并没有过时。东北在20世纪的快速发展似乎并不符合中国经济版图变迁的规律，这是否意味着东北的发展具有特殊性？
第二，东北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东北恰恰处于地缘经济中心，而非地缘政治博弈前沿。20世纪前半期，中国处于革命与战争之中，相比于关内，关外处于比较安定状态。20世纪20年代，有大量的美国银行贷款进入东北地区，从而推动了东北的投资和建设。值得关注的是，东北处于亚洲地区工业化的中心，铁路改变了互联互通体系，东北地区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铁路网络。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东北地区进入安定和平时期。另外，在“一五”计划期间，东北获得了大量投资，成为新中国工业基地。在冷战体系之下，中国东部沿海反而处于地缘政治的前沿。到6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紧张，中国安全压力增大，东北从地缘经济中心向地缘政治前沿转变，三线建设的开展减少了东北地区获得的投资，承担了更加明显的地缘安全角色。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改革开放使东部沿海从地缘政治前沿变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枢纽，在冷战结束之前，东北地区仍然处于地缘政治前沿。可以说，中国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是东北发展波动起伏的重要因素。
第三，东北地区最先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东北的繁荣得益于国家大量投资，而这种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东北改革的压力。201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指出，东北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机制问题，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问题”。[8]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制度变迁要面对“路径依赖”的问题。一种经济秩序不仅包括生产和分配，还有观念和认知。需要看到的是，“现代经济中许多核心制度源自不同的环境因素和初始条件。市场经济本身也包含多个秩序体系，它们以不同速度和幅度同时运行，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会减弱市场的合理性对其他社会秩序领域的转换能力”。[9]可以说东北曾经是中国工业化的先进地区，而其转型之难可能代表了一种秩序和时代转变之难。时下，被称为“东北文艺复兴”的写作主要是东北转型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反映，其中内含了一种“过去-现在”的时间结构，即“过去是好的，而现在却不如意”。而这种“想当年如何”的后顾性思维恰恰反映了东北发展面临的观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北人才不少、技术基础雄厚、干部素质也不错，往往就缺一点创新精神和思想格局。”[10]
第四，从铁路时代到海运时代，再到信息化时代，东北在互联互通体系中的地位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之后，沿江沿海地区融入了国际贸易体系之中，成为对外贸易的“洼地”，在“大进大出”的大循环体系中，东北处于边缘地位。在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建设过程中，东北也失去了在铁路时代曾经的优势地位。京哈高铁2021年全线贯通，为对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提供了便利。互联互通体系不仅指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而且包括资源要素联通与互动，尤其是产业链体系，大城市和城市群成为产业、人才、市场的主要集聚地。东北的城市比较分散，城市之间相距甚远，没有形成具有集聚效应的大城市，更难以形成城市群。
从历史视角来看，东北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和角色在“回归”，东北曾经如同火箭一般的腾飞是特殊历史时段的“奇迹”。东北振兴的衡量标准并非恢复东北曾经的辉煌，而是如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时所说，“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1]东北的人均财富或者人均GDP能够处于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指标和目标。
东北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使命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指出：“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关乎国家发展大局。”[12]承担五大国家安全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使命和责任。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座谈会上强调：“2018年9月在沈阳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以来，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在推动东北振兴方面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夯实，产业安全基础不断巩固，能源安全保障作用不断强化，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国防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改革开放呈现新气象。”[13]统筹安全与发展是构建新发展体系的核心内容。在全国层面上，不同的区域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进而言之，要形成功能分化、角色分工、结构均衡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在区域层面上，要根据国家赋予的角色对安全和发展有所侧重，东北全面振兴的使命就是维护国家安全，这也是两个“牢牢把握”中的头号任务。
第一，东北地处边疆，也是东北亚地区的中心地带。从地缘政治结构来看，东北地区处于东北亚地缘板块的枢纽。从历史上看，东北地区是东北亚秩序和权力的“漩涡”。许倬云先生指出：“亚洲大陆的东北部，呼伦贝尔一带，可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优良牧场之一，那里成长起来的牧人群体，一波又一波，凭借东方良马，不断向西南进入中原。”[14]在草原、森林、农耕的交界地带形成了地缘政治权力的中心，在农耕与游牧博弈的千年历史中，东北地区形成了互联互通体系。时至今日，公路和铁路的路线与曾经的驿道是近乎重合的。从千年历史的演进来看，鲜卑族系南下建立北魏政权到满族入关建立清朝，东北一直是东亚大陆地缘秩序的中心。20世纪60年代之后，东北再次处于地缘安全的前沿，冷战之后，中俄之间建立起了较为牢固的双边对话与合作机制，东北的地缘安全压力得以缓解，但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东北地区依然承担着一定的国防安全的压力。
第二，在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的大趋势之下，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地。沿江沿海地带在海洋时代具有地缘优势，成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前沿，在冷战前期的二十多年里，这一互动和交流的进程被阵营化的对抗所打断。无论东北还是沿江沿海地带都要承担国家安全的责任和角色。“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国家建设、经济发展，是在怎样的形势下进行的。当日本、韩国等地的防务基本由美国代管时，中国必须把大部分力量用来确保主权领土不受侵犯；在时刻准备应对战争的条件下，国家不可能把全部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当上述地区可以依靠外国的资本技术注入、依靠外部市场实现发展，中国却在大多数时间内被两个超级大国遏制，既得不到外部资金，也得不到外部市场。”[15]改革开放以来，沿江沿海地带处于发展的前沿，而东北地区主要承担安全的角色。如果以海陆权转换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地缘重心从陆权向海权转移，沿江沿海地带构成了海洋中国，与海洋世界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系；而东北依然是陆权中国的重心，远离世界市场。东北和东南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分流”的过程，这似乎能够解释东北经济总量在全国占比为何持续下滑。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面临的地缘经济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中央提出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利于东北把科教和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16]这是东北发展的新机遇，以产业安全来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当然，“构建国内大循环是为了保证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行，这同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是不矛盾的”。[17]东北的产业发展要立基于安全，以安全的发展在新发展格局中提供保障和支撑。
第三，粮食安全是东北承担的突出甚至是首要的安全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要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首位，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平时产得出、供得足，极端情况下顶得上、靠得住。”[18]在东北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中，新增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处于领先地位，从2011年以来，东北粮食产量连续多年占全国总产量的20%以上，2023年吉林省粮食单产量居全国第一，东北粮食调出量占全国40%，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输出基地。东北的农业生产资源禀赋优势明显，肥沃的黑土地以及比较充足的水热条件使之成为世界级的大粮仓。虽然有全球粮食贸易市场，但是进入国际市场的粮食还是少数，各国主要依靠本国生产来解决吃饭问题。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国际粮食市场波动，一些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和地区发生了动荡，进一步凸显了粮食安全的紧迫性。值得关注的是，东北地区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地区，这得益于东北农业的发展。粮食生产本身就是体现了安全与发展的统一，东北地区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现代农业，是东北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鲜明特征，同时也承担了粮食安全的主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19]东北黑土地承担粮食安全的责任，而构建生态安全屏障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
第四，能源转型是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一环，能源密度和形态往往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形态，重塑互联互通体系。工业革命的根本要义在于从自然能源到化石能源的大转型，当前绿色发展思潮兴起，绿色能源与全球气候变化紧密联系，由此催生巨大的绿色产业和金融市场。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做大做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是内蒙古发展的重中之重。”[20]在新能源发展过程中，关键矿产品构成了新能源产业的“原材料”，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基地，能源和资源安全关乎产业安全，关乎我国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的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21]“五大安全”是东北地区所承担的“国之大者”，实现东北全面振兴的新突破，其重点在于夯实“五大安全”的基础，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底线”。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要义就是实现安全发展和战略发展。东北在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和地位是由其资源禀赋以及所处的内外区位和地缘环境共同塑造的。
东北全面振兴与互联互通体系新定位
世界百年变局和新发展格局是东北全面振兴的前提和背景，而东北全面振兴的途径在于寻找和确立在新的安全与发展格局之中的角色，通过“内接外联”将东北融入中国与周边、中国与世界的大循环体系之中。
第一，东北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要提升区域合作与开放水平。近代以来，东北以及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不断变化，东北地区濒临北太平洋，多条河流东流进入太平洋。全球地缘政治秩序发生深刻变化，气候变暖提升了北极航道的商业价值，在东北以及东北亚建立河流运输、陆海联运的前景愈加清晰。东北并非闭锁在海洋之外，而是北太平洋沿岸的重要区域。东北地区的发展历程也表明，地缘格局的变化是突变因素，而恰恰这种突变因素让东北的发展路径为之一变。
第二，东北全面振兴要融入国内新发展格局之中，与其他区域板块和区域重大战略对接交流。新发展格局顺应了国土空间不均衡发展规律，“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要形成几个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以及一些重要城市群”。[22]要通过布局交通、通讯、能源管线推动东北与国内主要区域发展动力源的对接。区域发展的对接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一环，要打破各种限制和“堵点”，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发挥中国超大市场的规模经济优势。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资源进一步集聚的现象，包括人口的流动。然而，“经济的空间集聚发展和国内市场整合却是实现规模经济优势的两大必要条件。如果市场不整合，生产要素不能自由地跨地区配置，生产出的产品不能低成本地跨地区贸易，或者一个行业的上下游企业分散在相距较远的地方，那么，空间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便无从谈起”。[23]葛剑雄先生从中国几千年人口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似乎可以缓解东北人口外流的焦虑：“中国的人口分布历来是很不均衡的，但却是基本合理的，因为这符合中国农业生产的分布状况，绝大多数人都是就地或就近获得粮食的。2000多年来，不少人注意到了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制定过各种方案，采取过各种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军事的办法，企图改变这种状况，但取得的成效却相当有限，有时还事与愿违。”[24]
第三，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塑造了中国国内区域发展的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内嵌于中国与世界关系互动的进程之中。中国的发展得益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东部沿海的经济增长极与欧美市场建立了密切联系。在中国地缘政治经济重心由陆向海转移的过程中也必须正视中国有漫长陆地边界的事实，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之复杂在大国中也是少有的。王赓武先生指出，即便中国经济与全球海洋经济联系在一起，也不要忘记三分之二的陆地边界，要持续培养一种新的、均衡的全球史观。[25]东北的全面振兴不只体现在经济增长数据上，更要落实到承担国家安全责任上，在统筹安全与发展，构建分工合理、均衡有序的国土空间过程中实现新突破。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规律与国际秩序演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VLS015）
注释
[1]兰小欢：《置身事内》，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77页。
[2][9]希尔顿·L.鲁特：《国家发展动力》，刘宝成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8～19、39～40页。
[3]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页。
[4][10]《奋力书写东北振兴的时代新篇——习近平总书记调研东北三省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纪实》，2018年9月30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8-09/30/content_5326900.htm。
[5]谢健：《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关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52页。
[6]张爱萍、王广州：《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特征及突出问题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2期。
[7]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岳玉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1页。
[8]《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2016年4月26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16-04/26/content_5068242.htm。
[11]《习近平在辽宁考察时强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3年9月1日，https://www.gov.cn/ldhd/2013-09/01/content_2478815.htm。
[12]《习近平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2018年9月28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8-09/28/content_5326563.htm。
[13][18]《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2023年9月9日，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ETNTsetdGj。
[14]许倬云：《经纬华夏》，海口：南海出版社，2023年，第123页。
[15]宋念申：《发现东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第289页。
[16]《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9月10日，第1版。
[17]《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把握战略定位坚持绿色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2023年6月8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5245.htm。
[19][22]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求是》，2019年第24期。
[20]《把握战略定位坚持绿色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2023年6月9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3/0609/c1024-40009524.html。
[21]《“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增进中国经济发展新优势述评》，2021年11月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1102/c1001-32270796.html。
[23]陆铭：《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11～12页。
[24]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58页
[25]黄基明：《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刘怀昭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第14页。
责 编∕肖晗题 美 编∕周群英
The Connectivity System and the Spatial-temporal Framework
of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Sun Xingjie
Abstract: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is embedd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the integr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into the connectivity system and making the region an important strategic node are the basic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Northeast China.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d and fully deployed the goal, role, path and prospect of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should not only align with domestic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ut also integrate into the country's opening up system, establish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role of Northeast China in the double-cycle interactive system,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spatial-temporal system and internal logic of Northeast China under the spatial-temporal framework of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the world's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In the new era and on the new journey,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should be people-centered,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safeguard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country's regional development system, improv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obtain and confirm the new role of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Keywords: connectivity,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security,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