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质生产力代表着产业变革的新趋势、生产力发展的新方向，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高技能人才作为关键的劳动要素，在联接技术创新与生产实践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至关重要。当前，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我国高技能人才需求呈现扩容与提质并存的特征，与此相对应，高技能人才供给面临短缺与失配并存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为此，必须统筹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加快构建同新质生产力发展更相适应的高技能人才发展机制，拓展高技能人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高技能人才 需求 供给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并作出全面部署。这为我们更好地发挥人才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提供了基本遵循。实践已反复证明，高技能人才作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基础性力量。近年来，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高技能人才供给依然滞后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程。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当前高技能人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如何？从供需适配的角度看，如何着力缓解高技能人才供给与新质生产力需求错配的状况？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分析。
扩容与提质并存：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高技能人才提出新要求
本质上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基本特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在这种先进生产力质态下，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便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的三大要素。以此探寻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可以得出：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高技能人才提出新需求，总体上呈现扩容与提质并存的特征。
❖ 推进技术革命性突破要求高技能人才增量扩容。
技术革命性突破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原动力。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创新都带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取得创新性突破，形成了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生产力。当前，全球正进入以通用人工智能（AGI）技术为引领的新一轮技术革命酝酿期，通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脑机接口等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成为推动形成未来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之一。
从全球劳动力市场看，技术创新突破已成为未来岗位变动的最大影响因素，其中推动技术应用和发展数字化智能化将重塑劳动力市场。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赋能“三新”经济蓬勃发展，奠定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据统计，2023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23,528亿元，比2022年增长6.4%，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增速高1.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三新”经济发展带动劳动者的职业结构在细化与新生中重构。据统计，2019年以来，我国累计公布6批共93个新职业，其中技能类新职业数量占新增职业总数的80%以上，对相应高技能人才岗位的需求旺盛。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首次设置新职业和数字技术技能比赛项目，折射出技能类新职业在“三新”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 推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要求高技能人才技能升级。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催化剂。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体现为新劳动者、新劳动资料、新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生产要素出现了增长的极限，而新质态生产要素恰恰突破了这种极限，通过推动技术创新贯穿于从原理到原型、从原型到产品、从产品到规模市场的全过程，实现全要素效率的提升。也就是说，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不再仅依赖于生产流程前端关键原理的突破，靠近产业化后端的渐进性创新日趋重要。
从生产要素配置看，高技能人才凭借熟练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精湛的操作技能，可将先进科学技术和各类高端设备等科技创新成果有效地运用于实践、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彰显了其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正是基于上述生产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高技能人才日渐深入地参与到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同时，随着核心技术的发展，那些从事规则性体力劳动的传统技能人才可能会进入到非规则性智能劳动领域，他们从事的新岗位呈现出复杂性、工程性、团队协作性和多工种复合性等典型特征。为此，在助推技术和产业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高技能人才不仅要掌握专门的知识技术及精湛的操作技能，还要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即通过将生产一线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实体产品或服务于实际应用，优化现有的关键技术和工艺，推动产品迭代和服务升级。
❖ 推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要求高技能人才技能转型。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的跨界融合，我国产业发展加速向技术密集转变，并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也从传统加工制造延伸至高精尖技术创新、精密仪器制造、一体化软件服务和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领域。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4年的7.6%提升至2023年的13%以上。同时，随着产业转型的深度推进，我国正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3）》显示，2022年，我国中间品贸易占全球中间品贸易比重跃升至15.2%，位列世界第一。制造业中间品贸易占全球的比重达到20%左右。
上述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对知识、技术、智力提出了较高要求,需要一大批能够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能够真正承担打通技术突破和创造发明“最后一公里”重要任务的高技能人才予以支撑。同时，传统产业生产方式、产品模式、贸易形式的加速变革,对高技能人才质量、岗位技术标准、技能素质、创新素质及岗位适应力等提出了高要求，使得高技能人才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具备应对复杂工作情境和各种突发问题的通用能力。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指出，与掌握某一项专业技能相比，高级认知技能、社会行为技能、能够预测适应能力的技能组合等三类通用能力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短缺与失配并存：高技能人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状况
如前所述，高技能人才是在生产、运输和服务等领域岗位一线，熟练掌握专门知识和技术，具备精湛的操作技能，并在工作实践中能够解决关键技术和工艺的操作性难题的人员，主要包括技能劳动者中取得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及相应水平的人员。纵观工业强国发展史，从“工业互联网”的提出到“工业4.0”战略的推进，高技能人才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一系列支持性制度政策的陆续出台，有效助力了高技能人才规模的增长。当下，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引致了对高技能人才技能要求的提升。但从我国现有高技能人才规模、结构和素质看，匹配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高技能人才供给总体上呈现短缺与错配并存的态势。
❖ 适应高技能人才发展需求的政策供给形成“组合拳”。
我们党历来重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瞄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当前及长期存在的短板和弱项，从制度建设、政策供给、重点攻坚等方面持续发力，逐步形成了涵盖高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和激励在内的制度政策体系。
从培育体系看，高技能人才成长发展平台建设初见成效。近年来，随着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推行以及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实施，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数量日益增多，技能培养能力不断增强。据统计，截至2023年底，全国有就业训练中心500所、民办培训机构31226所。2023年全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822万人次。同时，随着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企业劳模创新工作室、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的设立，汇聚不同工种技能人才开展集体创新的能力不断增强。据统计，2022年，我国累计确定115家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139家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其中，80%以上的基地项目依托院校和培训机构建设，近70%的工作室项目依托企业建设。
从评价体系看，高技能人才评价改革多点突破。基于原有的“五级”技能等级，我国建立并推行新“八级工”制度，打通了高技能人才纵向职业生涯“天花板”。同时，通过实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贯通了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间的横向衔接。通过健全以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为主要内容的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夯实了高技能人才评价的“底座”。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有2606个职业资格鉴定机构、36914个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面向全社会提供技能人才评价服务。相较2022年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数量增加6599个。
从使用激励情况看，高技能人才的待遇和地位不断提升。近年来，提升高技能人才待遇的呼声不断高涨。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78.3%的职工最希望单位工会开展或加强的职工服务工作是提高工资收入，位居各选项之首。为此，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加大力度推行特级技师聘任制度、企业首席技师制度、高技能人才带头人制度，有效助力了高技能人才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 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技能人才供给存在“硬缺口”。
近年来，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已成为高技能人才的重要“蓄水池”。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有技工院校2468所，2023年应届毕业生121.70万人，较2022年增加13.00万人，连续多年向社会输送逾百万的毕业生；中等职业教育（不含上述技工学校）共有7085所学校，职业本科招生8.99万人，比2022年增长17.82%，高职（专科）招生555.07万人，比2022年增长2.99%。由此可见，随着我国技能人才潜在供给数量的不断增加，高技能人才发展呈现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并存的态势。
从取得证书的人次看，高技能人才数量呈现增长态势。近年来，我国每年新增取得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高技能人才人次约占新增技能人才人次的1/3左右。据统计，2023年，我国共有1540.3万人次参加职业资格评价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其中1236.3万人次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4万人次取得技师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从现有人才规模看，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逐年提高。截至目前，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占技能人才总量的30%。预计到“十四五”期末，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达到30%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1/3。同时，“十四五”期间，预计新增技能人才4000万人以上，东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达到35%，中西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在现有基础上提高2-3个百分点，未来高技能人才的供给将进一步加大。
从人才质量看，高技能人才素质不断提升。近年来，各类各级技能竞赛活动广泛开展，以世界技能大赛为引领、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为龙头、全国行业和地方各级职业技能竞赛以及专项赛为主体、企业和院校职业技能比赛为基础的中国特色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基本形成。据统计，自2010年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我国已连续参加5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36枚金牌，实现金牌榜上的新突破，彰显了我国技能人才的高水平技艺。
但与此同时，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比，高技能人才供给仍存在较大的缺口。如前所述，近年来，我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有所上升，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差距。据测算，我国高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口总量的百分比仅为7%，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同时，我国高技能人才供需矛盾依然严峻，一些岗位的高技能人才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5以上。如广东高技能人才求人倍率长期高于2，存在较大缺口。另据多鲸教育研究院发布的《2022中国职业教育行业报告》预测，到2025年，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电力装备、新材料、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等领域存在百万以上的人才缺口，分别达2000万、1731万、1000万、900万、128.8万。
❖ 匹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技能人才结构出现“新瓶颈”。
如前所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掌握复杂技术知识的高技能人才提出了迫切需求。从供需适配情况看，我国现有高技能人才的结构与质量同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存在明显的错配现象。
总体而言，现有高技能人才结构分布难以匹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层级结构看，在每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次中，高级工约占30%，而获得技师及以上证书人次占比为3%，比例偏低。从职业（工种）结构看，传统制造业中车、钳、电、焊等加工行业的高技能人才偏多，而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所需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等新兴职业中的高技能人才偏少。从行业分布看，相比传统制造业，新兴制造业中的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更为严重。有调查表明，30.6%的调查对象认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技能人才最短缺行业，其次为“原材料及新材料”（25.6%）、“先进装备”（16.3%）。从技能结构看，单一型技能人才偏多，而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偏少，这其中的复合型能力既包括原始创新能力、模仿创新能力等创新驱动能力，也包括降低能耗、掌握低碳技术等绿色发展能力以及服务能力、社交能力等外向型能力。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当前高技能人才供给侧变革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引致的需求侧变革不相适应。从当前就业市场供需关系特点看，高技能人才短缺和失配本质上是教育培训同就业市场的衔接融合不够，尤其是新兴产业发展引发的对新型高技能人才市场需求的井喷式增长，使得高技能人才供给短期内难以满足现实需求。二是高技能人才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从现实情况看，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培养的毕业生要成长为一名高技能人才，需要长时间的技能养成过程。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进行推算，一名职业院校毕业生要成长为高级工，一般需要10年以上的本职业或相关职业的工作经历；高级工成长为技师、技师成长为高级技师皆需要4年以上本职业的工作经历。一般而言，晋升的技能等级越高，所需要的技能养成时间也越长。
市场与政府同行：高技能人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路径
当前，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引致的高技能人才需求变化，不仅要积极挖掘高技能人才有效需求来促进有效供给，还要大力改善高技能人才有效供给以适应有效需求，着力推动形成高技能人才供给与需求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为此，需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促进相结合，从提升高技能人才技能水平入手，统筹发挥政府、市场、劳动者的重要作用，多维发力破解高技能人才技能水平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困境。具体而言，在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完善技能养成的体制机制、营造尊重技能尊重劳动氛围的同时，还要重视以下六点：
加大技能类新职业的开发力度，实现技能类职业与职业教育专业的无缝衔接。职业是宏观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起点，职业管理已成为政府加强宏观人力资源开发的普遍做法。在2019年以来公布的93个新职业中，技能类新职业数量占新增职业总数的80%以上，进一步拓宽了职业院校毕业生的职业领域。但从现实情况看，职业教育专业与技能类职业适应度不高的问题依然突出。为此，建议加强技能类新职业的分析和研判，建立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技能类新职业的跟踪和开发机制，以此带动职业教育专业的结构性调整。
加强国家资历框架的顶层设计，实现职业教育标准和技能人才认证标准的有效贯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国家资历框架的理念已成为多数国家建立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基础，且基于此普遍实现了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学历证书的贯通衔接。为此，建议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加快建立国家资历框架，推动职业教育认证标准、技能人才职业资格评价或技能等级认定标准及后续教育培训标准等关键节点一体设计，构建涵盖通用能力标准、等级层次标准在内的多层次标准体系。
推进“学分银行”建设，实现学历资历与职业资历的等值互认。从典型国家的经验看，“学分银行”已成为推动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学历证书对接的有效工具。当前，我国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速推进，相关基础能力建设的滞后制约着职业技能培训的效果。为此，建议参照国际通行做法，按照等值性原则，坚持模块化、单元化和学分化导向，加快推进“学分银行”建设，研究形成高技能人才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认定中的“学分”设置办法，推动职业资历与学历证书的衔接。
发挥企业等多方主体作用，实现市场调节与政府促进的更好结合。从高技能人才开发的进程看，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发挥企业等各方主体的作用。为此，建议探索建立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和职业院校等共同参与高技能人才开发的机制；激发企业在高技能人才培育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重视发挥央企和有实力的地方国企的龙头作用；支持企业创建产业学院、技能大师工作室、实验室、创新基地、实践基地，集合多种技能人才的优势力量开展联合攻关。
重视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其他战略人才力量配置效率的大幅提升。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多层次人才体系予以支持。为此，建议研究新质生产力发展引致的各类战略人才力量需求的变化，提升高技能人才与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间的配置效率。
营造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一体推进的良好生态，实现教育链、创新链、生产链与人才链的有机融合。高技能人才作为一支重要的战略人才力量，其发展要通过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一体推进得以实现。为此，建议尊重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统筹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职称制度的改革创新，搭建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的立交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技能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模式变革和管理创新，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急需紧缺技能。
（作者为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关键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2ZDA03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黄梅：《结构性就业矛盾的现实表现及应对策略——“有活没人干”与“有人没活干”并存的就业供需失衡问题分析》，《人民论坛》，2024年第12期。
②李钰靖：《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技能劳动力需求特征及职业教育供给思路——基于人工智能劳动介入的研究视角》，《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年第15期。
③郭轶锋、高珂：《新质生产力条件下技术技能人才能力培养的挑战与对策分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年第10期。
④匡瑛：《技术技能人才培育的突出问题与破局之策》，《人民论坛》，2022年第21期。
责编/谷漩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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