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妇女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祖辈隔代照料成为家庭与生育的重要支持力量。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数据（CFPS）2016年、2018年、2020年三期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隔代照料对中国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隔代照料能够使育龄女性再生育水平提升5.6%~5.8%。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隔代照料对低收入水平家庭、低受教育水平的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在社会托育服务相对匮乏的情况下，隔代照料对女性的再生育决策和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重建社会托育服务体系尚需时日，在过渡阶段有必要以“家国一体”思想为引导，将具有即时性、安全性和低成本的隔代照料纳入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之中，这是补齐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破解婴幼儿照料难题和提振人口生育率的有效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人口问题都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3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呈现逐年递减趋势。低生育率的蔓延必然会加速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衰退，进而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多重严峻挑战。不少学者将我国的低出生率问题归咎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社会生育观念的改变。显然，人们的生育观念对于人口出生率会有着重要影响，但更为根本的问题还是与生育以及婴幼儿抚育相关的保障性公共服务是否到位。如果把人口出生率下降归结为我国曾经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话，可能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而且在对策性方案的设计中也会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及育龄女性的生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国家卫健委的调查数据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育龄女性生育的首要因素。目前而言，由于缺乏对普通家庭的婴幼儿社会照料服务，往往是作为婴幼儿生育者的母亲直接承担起照料婴幼儿的职责。就中国的就业情况而言，妇女一般都会有一份工作，是职业劳动者，一旦生育，就会同时担负起工作和育儿的职责，因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婴幼儿照料走向了市场，而市场化的儿童照料费用却迅速增长。一方面，各级政府不再补贴0-2岁幼儿的托儿费；另一方面，许多公立儿童托幼机构被关闭或转型为私立幼儿园，并且很多幼儿园不再接收2岁以下儿童。城市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普通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明显不足。这样一来，虽然实施了宽松的生育政策，但是育龄女性必然会担心孩子出生后无人照料，以至于不得不在再生育与就业之间作出取舍。2022年7月国家卫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该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关乎中国民生保障制度的建设，“家国一体”是民生保障话语体系的底色。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作为儿童社会化照料服务的低成本替代方式，祖辈的隔代照料在我国当前城镇和农村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儿童照料现象。根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在全国范围内，由祖辈照料婴幼儿的比例高达60%-70%。祖辈的隔代照料是中国传统中历史悠久的婴幼儿照料方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妇女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使祖辈隔代照料婴幼儿显得更加重要。
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依旧是一个普婚普育的国家，女性自愿不生育的比例并不高。但是，人们在拥有一个孩子之后，考虑是否再生育则受制于儿童照料支持的可得性。在社会尚未建立起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的情况下，隔代照料作为社会化照料服务的一种低成本替代方式，可以实现时间和收入在家庭中的代际传递，使育龄女性能够更加轻松地在再生育和工作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目前，学术界关于隔代照料对中国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实际影响缺乏深入研究。本项研究试图采用中国家庭追踪数据（CFPS），分析自2016年中国逐步放宽生育政策以来，祖辈提供的隔代照料与中国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揭示影响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家庭因素，在探索提振我国人口生育率的道路上找到一系列更具精准性、有效性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二、文献回顾
国外相关研究文献主要关注的是隔代照料对年轻一代养育子女的影响。隔代照料是家庭代际间支持的一种常见形式，也是重要的儿童照料方式。在美国，47%的祖辈为孙辈提供了某种形式的隔代照料，其中（外）祖母提供隔代照料的比例为54%，（外）祖父为38%。祖辈有无工作、居住地理距离远近、是否是学龄前儿童的祖辈往往在提供隔代照料中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欧洲，隔代照料也非常普遍，58%的（外）祖母和49%的（外）祖父会为15岁以下的孙辈提供照料，其中，在荷兰、丹麦两国，有65%的（外）祖母提供照料，60%的（外）祖父提供隔代照料。一项对德国的研究发现，与祖父母居住的地理距离越近，人口生育率就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地理距离近使隔代照料的可获得性大幅提高了。对荷兰的研究发现，在已经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若祖父母能够提供频繁的隔代照料，育龄夫妇就可能再生一个孩子。总之，从欧洲的情况看，隔代照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育龄夫妇的再生育意愿。在欧洲南部区域，这种激励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
隔代照料是我国现阶段婴幼儿照料的普遍方式，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社会深刻变迁出现的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方式。国内相关研究大多是对隔代照料的提供者（祖辈）、接受者(成年子女、儿童)分开来加以研究的。对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到，国内研究隔代照料提供主体的文献往往更多地关注隔代照料给老年人的退休决策、身心健康、生活质量等带来的影响。对隔代照料接受者的影响议题基本上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1）隔代照料对成年子女（尤其是育龄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2）隔代照料对儿童心理健康、成长方面的影响；（3）隔代照料对家庭的代际关系和代际支持的影响。此外，有个别研究考察了隔代照料对子代生育时间选择的影响。
已有研究较少涉及隔代照料对我国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影响。本项研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补充：（1）基于中国普遍存在的隔代照料事实，结合2016年以来生育政策放松的大背景，利用CFPS 2016年、2018年、2020年三期数据，实证分析隔代照料对中国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影响，进一步解释影响我国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家庭因素。（2）使用“老人与子女关系状况”这一随机事件作为工具变量（IV），识别隔代照料与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从女性或配偶的父母过去六个月是否帮忙料理家务、照顾孩子来衡量照料行为是否发生，从调查年份的育龄女性是否再怀孕和是否再生育来衡量再生育行为，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对策建议。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当前，中国正处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快速转型的重要时期，一方面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女性工作压力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儿童照料需求更加精细化、育儿成本日益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照料资源日益紧张，由此育龄女性在再生育与职业发展之间存在着抉择困难，导致人口低生育率问题愈加严峻。
研究发现，隔代照料能够显著提高育龄女性的再生育水平。育龄女性的再生育与她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时间价值是存在着冲突的，而祖辈为婴幼儿提供隔代照料可以缓解这一冲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还发现，隔代照料在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和不同受教育水平育龄女性的再生育行为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对低收入水平组家庭、低受教育水平组育龄女性的影响更大。可能的原因是低收入家庭和低受教育水平的育龄女性难以承担社会化照料服务的费用，对隔代照料更为依赖。本文的结果具有如下几点政策含义：
第一，应重视和重估隔代照料的社会价值，提升老人提供隔代照料的积极性。低生育率背景下，提振人口生育率已不仅仅是家庭的事务，更是国家大事。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结合我国当下的国情，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并非是让作为生育主体的育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回归家庭，而是给予育龄女性最积极的生育支持，使其生育无后顾之忧。祖辈承担隔代照料职责，有助于减轻女性的照料压力，最大程度减轻对女性就业和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从而提升其再生育意愿和行为，进而缓解低生育率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压力。在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为隔代照料正名，并加大对隔代照料的正式制度支持。一些国家如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照顾孙辈的老人可以申请政府的专项补助或可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这些经验和举措值得我国借鉴。
第二，需采取支持隔代照料与发展托育服务双管齐下的策略，减轻女性生育成本。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政策应采取缓解性政策与适应性政策双管齐下的策略，不可偏废。在社会性托育服务匮乏的过渡阶段，应立足于家庭，加大对家庭的支持力度，将具有即时性、安全性和低成本的隔代照料纳入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之中。实践层面，应鼓励经济基础好、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开展试点探索，在老年人自愿选择隔代照料的原则下，为开展隔代照料的老人提供灵活多样的补贴和优惠政策。在社区开展早教培训项目，提升老人隔代照料的育教水平，缓解因隔代照料产生的家庭代际矛盾。以上海为例，2023年12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托育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十四五”末期，上海的家庭科学育儿指导站实现社区全覆盖。长期而言，我国应在“家国一体”思想引导下持续探索符合国情的托育服务体系及有效模式，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破解婴幼儿照料难题。
【张永梅，湖州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顾和军(通信作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共同富裕研究院研究员】
（载于《治理研究》2024年第5期）
【文章据“治理研究”微信公号，转发时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