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作为一种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同时具有显著的经济属性，已经成为国家间文化交流与外交互动的重要媒介。然而，受制于殖民历史的影响，非洲电影的整体发展相对滞后，全球观众对非洲的认知大多依赖于西方电影所建构的叙事框架。在中国，观众对非洲电影的理解相对模糊，它的传播途径仍较为传统，且其内容多集中于殖民历史与刻板印象。通过抓住流媒体平台的机遇，拓展中非双方在电影教育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助于非洲电影在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中的传播与认可，还将促进中非文化交流的深化与发展，进一步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
【关键词】非洲电影 电影节 文化亲近性 流媒体平台 【中图分类号】J909 【文献标识码】A
从1978年至今，有关非洲雕刻、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的研究介绍逐渐增多，2000年以后，对于非洲的文化研究进入快速和深入的新轨道，但其中对于影视作品的研究仍然较少。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影视作品在非洲的广泛传播，对中国影视作品在非洲传播的研究关注日渐增多。然而，关于非洲影视作品在中国市场的接受度与影响力，研究仍显不足，这一领域的探索尚待充实。
电影的传播既是一种文化元素的传播，也是一种社会和经济元素的传播。作为一种广泛的交流媒介，电影能够跨越文化与语言的障碍，激发情感共鸣，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与理解。电影从诞生之时起便不可避免地将观众纳入其产业和文化的核心。从文化维度来看，观众不仅扮演着电影文本的解码者，还是连接电影创作者与更广阔的历史及社会背景的关键桥梁。观众在电影话语、叙事结构和精神分析层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本研究采用一对一的半结构化访谈方法，研究对象是从豆瓣网中随机选取的活跃用户，这些用户也正是非洲电影的中国观众。通过网络会议平台的实时语音聊天进行访谈、录音，并进行了逐字转录，同时对每位受访者的信息进行了编号处理和匿名化。
非洲电影的中国传播概述
非洲电影在中国的传播随着中非外交关系的逐步推进而展开，主要依赖于官方性质的文化交流渠道，其早期形式以互办电影周为主。这一进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53年，埃及电影《忠诚》在中国经过配音后上映。然而，在这一时期，公开放映的非洲电影数量有限，且部分影片如《忠诚》《咖啡馆》《仅有爱情是不够的》等主要在北京的个别地方进行放映，电影票的发行受到严格控制，与当今的商业化放映模式存在显著差异。1956年5月，中埃建交这一历史性事件极大地促进了中非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1957年9月，埃及在开罗举办中国电影周，随后中国也举办了埃及电影周。本次电影周共放映了来自埃及的四部艺术片和八部纪录片，《大众电影》杂志还专门以《埃及电影周》为封面进行了广泛宣传。此后，中埃两国开始频繁互办电影周活动，埃及成为最早与中国开展文化交流且频率较高的非洲国家之一。这一现象表明，非洲电影最初进入中国的过程与国家间外交关系的演进紧密相关，其传播路径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外交互动的附属产物得以实现的。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非洲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形式逐渐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尽管其影响仍局限于较小的范围内。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一些具有较高大众知名度的商业电影，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也逐步展开。当时，许多非洲导演在思想上受到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中国抱有积极态度，这也为中非之间的文化互动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南非电影《上帝也疯狂》（1980）成为了中国观众眼中非洲电影的代表，主演历苏1990年访问中国香港，还与中国演员一起拍摄了《非洲和尚》。从1991年开始，在中国发展的非洲电影人先后举办过多次非洲电影展，展映过《马赛人》《黑帮暴徒》《上帝也疯狂2》等题材多样的非洲电影。
进入21世纪后，非洲电影在中国的传播逐渐分化出两条显著的路径。一条传播路径是通过电影节和学术展映进行传播。虽然仍具备一定的组织化和半官方性质，但相比传播初期的强烈外交色彩已有所减弱。例如，2012年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设立了“感受非洲”单元，标志着非洲电影首次亮相中国的主流电影节。肯尼亚电影《寻梦内罗毕》在2014年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注目未来”单元中展映。2015年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推出了“金砖五国电影展”，其中展映了南非电影。2017年6月，第二届金砖国家电影节在成都举办，南非影片《阿扬达和机械师》荣获评委会特别奖。2022年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放映了“非洲电影之父”乌斯曼·塞姆班的代表作《黑女孩》。2023年11月“胶片上的非洲”——中非电影沙龙在上海举行。2024年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同样推出了非洲电影推介单元，进一步推动了非洲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条传播路径是通过商业院线进行放映。例如，2006年《黑帮暴徒》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后，改名为《救赎》进入中国院线。2007年，阿尔及利亚电影《光荣岁月》上映。2012年，南非电影《赞鸟历险记》登陆中国院线。2014年，南非动画电影《斑马库巴》在中国上映，并取得了3000万人民币的票房成绩。然而，整体而言，非洲电影在中国商业院线的表现仍不尽如人意，普遍票房表现欠佳，表明非洲电影在中国市场上仍有待进一步开拓和推广，观众的接受度和市场熟悉度也亟需提升。
非洲电影的中国传播现状
渠道：从电影节到流媒体。一直以来，国际电影节在提升非洲电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非洲国家在20世纪中期逐步摆脱欧洲殖民统治取得独立，电影制作在新的政治环境下迎来了机遇。然而，独立后的审查制度依然沿袭了许多殖民时期的严苛特质，限制了电影人的表达自由。与此同时，媒体的正面报道常常赋予非洲电影一种“合法性”或“认可度”，使得这些电影在本土审查机构面前更容易获得通过。早期的非洲电影人为了打破西方影像殖民的束缚，重塑民族认同并确立自身在全球的形象，选择参加欧洲电影节，借此获得国际赞助、投资和媒体曝光。电影节不仅提供了展示的舞台，还通过竞赛、奖项和媒体报道等形式为这些电影增加了象征资本，进而为它们进入更广泛的发行渠道铺平了道路。这种象征资本的累积，使得原本处于边缘的小众非洲电影，逐步进入了全球电影市场的视野，获得了更大的文化影响力。
因此，电影节成为全球观众了解和接触非洲电影的主要途径。根据受访者的反馈，他们第一次接触非洲电影的渠道均为电影节展映或线下放映活动。“主要是在欧洲的电影节上，或者通过网络上标注为某某电影节参展影片的渠道看到的。”“我是在学校举办的电影展映活动中看到的，有几部非洲电影，其中一部是《黑女孩》。”“主要是通过一些电影节或者大使馆的线下放映活动。”“2000年之后，非洲电影逐渐通过电影节，尤其是西方各大电影节获得认可。”“第一次观看非洲电影是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这种机会出现过几次，虽然不多但印象深刻。”这一系列的反馈表明，电影节不仅是非洲电影进入全球视野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中国观众接触和认知非洲电影的重要窗口。通过电影节，非洲电影得以突破地域和文化的限制，进入更为广泛的国际传播网络。
然而，电影节的双重性也愈发显现出来。海外观众对非洲电影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电影节上所能接触到的非洲电影类型。在电影节研究中，学者们对全球电影节网络所维持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给予了大量的批判性关注。一些研究者认为，由于西方电影节是进入另类艺术电影圈的重要门槛，电影节被指责为新殖民主义的工具，通过筛选符合西方审美偏好的影片，影响了世界各地电影的创作与传播。在访谈中，有受访者称：“很多非洲电影都是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才变得有讨论度的，而这个电影节的审美是一个什么视角呢？……我看的非洲电影好像都是偏法国新浪潮，或者讲殖民抗争历史的。”部分观众也逐渐意识到这种单一性的存在。西方电影节机制及其审美取向对非洲导演的身份建构形成了一定的限制。这种局限不仅影响了非洲电影的多样性表达，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全球观众对于非洲电影的特定认知。
近年来，国际电影节作为非洲电影海外传播的主要渠道已逐渐发生变化。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非洲电影的传播逐步转向网络新媒体，流媒体平台成为非洲电影传播的新机遇。目前，Netflix、Disney+和YouTube等平台均已开设非洲电影专区。然而，受语言障碍和观众娱乐习惯的影响，一些观众仍然依赖“中介”来获取流媒体平台上最流行的剧集。受访者说：“我一般通过微博或豆瓣的推荐来选择观看剧集，通常是那些最热门的剧才会传到我这里。我虽然会说英语，但仍然依赖字幕组的翻译，如果某部剧没有字幕组翻译，我很少会去看。”对中国观众而言，民间传播渠道在小众非洲电影的推广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值得警惕的是，受访者提到，他们通过盗版资源观看非洲电影，因为他们无法在网上找到更多的非洲电影资源，通常只能看到预告片或零散片段。为此，他们选择购买盗版资源。在中国，近年来对盗版的打击力度加大。然而，这些盗版资源已构成了另一种“院线”生态。盗版商在其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发布广告，并根据需求量决定提供哪些电影资源，而非洲电影仍是较为少见的选择。
内容：“他者”与主体。许多研究者和普通观众都逐渐意识到，他们对“非洲形象”的长期认知，实际上深受殖民历史与强势话语的塑造。追溯历史，非洲在漫长的殖民时期，不仅是一个地理标志，更是一个被过度赋予文化意义的符号，承载着多种（往往相互竞争的）议程。在摆脱殖民统治的广袤土地上，刻板的形象和观念长期以来被用作文化征服的核心手段。好莱坞的商业类型片通过构建神秘和异域情调的意象，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观众对非洲大陆的认知框架与想象模式，甚至遮蔽了真正的非洲内涵。正如受访者所言：“我们对非洲的印象，难道不是好莱坞电影塑造的吗？我们自己无法准确判断。”
尽管非洲电影人试图反抗西方电影制作规范及“他者化”视角，但他们仍然难以完全摆脱这些束缚，甚至清醒地意识到哪些故事与题材应成为当代非洲电影的关注与展现重点。“我曾在海牙的非洲电影节上观看了一些电影，似乎极力迎合西方人对非洲的刻板印象，比如部落文化、音乐、动物、种族和殖民等主题。在我实际前往非洲之后，我对那里的经济发展有很好的印象。像卢旺达和肯尼亚，在金融体系和在线支付方面发展速度较快，甚至超越了许多欧洲国家。然而，这些电影却鲜有反映现代生活的内容，大多数仍旧聚焦于历史、自然、动物保护、非政府组织和贫困儿童等传统题材。我很好奇是否存在展现非洲现代生活的电影，但这类电影似乎相对稀少。”有受访者称：“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乌斯曼·塞姆班还是吉布里尔·迪奥普·曼贝蒂，这两位导演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即‘非洲新浪潮运动’的领军人物。然而，‘非洲新浪潮运动’这一术语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凸显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框架对非洲电影叙事的持续影响。”
这与非洲电影人所接受的电影教育密不可分。电影中呈现的非洲形象往往仍然带有大众对非洲的刻板印象。有受访者提出：“我认为非洲电影从一开始便与其早期殖民国家有着深厚的纠葛。例如，被誉为‘非洲电影之父’的乌斯曼·塞姆班，他最初并不是在非洲接受电影教育，而是在法国生活了一段时间，随后前往苏联学习电影，之后才回到非洲。他立志拍摄属于塞内加尔人民的电影，但在实际操作中，如《黑女孩》与《马车夫》这类电影，他只能在非洲完成部分取景工作，而后期的剪辑和技术处理则不得不到法国完成。这种制作过程进一步凸显了非洲电影本质上的‘跨国性’。”“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2000年以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后，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式因经济全球化的兴起而发生转变。许多新千年的非洲导演发现自己难以摆脱西方主导的‘体系’。这个体系不仅包括电影节、电影资源，还涵盖了电影教育。在冷战时期，许多非洲导演曾前往苏联学习电影制作，但随着冷战结束，苏联体系的支持不复存在，他们只能转向西方，寻求资金、教育和资源。这一变化深刻影响了非洲电影的制作方式。”同时，一些较为激进的非洲电影的表达方式通常具有精英主义的倾向，它与非洲本土民众的审美趣味存在一定的距离。“拍摄电影的人属于知识精英，他们站在自己的视角去拍摄，其实也是一种俯视的视角。电影不应仅仅为了电影节而拍摄，而是要真正反映非洲人的视角和想法。”受访者称。
由此可见，在中国部分受众的理解中，非洲电影的制作和传播从一开始就深深依赖于早期殖民国家和西方国家的资源和基础设施。这种跨国依赖性体现在资金、教育、技术和后期制作等多个方面，限制了非洲电影人独立自主地讲述本土故事的能力。随着冷战结束，全球资本流动方式的变化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崛起，苏联体系曾为非洲电影人提供的替代性支持在冷战后不复存在，使得非洲电影人愈发依赖西方的资金和资源。虽然非洲电影人一直渴望通过电影表达本土的声音和民族认同，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非洲电影的创作往往陷入寻求国际支持和追求自主表达的困境之中。
非洲电影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正在进行的数字革命，以及随之兴起的在线平台，正为非洲内容创作者带来新的经济机遇。2022年，联合国在《非洲电影：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报告中提出了非洲电影未来发展的四个主要方向：以本土化录像短片为特色的“好莱坞模式”、基于法国视角的导演电影模式、为南非等地区提供电影工业后期制作等服务支持的“服务模式”，以及电影节展映模式。其中，展映模式与电影节模式相对传统，而短片模式和服务模式则在流媒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显示出更为广阔的前景，值得深入探索与推进。
在中国市场的互联网媒体中，不同平台具有各自鲜明的特色。因此，可以根据内容类型将其有针对性地投放到不同的平台，或建立类似于Netflix非洲频道的合作专门频道，以此实现青年群体之间的直接交流，这是最为直接且有效的方式。非洲电影在中国的另一个发展契机在于大力推广动画电影。从以往非洲电影在中国的商业放映数据可以看出，获得一定成功的多是动画电影。一方面，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动画电影提供了天然的背景素材；另一方面，动画形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文化折扣”，基于较为轻量级的文化基础进行创作，既积累了创作经验，又获得了商业回馈。
同时，拓宽非洲电影人的教育途径也至关重要。受早期殖民的影响，非洲电影导演接受电影教育和行业培训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赴一些西方国家（如法国）接受电影教育；二是前往苏联进行学习；三是依靠在非洲拍摄的西方剧组中担任临时工，获得草根式的电影教育。然而，多样化的电影教育合作项目仍然相对薄弱，因此，中非两国应进一步推进青年电影人培养计划，致力于培养能够以不同文化视角和深厚人文关怀进行创作的青年人才，促进双方更深入的理解与交流。
中非之间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推动非洲电影的发展与传播，不仅可以丰富世界电影艺术的组成，也有助于在全球文化领域中进一步推动多元化的表达。事实上，中国与非洲在文化亲近性上也有一定的优势。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非洲电影中展现的人际价值观其实与我们更为接近……即使这些电影探讨贫困问题，影片中依然着重描绘了贫困中的人情温暖。这种价值观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中也有所共鸣，与西方国家的叙事迥然不同。”通过文化互动，不同文明在交流中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推动代表当代非洲真实生活的非洲电影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不仅能够充实和深化中非友谊与合作的内涵，更能为全球文明倡议的实施提供现实路径。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实践中，此举亦有助于丰富世界文化交流的多样性，进而为全球文化景观增添新的活力与维度。
（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常江：《数字时代的电影观众：行为逻辑与文化认同》，《当代电影》，2023年第5期。
②张勇：《“电影节的魅惑”——西方电影节与非洲电影的文化身份研究》，《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③濮波：《电影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非洲本土电影叙事、产业、媒介对社会的介入观察》，《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责编/周小梨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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