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放科学已成为提升传播学研究质量的重要手段。自2015年起，西方传播学领域便开始探索开放科学的多种实践路径，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取得显著进展。与此同时，中国在开放科学的应用上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成熟的经验和体系。通过分析西方传播学如何运用预注册研究、分享研究材料与方法、实施开放科学徽章、鼓励复制性研究和推广透明度及开放性指南等措施，来增强研究的透明度与复制性，提高公众对科学研究的信任度，可以为开放科学于中国传播学应用的创新实践提供重要借鉴，推动国内传播学高质量研究与应用。
【关键词】开放科学 开放传播学 研究透明性 复制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0.010
【作者简介】徐敬宏，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全域认知与国际传播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互联网治理、健康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影视与游戏。主要著作有《网络传播中的隐私权及其保护》《社交媒体中的隐私侵权问题研究》《建设性新闻对受众风险感知与应对的影响研究——以健康传播为例》（论文）、《习近平全球互联网治理重要论述研究：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论文）等。
引言
早在2015年，西方传播学就开始了对开放科学的探索，当时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出版了以开放科学为主题的专辑，掀起了关于“传播学中存在的可疑研究和出版实践”的思考。2021年，国际传播学会（ICA）的旗舰刊物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以“开放传播学研究”为主题出版特刊，其中33位知名传播学研究者联合署名，发表了名为《传播学领域的开放科学议程》的论文，引发了传播学学界的轩然大波。时至今日，一系列传播学权威期刊针对开放科学进行了专刊探讨，包括Digital Journalism、Media and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等，呼吁“开放传播学”的实践，倡导实现传播学研究在多个环节的开放，包括预注册、开放数据等。
经过近十年的研究积累，西方传播学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促进开放科学融入传播学实践的方案。开放科学在国际层面的发展显示了其逐渐成为科学研究与学术出版行业创新的重要方向和手段。从早期的“三大宣言”（即2002年的《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2003年的《贝塞斯达开放获取出版声明》以及《关于科学与人文知识开放获取的柏林声明》）开始，开放科学就强调了学术出版物作为公共资源的共享属性，提出的开放获取模式被学术研究领域和传播领域广泛采纳。此外，由开放科学中心（Center for Open Science, COS）开发的开放科学框架（Open Science Framework, OSF）的推出，进一步促进了研究过程的透明性和可追溯性，支持研究者在研究的各个阶段进行开放和中心化的协作。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了《开放科学建议书》，不仅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开放科学核心原则和实践的广泛认可，也为全球开放科学政策和实践提供了一个国际框架。由此，开放科学逐渐成为推动科学进步、增强学术研究透明度和公众参与的关键工具。
目前，我国传播学对于开放科学的探索尚处于萌芽阶段，缺乏开展开放科学的理论背书和实践经验。近些年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在开放科学理论与实践领域面临着诸如公众对开放共享的认识不足、数据共享的界限不清晰、缺乏数据管理的规范化以及激励机制不完善等挑战。[1]为此，详细梳理西方传播学通过预注册研究、分享研究材料和方法、实施开放科学徽章、鼓励复制性研究以及推广透明度和开放性指南等措施，能够增强研究者对开放科学的理解、促进传播学的学科创新发展，对开放科学在我国传播学领域的应用具有借鉴意义。
对研究进行预注册
预注册。预注册是开放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旨在提高研究的透明度和可靠性。根据Nosek等人的定义，预注册（Preregistration）是指在数据收集或数据分析开始之前，将假设、研究设计和分析计划明确地记载在官方的登记处的过程。[2]2013年，Nosek和Spies等学者建立了开放科学中心（Center for Open Science）网站（网址为https://osf.io/），提供免费服务。开放科学中心在2020年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指南，不仅便于预注册（网址为https://osf.io/jea94/），还便于存储和共享数据、代码及其他研究材料。在一些垂直细分的研究领域，研究者也开发了适合自身所在学科的预注册规范。
预注册包含以下几个步骤：一是明确研究假设和目标。在预注册之前，研究者需要明确他们的研究假设和目标，包括详细描述研究问题和概述预期的研究发现。二是详细描述研究设计。研究设计应包括进行问卷调查或实验的方法，如样本选择、实验设置和数据收集方法等。三是制定数据分析计划。这一步骤要求研究者详细说明他们将如何分析数据，包括使用的统计方法和数据处理的过程。四是计算样本量和功效。为了防止样本量过小导致低功效统计，研究者应事先进行功效分析，从而确定所需的样本量。五是上传预注册文件。研究者将上述所有信息汇编成文档，并在AsPredicted[3]或OSF[4]等官方平台上进行注册。六是对预注册文件进行设置。一旦完成注册，平台将保存研究计划，提供时间戳证明，研究计划将不可以更改。研究者可以设置在一段时间后公开预注册信息或者立即公开，也可以将预注册链接到即将发表的论文上，以便读者比较研究计划和实际进行的研究之间的异同。
预注册对于提升我国传播学研究质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首先，预注册有助于防止“Harking”（Hypothesizing after the Results are Known，即在已知结果后提出假设）和“P-Hacking”（通过选择性地报告数据或分析达到显著性水平的不当操作）。“HARKing”和“P-hacking”这些行为可能会带来虚假的研究结果，而预注册通过事先确定研究步骤和分析方法来减少这种可能性。例如，Schafer和Schwarz从过去没有预注册的出版物中随机抽取了900个效应，并与93个来自预注册出版物的效应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预注册研究的效应值（r=.16）不到未预注册研究（r=.36）的一半，这表明预注册可以有效降低“假阳性”的风险。[5]其次，预注册不会妨碍研究人员进行后续的探索性数据分析，但要求研究者明确区分验证性分析和探索性分析。探索性分析对于科学的进步至关重要，它们不应该被伪装成验证性分析，而应该被放在研究报告更显眼的位置，预注册有助于提高研究的透明度，使其他研究人员能够更清楚地理解研究的设计和分析方法。最后，预注册还可以提高研究的可复制性。通过公开详细的研究计划，其他研究人员可以更准确地复制研究，从而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预注册报告。和预注册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是预注册报告（Registered Reports）。预注册报告的核心思想是在研究开始之前，对研究设计、方法和分析计划进行同行评议，审稿人根据研究问题和研究设计的优缺点来评估手稿，而不是基于研究结果。预注册报告可以被看作预注册的逻辑延伸，区别在于预注册报告将同行评议的过程提前到开展研究之前。
预注册报告一般包含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研究者提交一份包含引言、方法、样本大小等信息的提案，然后评审人员评估这个研究提案的优缺点。如果评审通过，研究者的论文将获得“原则上的接受”，这意味着只要按照提案指定的方式进行，无论结果如何，论文都保证会被发表。在获得“原则上的接受”后，研究者按照预注册的计划进行数据收集和研究。在第二阶段，研究者提交完整的论文初稿，包括他们预注册的分析计划的结果、探索性结果和对发现的讨论，任何偏离预注册的内容都需要进行解释。在第二轮同行评审中，评审人员评估这项研究是否符合原本的计划，并提供反馈。
预注册报告将同行评审的步骤提前的措施方法，对我们传播学研究具有以下借鉴意义：首先，改进研究设计。预注册报告在研究进行之前就提供了同行评议，与传统的模式相比，在研究实施前评审人员可以提出建议来强化研究方法、提升研究质量，从而避免潜在的设计缺陷。其次，消除发表偏见。由于预注册报告采用“原则性接受”政策，其发表与否不依赖于研究结果。这意味着无论研究结果是正面还是负面，只要研究按照预先批准的计划进行，就有可能被发表。这样可以消除对非显著结果的发表偏见，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真实可靠。再次，鼓励探索性研究。预注册报告不仅可以用于验证性研究，而且支持探索性研究，使研究者能够自由地追求新的科学发现，而不必担心这些发现是否符合传统的“显著性”标准。最后，提高科学研究的透明度和可复制性。预注册报告在研究开始之前明确研究设计和分析计划，增加了科学研究的透明度，有助于其他研究者重复和验证研究结果。
分享研究材料、数据和方法
分享的注意事项。在满足伦理和道德要求的情况下，应该鼓励研究人员分享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各类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研究材料（问卷题目、实验刺激材料、实验协议、实验指导、内容分析的编码表、元分析的编码表等）、研究数据（原始数据、聚合数据、处理数据或合成数据等）和研究方法（实验的操作和模拟环境、内容编码工具、网络爬虫工具、应用程序等）。对此，我国传播学研究者在分享研究材料、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事项。[6]
研究材料有多种类型，在简单的研究中，材料可能是问卷的题项或手动呈现给参与者的实验刺激（视频、图像、声音等）；在稍微复杂一些的研究中，研究材料可能包括复杂的视频刺激、与参与者交互的计算机程序或者用于呈现刺激和收集响应的计算机代码。一些与人相关的实验研究还涉及知情同意材料。分享这些研究材料对于研究结果的解释和其他研究者进行复制研究都是有价值的。同时，读者或审稿人还可以通过实验材料对特定现象或范式进行细致的洞察。
分享数据是透明和开放的关键，研究人员必须决定分享哪些数据。“原始数据”是由软件（如问卷平台）、实验者、摄像机或其他仪器等记录的初始数据，这类数据可能含有或能够识别个人信息，因而分享此类数据具有较高的隐私风险。对此，一些情况下可以对这类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而另一些情况下进行匿名化处理则非常困难，例如对视频数据。但是对于大部分文本数据而言，可以用表格的形式对数据进行匿名化统计分析。这些数据的存储格式应该是常见的、通用的格式（如带有逗号分隔的txt或者csv），而不需要依赖某一特定软件才可以读取和编辑，理想情况下，研究者不仅分享原始数据，还一同分享在处理数据过程中生成的脚本，以确保数据分析过程的公开透明。
研究方法是一份详细的书面说明，其中包括假设、方法和分析方案等信息。对于相对简单的研究，可以在研究报告的正文中包含所有这些信息，或者可以创建一个单独的说明文件，并在报告正文中提供更高层次的总结。对于某些实验程序，为了使读者更好理解，可以拍摄指导性的视频素材。总之，研究方案可以被视为文字表达层次，其汇集和描述了具体的研究产品，如材料、软件和分析代码等，并告知读者在研究中如何应用。无论采用哪种方式，研究方案都需要具备足够的细节，这样其他研究者可以在无原作者帮助的情况下复制前人的研究。
遵循“FAIR”数据原则。在分享研究材料、数据和方法时，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原则。目前比较流行的是“FAIR”数据原则，该原则由Wilkinson等在2016年提出，目前被引用量已经破万，成为公认的数据分享准则。“FAIR”数据原则遵循可查找性（Findability）、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和可重用性（Reusability）。表1罗列了Wilkinson等提出的“FAIR”数据原则的内容。[7]
分享研究材料、数据和方法对我国传播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可以增强研究的透明度和信任度。分享研究数据、材料和方法有助于提高研究过程的透明度，这种透明度对于在科学界、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之间建立信任至关重要。研究者开放其数据和材料是他们积极参与开放科学实践的重要环节，这种开放性可以增加研究发现的可信度。第二，方便进行元分析和系统性综述研究。通过分享数据、材料和方法，研究人员可以获得必要的数据细节，以便对前人的研究进行元分析和系统性评价。同时，研究者可以总结某一领域的研究趋势、概括前人的研究发现，有助于研究者得出更加稳健的结论，更好地理解某一领域。第三，可以减少重复劳动，促进跨学科合作。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可以利用共享材料，而无需自己重新收集，这不仅节省了时间和资源，避免了重复努力，减少了科研成本，而且为更广泛的研究群体参与科学对话提供了便利，并为潜在科研方向带来新的视角、批评和对研究方法论与理论的改进。此外，后续研究者也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应用新视角或新方法，加快科研创新进程。第四，丰富教学和培训资料。从教育的视角来看，共享研究材料无疑是无价之宝，这些材料为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了进行学习和分析的真实例子与数据集，增强了教育体验，促进了实践技能的培养。第五，有助于数据的长期保存，增强数据的可访问性，提高研究的影响力和可见性。对研究数据、材料和方法进行分享和归档确保了它们能被长期保存和访问。对于罕见或独特的数据集而言，这一实践尤为重要，一旦这些数据丢失，就很难重建。此外，分享科研数据还可以增加研究的可见性，使研究成果获得更多引用，提升研究者的专业形象和影响力。第六，促进公众参与和支持。分享研究数据、材料和方法可以弥合学术界与公众之间的信息和知识鸿沟，从业者、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直接获取公开的数据，直接将其应用在相应的领域中，从而增加研究的社会影响；同时，这种做法不仅惠及科学界，而且促进了知情决策和公众参与，有助于培养公众对研究者的信任，使开放科学应用更迅速、更广泛。
颁发开放科学徽章
徽章的目的与分类。开放科学徽章（Open Science Badges）是一种旨在提升科学透明度的方法，最初是为了鼓励科学研究中的开放实践而设计的。开放科学徽章的引入始于2014年，最早由心理学权威刊物Psychological Science（2023年影响因子4.8）采用。开放科学徽章被用来标记和表彰公开数据、公开材料，或已经预先注册的研究。
不同类型的开放科学徽章都需具备特定的申请条件。以Wiley数据库为例，其规定了三种类型的开放科学徽章，分别代表作者实施了不同的开放科学实践。[8]一是开放数据徽章（Open Data Badge）：这个徽章表示作者共享了必要的、数字化的研究数据，使其他研究人员可以访问和使用这些数据。对于危及保密性或参与者匿名性的数据，并不在开放数据的规范之内，这类数据也不会被授予开放数据徽章。二是开放材料徽章（Open Materials Badge）：开放材料徽章表示作者提供了他们研究中使用的材料，如实验设计、问卷或测量工具等，这些材料是写作方法论的组成部分，也是复现所需的重要材料。任何无法数字共享的组件都必须详细描述，以便其他研究者理解如何复现论文的程序，以及材料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三是预注册徽章（Preregistered Badge）：预注册徽章是为拥有预注册设计的研究而授予的，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研究材料本身也包括在内。这并不限制作者报告额外分析的结果，作者可以随时向徽章中添加注释，如“预注册＋分析计划徽章”，该徽章还包括研究的分析计划和报告结果。
其他数据库也采用了类似的开放科学徽章政策，例如，Sage数据库旗下的传播学期刊Communication Research同样提供了三种类型的开放科学徽章。[9]一是开放数据徽章：要求提供用于访问公开可用数据的URL、DOI或其他永久路径。这些数据必须存放在一个公开的、永久性的开放存取数据库中，且需要有足够的信息使其他研究者能够复现所有报告的结论。二是开放材料徽章：需要提供访问研究材料的URL、DOI或其他永久路径，这些材料同样应存放在公开的、永久性的开放存取数据库中，必须确保有足够的信息供其他研究者复现所有报告的方法。三是预注册徽章：要求提供访问预注册研究计划的URL、DOI或其他永久路径，数据分析计划必须在分析数据或观察结果之前预先注册，并且应该详细说明是否变更了原本的预注册分析计划。
徽章的呈现与意义。开放科学徽章一般以可视化标志的形式在论文的检索和内容页面进行展示。例如，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是传播学领域最早采纳开放科学徽章的期刊之一[10]，它被Taylor & Francis数据库收录，用户可以访问每期期刊目录，如果文章申请了开放科学徽章，文章文本框的右下角就会显示。更进一步，在文章的PDF版本中，徽章标志会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在文章的封面，徽章会出现在文章属性列表中（这些属性还包括文章浏览次数、相关文章链接和补充材料等）；另一个在文章的末尾，在“参考文献”部分上方的“开放学术”（Open Scholarship）部分，徽章会以行内形式显示，与页面的左边距对齐。通过这些方式，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将开放科学徽章的存在和其意义直观地展示给读者和研究人员，从而表达对开放科学实践的鼓励和认可。这些徽章代表了文章在数据共享、研究方法的公开，或研究设计的预注册等开放科学方面的贡献。
Schneide等人研究了开放科学徽章是否能影响学生、科学家和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他们进行了三项实验研究，实验对象分别为大学生（270人）、科学家（250人）和公众（257人）。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三种场景之一：授予开放科学徽章（表明遵守开放科学实践），未授予开放科学徽章（表明未遵守开放科学实践）和开放科学无徽章（对照组）。研究发现，除了公众样本不显著外，徽章对信任的影响与预期一致，即开放科学徽章是增强科学论文目标受众对科学家信任的有效手段。[11]这表明，开放科学徽章标示出研究遵循了开放科学实践，有助于提高目标受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因此，徽章作为一种可视化、直接突出的标志，有助于强化科学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提升公众对学术研究的信任度和接受度。虽然研究并未发现开放科学徽章在公众样本中具有显著的效果，但它在学术界和教育领域的正面影响不容忽视。在科学传播和教育中，应更多地采用和强调开放科学实践，以提升科学研究的整体信誉和接受度。
鼓励复制性研究
复制性研究的类型。Dienlin等人归纳了三种复制性研究。[12]第一种是直接复制（Direct Replications）。研究者使用与原始研究相同的操作定义和数据分析方法重新进行研究，这种复制的目的是确保原始研究的结果是可重复的，即在相同的条件下，其他研究者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第二种是近似复制（Close Replications）。研究者虽然保持了原始研究的主要特征，但在某些方面进行了调整。例如，可能会更新刺激材料或稍微改变研究条件，以测试研究结果在略有不同的条件下是否依然成立。第三种是概念复制（Conceptual Replications）。研究者可能会重新进行部分研究或使用不同的操作定义，这种复制的目的是测试原始研究的概念或理论假设是否在不同的方法或条件下依然有效。同时，Dienlin等人也强调，内部复制（Internal Replications），即研究者复制自己的工作，并不一定能确保其他人也能独立地复制自己的研究。鉴于科学方法的要求和自我纠错的必要性，复制其他研究者的研究仍是非常必要的。
复制性研究的注意事项。鼓励复制性研究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首先，编辑和审稿人应对复制性研究持开放态度，认识到这类研究的重要性；期刊可以通过专栏或专门的议题来提升复制性研究的曝光率，鼓励学术界对复制性研究进行讨论。其次，期刊需要对发表高质量的复制性研究负责，做好把关和筛选，通过提供专门的资金、简化投稿过程或提高复制性研究的优先级等措施鼓励作者进行高质量的复制性研究。再次，作者可以寻求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开展合作，利用不同领域的技术和方法来提升复制性研究的质量；难以在传统期刊上发表复制性研究的作者还可以通过预印本的方式来发表他们的研究，这样既可以提高研究的可获得性，也可以促进同行之间的即时反馈和讨论。最后，复制性研究离不开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支持。相关资助机构可以设立专门的资金来支持复制性研究项目，特别是那些在原始研究中未得到充分探讨的领域，同时对如何进行高质量复制性研究提供技能培训和相关指导。
在进行复制性研究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方面：首先，对复制性研究的目的需要有正确认知，复制性研究不应被用来贬低或攻击原始研究的作者；相反，它们的目的是验证和提升现有的知识层次。其次，作者可以在进行复制性研究之前，联系原始研究的作者以获得反馈和建议，从而减少后期犯错误的概率。再次，需要认真考虑样本量和效应大小等功效问题，直接复制不应简单地继续模仿旧研究的样本大小，需要进行新的功效分析，实际效应可能与报告中的效应不同，尤其是在原始研究样本量不足的情况下，复制性研究必须扩大样本，具有足够的统计功效。最后，复制性研究要注重开放性，一方面，应当尽可能地公开其方法、数据和分析过程，以提升透明度和可验证性；另一方面，应对研究发现持有开放的心态，综合评估复制性研究的结果，批判地思考。不仅要关注是否能够复制结果，还要分析为何能够或不能够复制，这可能涉及方法、理论及实施之间的差异。在跨文化或不同环境下进行复制时，还需要考虑新环境的特点。
借鉴透明度和开放性促进指南
2015年，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文章“Promoting an Open Research Culture”，其中提出了“透明度和开放性促进指南（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Promotion，以下简称TOP指南）”，旨在指导学术期刊和出版者如何更好地管理和发布研究数据、方法、材料和分析过程，进而提升科学研究的透明度、开放性和可复制性。TOP指南包括八项主要标准，分别涉及引用、数据透明度、分析方法透明度、研究材料透明度、设计与分析透明度、研究预注册、分析计划预注册和复制性研究。如表2所示[13]，每项标准又分为三个级别，从级别1到级别3，级别0仅供对比，不属于TOP指南的范畴。
TOP指南三个级别的具体要求与应用现状。级别1主要涉及更新投稿指南，在此阶段，作者需在提交论文时声明是否分享了数据、代码或材料。虽然鼓励分享，但实际上并非强制要求。级别2要求作者必须在可靠的数据库中分享他们的数据、代码和材料，不仅要求作者声明资源的可用性，而且还要求他们进行分享并提供访问这些资源的路径。级别3代表着向完全透明的方向转变，期刊需要进行所有开放科学实践包括研究的预注册以及遵循TOP指南，这实际上要求期刊和作者采取更全面和细致的措施，以确保研究工作的透明性和可重复性。这三个级别构成了一个逐步提升科研透明度和开放性的框架，同时兼顾了不同研究领域的具体需求，有助于期刊和研究者逐步提高科研交流的质量，确保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据OSF网站统计，目前已有超过5000个签署者（包括期刊、科研机构等）采纳了TOP指南，体现了其在科研界的广泛影响力。[14]
在我国传播学领域实施指南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透明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共享可以显著提高传播学研究发现的可信度。其次，开放分享数据和研究方法有助于其他研究者进行复制性研究，促进传播学研究的知识发现。再次，鼓励研究的开放性可以加强传播学社群的合作，培育更包容、更有生机的学术环境。最后，透明的研究流程可以激励传播学方法论的创新和改进，使研究者能够更有效地批判现有的研究。在信息迅速传播的时代，为了建立与公众的信任，传播学研究的透明度和开放性尤为重要。因此，我们需要呼吁在传播学领域实施TOP指南，特别是鼓励期刊采用TOP指南，同时这一政策的实施也需要出版商、编辑、审稿人和作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
试点开放式同行评审
开放式同行评审的概念。开放式同行评审（Open Peer Review）是学术出版的一种创新，审稿人的身份对作者公开，作者的身份也对审稿人公开，整个评审过程对公众透明。在开放式同行评审中，作者首先把他们的稿件提交到期刊，在某些情况下，作者可以建议审稿人，编辑综合考量各方利益来邀请审稿人进行审稿。审稿人对文章进行评审，并提供反馈。开放式同行评审的特点是这些评论和反馈对公众可见，而传统的匿名同行评审采用双盲政策，作者和审稿人的身份互不知晓。然后，作者根据审稿人的建议修改稿件，稿件在经过多轮修改和评审后如果满足审稿人和期刊的要求，审稿报告和稿件一同发表。
开放式同行评审的概念在21世纪初开始流行，目的是弥补传统同行评审缺乏透明度和发布时间迟缓的弊病。开放式同行评审的成功案例是F1000Research。[15]F1000Research是一家开放研究出版平台，致力于为科学家、学者和临床医生提供快速发表文章的机会，减少来自编辑的偏见的影响。所有的文章都采用透明的同行评审。文章在提交后会经过一系列的预发表检查，确保文章符合所有政策和伦理指南。一般情况下，文章在定稿后可以在一周内发表，其他人就可以立即查看和引用这篇论文。审稿人的审稿意见和姓名会与文章一同发表，连同作者对审稿人的回应和来自注册用户对文章的评论。F1000Research也鼓励作者发表文章的修订版本，所有的版本都是相互关联的，并可以单独引用。通过同行评审的文章一般会被收录在外部数据库中，如PubMed和Scopus等，所有发表的文章无论同行评审状态如何，都会被收录在谷歌学术中。
开放式同行评审的意义。开放式同行评审给我国传播学的学术发展带来了很多机遇。首先，开放式同行评审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出版的透明度，审稿人和作者的身份公开使得评审过程更加透明，增强评审过程的问责性和可信度，有助于提升研究的质量。其次，开放式同行评审加快了论文的审稿和发表过程，使新的研究成果能够更快地被其他研究者查阅。再次，透明的评审过程可能有助于减少审稿人的偏见，提高评审的公正性，同时对抗学术界中的滥竽充数的出版行为（即“掠夺性期刊”），增强学术研究团体的信任和协作。最后，开放式同行评审的反馈是公开的，审稿人的工作和贡献得到了明确的认可，这可以作为他们学术贡献的一部分，同时，其还允许公众对研究成果进行评论，这种开放性有助于鼓励研究者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将研究结果更广泛地传播给社会大众，促进良好的学术生态的建立。
总体而言，开放式同行评审提高了评审过程的透明度、加速了科研成果的发布，增加了学术对话，但它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评审质量的保证、潜在的偏见以及对审稿人身份的保护问题，这也需要研究者具备更大的责任感，维护学术出版的质量和信誉。随着学术界对这种模式的探索和发展，未来为了解决开放性同行评审所面临的挑战，传播学可以强化开放性同行评审的控制机制和质量评估，制定严格的指导方针，如关于语气、表达和尊重的指导，在提出论点、矛盾思想或批评的同时，不侵犯个人权利。此外，加强对开放性同行评审的教育培训，教授撰写评审报告的必要技能，以及如何在保持批判性立场的同时，对研究数据和结果提出建设性意见。
（本文系全域认知与国际传播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项目和安徽高校协同创新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QYRZ202304、GXXT-2022-091。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张如坤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徐敬宏、张如坤：《迈向开放科学的传播学：机遇、挑战与未来》，《编辑之友》，2020年第12期。
[2]B. A. Nosek; C. R. Ebersole; A. C. Dehaven et al., "The Preregistration Revol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8, 115(11).
[3]AsPredicted的网址为：https://aspredicted.org/。
[4]OSF的网址为：https://www.cos.io/products/osf-registries。
[5]T. Schäfer; M. A. Schwarz, "The Meaningfulness of Effect Size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Differences between Sub-disciplines and the Impact of Potential Bias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9, 10.
[6]O. Klein; T. E. Hardwicke; F. Aust et al., "A Practical Guide for Transparency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Collabra: Psychology, 2018, 4(1).
[7]M. D. Wilkinson; M. Dumontier; I. J. Aalbersberg et al., "The FAIR Guiding Principles for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and Stewardship," Scientific Data, 2016, 3(1).
[8]Wiley-Blackwell, "Wiley Open Science Badges," Photogrammetric Record, 2022, 37(177).
[9]有关开放科学徽章的说明可参见：https://us.sagepub.com/en-us/nam/journal/communication-research#submission-guidelines。
[10]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关于开放科学的详细说明可参见：https://osf.io/jsva7/wiki/Badge%20location%20by%20journal/。
[11]J. Schneider; T. Rosman; A. Kelava et al., "Do Open Science Badges Increase Trust in Scientists among Undergraduates, Scientists, and the Public?"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1, 33(9).
[12]T. Dienlin; N. Johannes; N. D. Bowman et al., "An Agenda for Open Science i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1, 71(1).
[13]B. A. Nosek; G. Alter; G. C. Banks et al., "Promoting an open research culture," Science, 2015, 348(6242).
[14]OSF网站统计数据可参见：https://www.cos.io/initiatives/top-guidelines。
[15]F1000Research的网址为：https://f1000research.com/about。
责 编∕韩 拓 美 编∕周群英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Open Science and Its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Xu Jinghong
Abstract: Open scie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Since 2015, the West has begun to explore multiple practice paths of open science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after nearly a decade of development. Meanwhile, Chin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in the application of open science and lacks mature experience and systems. By analyzing how Western communication studies use pre-registration research, share research materials and methods, implement open science badges, encourage replication research and promote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guidelines, etc., it is expected to enhance the transparency and replication research, improve the public's trus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open science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open science, open communication, transparency of research, replication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