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直播相亲为青年群体提供了自我展示和相互连接的机会，是深度媒介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媒介与当前社会婚恋实践及其背后社会语境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随着社会转型和婚恋观念的变化，青年群体面临的婚恋困境日益明显，因而存在普遍的焦虑心态，促使其让渡隐私而尝试新型相亲方式。与现实交往相比，高效直接的直播相亲体现出更为理性化、功利化的择偶标准，寻求的是安全稳定而非婚姻的情感基础。显然，直播相亲并不能解决当代青年群体的婚恋困境，只有通过宏观结构调整、社会观念重建和个体反思的多方共治，青年群体的婚恋困境才有望改善。
【关键词】青年 直播相亲 婚恋困境 婚恋心态 【中图分类号】D43 【文献标识码】A
2024年4月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景区《王婆说媒》活动经由短视频平台“爆火”，未婚青年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这一民间版的《非诚勿扰》已然由一个景区表演互动节目发展成跨地区、线上线下融合的相亲交友平台。紧随其后，线上直播相亲尤其是“群面式”相亲也迅速走红。“群面式”直播相亲用近似面试的方式进行速配，条件透明，沟通直接，选择较多，还有观众助力，效率很高。那么，年轻人为什么会重新回归相亲这一传统的方式？为什么愿意把原本私密的相亲活动公开展示？背后折射出他们怎样的婚恋心态？这种媒介化的新型相亲方式能否解决当代年轻人的婚恋困境？这些正是本文想探讨的问题。
展示与连接：媒介化催生当代青年的新型相亲
相亲，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的见面活动，这一民俗由来已久，但是其形式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封建社会婚姻缔结考虑的是家族利益和子嗣繁衍，遵循“家长之命，媒妁之言”，因而相亲也是以家长、媒婆为主导，甚至见面的双方常常由家长替代或者当事人只能远观偷窥。新中国成立以来，婚姻自由以法律形式得以确认，自由恋爱也被大力提倡。传统相亲活动逐渐减少，形式上也有所改变，比如工作单位组织的集体相亲等。21世纪以来大城市出现了父母自发聚集代替子女寻找对象的公园相亲角。但是，随着媒介的日益普及，相亲逐渐被电视和互联网所介入和改变，呈现出媒介化的趋势，而直播相亲正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在电视媒体上，相亲类节目一经推出就深受欢迎。1998年，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一炮打响，其男女嘉宾游戏互动的模式被随后涌现的节目纷纷效仿。2010年，江苏卫视推出《非诚勿扰》，24位女嘉宾以亮灭灯方式来决定男嘉宾的去留，互动环节大胆而直接的话题引发全民关注，几乎成为相亲节目的代名词。2017年，东方卫视的《中国式相亲》推陈出新，主打“带上爸妈找对象”，一度登陆微博热搜话题榜首。但是，电视相亲节目嘉宾数量有限且经过筛选，比如人选往往颜值高、表达能力强、具有某方面特性或者话题性。这是由于电视节目以收视率为重要指标，所以注重展演性和“打造人设”，甚至时常被质疑是“表演”和“安排的剧本”。可见，电视媒体对相亲活动最大的介入就是使其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从一对一的私密性、严肃性转变为群体PK的公开性、趣味性和话题性，从而使其具备了可资观赏和讨论的娱乐属性，其以结婚为目的的功能属性则退居其次。而“王婆说媒”节目之所以爆火，就是因为它是普通青年可以登上的相亲舞台。该节目伊始也注重表演性和娱乐性，但是在青年婚恋需求的推动下发展成为一个真实、高效的相亲活动。
其次，互联网媒体具有便捷、公开、互动、去中心化等特征，使得相亲活动媒介化的程度更为加深。海量用户、瞬时连接，无需凭借任何人就可能实现“千里姻缘一线牵”。一方面，个体之间的连接互动方式增多，比如各种兴趣社群、QQ以及网络游戏等社交娱乐产品扩大了交友范围，提供了便捷的交友方式。与此同时，因结识陌生网友带来的身心伤害及财产损失也频繁发生。另一方面，专门的婚恋交友平台和APP应用也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如成立于2003年的“世纪佳缘”拥有注册用户超1亿，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其后被婚恋网站“百合网”收购。而2011年面世的基于地理位置的移动视频交友应用“陌陌”用户超过1.5亿。其他如主打灵魂社交的“Soul”，主打年轻化、趣味性的“探探”等都在青年群体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这些平台与个人交友相比，聚拢了婚恋为目的的群体，为人们的婚恋交友提供线上线下的服务和便捷的渠道，同时还增加了个人信息、伦理道德、违法违纪等方面的验证把关、违规举报等监管功能。但是，平台的商业化运营和手段也给用户带来了欠佳的体验，比如大多采用会员制和收费模式，有些高端红娘服务甚至高达数万元，而相亲对象却有可能是托儿甚至是“骗子”，此外，婚恋平台上的机器人信息、垃圾信息等也深受用户吐槽。总之，网站的各种“套路”，再加上婚恋平台较低的成功率，逐渐让年轻人失去了信任。但是，互联网婚恋交友已然成为重要渠道，尤其是对伴随互联网长大的年轻一代而言。
最后，在web3.0的直播、短视频时代，相亲形式又一次被媒介重构，直接高效的直播相亲乃至“群面式”相亲应运而生。直播相亲是指在直播间通过连线视频以一对一或者群体的形式进行相亲，通常由直播间主播承担起网络红娘的职责，牵线搭桥、居中调停，避免双方的尴尬。与之前的电视相亲节目、互联网婚恋平台相比，直播相亲具有开放、免费、快速、直接、公开、形象、高效等特点。一个简单的申请，几乎不需要付费，人手一部具有联网和视频功能的手机，就能实现瞬间的连接和会面，五官表情，直观形象，一问一答，快速高效。而“群面式”相亲则效率更高，可以在不同选择间进行比较，可以避免一对一的尴尬，还可以观察群体间的互动获得更多判断信息。直播相亲往往几分钟就可以决定是否继续了解和交往，这个不合适还有更多甚至理论上无限的选择。在直播间的露面就像是登上了一个公开的舞台，其相亲连接的实现是以个体被公开展示为交换的，这也给了当事人更多选择的可能性，因为观众群体也是其潜在的连接对象。就像“王婆说媒”中如果嘉宾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可以公布电话等待观众主动联系。
如前所述，相亲活动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直播相亲作为互联网催生的新形式，体现的正是相亲活动被深度媒介化的必然趋势。“深度媒介化”是德国媒介学者安德烈亚斯·赫普提出的，用来概括媒介化在数字时代的新特征。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万物媒介化’的时代……在这个阶段，社会的所有元素都与媒介及其基础设施发生着深刻的关系”，而且是“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直播相亲不只是相亲活动被媒介深度介入的结果，而是婚恋实践及其背后的社会环境与媒介相互建构的结果，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焦虑与效率：直播相亲折射出当代青年的婚恋心态
直播相亲所体现出来的高效连接打破了传统相亲的局限，但是却需要以公开展示自我为代价。那么，青年人为什么愿意让渡自己的隐私而出现在王婆说媒或者直播间的相亲舞台上？这与社会转型背景下青年群体的婚恋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现代化带来青年群体在婚恋中的个人主义及复杂心态。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伴随着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崛起。近年来，我国年轻人选择晚婚的趋势愈加明显。2021年7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初婚年龄出现明显的推迟。2020年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和2010年相比增长了3.8岁，且结婚登记数量逐年递减。2022年，我国25至29岁年龄段未婚率为51.3%，30岁人群的未婚率达27.7%。由此可见，我国社会传统的早婚普婚模式已经发生松动。无疑，这与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和个人主义有着直接的关系，青年群体更加注重婚姻质量，个体的经济收入也使其不再依赖婚姻的经济功能，因此如果遇不到理想的对象宁愿继续等待甚至选择单身。
第二，传统与现代以及不同代际之间的婚恋观念冲突导致青年群体较为普遍的矛盾焦虑心态。一方面，传统与现代的观念冲突导致青年群体的焦虑心态。随着社会发展和价值观的多样化，青年群体的婚恋观念发生了变化，婚恋与否开始成为一种可以选择的行为。但是人们婚恋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变迁，现代的观念并不稳固，传统的观念还挥之不去，以至于大龄女青年被贴上“剩女”的污名化标签。在双重价值观的支配下，青年群体的婚恋行为常常伴随着不断尝试、失望、放弃、犹豫和自我怀疑等多种成分，因而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矛盾焦虑心态。另一方面，婚姻观念的代际差异非常明显，来自祖辈、父辈的催婚行为也加重了年轻人的焦虑。爷爷奶奶一代基本遵从传统规范，认为结婚是必然的选择。父母一代相对开明，但是也多倾向于希望子女走入婚姻。因此，各大城市公园自发出现了相亲角，活跃着代替子女寻找相亲对象的父母们。在中国的伦理传统中，子女结婚不是个体行为，而是全家几代人的责任、期盼和“大事”。因此，面对适龄尤其是大龄的单身子女，父母往往非常焦虑，于是出现了普遍的催婚现象，近年来春节放假回家被催婚屡屡成为热门话题。新浪微博话题#催婚#讨论量11.9万，阅读量达1.1亿。因此，青年群体在传统与现代的夹击和代际观念差异的围攻之下，其婚恋焦虑心态往往难以避免。
第三，社会转型期的流动、绩效特征催生青年群体对直播相亲的尝试心态。流动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中国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人口流动的加剧。青年群体因异地求学、打工等原因脱离了稳定的熟人社会，难以认识适合的婚恋对象，从而不得不走上较为传统的相亲之路。而中国总体人口性别比例男多女少，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性多3400多万，而农村人口男性多于女性的比例更高。社会流动对熟人圈层的打破及性别比例失衡使得婚恋匹配难度加剧，导致青年群体开始勇敢尝试跨越区域、公开征婚的直播相亲形式。据报道，“王婆说媒”节目中报名的也多以在城市务工的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居多。此外，流动性还体现在婚恋等人际关系的不稳定上。中国传统社会较为稳定的婚姻受到冲击。
近年来我国离婚率逐年走高，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内地居民结婚登记681万对，而离婚登记287万对，离婚人口占结婚人口的42%。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影响着青年群体对婚恋稳定性的信念。一方面，部分青年不再坚信自由恋爱对于婚姻稳定的重要性。在目睹自由恋爱缔结的婚姻分崩离析之后，不少年轻人转而赞叹老一辈相亲促成的婚姻，开始认为“遇到合适的对象更为重要，感情可以婚后再培养”，这使其愿意接受相亲这种比较传统的方式。另一方面，部分青年开始拒绝在婚恋包括相亲过程中付出时间、金钱甚至感情。传统上在婚恋中男性往往是付出的一方，如吃饭买单、送礼物、给彩礼、买婚房等等，但是由于相亲不一定就会交往，恋爱也很难步入婚姻，结婚了则说不定哪天就离婚。因此，青年群体尤其是一些男性开始不愿意付出金钱甚至感情，而直播相亲则是一种非常低成本的方式。此外，现代社会竞争加剧，青年群体的压力增大，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效率意识也越来越强，直播相亲的高效率正好符合了他们的需求。因此，在婚恋困境之下，直播相亲虽然成功率不高，但仍然不失为值得尝试的新方式，于是，一些青年带着这样一种夹杂着无奈和希望的尝试心态走入了直播相亲局。
综上所述，正是现代化带来的个人主义和经济发展催生了部分青年群体的晚婚不婚行为和观念，但是这种观念又被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以及代际差异所裹挟，而导致了他们较为普遍的矛盾焦虑心态。而社会的流动性则加剧了年轻人婚姻匹配的难度，婚恋关系的不稳定重塑了青年群体对相亲的低成本投入态度，社会加速的快节奏、绩效意识与直播相亲的高效率不谋而合，于是直播相亲成为青年群体一种无奈而又经济的选择和尝试。
现实与爱情：直播相亲能否解决婚恋困境？
如前所述，正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青年群体的婚恋困境、观念及心态变化助推了他们对直播相亲的勇敢尝试，毕竟“爱的需求”是人的根本需求之一。但是直播相亲是否是解决他们婚恋难题的灵丹妙药？答案恐怕未必乐观。事实上，无论是电视相亲节目，还是互联网婚恋平台，亦或是爆火的“王婆说媒”，男女双方的短暂连接很容易，但是深入交往、步入恋爱和婚姻则往往并不顺利。因此，直播相亲也许更在于给青年群体提供了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连接方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短平快的高效连接本身也异常脆弱。理想的婚姻和爱情是需要建立在平等互助、相互欣赏、志趣相投的基础上的，而现实中的青年男女则有着很多牵绊和不完美，很难建立深入、稳定的亲密关系。也正因如此，无功利、美好而又奋不顾身的爱情才在文学经典中被持久歌颂。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青年群体有着特定的社会境遇，其婚恋观念和行为也被现实环境所裹挟和重构，这一点从直播相亲的择偶标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在直播相亲中对“条件”的重视先于也大于爱情，加剧了功利化、标准化的择偶观念。在直播相亲中，由于时间短暂、目的明确，双方往往展示和注重的是颜值、家境、工作、房子、车子、学历等外在显性条件，而难以涉及感情、性格、人品、价值观等内在状况。男性考察女性一般是漂亮年轻、会做家务、少要或不要彩礼、没有子女或老人的负担等，而女性则注重男性的身高、工作、家境、房车、存款等。这些功利化、标准化的条件比对是直播相亲的核心内容。比如在笔者观察的群面式直播间内，带儿子的单身妈妈、需要照顾患病父母的青年、没有房子的男士等均受到冷落，甚至父母是否有退休金都成为考察的条件之一。当然，这些也常常是现实中的择偶标准，只是在直播间里的讨论更为直接。齐鲁晚报在2021年推出情感话题#你能接受结婚没房没车吗# 登上微博全国热搜榜及热议榜榜首，话题全网阅读量达2.2亿。和恋爱相比，相亲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过程，技术的发展使得这种筛选更为直接、公开和极端。直播相亲的“条件至上”及互联网空间这些世俗化的言论是现实择偶观念的体现，但需要警惕的是，其同时也在反向塑造着青年群体功利化、标准化的择偶观念。
其次，基于理性权衡的功利化择偶标准不利于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传统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注重双方家庭条件的匹配而非个体的感情需求，其稳定性也依靠严格的伦理规范来维系。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爱情在婚姻中的作用被认可，情感成为维系婚姻稳定的重要纽带。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斯坦伯格提出了著名的爱情三角形理论，认为完美的爱情具备三个基本成分，即激情、亲密和承诺，而这三者均具有非功利性。但是，在中国，一些青年结婚选择的标准仍然在爱情理想和功利现实之间。从当下部分功利化的择偶条件可以看出，婚姻被赋予更多经济、安全的工具性期待，而浪漫之爱的理想却常常被搁置。直播相亲对“条件”的重视正是这样一种理性化、标准化的权衡，是一种站在自身立场的功利性的算计，这必然会影响到后续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一方面，这种标准化的条件可能会过滤掉一些适合的情感对象。另一方面，对外在条件的重视也往往会成为双方顺利交往的障碍，比如不少相亲对象因为恋爱过程中的礼物多少而不欢而散，因为结婚前的彩礼不符合期望而分道扬镳，因为缺少独立的婚房而决然离开，此类现象时有发生。
个体与社会：当代青年的婚恋难题需要多方共治
年轻人的婚恋困境能否解决？又该如何解决？婚恋是个体的微观选择行为，也是社会宏观结构的结果。因此，解决青年群体的婚恋困境还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共治。
首先，从宏观层面而言，国家应采取有效举措缓解青年群体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使其具有更多安全感，而不必通过婚姻的功利化来加以应对。如前所述，直播相亲中体现出较强的婚姻功利性需求，其实是青年群体缓解现实压力的一种反应。《人民智库》于2023年6月发起的“青年群体竞争心态调查”数据显示，直辖市青年“经常”或“有时”感到竞争压力的比例是85.32%。从压力来源看，“考公考编”（43.02%）、“考研考博”（40.68%）、“求职应聘”（37.69%）排名靠前。而婚恋择偶”（18.85%）则位于第八位。72.02%的直辖市青年认为自己“非常‘卷’”或“比较‘卷’”，近七成的受访青年认同“人间清醒，‘搞钱’要紧”（66.96%）。从中可以看到，青年群体的压力主要来源于追求个体的稳定和发展。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尤其是疫情之后，青年群体面临工作不稳定且竞争压力大、房价居高不下等现实问题，再加上养老负担较重，使得“安全的需求”成为青年群体基本且重要的需求，而在马斯洛需求层次金字塔上端的“爱的需求”则退居其后，且使得后者让位于前者或者是为前者服务。防止婚姻择偶过分功利化的观念和行为，切实提升婚姻质量满足青年群体的情感需求，需要国家从就业、房价、医疗、养老等多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为解决青年群体面临的这些现实压力提供制度支持。
其次，从中观层面看，需要对功利化的择偶观念进行舆论引导，构建积极健康的婚恋价值观。如前所述，在当前深度媒介化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婚恋观念被电视、互联网等媒介所重塑。尤其是在互联网平台，自媒体在数量上占据压倒性优势，但由于自媒体从业人员较为复杂且传播缺乏把关环节，因此良莠不齐的各种婚恋观念在互联网空间广泛传播。直播相亲一方面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渠道，但其本身既集中体现了现实婚恋择偶的功利化、标准化倾向，同时也必然会反过来强化这种婚恋观念。因此，无论是主流媒体、互联网平台还是妇联、团中央等相关社会组织既要引导青年群体自身树立健康积极的婚恋观念，也要引导父母一代减少对青年群体的“催婚”压力和功利择偶观念的影响，并形成尊重青年群体多样化选择的社会舆论。
最后，从微观层面看，青年个体需要加强自主性和反思意识，重建婚恋中的亲密关系。婚恋关系不仅关涉青年个体的幸福和发展，也将影响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虽然当前中国社会呈现出一些较为功利化、标准化的择偶观念，但是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曲折表现，并不是应然的状态，而青年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少年轻人比父母一代更为关注婚恋中的情感基础。青年个体作为婚恋关系的主体，要保持自主性和反思意识，摆脱社会环境对自身婚恋行为的裹挟，抵御世俗化、功利化的婚恋观念，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和情感建设能力，学会营造理想的亲密关系，将是解决青年婚恋困境的个体路径。
综上所述，青年群体的婚恋困境是多种原因促成的，而其解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直播相亲这样一种新型相亲方式就能胜任的。只有通过宏观层面政策的支持、中观层面社会观念的重建和微观层面个体反思意识的加强等多方共治，青年群体的婚恋困境才有望逐渐改善。
（作者为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传播学教授，北京市网络系统与网络文化重点实验室成员）
【参考文献】
①常江、何仁亿：《我们生活在“万物媒介化”的时代——媒介化理论的内涵、方法与前景》，《新闻界》，2020年第6期。
②中国政府网：《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四号）》。
③王建彬、王若松、陈朕:《从“传统相亲”到“云相亲”的转型跨越》，《全媒体探索》，2022年7月。
④人民论坛网：《我国青年群体竞争心态调查报告（2023）》，2023年10月17日。
责编/李一丹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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